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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变得越相似，两国就会越讨厌对方
很多人担忧，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美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全世界将会分裂。他们疑惑，如何能使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鸿沟缩小。但是，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源自两国差异的想法，现在可以休矣。事实上，到近期为止，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展顺利，恰恰是因为两国有不同的利益和特征。现在，两国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相似，正促使两国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截然不同于以前的美苏关系。苏联是最后一个与美国竞争的大国。在冷战期间，地缘政治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美苏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和趋同，使得两国关系得以缓解。
但是，如今是国家相互依赖的时代，以往的大国关系早已颠覆。各国间更多的是关于国家地位的竞争，而非意识形态的竞争。结果就是，大国之间的不同更多地导致彼此的互补和合作，而趋同往往导致冲突。随着中美重新平衡两国经济并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中美为了共同的利益爆发越来越频繁的竞争。借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预测，中美变得越相似，两国就会越讨厌对方。弗洛伊德称之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本质相似的人们往往会关注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异，如此就可以合理解释彼此的敌意了。当然，中美两国不可能是同类。但是，两国在三十年前的隔阂正日渐缩小，现在中美日渐趋同，两国的冲突也日渐增多。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希望能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并且鼓励中国在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今年年初，笔者与一位熟悉奥巴马想法的美国官员聊天。据他了解，五年后，奥巴马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失望”来形容。这位官员表示，奥巴马认为，中国断然拒绝了他在2009年11月首次访华时想要安排的一次非正式“G2”会谈的想法，加上中美在气候变化、海洋问题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分歧，都让奥巴马认为中国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非一个伙伴。
中国人并不想支持由西方主导而中国不能有所作为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面时，力促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是中国人以一种暗示的方式告诉美国人，要以同等地位尊重中国，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并且，中国会明确自己的利益范围，而非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议程。
随着两个大国沉溺于各自的想法中，其他国家如坐针毡。在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上，中美日益试图避开对方解决，而不是选择在共同的机构内解决。如此做法将给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全球贸易会增长，全球机构会继续发展，但是国际政治不会由大国或强势的国际组织主导，而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国家群控制。
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和财富水平，并且相信彼此之间的利益是互补的。这些务实的、有些特别的国家群，将会从群体内部不断增强自己，并且会使美国及其盟友自冷战后一直致力建立的统一、多边的自由秩序黯然失色。
中美共同体的结束
在过去2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关系几乎是完美的合作关系。中国的高额储蓄为美国消费提供了资金。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由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公司设计和服务。中国侧重国内事务的外交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霸气。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认为，两国关系如此密不可分，他们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名字指代两国关系——中美共同体。
中美共同体这个名称出现以来，曾经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尽管中美两国的执政理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不同就如同钥匙和锁一样的不同。中国按照“邓小平共识”发展。邓小平的主要目标曾经是通过“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保障国内外局势稳定，同时将重点放在通过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执政理念是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捍卫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而该外交政策是基于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的信贷刺激增长。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美也存在竞争。但是，由于两国当时的国家实力完全不同，所以竞争是极度不对称的，几乎没有产生摩擦。此外，两国往往追求截然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亚洲，美国将重点放在维持其军事优势地位，反对建立任何不是由美国倡导的地区性经济计划——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盟友日本提议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美国拒绝了。相比之下，中国努力向其邻国保证其崛起是“和平发展”。中国支持多边地区性融合，并且通过贸易条款让邻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中美竭力不去触碰对方的领域：美国优先重视发展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东地区石油富裕国家的关系，中国把外交重点放在寻求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机会，而美国已经撤回了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发展。
不同方式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共同体时代结束了。两国清醒地认识到，各自都存在体系缺陷，而这会导致危机爆发。因此，中美发誓要重新平衡经济关系，两国都认为之前的经济关系是不健康的。在重新调整国内外政策以适应变得脆弱的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美开始以重视竞争而非彼此互补的方式看待对方。
