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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划入小说范围的传奇和话本常常会涉及道德问题，其常规书写是强调儒家价值观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的家庭伦理，并且往往以宿命和天理报应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而李渔小说却基本上不触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是主要集中于传统女子的贞洁、嫉妒、孝顺和仆人的忠诚上，通过夸大文学传统，将典型文本或是原创的现实冲突放置到他的小说世界；利用人为的巧合打破和嘲弄传统的宿命论与天理报应，从而使传统文学中的报应情节完全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功能。
关键词：李渔小说 道德主题 反转 因果报应
一、道德的矛盾性
在传奇和话本这两个文学体裁中，相当多的故事涉及道德问题。这两种体裁都被划分为小说，反映了儒家价值观中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故事还强调了儒家的家庭伦理。李渔的作品基本上不触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对道德主题的反转主要集中于传统女子的贞洁、嫉妒、孝顺和仆人的忠诚上。
在“三言二拍”中，寡妇的身份和贞节往往是沿着同样的模式来划定的：一个寡妇，多年无愧于贞洁的社会伦理，却被一个仆人玷污了。当她意识到失去了她的贞洁和清誉后，就放弃了生命（《警世通言》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或者处女被土匪奸污，她完成复仇之后自杀（《醒世恒言》三十六卷“蔡瑞红忍辱报仇”）；在这个主题的俗套中，寡妇再婚是遭谴责的（《警世通言》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女子从一而终的想法是荣耀的（《醒世恒言》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
而李渔的几个故事转化了贞妇主题，“女陈平计生七出”（《无声戏》第五回）通过略微妥协以防止被强奸的方式改变了公式化的旧主题。当耿二娘被叛军头目抓获，她假装配合他的性要求，却想尽办法避免与他进行实质上的性交，为此她用了其他方式与他亲密：
二娘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绛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2}
她保持贞洁的方式被描述为“以枝叶的代价来保存根干”，李渔在文中指出，“她不能被视为常态”。
在《奉先楼》（《十二楼》第十回）中，贞洁主题被李渔特意削弱。他把两个主人公放到战乱的社会环境下，让他们面临不可能的选择，即保留妻子的贞洁还是挽救家里唯一的继承人。讽刺的是，尽管妻子一直坚持自己的贞洁，但他的丈夫、族人甚至是宗族的精神都希望她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儿子。最终妻子答应了，四叩祖先之后发誓说：“今生今世讲不得贞洁了。”在故事的结尾，虽然妻子失去了她的贞洁，她试图自杀却被救并且被抓她的人放回了丈夫身边。因此在作者看来，妻子失贞不但可以被赦免，而且可被视为善行。
李渔另外两个故事表现出对贞妇主题的不同改编，它们不是以道德、荡妇或妾为主题，而是用了“贞洁”丫鬟和“男孟母”的主题。“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无声戏》第十二回）中对俗套的变形，基本上是由三个女性角色经过角色转换而揭示的。当妻妾误以为他们的丈夫在远方死去，她们为了他的颜面而坚持做寡妇，但其实却很快地进入了第二次婚姻。而碧莲作为一个下等的不可靠的丫鬟，实际上却扮演了抚养家中独子的贤妻良母角色。
李渔这个类型最显著的改写是“男孟母教合三迁”（《无声戏》第六回），它将传统的异性夫妇感情、寡妇的忠贞爱情转化成了同性恋故事。单就标题就能揭示出李渔有意识地模仿了“贞妇”“贤母”主题，这是对刘向《烈女传》中的孟母形象的极力歪曲。
为赞扬孟母的美德，刘向的文字记录了她教育孟子的方法——选择一个适合孟子成长的良好环境。为了找到孟子能接受良好道德影响的地方，她搬了三次家：从墓地附近搬到靠近闹市的街坊，直到最后定居在学校旁边的房子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名的故事确定了致力于儿子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孟母原型。
