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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是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房租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形式。其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主要保障政策。但从实践来看，相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一度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
一、低收入阶层无力买房
居住在北京市二环内阜成门附近平房里的居民们，最近心情颇不平静。他们在议论着，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我在这个胡同里住了50年，1967年我就住在这里，现在旁边高楼林立，我们却挤在这又小又窄的平房里。”现年57岁的涂大爷从小就在胡同里长大，一家三口住在一间20平米的平房里。
“以前我们是既盼拆迁又怕拆迁，希望通过拆迁住上大点的房子，又担心拆迁拿到的钱不够买房子的。”涂大爷本想着房子拆了后，再加上省吃俭用存下的10万元，应该能在北京买套房子，但北京高企的房价彻底粉碎了他的新房梦。
“现在住的房子是二层的平房，我们住在一楼，就算拆迁给我40万元，我也买不起房啊。新闻上说，现在北京四环内的房子均价都一万五了，让我们老两口去贷款买房，哪有钱还啊。”涂大爷和爱人都是北京市的下岗工人，两个人月工资合在一起不到2000元。孩子刚从职业高中毕业，还没找到工作。
像涂大爷这样，面临买房困境的普通老百姓还有很多，他们迫切需要改善居住环境，却在高房价面前无能为力。
“这些人都是需要政府救济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居住条件的改善需要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帮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张琦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是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住房困难户 重居住权不重产权
涂先生家左边的邻居赵先生，三年前从位于阜成门的平房搬到四环外四惠的平房。他们在四惠以200元的月租，租下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记者看到，这间平房中间用柜子隔开，里面是父母的卧室，外面是孩子的房间和餐厅。
“以前我们住在阜成门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搬到四惠后，阜成门的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有700元收入，他还可以在这边开私家车帮朋友拉点活，这就勉强够温饱了。”在四惠简陋的房子里，赵先生的妻子说，相比其他住在阜成门的街坊，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还算宽裕。
“他姐姐的条件要比我们好，几年前就在昌平区北七家买了房子，那时才2000元/平米，现在一家人住在大房子里。”赵先生妻子所说的北七家位于北五环外，他姐姐买的房子就是政府一直在强调属于非法建筑的小产权房，但在她看来，即使没有产权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也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人不希望能搬到好点的房子里住，但是大家都觉得希望非常渺茫。现在这个房子的面积虽然小，但是位置好。要是拆迁，又不给我们房子住，我是肯定不会搬走的。”住在涂先生家右边的邻居陈大爷反复强调他“捍卫”自己房子的决心。如果不能改善居住环境，他是一定要守护着这间小屋的。
“去年我们都不敢想自己也可能住进楼房，听说现在有廉租房了，我们只要每个月付给政府很少的房租就可以在房子里一直住下去。”陈大爷满怀喜悦地对记者说，他盼望着能早日住进政府提供给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房子里去。对于没有房子的产权他并不关心，他说，“我相信政府不会随便把房子收回去的，只要让我有大点的房子住，没有产权有什么关系。”
三、廉租房建设“雷声大雨点小”
据了解，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廉租房建设近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有廉租房，还是去年看新闻才知道的，要是能早点有这个政策，我们也许早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涂大爷对此非常感慨，但他依然认为，只要以后能够住上新房子，时间晚一些也比没有强。
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是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房租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形式。其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主要保障政策。但从实践来看，相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一度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
有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导致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关键因素。
“相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大部分时候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张琦表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洪亚敏，对此表示赞同：“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除了大城市在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上执行力度稍微强一些，廉租房处在最不被人关注的角落。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短期、应急、随意性的措施多。”洪亚敏认为,地方政府在矛盾突出时才出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政策难以实现稳定、持续性是导致廉租房建设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必须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保障，对各级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有明确规定，只有权责明确才有可能将十七大的精神落到实处。”张琦副院长说。
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廉租房建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廉租房建设处在停滞状态，与缺乏资金投入密切相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张琦副院长认为。
事实上，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缺钱。由于每年出让的土地数量和价格不一样，作为廉租房建设资金重要来源的土地净收益并不稳定，而廉租房建设需要稳定的投入。
“之前,是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5%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想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就必须增加财政投入。”张琦副院长表示，随着政府逐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未来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比重,可以提高到15%，甚至20%。
洪亚敏教授认为政策手段创新是放大保障的关键，不仅应提高财政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政府保障能力，设立中央和地方保障基金，还可以发挥社会力量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中。
“由于中国正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投入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增加，社会资金的加入将有利于解决廉租房缺钱的问题。”洪亚敏教授说。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社会投资出钱，政府贴租，调动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廉租房建设中；可以将廉租房的租金收益作为社会投资方的回报，每年划拨给社会投资者。
“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对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一视同仁，确保两种权利平等，这样才能激发民间资本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扶持。”洪亚敏教授表示。
张琦副院长同样认为，应当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筹措廉租房建设需要的资金，但他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当是政府主导的行为，只有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中，才能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吸引社会力量投入廉租房建设中，可以借鉴香港、新加坡的作法，采取多種途径、多种形式进行操作。国家可以买下开发商已建成的楼盘做廉租房，也可以对投资廉租房建设的开发商进行资金补助，但一定要严格管理制度，避免廉租房建设成为个体赢利的工具。”张琦副院长反思近年来并不成功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他认为任何新举措都必须在实施前有严格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张一鸣）