在经济领域，中国现在正努力摆脱对出口的长期依赖，刺激国内消费，发展国内服务型经济。同时，美国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其部分措施包括通过量化宽松实现美元贬值以及对汽车业提供补贴，并且，通过与包括日本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签订新一轮贸易条款，鼓励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中国努力在价值链上攀升，而美国试图再工业化，这将导致两国更多的正面竞争，因为两国更加接近彼此的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中国不愿再生产一部iPhone手机的廉价零部件，而眼睁睁看着美国苹果公司获得最大的利润。相反，中国鼓励国内公司学习华为的经验。华为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中国公司，在售卖类似于iphone的智能手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其利润保留在了中国。 然而，在两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中美向彼此的靠拢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两国几乎互换了彼此一贯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增大其全球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大规模地反思中国战略，向邓小平时代的低调战略提出质疑——包括中国一贯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政策。2011年，北约发动驱逐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的战争，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改变。当时，中国惊讶地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支持国际力量介入利比亚。实施积极外交政策的压力，部分来自中国公司，它们渴望在危险的海外市场得到保护；部分来自一些全球主义者，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势力出现于很多热点地区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必须不再犹豫是否采取国际行动；还有部分来自强硬派的中国决策者和军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在维护海外利益时，需要变得更加强势。
中国不可能很快就采取美国式的人道主义干涉，但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很可能不再会对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问题过于拘谨了。正如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一位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人士说的那样，“当中国变得如同美国一样强大时，我们将会跟美国一样捍卫主权。”
当涉及地区政治时，像阎学通这样的强硬派发出了质疑，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否总是应该凌驾于其政治目标之上？这个改变或许可以解释中国政府于2010年临时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的政策，并且两年后，在同菲律宾就南海黄岩岛问题产生争执时，禁止从菲律宾进口水果。在这期间，中国反对在华日企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几起暴力示威，这些示威迫使一些日企转移到越南，而中国政府表面上对这些示威活动采取容忍态度。
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学者们也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反思其不结盟的政策。去年，阎学通和其他强硬派人士公开提议，中国应该同几十个国家建立自己的联盟，包括中亚国家、缅甸、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斯里兰卡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可以向其中的小国家们提供中国的核安全保护伞。这完全不在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考虑之内。2005年，佐利克曾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有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强硬，是国内参与性政治体系发展的结果。在这个体系下，不同派系据理力争。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公共空间。在过去，西方决策者总是谴责中国鼓动民族主义，然后再自称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局限。但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而非制造的。在冷战期间，西方分析家认为，共产党是邪恶的，民主社会是好的。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在国际上有所收敛，而中国民众却要求政府更加强硬。
正当中国思考如何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其国际信誉之际，美国正在调和其主导国际的欲望与民众的厌战情绪，还有国家的债务风险。奥巴马努力寻求发展低成本的领导模式：类似于美国版的邓小平路线，但不同的是，邓小平想要掩盖中国日益增长，而奥巴马想要掩盖美国日益匮乏的资源。在实践中，这个模式意味着向伊朗和朝鲜等敌国实施经济制裁，用无人飞机寻找恐怖分子，避开实行单边主义干涉政策而选择“背后操控”，并且同俄罗斯等强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最不祥的征兆是，美国的“枢轴”转向亚洲似乎试图干预中国的多边外交和贸易战略。的确，正如一位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对笔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下的不是国际象棋，而是中国围棋。”
尽管中美采用不同的方式增加各自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两国都坚持各自形式的例外主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某些国际法律的例外，并且坚信自己注定可以在亚洲取得地区主导。但是，双方很难把这一想法同对方都意识到的一点取得一致，即处在一个日渐相互依赖的世界内，中美各自都处在谈判的不利地位。美国人抱怨失业率，中国人抱怨失去自己辛苦挣得的储蓄。美国政府抱怨中国政府不按规则出牌，而中国反对那些由西方设定的、以打压其他国家的规则。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升级，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曾经被双方视为发展机会，现在看来更像是威胁。
互相回避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开放了经济，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并且见证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从5亿多的网民中诞生。很多国际组织欢迎中国的加入，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并且中国受到了美国多位总统的公开声明的尊重。美国政府的多位官员希望，这些改变可以换来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但事实却相反，这让他们感到挫败。
的确，中国并没有被全球机构改造，而是积极投身于复杂的多边外交，而这改变了全球秩序。在20国集团内，中国已经同其他的借贷国家联合起来，比如德国。2010年时，德国反对一个美国支持的刺激方案，当时中国支持德国。同样令美国感到失望的是，当多哈世界贸易的会谈处于看似岌岌可危的阶段时，中国却袖手旁观，这间接促使了多哈会谈的失败。在联合国，中国推延了自由标准的传播：在1997至1998年间，在联合国大会前就人权问题投票时，当时约有80%的国家选择支持美国；相比之下，当年中国的支持率仅仅是40%。到2009至2010年间，数字几乎颠倒了：大约40%的国家投票支持美国，而几乎70%的国家投票支持中国。这个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通过向它们提供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并向它们承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对其直接制裁，中国会保护它们。
