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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1日，应法国TRIP协会主席Herve Hubert博士邀请，我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达巴黎，准备参加他们的第六届“迈向开放的文明”国际研讨会，同时举办我的纪录片影展。
TRIP协会的主要成员是欧洲一些著名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2008年5月，他们结合本职工作，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有关精神分析的研讨会。此后，他们又在巴黎国际城剧院、希腊雅典大学、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和古巴哈瓦那大学举办过四届国际研讨会。针对“母亲杀婴”、“在自己身体里放逐”、“帕索里尼和社会症候”、“跨越身份、文化和性别”等主题，他们对人类的生存与精神世界进行了广泛研讨。本届会议的主题是：“迈向开放的文明——文化、精神分析和社会现象”。来自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作家、影视制片人、导演、经济科学家、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参加了研讨会。我是被该协会唯一邀请到会的中国影视编导。
法国TRIP协会为何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呢?在巴黎的中国翻译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开玩笑地回答，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自由编导吧。
自由开放的法国文化
我是在Herve Hubert主席的精神分析咨询中心与他见面的。Herve Hubert主席的头发花白，眼睛深陷，长相学究。他是巴黎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家，曾获得过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学博士和雷恩第二大学心理学博士，也曾是雷恩上诉法院的专家，并于1999年至2007年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现任巴黎一家国际多语言(包括汉语)精神分析咨询中心主任和巴黎Paul Sivadon研究所精神分析讲座主任。他的著作有《易性癖，症状综合症》等。2011年1月，他在英国伦敦举办过个人画展。我与Herve Hubert博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他的一些想法证明了我对翻译的正确回答。因为主席希望通过讲述“我的人生”来促进“对个个和集体认同问题”的思考。他还说，他们是想透过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从中寻找到中国社会变革的烙印。有意思的是，在我与Herve Hubert博士交流时，我听到了他的手机铃声居然是那首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我更加明白，中国有那么多知名导演他们都不请，而偏偏请我这个“无产阶级”的自由编导去开会，其主要原因是他有革命之本色。
早在2011年8月，我就接到了组委会成员的电话，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巴黎参加“迈向文明”的国际研讨会。当我得知他们要我去讲我当兵的经历，并要我讲“艺术与革命”的主题后，我便痛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它有着光辉的革命历史。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工人的革命政府就在那里建立过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虽说历史短暂，但它施行了许多重大的措施。例如，公社委员会取代旧政府的政权，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是唯一武装力量，实行民主选举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废除高薪，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巴黎公社还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令。这些都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害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说，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受到了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影响。另外，在世界级的城市排列中，巴黎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并列为四大国际都市。它前卫的革命思想和
灿的艺术文化，加上社会环境的宽松，都让巴黎人有一种独具慧眼的影响力。
我是从插队知青当的兵，是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从我当兵到提干，再到少校军官转业地方的跨国公司，到最后下海全身心投入艺术领域，几乎是在中国大变革的风浪中度过了我的主要人生。通过我曲折起伏的人生历程，寻找中国改革开放的烙印，这也是他们邀请我去巴黎演讲的内在道理。
法国是一个十分开放和自由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旗帜鲜明地欢迎两类人，一类人是企业家，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第二类人是艺术家。他们能展开联想的翅膀，创造出惊人的精神大餐。法国人认为，人类的生活，除了物质享受，就是精神上的享受。而这个精神，来自于艺术。法国^喜欢艺术如痴如迷。我们可以从他们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艺术品中去追索和体会。当然也可以从法国大使馆在签证时的效率上得以印证。尽管我没有单位出具工资证明，我递交签证的材料不算完整，但在两天后我就顺利地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回想若干年前，我还在某公司任高职，单位证明收入不菲，同样我以艺术家身份准备前往美国，但却遭到美国大使馆的两次拒签。所以我更加珍惜这次去巴黎开会的机会。