在李渔“男孟母”有名的“三迁”故事里则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形形式。贞洁的妻子和忠实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享有同性婚姻的年轻男子，他三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已故同性爱人的儿子。话本小说里李渔对刘向原始文本和“贞妇”“忠母”主题的嘲弄主要是通过夸大贞洁传统到荒诞的程度来实现的。例如，老伙伴许季芳对女性有着不寻常的看法。在解释为什么厌恶女性时，他给出了七个让女性有异议的理由：
涂脂抹粉，以假为真，一可厌也；
缠脚耳，矫揉造作，二可厌也；
乳峰突起，赘若悬瘤，三可厌也；
出门不得，若匏瓜，四可厌也；
儿缠女缚，不得自由，五可厌也；
月经来后，濡席沾裳，六可厌也
生育之余，茫无畔岸，七可厌也。{3}
讽刺的是，尽管季芳不喜欢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地位，他的男爱人最后却穿成一个妇人的样子，适应妇女的举止，待在家里学习针线，照顾他的儿子并且掩饰他真实的性别直到死去。更荒唐的是，季芳不合常理地要求年轻的伴侣为他守节并且按照严格的儒家教育来抚养他的独子。通过夸大文学传统，李渔这个滑稽作者实际上是将典型文本或是原创的现实冲突放置到他的小说世界。他非传统的爱情故事有着最传统的贞节主题。两种文本世界的共存或是两种道德准则的并列呈现出他故事的矛盾性、效仿的荒谬性。李渔这样做，破坏了典型文本和俗套，并为新的观众群体重塑他们的形象。
在李渔作品中其他道德主题的模仿主要包括女性的嫉妒、孝顺，仆人的忠诚。“移妻换妾鬼神奇”（《无声戏》第十回）颠覆了17世纪文学喜剧话本小说中的重要矛盾主题——嫉妒主题。女性嫉妒通常被视为家庭内部问题，容易引起冲突和争执。李渔并不谴责嫉妒，而是把它当作良好的行为、必要的醋意来维护，也增添了生活情趣。他写妾妒妻的“新式嫉妒”而不是“旧式”的妻妒妾，这转变了以往的常规主题。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无声戏》第十一回）就是改写孝子和忠仆主题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独立情节，第一个是强调子女的不孝，第二个是强调仆人的忠诚。在话本体裁里子女对孝顺非常重视，甚至达到为它牺牲生命的地步（“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相反，李渔写的无情子女和孝道的缺失，让贪婪战胜所有其他因素，包括孝道。李渔故事中的子孙遗弃了垂死的父亲（祖父），而父亲的仆人却飞奔到主人身边为他处理后事，并且扶柩回乡下葬。自己的亲生骨肉抛弃了他，仆人却实际上完成了孝道。“奴仆好的，也当得子孙，子孙不好的，尚不如奴仆”{4}——这是李渔颠覆孝子旧主题而产生的新意义。根据韩南的观点，这个故事可以被看成《醒世恒言》中“老忠仆”的故事，它讲述了忠诚的仆人最终得到了家产。{5}为支持新的形式，李渔将常规主题再次颠覆。 二、因果报应的谬论
业力因果和报应规律是所有文学体裁主要的议题。“三言二拍”把重点放在有特殊力量的宿命和天理方面。根据韩南的说法，凌初故事中的“天理”是流行的概念也是新理学家们推崇的。本质上这是自然中一种不可更改的力量，以微妙的方式集结巧合，惩治不公和罪行。“天理”是完美法律的代理者，是社会道德准则的崇高执行者。“宿命”这种虚构的力量可以让作者简单地解释“巧合”。最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凌初这种讽刺作家需要的客观公正的清晰、简单的善恶标准。{6}
宿命和天理在“三言二拍”中有共同点，它们可以预示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结果，而试图改造自己的命运是无用的。“三言二拍”的主人公们一般是接受他们的命运并且不过分努力实现他们的抱负。典型的例子就是凌濛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一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年轻人的努力一无所获——例如他努力进京卖有名人题字的扇子却并没有发财，而他偶然的行为给他带来了一大笔钱。李渔两个故事有意识地打破这一宿命论的俗套。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算命”的。在“失千金福因祸至”（《无声戏》第四回）中，李渔通过描写两个年轻男人获得财富，一个凭努力奋斗一个凭命运来抨击命运法则。秦世良和他的兄弟秦世芳不仅外观相似，而且共用姓氏和中间的名字。奇怪的是，放债者，相面专家告诉他们：他们的面相不同，做生意也会有完全相反的命运。放债人对世良的预测证明是真实的，但他对世芳的警示却没有得到证实，因为世芳凭借努力和勤奋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塑造世芳这一试图改造自己的命运的人物时，李渔打破了凌初作品中的宿命论。作为世良——主题中的刻板人物的兄弟，世芳也颠覆了他。这些成对的人物其实象征李渔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试图颠覆的形象之间的关系。他的故事与他所嘲弄的传统故事表面相似，实际上却有关键的区别。
