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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但断代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则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中国青铜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青铜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但断代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则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
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种是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出版。他在充分发挥铭文研究长处的同时，兼顾形制与纹饰的特点，避免了单纯依据铭文的偏颇，使“标准器断代法”脱颖而出，从而把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对日后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中国和欧美诸国考察了众多的西周青铜器。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相比，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1962年，文字学家唐兰在《考古学报》发表长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系统阐述了他的“康宫”原则，即凡是铭文中出现“康宫”字样的器物，必制作于西周康王之后，这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论断。虽然学界对这一论断还有争议，但它的提出有助于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深入。
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以田野考古发掘的资料为研究对象，依据器物的形制、纹饰及其他考古现象来进行断代研究，选取考古发掘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群作为各个时代的界标，并依此来推论其他铜器群的年代。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考古学家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该书“西周铜器群”一章中，作者将西安市长安区普渡村器群作为西周中期的标准器群，从而将西周青铜器划分为前后两期。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李丰的《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一文。作者依据形制、纹饰、组合关系等因素，将137座墓葬出土的铜器分为6期，用类型学的方法埋出铜器变化的脉络，并用与之共存的陶器群来检验，方法科学可靠。卢连成、胡智生的《宝鸡·国墓地》一书的附录一《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也有同工异曲之妙。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等。
在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史上，学者们并非各自孤立使用金文学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1999年出版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可视为金文学和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种结合，使该书大获好评。可以说，这两种方法的自我完善与相互结合开辟了20世纪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新天地。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能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理论与方法。而工程进展过程，又是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理论与方法的全面检验、总结和升华。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问题时，有几点方法与经验值得重视。
1 引入考古学与测年技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中提取系列样品，进行碳14年代测定，从而为推定西周的年代范围提供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2 结合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进行现代天文计算，以推定其年代，构建金文历谱。首先，对西周历法资料进行梳理，形成基本看法。其次，对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63件铜器进行甄别，大致推定其所处的王世。再次，研究吴虎鼎、晋侯苏鼎、虎簋盖、鲜簋、静方鼎等7个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这7个支点既是构成金文历谱的重要元素，也可以用来检验金文历谱是否合理。然后，对金文中出现的月相语词所在的时段作出判断。最后，依据以上条件构建金文历谱，再与碳14年代测定参照，排出西周王年表。工程推定西周时期始于公元前1046年，终于公元前771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西周青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技术无疑是正确的。工程涉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方方面面，既是对20世纪西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又留给我们很多未决的问题。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正确评价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成果，以及今后进一步科学地展开西周青铜器的断代工作，都有重要的启示。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具体方法
关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方法，还可归纳为以下十种：形制断代法、纹饰断代法、字形书体断代法、语词断代法、特殊事件断代法、历日排谱法、人物系联法、王号断代法、组合关系断代法、铸造工艺断代法。其中一部分是金文学的断代方法，一部分是考古学的断代方法。
实际上，每位学者在断代时，都是综合运用以上各种方法。愈是能熟练地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其断代结论就愈加准确。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是从综合运用的技巧不够熟练到熟练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当我们运用多种方法对某一件铜器断代时，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从形制出发的断代结论可能与从纹饰或铭文出发的断代结论并不一致。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是对我们断代理论与方法的掌握以及材料的总括驾驭能力的一种考验。
综上所论，20世纪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是由粗浅到细致的渐进过程，具体表现为愈来愈强调考古层位学、类型学在分期断代中的作用，愈来愈强调从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铸造工艺等方面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愈来愈强调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中国青铜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青铜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但断代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则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
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方法，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种是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出版。他在充分发挥铭文研究长处的同时，兼顾形制与纹饰的特点，避免了单纯依据铭文的偏颇，使“标准器断代法”脱颖而出，从而把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对日后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中国和欧美诸国考察了众多的西周青铜器。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相比，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1962年，文字学家唐兰在《考古学报》发表长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系统阐述了他的“康宫”原则，即凡是铭文中出现“康宫”字样的器物，必制作于西周康王之后，这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论断。虽然学界对这一论断还有争议，但它的提出有助于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深入。
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以田野考古发掘的资料为研究对象，依据器物的形制、纹饰及其他考古现象来进行断代研究，选取考古发掘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群作为各个时代的界标，并依此来推论其他铜器群的年代。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考古学家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该书“西周铜器群”一章中，作者将西安市长安区普渡村器群作为西周中期的标准器群，从而将西周青铜器划分为前后两期。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李丰的《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一文。作者依据形制、纹饰、组合关系等因素，将137座墓葬出土的铜器分为6期，用类型学的方法埋出铜器变化的脉络，并用与之共存的陶器群来检验，方法科学可靠。卢连成、胡智生的《宝鸡·国墓地》一书的附录一《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也有同工异曲之妙。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等。
在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史上，学者们并非各自孤立使用金文学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1999年出版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可视为金文学和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种结合，使该书大获好评。可以说，这两种方法的自我完善与相互结合开辟了20世纪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新天地。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能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理论与方法。而工程进展过程，又是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理论与方法的全面检验、总结和升华。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问题时，有几点方法与经验值得重视。
1 引入考古学与测年技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中提取系列样品，进行碳14年代测定，从而为推定西周的年代范围提供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2 结合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进行现代天文计算，以推定其年代，构建金文历谱。首先，对西周历法资料进行梳理，形成基本看法。其次，对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63件铜器进行甄别，大致推定其所处的王世。再次，研究吴虎鼎、晋侯苏鼎、虎簋盖、鲜簋、静方鼎等7个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这7个支点既是构成金文历谱的重要元素，也可以用来检验金文历谱是否合理。然后，对金文中出现的月相语词所在的时段作出判断。最后，依据以上条件构建金文历谱，再与碳14年代测定参照，排出西周王年表。工程推定西周时期始于公元前1046年，终于公元前771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西周青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技术无疑是正确的。工程涉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方方面面，既是对20世纪西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又留给我们很多未决的问题。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正确评价20世纪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成果，以及今后进一步科学地展开西周青铜器的断代工作，都有重要的启示。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具体方法
关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方法，还可归纳为以下十种：形制断代法、纹饰断代法、字形书体断代法、语词断代法、特殊事件断代法、历日排谱法、人物系联法、王号断代法、组合关系断代法、铸造工艺断代法。其中一部分是金文学的断代方法，一部分是考古学的断代方法。
实际上，每位学者在断代时，都是综合运用以上各种方法。愈是能熟练地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其断代结论就愈加准确。20世纪的西周青铜器断代，是从综合运用的技巧不够熟练到熟练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当我们运用多种方法对某一件铜器断代时，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从形制出发的断代结论可能与从纹饰或铭文出发的断代结论并不一致。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是对我们断代理论与方法的掌握以及材料的总括驾驭能力的一种考验。
综上所论，20世纪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是由粗浅到细致的渐进过程，具体表现为愈来愈强调考古层位学、类型学在分期断代中的作用，愈来愈强调从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铸造工艺等方面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愈来愈强调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