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的不满，以著名历史学者时殷弘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早就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总是想着“让中国融入西方的自由秩序”，而应该试图改变现有的秩序“以适应中国”，最近时殷弘这样跟笔者说。
这个改变应该包括对全球金融和安全机构的影响力的一次分配，将权力下放到成员国，标准不再是关于哪个国家应该管理的这种先入之见，而是如时殷弘所言，“各个成员国的实际实力和贡献”。在实践中，他认为，美国需要接受跟中国同等的军事力量（至少在台湾东部），大陆和台湾在一个中国前提下的和平统一，以及允许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一个狭隘但足够范围的“战略空间”。此外，美国的联盟需要变得“不再以军事为中心，不再以中国为目标”。 但是，无论中国精英们想要什么，西方国家尚未准备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G2或现状的僵局而接受妥协，而是避免同中国的正面冲突，同时寻求能制约中国改变国际体系以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比如，近年来，由美国倡导的一群高收入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举行会谈以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一贸易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强调在国企、劳工权利、环境措施方面实施高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最后日本也加入，那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成员国将占全球GDP的40%。更有野心的是，近期要举行的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会谈，这一酝酿已久的计划，目的是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会有极大的把握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谈判。
这些新举措的目的并不是将中国排挤出国际贸易领域，而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设定交通规则，然后强迫中国接受这些规则。在安全领域，西方国家也做着同样的努力。美国想利用亚洲枢轴来增强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长期关系，从而减缓中国在西太平洋增强军事实力的步伐。当涉及到国际干涉，西方国家更多采取“择地行诉”：每当在联合国的外交行动陷入困境时，选择同地区组织合作，比如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并且依赖于非正式联盟，比如利比亚之友。
同时，中国也在一直努力避开西方国家。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安全组织，比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其目标是同西方在中亚地区的势力抗衡，并且同其他国家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谈判。同时，中国还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定期举行峰会，并努力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该银行拥有的借贷组合可能会是世界银行的三倍。
趋同主义
在所有这些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一些全球化的机构，比如联合国安理会、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但是由于其成员之间的分歧，这些机构经常陷入僵局。所以，与其力劝新兴国家遵循西方准则，这些机构最可能做到的是，它们可以成为大国讨论一些亟待解决的危机问题的场合，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朝鲜的核谈判。如这些机构的不作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恶化。因为，西方和中国并没有进行合作，相反，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中国及其伙伴努力建立“一个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安德烈·萨皮尔（André Sapir）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些几乎占到全球一半GDP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建立了解决争端的体系，那么曾经显赫一时的世贸组织“将变成另一个总部在日内瓦的组织，另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它位于一个有着美丽湖景的地方，在那儿各国部长每年做一次漂亮演讲，但不再做重要决定。”
各国不再视全球性的多边机构为不可或缺的机构，而是更加依赖于享有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构建的新的网络，可以将这种倾向视为“趋同主义”。一个结果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奇怪的两极模式，表面上看更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状态，而不是过去20年的状态。差异包括，一个衰退的美国，一个更聪明（且更成功的）的跟美国抗衡的竞争国家，还有一些更有实力、中立的国家。但是，全球政治的动力也将会完全不同于二战后50年内盛行的那些动力。
首先，不同于冷战，这次竞争在性质上将会主要是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这是维持军事实力的成本不断增长的结果。
第二，由于两国经济的高度渗透，中美的敌对关系将会以高水平的大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为特点。但是两国的决策者将会视这种依赖为一个需要减弱和控制的危险，并非一个缓和关系的良药。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美国各州彼此竞争以吸引中国投资。但是美国政府也担心对中国资金的过度依赖，担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其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放之地，并且需要向美国人了解如何建设一个知识社会。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中国财富贬值感到气愤，并且怀疑美国政府正在中国煽动政权颠覆。
第三，尽管冷战期间，很多中立的国家最后发现它们被迫选择站队，但是在接下来数十年内，这些中立国家能利用那些更灵活的、不排外的集团，结果将会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下，这些中立国家能够同时和中美两国达成协议。
最后，中国和美国将会为了国家地位而斗争，而非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太软弱，太注重防御，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替代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选择，但是这个状态势必会改变。中美会用同样的词来解释他们的动机：“秩序”、“合法性”、“增长”以及“责任”。但是两国，正如常言所云，会因为共同语言而分道扬镳。
（作者是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共同创办者和董事，亦是大西洋研究院的博世公共政策学者，原文发表于Foreign Affairs 9月/10月号，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田姗姗、杨超译）