在“改八字苦尽甘来”（《无声戏》第三回）中，宿命论的俗套是通过人造巧合被嘲弄的。皂隶无法忍受他的霉运而改了八字。巧合的是，他的假八字和刑厅的完全一样，为知道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刑厅决定与皂隶交好。刑厅的友谊理当是皂隶命运的转折点。男主人公的持续不幸被新的生活方式代替。这里李渔又强调了八字解读的闹剧性质，揭露了传统宿命论的可笑。如果按照以往故事中的说法，相似的外貌无法带来相同的命运。这个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为的巧合改变了主人公的生活，而不是他的八字。而凌初用宿命传统作为客观公正的标准，李渔利用人为的巧合破坏了宿命论并且引起喜剧读者的反思。
报应是一种道德主题，它说明了惩戒原则的可行性，根据应得的赏罚，每个人的今世或是下辈子应受到应得的惩罚或奖励。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便利的叙事手段，因为报应能够平衡命运和人物角色。《肉蒲团》主要的文本张力在于被李渔改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报应情节，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完全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功能。
《肉蒲团》的整体设计显示出报应的规律性，随着17世纪中国小说的大量出现，小说开始有序言。然而作者独辟蹊径，把序言用于这类小说功用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性观念，而不是通过一个故事或诗歌展示叙事主题。
这部小说有两个相对的独立情节，未央生的性冒险和权老实的复仇。虽然两个情节独立出现，但他们也通过报应原则相联系。在第二章中，孤峰和尚概述了这种老套原则：“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妻……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所淫。”{7}作为一个预言家，孤峰的话预示未央生即将要经历什么；报应原则本身生成了主要的情节，提供了故事剩余部分的准则。
未央生的性冒险从第二章扩展到第二十章，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关于他如何沉迷欲望，未央生忽略了孤峰和尚的警告，与盗贼赛昆仑结义，开始他的性征服。第二部分，从第八章到十八章，叙述了未央生将狗生殖器手术移植入他的身体，后来成功与五个已婚妇女通奸。最后两章描述赛昆仑从他的性狂热中觉醒，因为他妻子的自杀，最终皈依佛门。
权老实的故事与未央生第八章到结束的情节是平行的，但主要是在第十三、十四、十八章中描述，故事中叙述者告诉我们权老实是如何用诡计进入未央生的家，引诱他的妻子，与她私奔，最终将她卖入妓院。
两个情节是线性平行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线性的，因为它们互为因果。例如，未央生勾引艳芳使得权老实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家庭，于是激发了他的报复；权老实勾引玉香，将她卖入妓院并让他们夫妇俩于妓院巧遇，玉香因为羞耻放弃了她的生命，因此这也成了未央生救赎的转折点。这两者又反过来将叙事向前推进，并根据报应法则建立一个连贯的文本。
虽然叙事结构在报应框架内是很好的设计，读者却不愿判断它的表面价值。这部小说只是口头服务于道德判断准则，这种故意削弱显现在李渔对两位女主人公命运的处理上。玉香和艳芳，这两个女人谁嫁给未央生都有相似的特征和命运。她们都会遭受不同生活阶段的性压抑，而且趁丈夫不在参与通奸。玉香作为未央生的妻子，她的压抑来源于严格的家庭和道学气的父亲，但艳芳作为主人公的妾，她的压抑来源于没有意识到自己隐藏的性欲。她们都为她们的爱人怀孕而且都打算私奔。玉香在私奔中流产；艳芳生了双胞胎女儿，但她们在未央生遁入空门后死了。玉香因为屈辱和愧悔自杀，而艳芳因为背叛未央生而被赛昆仑所杀。报应方式的机械对称不应被理解为艺术缺陷，实际上被视为是对报应原则的故意扭曲。两位女性实际上是偿还丈夫犯下的罪恶。在堕落和死亡中，她们无意识地成为未央生的道德救赎。相反，两个奸夫——未央生和权老实，报应法则却没有触及他们。和类似题材的小说相比，如《金瓶梅》和“珍珠衫”，奸夫因为强奸别人的妻子通常要付出他们的生命，这显然是作者对报应的一种变形。就像韩南教授指出的，作者用奸夫的妻子和女儿注定要赎回他与她们自己的罪孽的方式将报应准则建立为一般原则——这是李渔扭转旧观点的一个特征。
① 本文节选自王英：《李渔作品的两种作者修辞学：反演和自动传播》（博士论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7年）。题目系译者所加。
②{3} 李渔：《李渔全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第110页。