放下手中正在创作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认真回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经历不说传奇，也算奇特。我从基层连队到军区大机关工作，从到国务院所属的跨国大公司到下海单干，无论自己的事业发展，还是爱情上的波折，都一度被戏称为“焦点访谈”人物。以至于有人对我谦和的“微笑”表情也要产生无端的忌恨。但我这人性格倔强，认准了走艺术的道路，我是永远也不会回头的。在艺术追求上，我信奉“艺无止境”。在为人处事上，虽说我是直肠子人，但我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我生活得十分自信、自由和自立。我人生中的所作所为，包括我的艺术作品，都是在为社会做无私的奉献。沉浸到“往事的回忆”境地，我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出了洋洋三万多字的坎坷经历。当然，这只是我整个人生中的一些小段落。
巴黎组委会成员看了我的经历，他们兴奋地打电话来说，你的生活故事很独特，许多故事很有意思，既像一部波澜起伏的小说，又像是一部有悲有喜的大戏，许多情节更像是一部险象环生的电影。他们被我“忽儿被抛到浪尖，忽儿又被扔进海底”的人生历险所吸引。他们还开玩笑说，如果将来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_定会受到法国读者的欢迎。
透过影像了解中国
由于会议时间有限，他们只能给我一小时演讲，其中还包括翻译的时间。所以我便从中摘出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过去我们部队为何有艺术兵，另一个讲我早期触及影视编剧的一些有趣故事。
2011年12月3日上午，我的演讲果然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兴趣，来自法国、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朋友都分别向我提了问。除了关心我的人生命运，他们还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2月5日晚，在TRIP协会为我为举办的纪录片影展上，Herve Hubert主席和法国电影导演Maizuo Dan等人亲自到场，他们和其他法国朋友一起观看了我拍摄的《人熊共居》、《老李和鸭鸭》和《回家过年》。他们每看一部作品都要提出许多问题。几位专家、学者和巴黎市民观众还就影片所涉内容，以及他们对中国民生的看法提出了询问和发表了意见。影展结束后，Herve Hubert主席对我的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热情地赞扬说，通过我的纪录片，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他还幽默地说，下次见到我时，他要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在与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虽然他们都有渴望了解当今中国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热情，但因为渠道有限，他们对中国了解得还是少之又少。一位法国老专家说他一直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他向我提了许多问。他说在七十年代初他来过中国，他非常喜欢中国人那时的团结精神和纯朴情感，所以他对当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后出现的“人情冷淡”表示担忧。
有位法国朋友没有来过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中国飞速发展的现状。他问了我一个可笑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很严，问我能否看到美国电影《泰坦尼号》，我笑着回答，不仅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美国大片，就连我们当年的国家领导人看后还称赞这部影片拍得好。听了我的回答，不少人都感到吃惊。法国民众为何这么不了解我们的祖国呢?是不是我们的各类宣传还存在着不足?我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恰巧，在回国途中，我在马黎的戴高乐机场遇见一位刚刚从法国毕业的女留学生，她向我介绍说，法国本土只有一个中文电视频道，每天要播几十分钟新闻，其中大部分时间是播“中国问题”的新闻，剩下的内容便是世界各地的战争和灾难。这使我想起了这次去巴黎新结识的法国朋友阿兰，他曾打开平板电脑，他指着正在播放的“高端访谈”节目对我说，这就是他们能够收到的CCTV法文节目。我问他喜欢吗?他摇了摇头，说他们感到里面的内容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他们不爱看不真实的内容。
法国大多数人对中国完全的不了解。加上文化的差异，他们对我们民俗更加陌生。比如对于“家”的理解，在概念上就与中国人的思维不一样，因此他们对我的《回家过年》里面的一家三代“回老家去过年”故事的激动之处不是很理解。
法国人对“家”的概念的确与中国人不一样。法国人认为，孩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人就得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他们没有长辈与晚辈之严苛之分，在家里人人平等和自由。再比如，法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要预约，就连父母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也要预约。孩子不同意见面，父母就不能去见孩子。中国人历来教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不听父母的话就是不孝之孙。在传统意识强的家庭，甚至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当成“传宗接代”的“根”。这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孩子非常独立，孩子们可以直呼自家父母的名字。而在中国，谁家的孩子敢直呼自家父母名字?除非“大逆不道”。