一、低收入阶层无力买房
居住在北京市二环内阜成门附近平房里的居民们，最近心情颇不平静。他们在议论着，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我在这个胡同里住了50年，1967年我就住在这里，现在旁边高楼林立，我们却挤在这又小又窄的平房里。”现年57岁的涂大爷从小就在胡同里长大，一家三口住在一间20平米的平房里。
“以前我们是既盼拆迁又怕拆迁，希望通过拆迁住上大点的房子，又担心拆迁拿到的钱不够买房子的。”涂大爷本想着房子拆了后，再加上省吃俭用存下的10万元，应该能在北京买套房子，但北京高企的房价彻底粉碎了他的新房梦。
“现在住的房子是二层的平房，我们住在一楼，就算拆迁给我40万元，我也买不起房啊。新闻上说，现在北京四环内的房子均价都一万五了，让我们老两口去贷款买房，哪有钱还啊。”涂大爷和爱人都是北京市的下岗工人，两个人月工资合在一起不到2000元。孩子刚从职业高中毕业，还没找到工作。
像涂大爷这样，面临买房困境的普通老百姓还有很多，他们迫切需要改善居住环境，却在高房价面前无能为力。
“这些人都是需要政府救济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居住条件的改善需要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帮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张琦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是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住房困难户 重居住权不重产权
涂先生家左边的邻居赵先生，三年前从位于阜成门的平房搬到四环外四惠的平房。他们在四惠以200元的月租，租下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记者看到，这间平房中间用柜子隔开，里面是父母的卧室，外面是孩子的房间和餐厅。
“以前我们住在阜成门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搬到四惠后，阜成门的房子出租每月可以有700元收入，他还可以在这边开私家车帮朋友拉点活，这就勉强够温饱了。”在四惠简陋的房子里，赵先生的妻子说，相比其他住在阜成门的街坊，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还算宽裕。
“他姐姐的条件要比我们好，几年前就在昌平区北七家买了房子，那时才2000元/平米，现在一家人住在大房子里。”赵先生妻子所说的北七家位于北五环外，他姐姐买的房子就是政府一直在强调属于非法建筑的小产权房，但在她看来，即使没有产权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也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人不希望能搬到好点的房子里住，但是大家都觉得希望非常渺茫。现在这个房子的面积虽然小，但是位置好。要是拆迁，又不给我们房子住，我是肯定不会搬走的。”住在涂先生家右边的邻居陈大爷反复强调他“捍卫”自己房子的决心。如果不能改善居住环境，他是一定要守护着这间小屋的。
“去年我们都不敢想自己也可能住进楼房，听说现在有廉租房了，我们只要每个月付给政府很少的房租就可以在房子里一直住下去。”陈大爷满怀喜悦地对记者说，他盼望着能早日住进政府提供给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房子里去。对于没有房子的产权他并不关心，他说，“我相信政府不会随便把房子收回去的，只要让我有大点的房子住，没有产权有什么关系。”
三、廉租房建设“雷声大雨点小”
据了解，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廉租房建设近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有廉租房，还是去年看新闻才知道的，要是能早点有这个政策，我们也许早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涂大爷对此非常感慨，但他依然认为，只要以后能够住上新房子，时间晚一些也比没有强。
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是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房租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形式。其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主要保障政策。但从实践来看，相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一度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
有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导致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关键因素。
“相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大部分时候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张琦表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洪亚敏，对此表示赞同：“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除了大城市在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上执行力度稍微强一些，廉租房处在最不被人关注的角落。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短期、应急、随意性的措施多。”洪亚敏认为,地方政府在矛盾突出时才出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政策难以实现稳定、持续性是导致廉租房建设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必须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保障，对各级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有明确规定，只有权责明确才有可能将十七大的精神落到实处。”张琦副院长说。
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廉租房建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廉租房建设处在停滞状态，与缺乏资金投入密切相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张琦副院长认为。
事实上，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缺钱。由于每年出让的土地数量和价格不一样，作为廉租房建设资金重要来源的土地净收益并不稳定，而廉租房建设需要稳定的投入。
“之前,是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5%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想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就必须增加财政投入。”张琦副院长表示，随着政府逐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未来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比重,可以提高到15%，甚至20%。
洪亚敏教授认为政策手段创新是放大保障的关键，不仅应提高财政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政府保障能力，设立中央和地方保障基金，还可以发挥社会力量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中。
“由于中国正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投入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增加，社会资金的加入将有利于解决廉租房缺钱的问题。”洪亚敏教授说。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社会投资出钱，政府贴租，调动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廉租房建设中；可以将廉租房的租金收益作为社会投资方的回报，每年划拨给社会投资者。
“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对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一视同仁，确保两种权利平等，这样才能激发民间资本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扶持。”洪亚敏教授表示。
张琦副院长同样认为，应当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筹措廉租房建设需要的资金，但他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当是政府主导的行为，只有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中，才能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吸引社会力量投入廉租房建设中，可以借鉴香港、新加坡的作法，采取多種途径、多种形式进行操作。国家可以买下开发商已建成的楼盘做廉租房，也可以对投资廉租房建设的开发商进行资金补助，但一定要严格管理制度，避免廉租房建设成为个体赢利的工具。”张琦副院长反思近年来并不成功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他认为任何新举措都必须在实施前有严格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张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