{4}{6} 帕特里克·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第154页。
{5} 李渔：《李渔全集》（卷八），王翼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7} 李渔：《肉蒲团》（卷一），韩南英译， 纽约百龄坛书屋1990年版，第22页。
关键词：李渔小说 道德主题 反转 因果报应
一、道德的矛盾性
在传奇和话本这两个文学体裁中，相当多的故事涉及道德问题。这两种体裁都被划分为小说，反映了儒家价值观中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故事还强调了儒家的家庭伦理。李渔的作品基本上不触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对道德主题的反转主要集中于传统女子的贞洁、嫉妒、孝顺和仆人的忠诚上。
在“三言二拍”中，寡妇的身份和贞节往往是沿着同样的模式来划定的：一个寡妇，多年无愧于贞洁的社会伦理，却被一个仆人玷污了。当她意识到失去了她的贞洁和清誉后，就放弃了生命（《警世通言》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或者处女被土匪奸污，她完成复仇之后自杀（《醒世恒言》三十六卷“蔡瑞红忍辱报仇”）；在这个主题的俗套中，寡妇再婚是遭谴责的（《警世通言》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女子从一而终的想法是荣耀的（《醒世恒言》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
而李渔的几个故事转化了贞妇主题，“女陈平计生七出”（《无声戏》第五回）通过略微妥协以防止被强奸的方式改变了公式化的旧主题。当耿二娘被叛军头目抓获，她假装配合他的性要求，却想尽办法避免与他进行实质上的性交，为此她用了其他方式与他亲密：
二娘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绛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2}
她保持贞洁的方式被描述为“以枝叶的代价来保存根干”，李渔在文中指出，“她不能被视为常态”。
在《奉先楼》（《十二楼》第十回）中，贞洁主题被李渔特意削弱。他把两个主人公放到战乱的社会环境下，让他们面临不可能的选择，即保留妻子的贞洁还是挽救家里唯一的继承人。讽刺的是，尽管妻子一直坚持自己的贞洁，但他的丈夫、族人甚至是宗族的精神都希望她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儿子。最终妻子答应了，四叩祖先之后发誓说：“今生今世讲不得贞洁了。”在故事的结尾，虽然妻子失去了她的贞洁，她试图自杀却被救并且被抓她的人放回了丈夫身边。因此在作者看来，妻子失贞不但可以被赦免，而且可被视为善行。
李渔另外两个故事表现出对贞妇主题的不同改编，它们不是以道德、荡妇或妾为主题，而是用了“贞洁”丫鬟和“男孟母”的主题。“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无声戏》第十二回）中对俗套的变形，基本上是由三个女性角色经过角色转换而揭示的。当妻妾误以为他们的丈夫在远方死去，她们为了他的颜面而坚持做寡妇，但其实却很快地进入了第二次婚姻。而碧莲作为一个下等的不可靠的丫鬟，实际上却扮演了抚养家中独子的贤妻良母角色。
李渔这个类型最显著的改写是“男孟母教合三迁”（《无声戏》第六回），它将传统的异性夫妇感情、寡妇的忠贞爱情转化成了同性恋故事。单就标题就能揭示出李渔有意识地模仿了“贞妇”“贤母”主题，这是对刘向《烈女传》中的孟母形象的极力歪曲。
为赞扬孟母的美德，刘向的文字记录了她教育孟子的方法——选择一个适合孟子成长的良好环境。为了找到孟子能接受良好道德影响的地方，她搬了三次家：从墓地附近搬到靠近闹市的街坊，直到最后定居在学校旁边的房子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名的故事确定了致力于儿子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孟母原型。
在李渔“男孟母”有名的“三迁”故事里则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形形式。贞洁的妻子和忠实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享有同性婚姻的年轻男子，他三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已故同性爱人的儿子。话本小说里李渔对刘向原始文本和“贞妇”“忠母”主题的嘲弄主要是通过夸大贞洁传统到荒诞的程度来实现的。例如，老伙伴许季芳对女性有着不寻常的看法。在解释为什么厌恶女性时，他给出了七个让女性有异议的理由：
涂脂抹粉，以假为真，一可厌也；
缠脚耳，矫揉造作，二可厌也；
乳峰突起，赘若悬瘤，三可厌也；