很多人担忧，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美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全世界将会分裂。他们疑惑，如何能使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鸿沟缩小。但是，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源自两国差异的想法，现在可以休矣。事实上，到近期为止，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展顺利，恰恰是因为两国有不同的利益和特征。现在，两国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相似，正促使两国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截然不同于以前的美苏关系。苏联是最后一个与美国竞争的大国。在冷战期间，地缘政治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美苏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和趋同，使得两国关系得以缓解。
但是，如今是国家相互依赖的时代，以往的大国关系早已颠覆。各国间更多的是关于国家地位的竞争，而非意识形态的竞争。结果就是，大国之间的不同更多地导致彼此的互补和合作，而趋同往往导致冲突。随着中美重新平衡两国经济并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中美为了共同的利益爆发越来越频繁的竞争。借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预测，中美变得越相似，两国就会越讨厌对方。弗洛伊德称之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本质相似的人们往往会关注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异，如此就可以合理解释彼此的敌意了。当然，中美两国不可能是同类。但是，两国在三十年前的隔阂正日渐缩小，现在中美日渐趋同，两国的冲突也日渐增多。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希望能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并且鼓励中国在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今年年初，笔者与一位熟悉奥巴马想法的美国官员聊天。据他了解，五年后，奥巴马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失望”来形容。这位官员表示，奥巴马认为，中国断然拒绝了他在2009年11月首次访华时想要安排的一次非正式“G2”会谈的想法，加上中美在气候变化、海洋问题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分歧，都让奥巴马认为中国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非一个伙伴。
中国人并不想支持由西方主导而中国不能有所作为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面时，力促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是中国人以一种暗示的方式告诉美国人，要以同等地位尊重中国，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并且，中国会明确自己的利益范围，而非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议程。
随着两个大国沉溺于各自的想法中，其他国家如坐针毡。在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上，中美日益试图避开对方解决，而不是选择在共同的机构内解决。如此做法将给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全球贸易会增长，全球机构会继续发展，但是国际政治不会由大国或强势的国际组织主导，而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国家群控制。
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和财富水平，并且相信彼此之间的利益是互补的。这些务实的、有些特别的国家群，将会从群体内部不断增强自己，并且会使美国及其盟友自冷战后一直致力建立的统一、多边的自由秩序黯然失色。
中美共同体的结束
在过去2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关系几乎是完美的合作关系。中国的高额储蓄为美国消费提供了资金。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由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公司设计和服务。中国侧重国内事务的外交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霸气。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认为，两国关系如此密不可分，他们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名字指代两国关系——中美共同体。
中美共同体这个名称出现以来，曾经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尽管中美两国的执政理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不同就如同钥匙和锁一样的不同。中国按照“邓小平共识”发展。邓小平的主要目标曾经是通过“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保障国内外局势稳定，同时将重点放在通过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执政理念是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捍卫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而该外交政策是基于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的信贷刺激增长。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美也存在竞争。但是，由于两国当时的国家实力完全不同，所以竞争是极度不对称的，几乎没有产生摩擦。此外，两国往往追求截然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亚洲，美国将重点放在维持其军事优势地位，反对建立任何不是由美国倡导的地区性经济计划——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盟友日本提议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美国拒绝了。相比之下，中国努力向其邻国保证其崛起是“和平发展”。中国支持多边地区性融合，并且通过贸易条款让邻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中美竭力不去触碰对方的领域：美国优先重视发展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东地区石油富裕国家的关系，中国把外交重点放在寻求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机会，而美国已经撤回了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发展。
不同方式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共同体时代结束了。两国清醒地认识到，各自都存在体系缺陷，而这会导致危机爆发。因此，中美发誓要重新平衡经济关系，两国都认为之前的经济关系是不健康的。在重新调整国内外政策以适应变得脆弱的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美开始以重视竞争而非彼此互补的方式看待对方。