正因为有了这样和那样的文化差异，所以他们在看我的《回家过年》时，对晚辈向长辈们磕头拜年的举动表示不解。就连Herve Hubert博士也问我，影片中的磕头，是不是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我只好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说磕头拜年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是民间礼俗，它与宗教无关。
有位精神分析师看了《老李与鸭鸭》后问我，他说老李下岗后心情郁闷，他为什么不去找精神分析师?我说一个下岗工人，刚好解决温保问题，他哪里有钱去看精神医生。再说，中国现在非常缺乏精神医生。另外，中国人与法国人对精神病的理解上有差异，中国人害怕说自己有精神病。我还补充道，正是为了免除老李下岗后的困扰，他的媳妇才给他买了这只鸭子。没想到，这只动物一进家，它给老李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写到这里，也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有个战友，他人老实憨厚，过去在我手下当过兵。复员回地方后，他一时不适应与各类复杂的人事关系打交道，于是对我说：“妈哟，与人打交道太累。老子去养猪，与猪打交道总比与人打交道轻松些。”他果然去养了一段时间的猪，据说还赚了一些钱。这个看似好笑的笑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中国普通百姓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他们具有一种在苦中寻找乐趣的智慧。
在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中，不少人仍有革命的本色，其性格虽然多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真实，喜欢追求真理。我们从法国电影史中，就不难发现他们有过“真实电影”和“真理电影”的浪潮。在生活中，他们既注重真实，但也不掩盖自己的艺术想像，他们总是对人类美好的东西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期盼。
一位年轻的法国朋友在观看我的纪录片后问我，他说你演讲的主题是“革命与艺术”，但从你的作品中，又似乎只看到艺术而没看见你的革命。我笑着回答说，革命并不只是挂在嘴上喊空口号，而是要我们去为社会文明进步做实实在的工作。革命也不是不分好坏地乱去革它一通，如果把一切文化都当成日世界的垃圾去推翻，我认为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我看来，保护好的传统，弘扬好的美德，同样是革命者应尽的职责。之所以我选这几部作品来展映，其主题就是围绕一个“家”字。前两部表面上描写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但其实质还是落在一个“家”字上。文成英热心在家收养一只野生熊，老李疼爱他饲养的鸭鸭，人与动物像亲人一样地在一个起生活，没有和谐的“家”来支撑怎么行?再来看看《回家过年》，片中展现的是中国人回老家与亲人团圆时的幸福，就连上坟的“悲”，也涵蕴着“团聚”之“喜”，这就是中国人对“家”归属的尊崇。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作为一名自谋生路的艺术家，花自己的钱去做反映百姓真实生活和弘扬中国民俗文化的纪录片，没有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是不可能去这样做的。那位法国朋友听完翻译后，终于认同地点了点头。
TRIP协会的主要成员是欧洲一些著名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2008年5月，他们结合本职工作，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有关精神分析的研讨会。此后，他们又在巴黎国际城剧院、希腊雅典大学、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和古巴哈瓦那大学举办过四届国际研讨会。针对“母亲杀婴”、“在自己身体里放逐”、“帕索里尼和社会症候”、“跨越身份、文化和性别”等主题，他们对人类的生存与精神世界进行了广泛研讨。本届会议的主题是：“迈向开放的文明——文化、精神分析和社会现象”。来自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作家、影视制片人、导演、经济科学家、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参加了研讨会。我是被该协会唯一邀请到会的中国影视编导。
法国TRIP协会为何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呢?在巴黎的中国翻译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开玩笑地回答，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自由编导吧。
自由开放的法国文化
我是在Herve Hubert主席的精神分析咨询中心与他见面的。Herve Hubert主席的头发花白，眼睛深陷，长相学究。他是巴黎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家，曾获得过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学博士和雷恩第二大学心理学博士，也曾是雷恩上诉法院的专家，并于1999年至2007年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现任巴黎一家国际多语言(包括汉语)精神分析咨询中心主任和巴黎Paul Sivadon研究所精神分析讲座主任。他的著作有《易性癖，症状综合症》等。2011年1月，他在英国伦敦举办过个人画展。我与Herve Hubert博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他的一些想法证明了我对翻译的正确回答。因为主席希望通过讲述“我的人生”来促进“对个个和集体认同问题”的思考。他还说，他们是想透过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从中寻找到中国社会变革的烙印。有意思的是，在我与Herve Hubert博士交流时，我听到了他的手机铃声居然是那首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我更加明白，中国有那么多知名导演他们都不请，而偏偏请我这个“无产阶级”的自由编导去开会，其主要原因是他有革命之本色。