出门不得，若匏瓜，四可厌也；
儿缠女缚，不得自由，五可厌也；
月经来后，濡席沾裳，六可厌也
生育之余，茫无畔岸，七可厌也。{3}
讽刺的是，尽管季芳不喜欢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地位，他的男爱人最后却穿成一个妇人的样子，适应妇女的举止，待在家里学习针线，照顾他的儿子并且掩饰他真实的性别直到死去。更荒唐的是，季芳不合常理地要求年轻的伴侣为他守节并且按照严格的儒家教育来抚养他的独子。通过夸大文学传统，李渔这个滑稽作者实际上是将典型文本或是原创的现实冲突放置到他的小说世界。他非传统的爱情故事有着最传统的贞节主题。两种文本世界的共存或是两种道德准则的并列呈现出他故事的矛盾性、效仿的荒谬性。李渔这样做，破坏了典型文本和俗套，并为新的观众群体重塑他们的形象。
在李渔作品中其他道德主题的模仿主要包括女性的嫉妒、孝顺，仆人的忠诚。“移妻换妾鬼神奇”（《无声戏》第十回）颠覆了17世纪文学喜剧话本小说中的重要矛盾主题——嫉妒主题。女性嫉妒通常被视为家庭内部问题，容易引起冲突和争执。李渔并不谴责嫉妒，而是把它当作良好的行为、必要的醋意来维护，也增添了生活情趣。他写妾妒妻的“新式嫉妒”而不是“旧式”的妻妒妾，这转变了以往的常规主题。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无声戏》第十一回）就是改写孝子和忠仆主题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独立情节，第一个是强调子女的不孝，第二个是强调仆人的忠诚。在话本体裁里子女对孝顺非常重视，甚至达到为它牺牲生命的地步（“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相反，李渔写的无情子女和孝道的缺失，让贪婪战胜所有其他因素，包括孝道。李渔故事中的子孙遗弃了垂死的父亲（祖父），而父亲的仆人却飞奔到主人身边为他处理后事，并且扶柩回乡下葬。自己的亲生骨肉抛弃了他，仆人却实际上完成了孝道。“奴仆好的，也当得子孙，子孙不好的，尚不如奴仆”{4}——这是李渔颠覆孝子旧主题而产生的新意义。根据韩南的观点，这个故事可以被看成《醒世恒言》中“老忠仆”的故事，它讲述了忠诚的仆人最终得到了家产。{5}为支持新的形式，李渔将常规主题再次颠覆。 二、因果报应的谬论
业力因果和报应规律是所有文学体裁主要的议题。“三言二拍”把重点放在有特殊力量的宿命和天理方面。根据韩南的说法，凌初故事中的“天理”是流行的概念也是新理学家们推崇的。本质上这是自然中一种不可更改的力量，以微妙的方式集结巧合，惩治不公和罪行。“天理”是完美法律的代理者，是社会道德准则的崇高执行者。“宿命”这种虚构的力量可以让作者简单地解释“巧合”。最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凌初这种讽刺作家需要的客观公正的清晰、简单的善恶标准。{6}
宿命和天理在“三言二拍”中有共同点，它们可以预示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结果，而试图改造自己的命运是无用的。“三言二拍”的主人公们一般是接受他们的命运并且不过分努力实现他们的抱负。典型的例子就是凌濛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一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年轻人的努力一无所获——例如他努力进京卖有名人题字的扇子却并没有发财，而他偶然的行为给他带来了一大笔钱。李渔两个故事有意识地打破这一宿命论的俗套。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算命”的。在“失千金福因祸至”（《无声戏》第四回）中，李渔通过描写两个年轻男人获得财富，一个凭努力奋斗一个凭命运来抨击命运法则。秦世良和他的兄弟秦世芳不仅外观相似，而且共用姓氏和中间的名字。奇怪的是，放债者，相面专家告诉他们：他们的面相不同，做生意也会有完全相反的命运。放债人对世良的预测证明是真实的，但他对世芳的警示却没有得到证实，因为世芳凭借努力和勤奋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塑造世芳这一试图改造自己的命运的人物时，李渔打破了凌初作品中的宿命论。作为世良——主题中的刻板人物的兄弟，世芳也颠覆了他。这些成对的人物其实象征李渔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试图颠覆的形象之间的关系。他的故事与他所嘲弄的传统故事表面相似，实际上却有关键的区别。
在“改八字苦尽甘来”（《无声戏》第三回）中，宿命论的俗套是通过人造巧合被嘲弄的。皂隶无法忍受他的霉运而改了八字。巧合的是，他的假八字和刑厅的完全一样，为知道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刑厅决定与皂隶交好。刑厅的友谊理当是皂隶命运的转折点。男主人公的持续不幸被新的生活方式代替。这里李渔又强调了八字解读的闹剧性质，揭露了传统宿命论的可笑。如果按照以往故事中的说法，相似的外貌无法带来相同的命运。这个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为的巧合改变了主人公的生活，而不是他的八字。而凌初用宿命传统作为客观公正的标准，李渔利用人为的巧合破坏了宿命论并且引起喜剧读者的反思。