在经济领域，中国现在正努力摆脱对出口的长期依赖，刺激国内消费，发展国内服务型经济。同时，美国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其部分措施包括通过量化宽松实现美元贬值以及对汽车业提供补贴，并且，通过与包括日本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签订新一轮贸易条款，鼓励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中国努力在价值链上攀升，而美国试图再工业化，这将导致两国更多的正面竞争，因为两国更加接近彼此的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中国不愿再生产一部iPhone手机的廉价零部件，而眼睁睁看着美国苹果公司获得最大的利润。相反，中国鼓励国内公司学习华为的经验。华为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中国公司，在售卖类似于iphone的智能手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其利润保留在了中国。 然而，在两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中美向彼此的靠拢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两国几乎互换了彼此一贯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增大其全球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大规模地反思中国战略，向邓小平时代的低调战略提出质疑——包括中国一贯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政策。2011年，北约发动驱逐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的战争，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改变。当时，中国惊讶地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支持国际力量介入利比亚。实施积极外交政策的压力，部分来自中国公司，它们渴望在危险的海外市场得到保护；部分来自一些全球主义者，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势力出现于很多热点地区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必须不再犹豫是否采取国际行动；还有部分来自强硬派的中国决策者和军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在维护海外利益时，需要变得更加强势。
中国不可能很快就采取美国式的人道主义干涉，但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很可能不再会对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问题过于拘谨了。正如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一位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人士说的那样，“当中国变得如同美国一样强大时，我们将会跟美国一样捍卫主权。”
当涉及地区政治时，像阎学通这样的强硬派发出了质疑，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否总是应该凌驾于其政治目标之上？这个改变或许可以解释中国政府于2010年临时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的政策，并且两年后，在同菲律宾就南海黄岩岛问题产生争执时，禁止从菲律宾进口水果。在这期间，中国反对在华日企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几起暴力示威，这些示威迫使一些日企转移到越南，而中国政府表面上对这些示威活动采取容忍态度。
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学者们也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反思其不结盟的政策。去年，阎学通和其他强硬派人士公开提议，中国应该同几十个国家建立自己的联盟，包括中亚国家、缅甸、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斯里兰卡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可以向其中的小国家们提供中国的核安全保护伞。这完全不在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考虑之内。2005年，佐利克曾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有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强硬，是国内参与性政治体系发展的结果。在这个体系下，不同派系据理力争。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公共空间。在过去，西方决策者总是谴责中国鼓动民族主义，然后再自称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局限。但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而非制造的。在冷战期间，西方分析家认为，共产党是邪恶的，民主社会是好的。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在国际上有所收敛，而中国民众却要求政府更加强硬。
正当中国思考如何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其国际信誉之际，美国正在调和其主导国际的欲望与民众的厌战情绪，还有国家的债务风险。奥巴马努力寻求发展低成本的领导模式：类似于美国版的邓小平路线，但不同的是，邓小平想要掩盖中国日益增长，而奥巴马想要掩盖美国日益匮乏的资源。在实践中，这个模式意味着向伊朗和朝鲜等敌国实施经济制裁，用无人飞机寻找恐怖分子，避开实行单边主义干涉政策而选择“背后操控”，并且同俄罗斯等强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最不祥的征兆是，美国的“枢轴”转向亚洲似乎试图干预中国的多边外交和贸易战略。的确，正如一位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对笔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下的不是国际象棋，而是中国围棋。”
尽管中美采用不同的方式增加各自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两国都坚持各自形式的例外主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某些国际法律的例外，并且坚信自己注定可以在亚洲取得地区主导。但是，双方很难把这一想法同对方都意识到的一点取得一致，即处在一个日渐相互依赖的世界内，中美各自都处在谈判的不利地位。美国人抱怨失业率，中国人抱怨失去自己辛苦挣得的储蓄。美国政府抱怨中国政府不按规则出牌，而中国反对那些由西方设定的、以打压其他国家的规则。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升级，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曾经被双方视为发展机会，现在看来更像是威胁。
互相回避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开放了经济，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并且见证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从5亿多的网民中诞生。很多国际组织欢迎中国的加入，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并且中国受到了美国多位总统的公开声明的尊重。美国政府的多位官员希望，这些改变可以换来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但事实却相反，这让他们感到挫败。
的确，中国并没有被全球机构改造，而是积极投身于复杂的多边外交，而这改变了全球秩序。在20国集团内，中国已经同其他的借贷国家联合起来，比如德国。2010年时，德国反对一个美国支持的刺激方案，当时中国支持德国。同样令美国感到失望的是，当多哈世界贸易的会谈处于看似岌岌可危的阶段时，中国却袖手旁观，这间接促使了多哈会谈的失败。在联合国，中国推延了自由标准的传播：在1997至1998年间，在联合国大会前就人权问题投票时，当时约有80%的国家选择支持美国；相比之下，当年中国的支持率仅仅是40%。到2009至2010年间，数字几乎颠倒了：大约40%的国家投票支持美国，而几乎70%的国家投票支持中国。这个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通过向它们提供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并向它们承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对其直接制裁，中国会保护它们。
