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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诗歌因其高度凝练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我国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艺术成就极高。以许渊冲《李白诗选》为例，从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的角度分析译者的翻译过程及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探索古诗翻译策略，进而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
关键词：李白 阐释学 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和信念体系。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英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需要。
两个多世纪以来，致力于李白诗歌翻译的不乏传教士、学者、汉学家及翻译家。国内对李白诗歌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许渊冲、翁显良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优秀翻译家开始了对李白诗歌的翻译。不仅中国译者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尝试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如“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在国内众多李白诗歌翻译中，以许渊冲的版本最为全面。从阐释学的视角全面分析《大中华文库·李白诗选》，剖析译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积极探索李白诗歌的英译策略，有助于寻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渠道和最佳方式。
二、阐释学视阈下的李白诗歌英译
乔治·斯坦纳根据其阐释学派理论提出翻译的四个步骤，即：1）信赖;2）侵入;3）吸收;4）补偿。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要经历“信赖”即相信原作的价值，而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过程便是“侵入”过程，不可避免掺入译者的个人主观因素，侵入的目的是为了“吸收”，而“补偿”吸收过程中出现的失衡才可最终达到理想的翻译。
（一）信赖
译界通常默认：译文的目标语以译者母语为优先。由外语文本译为母语称为顺译反之为逆译（Baker，1992：65）。葛瑞汉曾说过：“我们不太可能让中国人把诗词翻译成外文，因为翻译最好是把外国语文译成本国语文，而不是把本国语文译成外国语文，这条规律很少例外。”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译者翻译古诗词是不可取的。如汤富华认为，从诗学意义上来说许渊冲的翻译是无法与李白原诗达成一致的（无论是语义还是修辞）（汤富华，2019：17）。与此相反，许渊冲不止一次强调：中国诗只有中国人译得好。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笔耕不辍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小”古籍可以传递“大”理念。
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就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不管是作为《大中华文库》委托方的中国政府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作为被委托方的译者，他们对于原作品给与了充分的信任。在斯坦纳的阐释学理念下，译者将原文看作是代表世界上某些东西，这些连贯的“东西”是可以理解并可以翻译的（Mundy，2006：231）。将简短的古诗翻译成英文，既面临时间上的错位，还要处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许渊冲深信，唐宋诗词的英译是让文化长江中的这股滚滚波涛融入世界文化之汪洋大海的必经之路，这也是这位百岁老人醉心于中国古籍翻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侵入
译者侵入原文、提取意义，然后满载而归。所有的文本信息意义都具多重性，一次只能表现一部分意义，文本还有未表现出来的意义（Hatim，2005 ：76）。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侵入”形式外壳下的文本，打破其外壳，肢解文体，提取所需部分。文本信息意义的多重性也决定了译者主体性，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意义的提取各不一样。
作为译者，许渊冲对李白诗歌有着自己独特的“前结构”（即前有、前见、前念），这决定着译者会提取哪些重要的内容，用何种形式进行诠释。李白现存的诗歌千余首，许渊冲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111首进行英译并收入《大中华文库》。译本的编排以时空为线索：诗人少年时求学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青年出蜀经金陵入长安，一腔抱负却壮志未酬，写下《蜀道难》等;后南下与友人相聚写下《将进酒》;中年奉诏入京粉饰太平作诗《清平调》;后返乡中晚年陆续写下《登楼歌》、《早发白帝城》等作品。李白的诗或写景，借以明志;或写情，情意长远。他的每一首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幅缩影，李白诗歌英译就是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吸收
原文的意义经译者提取后被带入目的语，译文要对许多成分进行“同化”，并对新接纳的因素进行安置。斯坦纳归纳出两个极端：目标文本在目的语经典中完全取得了地位，即目标文化吸纳了外来文本并使自身得以增强;或“永远保持陌生和边缘的地位”，即目标文化受到感染并最终拒斥它（Mundy，2006：232-23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原文意义和形式的取舍上，还体现在对目的语语言规范的遵守程度上。译者既可完全遵循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规范，充分考虑其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传统、话语习惯、经济及意识形态（Chesterman，1997：64）;亦可打破这种规范，试图以其翻译带动对目的语文化传统和翻译传统的革新。
