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urata来广州做菲佣已经有一年,在这里,她结识了另一个菲佣姐妹Mary
　　尽管有数以千计的菲佣在大陆谋生,要找到她们,还是颇费周折。在广州郊外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保安告诉我,这里的确住着一群菲佣——信息仅限于此。她们一般只会在早晚外出买菜和购物。于是只好“守株待兔”,在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守候。
　　果然,下午5点钟,她们准时出现了:两个皮肤棕黑的东南亚人并排走过来,一高一矮。第一眼见到她们,很难把她们同“菲佣”这个词联系在一起:20岁出头,一路都在说笑,和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她们穿着T恤和牛仔裤,手腕和挎包上点缀着小饰品,看得出来,她们出门时在镜子前稍稍打扮了一番。
　　发觉我迎上去,俩人吓了一跳,笑声和打闹立即终止。菲佣在大陆目前还没有合法身份。显然,她们还不习惯与陌生人交谈,只是露出浅浅的微笑,频繁地摇头。
　　在承诺隐去她们的真实姓名和保证绝不干扰她们生活后,她们才同意接受采访。
　　小个子名叫Nadurata,大个子名叫Mary,做菲佣之前她们并不认识,由于雇主的别墅紧挨着,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了朋友。
　　Nadurata不会说中文,英文流利。她说,在菲律宾,孩子们从小就在学校接受了菲律宾语和英语两种教育。出国前,她们都上完了高中。一离开学校,Nadurata便出国当了菲佣。菲律宾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好,即使上过大学,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在Nadurata的家乡,像她一样到国外做菲佣赚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看到那么多人出去干这个,遇到不好的时候,自己自然就会认真考虑了。”
　　Nadurata和Mary都是跟随先前的雇主一起从香港来到大陆的。Nadurata在广州已呆了一年,每隔一段时间,雇主都会带她们回香港办理签证。和她们一样,在这片小区里工作的菲佣大都受雇于居住在内地的香港人和欧美人。
　　姐妹俩之前都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她们说,在哪个国家工作并无区别,也不在乎为什么人服务,只想着干完自己的活,赚到更多的钱。
　　Nadurata说雇主对她很好,对她就像家里人一样。她已在这个雇主家里工作了两年,长期生活在一起,让她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在她看来,做佣人、照顾别人家居生活,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和别的职业没太大分别。
　　比起在香港,由于政策还没有开放,大陆的菲佣人数并不太多,菲佣之间也没有聚会。Nadurata和Mary在工作之余有很多空暇,但她们因担心会给雇主和自己带来麻烦,通常只呆在家里或在周围转转。这片小区虽然在郊外,但自成一体,从大型超市、农贸市场到各种银行和商店,一应俱全,并且都只为这一个小区服务。
　　姐妹俩在中国没有别的朋友,工作也很稳定。每天早晚,她们都结伴出门买菜和购物。她们的作息很规律,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起床,因为这样才能“抢到当天的新鲜蔬菜”。雇主出门后,便是打扫房间和整理杂物,买菜时,会顺便带回家里需要的日用品。收拾完晚餐后,一天的工作就算基本结束了。如果天气好,Nadurata通常会和Mary一起到住处附近的湖边散会步,那也是菲佣们最集中的地方。
　　由于都很年轻,Nadurata和Mary的工作还仅限于操持家务和料理膳食,照顾孩子的工作通常会由年长的菲佣来做。Nadurata说,这份工作对她们来说应付自如,并不感到困难。
　　当然,并非任何时候雇主都会对她们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她们一般不会向家人提起这些。“隔得那么远,和他们提起不开心的事只会让心里更不好受。”Nadurata并不经常给家里打电话,一方面早已习惯离开家的生活;另一方面,长途电话卡对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Nadurata和Mary都说,自己不会做一辈子菲佣。平时,她们并没太多开销,都把薪水存起来,希望攒下足够的钱后,可以继续上学,然后回到家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她们脑子里现在想得更多的,仍然是眼下做菲佣的生活。
　　购物时,小个子Nadurata总是抢在前头。她们挑选蔬菜时很仔细,甚至会拿起一捆白菜研究半天,还不时用菲律宾语互相交流。卖菜的人看起来对她们一点也不好奇。
　　采访结束后,姐妹俩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下来,Mary看起来已经要进去了,Nadurata使劲拦住了她,指着头顶上的广告牌,嘟着嘴,皱起眉头,夸张地将双手摊开。Mary最终还是没进去。待她们离开,我好奇地凑到商店前,是一家连锁的奶茶和果汁店,大门上方的广告牌上写着饮料的种类和价格,仔细一看,15是里面最小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