早在2011年8月，我就接到了组委会成员的电话，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巴黎参加“迈向文明”的国际研讨会。当我得知他们要我去讲我当兵的经历，并要我讲“艺术与革命”的主题后，我便痛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它有着光辉的革命历史。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工人的革命政府就在那里建立过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虽说历史短暂，但它施行了许多重大的措施。例如，公社委员会取代旧政府的政权，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是唯一武装力量，实行民主选举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废除高薪，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巴黎公社还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令。这些都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害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说，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受到了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影响。另外，在世界级的城市排列中，巴黎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并列为四大国际都市。它前卫的革命思想和
灿的艺术文化，加上社会环境的宽松，都让巴黎人有一种独具慧眼的影响力。
我是从插队知青当的兵，是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从我当兵到提干，再到少校军官转业地方的跨国公司，到最后下海全身心投入艺术领域，几乎是在中国大变革的风浪中度过了我的主要人生。通过我曲折起伏的人生历程，寻找中国改革开放的烙印，这也是他们邀请我去巴黎演讲的内在道理。
法国是一个十分开放和自由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旗帜鲜明地欢迎两类人，一类人是企业家，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第二类人是艺术家。他们能展开联想的翅膀，创造出惊人的精神大餐。法国人认为，人类的生活，除了物质享受，就是精神上的享受。而这个精神，来自于艺术。法国^喜欢艺术如痴如迷。我们可以从他们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艺术品中去追索和体会。当然也可以从法国大使馆在签证时的效率上得以印证。尽管我没有单位出具工资证明，我递交签证的材料不算完整，但在两天后我就顺利地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回想若干年前，我还在某公司任高职，单位证明收入不菲，同样我以艺术家身份准备前往美国，但却遭到美国大使馆的两次拒签。所以我更加珍惜这次去巴黎开会的机会。
放下手中正在创作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认真回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经历不说传奇，也算奇特。我从基层连队到军区大机关工作，从到国务院所属的跨国大公司到下海单干，无论自己的事业发展，还是爱情上的波折，都一度被戏称为“焦点访谈”人物。以至于有人对我谦和的“微笑”表情也要产生无端的忌恨。但我这人性格倔强，认准了走艺术的道路，我是永远也不会回头的。在艺术追求上，我信奉“艺无止境”。在为人处事上，虽说我是直肠子人，但我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我生活得十分自信、自由和自立。我人生中的所作所为，包括我的艺术作品，都是在为社会做无私的奉献。沉浸到“往事的回忆”境地，我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出了洋洋三万多字的坎坷经历。当然，这只是我整个人生中的一些小段落。
巴黎组委会成员看了我的经历，他们兴奋地打电话来说，你的生活故事很独特，许多故事很有意思，既像一部波澜起伏的小说，又像是一部有悲有喜的大戏，许多情节更像是一部险象环生的电影。他们被我“忽儿被抛到浪尖，忽儿又被扔进海底”的人生历险所吸引。他们还开玩笑说，如果将来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_定会受到法国读者的欢迎。
透过影像了解中国
由于会议时间有限，他们只能给我一小时演讲，其中还包括翻译的时间。所以我便从中摘出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过去我们部队为何有艺术兵，另一个讲我早期触及影视编剧的一些有趣故事。
2011年12月3日上午，我的演讲果然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兴趣，来自法国、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朋友都分别向我提了问。除了关心我的人生命运，他们还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2月5日晚，在TRIP协会为我为举办的纪录片影展上，Herve Hubert主席和法国电影导演Maizuo Dan等人亲自到场，他们和其他法国朋友一起观看了我拍摄的《人熊共居》、《老李和鸭鸭》和《回家过年》。他们每看一部作品都要提出许多问题。几位专家、学者和巴黎市民观众还就影片所涉内容，以及他们对中国民生的看法提出了询问和发表了意见。影展结束后，Herve Hubert主席对我的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热情地赞扬说，通过我的纪录片，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他还幽默地说，下次见到我时，他要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在与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虽然他们都有渴望了解当今中国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热情，但因为渠道有限，他们对中国了解得还是少之又少。一位法国老专家说他一直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他向我提了许多问。他说在七十年代初他来过中国，他非常喜欢中国人那时的团结精神和纯朴情感，所以他对当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后出现的“人情冷淡”表示担忧。
