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感叹，柏林跟中国某个“城市客厅”相比简直像个农村，奥巴马也多次以中国为例激励美国人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科研。中国每年七八千万人次境外旅行，越来越多的是各种自信和对国外的小失望。的确，勤勉的中国人在高污染、高房价、高通胀等威胁下还是创造了世所瞩目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从心理上更渴求得到外国的尊重。
　　近几年中文网络上的求战声音不绝于耳，而最近又有军方学者加入网上敲边鼓的行列。在舆情偏好将城管之汹汹与外战外行相提并论的气氛下，一些军内谨慎温和的声音就免不了受讥嘲为怯战。其实，内争权利与外求和平可并行不悖。美国的反战运动就是受了民权运动的雨露滋润。相反，黩武的法西斯运动是以同时践踏本国和他国民权为特征的。即便是在21世纪的美国，对反恐战争的最初质疑，也是出自对涉嫌侵犯本国民权的《爱国者法案》的抵制风潮。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发展势头越是好，越要沉得住气。且不说某些外国势力已经挖好了陷阱等着中国犯错，单从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角度看，指望在一场可能带来不测后果的外战基础上澄清国内秩序，无异于缘木求鱼。一战后魏玛德国对威廉德国的取代，并非正向循环；二战后德日被强制接受改造，只是罕见的大乱至大治的例子，更多的失败案例，可从海地、阿富汗、伊拉克看到。
　　更何况，历史上两强相争，很少有不伤筋动骨的。英国即便在“7年战争”中完胜法国，但为弥补之前恶战造成的财政亏空，得向北美殖民地加税。结果，前脚刚帮英军赶跑法国殖民军的新大陆民兵，后脚又和法国人联手反对英国，致使大英帝国被撕开一道口子。而帮华盛顿将军打败英军的法国国王，则因财政危机加剧，被迫召集三级会议加税，引来了大革命。
　　回到现实，中国GDP以每年增加一个瑞士的速度膨胀，按汇率算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经济构成中不少是基于“粗放式发展”和对环境的透支，且埋有“桥垮垮，楼塌塌”一类的安全隐患。这说明中国已是巨人，但身体还远不够强健，甚至有些虚胖，未足以在单一方向上突击使用国力，否则，易造成“肌肉拉伤”。中国即便要强军，要搞“区域拒止”，也得一步一步来。
　　再者，中国经济整体上尚未跨越曾拖住拉美多年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高增长带来的“一俊遮百丑”效应或许会冲淡对于未来系统性风险的警惕。像原铁道部负债2.66万亿元（约占GDP的5%）、各级政府债务高达15万亿～18万亿元这样的隐疾，在中国经济向好的时候或许不算什么，假以时日都能像当年消化银行系统不良资产一样对付过去，但要是类似的部门亏空搁到深陷欧债危机的任一国，都足以触发一场新的紧缩风暴。
　　由于发达国家新的工业革命可能不期而至，中国理应对自身崛起保持谦逊姿态。如今美国在页岩气开采上一骑绝尘，其天然气价格仅为欧洲的1/3、日本的1/4，这已经在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甚至冲击了我国的煤炭价格。而日本对海底可燃冰的商业化开发探索和对稀土替代材料的研发，一旦获实质性推进，亦将给“日本制造”插上双翼。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揠苗助长的“出口型”光伏产业，遭遇欧美印“双反”，哀鸿一片。搭建从科技创新到战略产业的风险链条，需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但这还远远不够。
　　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提出“简朴政府”定位，并就此约法三章，但相较于从楼堂馆所和“三公”消费中节约的钱粮，避免大的决策失误可能更关键，也更需要顶层设计。尤其是当国力上升，各种显国威、要面子的诱惑增多时，能否保持淡定，谋全局而非一域，谋大势而非一时，考验制度设计者的眼界。循现代国家通例，提升法律界、外交界、金融界、传媒界话语权，限制官商勾兑，是可资运用的平衡手段。和平决心与主权意志的磨合，亦当更多考量和借力国际法框架。
　　不管国力臻于何境，都须谨慎从事、量力而行。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到两个月的战略石油储备、世界第三的军舰总吨位，聚难散易，实经不起几场战争的消耗。无论是周边海岛的排空浊浪，还是朝鲜半岛、缅北和中东的呛鼻硝烟，都须积极应对、审慎出牌。不惧战但不轻言开战，不合理化意在改变现状的战争，与“将战火烧到敌国领土”之类扩大战争的言论保持距离，防止误判形势导致国力虚掷。
　　说到底，民众幸福乃国之本。洁净之空气、水和食物，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乃当务之急。让屌丝也能有出彩的人生，中国梦才会有所附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