忠实与创造力的统一是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灵魂。他的译文吸收了李白诗歌的精华，用有中国特色的创译法来解决西方对等译法不能解决的难题，给中国古诗词英译和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
（四）补偿
斯坦纳认为，由于原文能量外溢，而译文却注入，改变了整个系统的和谐，这种失衡需要加以补償，以恢复均衡（Steiner，1998：318）。当原文因为翻译而得到加强，即译文的影响力胜过原文，这说明原文具有某种未释放出的潜能;而当译文的能量小于原文时，译文会让原文的优点更加凸显。
接受政府委托，翻译李白诗歌的行为，其目的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斯坦纳的观点，译者带着特定目的来理解文本时，便破坏了各种力量的平衡（Steiner，1998：318）。从翻译操作层面讲，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可实现这种均衡，译者只有努力减少读者对原文的误解，力求完整地再现源语文本，产生可接受但又超越期待的译本，才算完成补偿这一阶段。为了保障译文和原文的和谐，许渊冲在李白诗歌的翻译中，在发挥译者创造力的同时，保留了原诗的三美：音美、意美、形美，即原作的韵律、内涵、形式等。 2、译本分析
斯坦纳的阐释学四个阶段涵盖翻译的整个过程，从理解到诠释，环环相扣，每一步都不能截然分开。第一步主要指译者对文本可译性的信任;第二步指译者对原作的個人理解;第三步内涵是译者将其理解通过译入语进行表征，使之并入本土语言;第四步实质是以翻译之利消解翻译之弊的辩证体现（叶芳芳，2019：110）。许渊冲结合自己译诗的经验，将文学翻译总结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从斯坦纳的阐释学来解释的话，就是许渊冲先生根据个人理解，侵入原文，提取重要信息，用等化、浅化、深化的方法，创作出读者能懂并且喜欢的“三美”译文。
现以诗选的第一篇《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译者的创作过程和其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此诗为五言律诗，全篇共八句，每句五字，有仄起、平起两种基本形式，中间两联对仗。原诗第一句用了邻韵，压“中”字，为一东韵;其它偶数句用同一个韵，压二冬韵。许渊冲是“以诗译诗”的“格律派”代表人物之一，为了达到与原诗神形皆似的效果，许译也使用了韵脚，采用了英文中的全韵。八句中两两押韵，共四个韵脚，前三组韵脚为双韵，读起来幽婉，最后一组为单韵，读起来强劲有力，译文韵脚产生的韵律也符合原文的意境。
许译中的Taoist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音译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现已被广泛接受，但在2006年《大中华文库》出版之际，这个词的接受度还有待考究。因此，许渊冲将“道士”译为 a Taoist Recluse，加上recluse目标语读者就能理解此处李白所要寻找的是一位“道家隐士”。斯坦纳认为“吸收”是将新的东西融入旧的东西，所以在极度归化与极度异化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存在着“适度的归化+适度的异化”，也就是“平衡”（Steiner，1996：142）。把中国文化中的Taoist和西方文化中的recluse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是译者侵入原文提取信息后所做的阐释，也是译者为了达到平衡，对归化和异化适度的综合运用。
译者作为阐释者， 倾向于将文本的含义“外化”出来， 将文本中的隐含逻辑显化， 将不确定点确定下来或将断裂接续起来（ Broeck，1998 ： 7）。译者认为水声会减小狗叫的声音，动词用了muffle。在简短的五律中有诸多省略成分，译者根据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将原文中隐匿的人称翻译了出来，译文中补充了两个 “I”，一个 “me”。
从内容上看，译者在这首诗歌的翻译中采用了“深化”、“等化”及“明晰化”的手段使得原诗更丰富。在诠释过程中，为了“三美”和谐统一，译者极力“补偿”翻译过程中的“失衡”。如第二句Peach blossoms tinged with dew 其实已经译出了“桃花带露浓”，但为了押韵，译者根据个人理解增译了much redder look。又如“无人知所去”，译为No one knows where the Taoist gone是否更贴近于原文？此处，译文为了保持“音美”而放弃了“意美”，与原文稍有出入。
从传统文化的层面来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描绘的是一幅幽静的世外桃源景象，也是一方让人淡泊名利的道教净土。道教文化中的道士、桃花、青霭、鸣钟、竹子、松树这些传统元素均在原文和译文中得以体现。
四、传统文化传播路径
许渊冲总结出中国创新的文学翻译理论，即“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许渊冲，2016：99）”。这与斯坦纳的阐释学的四步骤不谋而合。“译可译，非常译”是译者对文本的信任，认为文本是可译的。“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为译者对原文的侵入，对信息的提取。“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反映的是译者吸收原文信息和处理译文的过程。最后“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是译者对翻译中的失衡进行补偿，达到平衡的一种努力。
翻译过程中，阐释者根据文本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和内涵加上自己的能动的理解提出自己的描述和建构。对原文本的知识越丰富和全面，理解越透彻，所能阐释的内容就越丰富。反之，阐释就会苍白无力，不仅不能准确再现原文的基本意义，甚至会在译文中遗漏这些意义（王宁，2014：8）。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中国典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只有中国译者才能完成，因为中国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深入透彻。“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应该是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许多、许钧，2015：14）。