有位法国朋友没有来过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中国飞速发展的现状。他问了我一个可笑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很严，问我能否看到美国电影《泰坦尼号》，我笑着回答，不仅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美国大片，就连我们当年的国家领导人看后还称赞这部影片拍得好。听了我的回答，不少人都感到吃惊。法国民众为何这么不了解我们的祖国呢?是不是我们的各类宣传还存在着不足?我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恰巧，在回国途中，我在马黎的戴高乐机场遇见一位刚刚从法国毕业的女留学生，她向我介绍说，法国本土只有一个中文电视频道，每天要播几十分钟新闻，其中大部分时间是播“中国问题”的新闻，剩下的内容便是世界各地的战争和灾难。这使我想起了这次去巴黎新结识的法国朋友阿兰，他曾打开平板电脑，他指着正在播放的“高端访谈”节目对我说，这就是他们能够收到的CCTV法文节目。我问他喜欢吗?他摇了摇头，说他们感到里面的内容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他们不爱看不真实的内容。
法国大多数人对中国完全的不了解。加上文化的差异，他们对我们民俗更加陌生。比如对于“家”的理解，在概念上就与中国人的思维不一样，因此他们对我的《回家过年》里面的一家三代“回老家去过年”故事的激动之处不是很理解。
法国人对“家”的概念的确与中国人不一样。法国人认为，孩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人就得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他们没有长辈与晚辈之严苛之分，在家里人人平等和自由。再比如，法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要预约，就连父母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也要预约。孩子不同意见面，父母就不能去见孩子。中国人历来教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不听父母的话就是不孝之孙。在传统意识强的家庭，甚至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当成“传宗接代”的“根”。这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孩子非常独立，孩子们可以直呼自家父母的名字。而在中国，谁家的孩子敢直呼自家父母名字?除非“大逆不道”。
正因为有了这样和那样的文化差异，所以他们在看我的《回家过年》时，对晚辈向长辈们磕头拜年的举动表示不解。就连Herve Hubert博士也问我，影片中的磕头，是不是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我只好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说磕头拜年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是民间礼俗，它与宗教无关。
有位精神分析师看了《老李与鸭鸭》后问我，他说老李下岗后心情郁闷，他为什么不去找精神分析师?我说一个下岗工人，刚好解决温保问题，他哪里有钱去看精神医生。再说，中国现在非常缺乏精神医生。另外，中国人与法国人对精神病的理解上有差异，中国人害怕说自己有精神病。我还补充道，正是为了免除老李下岗后的困扰，他的媳妇才给他买了这只鸭子。没想到，这只动物一进家，它给老李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写到这里，也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有个战友，他人老实憨厚，过去在我手下当过兵。复员回地方后，他一时不适应与各类复杂的人事关系打交道，于是对我说：“妈哟，与人打交道太累。老子去养猪，与猪打交道总比与人打交道轻松些。”他果然去养了一段时间的猪，据说还赚了一些钱。这个看似好笑的笑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中国普通百姓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他们具有一种在苦中寻找乐趣的智慧。
在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中，不少人仍有革命的本色，其性格虽然多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真实，喜欢追求真理。我们从法国电影史中，就不难发现他们有过“真实电影”和“真理电影”的浪潮。在生活中，他们既注重真实，但也不掩盖自己的艺术想像，他们总是对人类美好的东西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期盼。
一位年轻的法国朋友在观看我的纪录片后问我，他说你演讲的主题是“革命与艺术”，但从你的作品中，又似乎只看到艺术而没看见你的革命。我笑着回答说，革命并不只是挂在嘴上喊空口号，而是要我们去为社会文明进步做实实在的工作。革命也不是不分好坏地乱去革它一通，如果把一切文化都当成日世界的垃圾去推翻，我认为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我看来，保护好的传统，弘扬好的美德，同样是革命者应尽的职责。之所以我选这几部作品来展映，其主题就是围绕一个“家”字。前两部表面上描写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但其实质还是落在一个“家”字上。文成英热心在家收养一只野生熊，老李疼爱他饲养的鸭鸭，人与动物像亲人一样地在一个起生活，没有和谐的“家”来支撑怎么行?再来看看《回家过年》，片中展现的是中国人回老家与亲人团圆时的幸福，就连上坟的“悲”，也涵蕴着“团聚”之“喜”，这就是中国人对“家”归属的尊崇。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作为一名自谋生路的艺术家，花自己的钱去做反映百姓真实生活和弘扬中国民俗文化的纪录片，没有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是不可能去这样做的。那位法国朋友听完翻译后，终于认同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