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的不满，以著名历史学者时殷弘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早就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总是想着“让中国融入西方的自由秩序”，而应该试图改变现有的秩序“以适应中国”，最近时殷弘这样跟笔者说。
这个改变应该包括对全球金融和安全机构的影响力的一次分配，将权力下放到成员国，标准不再是关于哪个国家应该管理的这种先入之见，而是如时殷弘所言，“各个成员国的实际实力和贡献”。在实践中，他认为，美国需要接受跟中国同等的军事力量（至少在台湾东部），大陆和台湾在一个中国前提下的和平统一，以及允许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一个狭隘但足够范围的“战略空间”。此外，美国的联盟需要变得“不再以军事为中心，不再以中国为目标”。 但是，无论中国精英们想要什么，西方国家尚未准备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G2或现状的僵局而接受妥协，而是避免同中国的正面冲突，同时寻求能制约中国改变国际体系以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比如，近年来，由美国倡导的一群高收入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举行会谈以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一贸易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强调在国企、劳工权利、环境措施方面实施高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最后日本也加入，那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成员国将占全球GDP的40%。更有野心的是，近期要举行的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会谈，这一酝酿已久的计划，目的是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会有极大的把握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谈判。
这些新举措的目的并不是将中国排挤出国际贸易领域，而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设定交通规则，然后强迫中国接受这些规则。在安全领域，西方国家也做着同样的努力。美国想利用亚洲枢轴来增强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长期关系，从而减缓中国在西太平洋增强军事实力的步伐。当涉及到国际干涉，西方国家更多采取“择地行诉”：每当在联合国的外交行动陷入困境时，选择同地区组织合作，比如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并且依赖于非正式联盟，比如利比亚之友。
同时，中国也在一直努力避开西方国家。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安全组织，比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其目标是同西方在中亚地区的势力抗衡，并且同其他国家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谈判。同时，中国还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定期举行峰会，并努力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该银行拥有的借贷组合可能会是世界银行的三倍。
趋同主义
在所有这些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一些全球化的机构，比如联合国安理会、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但是由于其成员之间的分歧，这些机构经常陷入僵局。所以，与其力劝新兴国家遵循西方准则，这些机构最可能做到的是，它们可以成为大国讨论一些亟待解决的危机问题的场合，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朝鲜的核谈判。如这些机构的不作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恶化。因为，西方和中国并没有进行合作，相反，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中国及其伙伴努力建立“一个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安德烈·萨皮尔（André Sapir）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些几乎占到全球一半GDP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建立了解决争端的体系，那么曾经显赫一时的世贸组织“将变成另一个总部在日内瓦的组织，另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它位于一个有着美丽湖景的地方，在那儿各国部长每年做一次漂亮演讲，但不再做重要决定。”
各国不再视全球性的多边机构为不可或缺的机构，而是更加依赖于享有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构建的新的网络，可以将这种倾向视为“趋同主义”。一个结果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奇怪的两极模式，表面上看更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状态，而不是过去20年的状态。差异包括，一个衰退的美国，一个更聪明（且更成功的）的跟美国抗衡的竞争国家，还有一些更有实力、中立的国家。但是，全球政治的动力也将会完全不同于二战后50年内盛行的那些动力。
首先，不同于冷战，这次竞争在性质上将会主要是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这是维持军事实力的成本不断增长的结果。
第二，由于两国经济的高度渗透，中美的敌对关系将会以高水平的大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为特点。但是两国的决策者将会视这种依赖为一个需要减弱和控制的危险，并非一个缓和关系的良药。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美国各州彼此竞争以吸引中国投资。但是美国政府也担心对中国资金的过度依赖，担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其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放之地，并且需要向美国人了解如何建设一个知识社会。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中国财富贬值感到气愤，并且怀疑美国政府正在中国煽动政权颠覆。
第三，尽管冷战期间，很多中立的国家最后发现它们被迫选择站队，但是在接下来数十年内，这些中立国家能利用那些更灵活的、不排外的集团，结果将会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下，这些中立国家能够同时和中美两国达成协议。
最后，中国和美国将会为了国家地位而斗争，而非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太软弱，太注重防御，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替代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选择，但是这个状态势必会改变。中美会用同样的词来解释他们的动机：“秩序”、“合法性”、“增长”以及“责任”。但是两国，正如常言所云，会因为共同语言而分道扬镳。
（作者是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共同创办者和董事，亦是大西洋研究院的博世公共政策学者，原文发表于Foreign Affairs 9月/10月号，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田姗姗、杨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