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及传播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遭受了不少诟病。怎样构建系统的传统文化翻译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进行相关的翻译研究也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鉴于英汉在语言上、诗学上、意向上、思维上方方面面的巨大差异，要想实现译本与原文之间的“平衡”，任务艰巨。翻译中对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粗暴移植，产生的译文通常没有生命力。叶维廉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译者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对汉语语言或文字的无知”，不如说是“作为译者，无法看到由汉语本身特殊性所构成或促成的对现实独特的表现方式”（Yip，1969：12）。古诗词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无论是译者用何种方式来翻译，都会丢失某些东西，亦或被曲解、误读，但正是在一次次的翻译中，它才能始终充满生命力，而且它可能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产生出一些令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新的东西。因此古典诗歌是可译的，而
唯有以中国方式来进行阐释，方能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最大化。傅惠生提出，依据《大中华文库》内容中的传统文化的集中性和其语言表达形式的中国文化特征突出性，作为中国英语建构的基础（傅惠生，2012：26）。随着中国英语的建构，一旦中国英语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得以清晰的描述，汉译英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随之也自然会发生较为深刻的变化，以中国文化为特征的英语自然能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而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翻译家和汉学家共同努力，同时也要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译本特有的传播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各国文化共赏共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许多、许钧，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3）：13-17.
[2]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3]汤富华，翻译的澄明：重思“诗歌不可译”论[J].中国翻译，2019（4）：14-23
[4]Mund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5]Hatim， Basil.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M] .Beijing ： FLTRP. 2005.
[6]许渊冲，《大中华文库·李白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7]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8]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叶芳芳， 乔治·斯坦纳四步骤阐释运作理论辨析[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05-111
[10]Broeck， Raymond Van Den.Translational interpretation： A complex strategic game [ C] ∥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8.1-13
[11]許渊冲，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 2016 （5）： 93-99.
[12]王宁，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J].中国翻译，2014（2）：5-13+127.
[13]Yip， Wai-Lim. Ezra Pound’s Catha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傅惠生，《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英译文语言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23-29
作者：杨红梅（1978-），湖北黄冈人，翻译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及英语教学。
本论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阐释学视角下李白诗歌英译中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LB20-B01）最终成果。
关键词：李白 阐释学 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和信念体系。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英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需要。
两个多世纪以来，致力于李白诗歌翻译的不乏传教士、学者、汉学家及翻译家。国内对李白诗歌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许渊冲、翁显良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优秀翻译家开始了对李白诗歌的翻译。不仅中国译者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尝试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如“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在国内众多李白诗歌翻译中，以许渊冲的版本最为全面。从阐释学的视角全面分析《大中华文库·李白诗选》，剖析译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积极探索李白诗歌的英译策略，有助于寻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渠道和最佳方式。
二、阐释学视阈下的李白诗歌英译
乔治·斯坦纳根据其阐释学派理论提出翻译的四个步骤，即：1）信赖;2）侵入;3）吸收;4）补偿。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要经历“信赖”即相信原作的价值，而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过程便是“侵入”过程，不可避免掺入译者的个人主观因素，侵入的目的是为了“吸收”，而“补偿”吸收过程中出现的失衡才可最终达到理想的翻译。
（一）信赖