报应是一种道德主题，它说明了惩戒原则的可行性，根据应得的赏罚，每个人的今世或是下辈子应受到应得的惩罚或奖励。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便利的叙事手段，因为报应能够平衡命运和人物角色。《肉蒲团》主要的文本张力在于被李渔改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报应情节，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完全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功能。
《肉蒲团》的整体设计显示出报应的规律性，随着17世纪中国小说的大量出现，小说开始有序言。然而作者独辟蹊径，把序言用于这类小说功用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性观念，而不是通过一个故事或诗歌展示叙事主题。
这部小说有两个相对的独立情节，未央生的性冒险和权老实的复仇。虽然两个情节独立出现，但他们也通过报应原则相联系。在第二章中，孤峰和尚概述了这种老套原则：“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妻……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所淫。”{7}作为一个预言家，孤峰的话预示未央生即将要经历什么；报应原则本身生成了主要的情节，提供了故事剩余部分的准则。
未央生的性冒险从第二章扩展到第二十章，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关于他如何沉迷欲望，未央生忽略了孤峰和尚的警告，与盗贼赛昆仑结义，开始他的性征服。第二部分，从第八章到十八章，叙述了未央生将狗生殖器手术移植入他的身体，后来成功与五个已婚妇女通奸。最后两章描述赛昆仑从他的性狂热中觉醒，因为他妻子的自杀，最终皈依佛门。
权老实的故事与未央生第八章到结束的情节是平行的，但主要是在第十三、十四、十八章中描述，故事中叙述者告诉我们权老实是如何用诡计进入未央生的家，引诱他的妻子，与她私奔，最终将她卖入妓院。
两个情节是线性平行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线性的，因为它们互为因果。例如，未央生勾引艳芳使得权老实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家庭，于是激发了他的报复；权老实勾引玉香，将她卖入妓院并让他们夫妇俩于妓院巧遇，玉香因为羞耻放弃了她的生命，因此这也成了未央生救赎的转折点。这两者又反过来将叙事向前推进，并根据报应法则建立一个连贯的文本。
虽然叙事结构在报应框架内是很好的设计，读者却不愿判断它的表面价值。这部小说只是口头服务于道德判断准则，这种故意削弱显现在李渔对两位女主人公命运的处理上。玉香和艳芳，这两个女人谁嫁给未央生都有相似的特征和命运。她们都会遭受不同生活阶段的性压抑，而且趁丈夫不在参与通奸。玉香作为未央生的妻子，她的压抑来源于严格的家庭和道学气的父亲，但艳芳作为主人公的妾，她的压抑来源于没有意识到自己隐藏的性欲。她们都为她们的爱人怀孕而且都打算私奔。玉香在私奔中流产；艳芳生了双胞胎女儿，但她们在未央生遁入空门后死了。玉香因为屈辱和愧悔自杀，而艳芳因为背叛未央生而被赛昆仑所杀。报应方式的机械对称不应被理解为艺术缺陷，实际上被视为是对报应原则的故意扭曲。两位女性实际上是偿还丈夫犯下的罪恶。在堕落和死亡中，她们无意识地成为未央生的道德救赎。相反，两个奸夫——未央生和权老实，报应法则却没有触及他们。和类似题材的小说相比，如《金瓶梅》和“珍珠衫”，奸夫因为强奸别人的妻子通常要付出他们的生命，这显然是作者对报应的一种变形。就像韩南教授指出的，作者用奸夫的妻子和女儿注定要赎回他与她们自己的罪孽的方式将报应准则建立为一般原则——这是李渔扭转旧观点的一个特征。
① 本文节选自王英：《李渔作品的两种作者修辞学：反演和自动传播》（博士论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7年）。题目系译者所加。
②{3} 李渔：《李渔全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第110页。
{4}{6} 帕特里克·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第154页。
{5} 李渔：《李渔全集》（卷八），王翼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7} 李渔：《肉蒲团》（卷一），韩南英译， 纽约百龄坛书屋1990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