译界通常默认：译文的目标语以译者母语为优先。由外语文本译为母语称为顺译反之为逆译（Baker，1992：65）。葛瑞汉曾说过：“我们不太可能让中国人把诗词翻译成外文，因为翻译最好是把外国语文译成本国语文，而不是把本国语文译成外国语文，这条规律很少例外。”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译者翻译古诗词是不可取的。如汤富华认为，从诗学意义上来说许渊冲的翻译是无法与李白原诗达成一致的（无论是语义还是修辞）（汤富华，2019：17）。与此相反，许渊冲不止一次强调：中国诗只有中国人译得好。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笔耕不辍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小”古籍可以传递“大”理念。
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就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不管是作为《大中华文库》委托方的中国政府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作为被委托方的译者，他们对于原作品给与了充分的信任。在斯坦纳的阐释学理念下，译者将原文看作是代表世界上某些东西，这些连贯的“东西”是可以理解并可以翻译的（Mundy，2006：231）。将简短的古诗翻译成英文，既面临时间上的错位，还要处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许渊冲深信，唐宋诗词的英译是让文化长江中的这股滚滚波涛融入世界文化之汪洋大海的必经之路，这也是这位百岁老人醉心于中国古籍翻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侵入
译者侵入原文、提取意义，然后满载而归。所有的文本信息意义都具多重性，一次只能表现一部分意义，文本还有未表现出来的意义（Hatim，2005 ：76）。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侵入”形式外壳下的文本，打破其外壳，肢解文体，提取所需部分。文本信息意义的多重性也决定了译者主体性，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意义的提取各不一样。
作为译者，许渊冲对李白诗歌有着自己独特的“前结构”（即前有、前见、前念），这决定着译者会提取哪些重要的内容，用何种形式进行诠释。李白现存的诗歌千余首，许渊冲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111首进行英译并收入《大中华文库》。译本的编排以时空为线索：诗人少年时求学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青年出蜀经金陵入长安，一腔抱负却壮志未酬，写下《蜀道难》等;后南下与友人相聚写下《将进酒》;中年奉诏入京粉饰太平作诗《清平调》;后返乡中晚年陆续写下《登楼歌》、《早发白帝城》等作品。李白的诗或写景，借以明志;或写情，情意长远。他的每一首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幅缩影，李白诗歌英译就是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吸收
原文的意义经译者提取后被带入目的语，译文要对许多成分进行“同化”，并对新接纳的因素进行安置。斯坦纳归纳出两个极端：目标文本在目的语经典中完全取得了地位，即目标文化吸纳了外来文本并使自身得以增强;或“永远保持陌生和边缘的地位”，即目标文化受到感染并最终拒斥它（Mundy，2006：232-23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原文意义和形式的取舍上，还体现在对目的语语言规范的遵守程度上。译者既可完全遵循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规范，充分考虑其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传统、话语习惯、经济及意识形态（Chesterman，1997：64）;亦可打破这种规范，试图以其翻译带动对目的语文化传统和翻译传统的革新。
忠实与创造力的统一是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灵魂。他的译文吸收了李白诗歌的精华，用有中国特色的创译法来解决西方对等译法不能解决的难题，给中国古诗词英译和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
（四）补偿
斯坦纳认为，由于原文能量外溢，而译文却注入，改变了整个系统的和谐，这种失衡需要加以补償，以恢复均衡（Steiner，1998：318）。当原文因为翻译而得到加强，即译文的影响力胜过原文，这说明原文具有某种未释放出的潜能;而当译文的能量小于原文时，译文会让原文的优点更加凸显。
接受政府委托，翻译李白诗歌的行为，其目的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斯坦纳的观点，译者带着特定目的来理解文本时，便破坏了各种力量的平衡（Steiner，1998：318）。从翻译操作层面讲，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可实现这种均衡，译者只有努力减少读者对原文的误解，力求完整地再现源语文本，产生可接受但又超越期待的译本，才算完成补偿这一阶段。为了保障译文和原文的和谐，许渊冲在李白诗歌的翻译中，在发挥译者创造力的同时，保留了原诗的三美：音美、意美、形美，即原作的韵律、内涵、形式等。 2、译本分析
斯坦纳的阐释学四个阶段涵盖翻译的整个过程，从理解到诠释，环环相扣，每一步都不能截然分开。第一步主要指译者对文本可译性的信任;第二步指译者对原作的個人理解;第三步内涵是译者将其理解通过译入语进行表征，使之并入本土语言;第四步实质是以翻译之利消解翻译之弊的辩证体现（叶芳芳，2019：110）。许渊冲结合自己译诗的经验，将文学翻译总结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从斯坦纳的阐释学来解释的话，就是许渊冲先生根据个人理解，侵入原文，提取重要信息，用等化、浅化、深化的方法，创作出读者能懂并且喜欢的“三美”译文。
现以诗选的第一篇《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译者的创作过程和其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此诗为五言律诗，全篇共八句，每句五字，有仄起、平起两种基本形式，中间两联对仗。原诗第一句用了邻韵，压“中”字，为一东韵;其它偶数句用同一个韵，压二冬韵。许渊冲是“以诗译诗”的“格律派”代表人物之一，为了达到与原诗神形皆似的效果，许译也使用了韵脚，采用了英文中的全韵。八句中两两押韵，共四个韵脚，前三组韵脚为双韵，读起来幽婉，最后一组为单韵，读起来强劲有力，译文韵脚产生的韵律也符合原文的意境。
许译中的Taoist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音译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现已被广泛接受，但在2006年《大中华文库》出版之际，这个词的接受度还有待考究。因此，许渊冲将“道士”译为 a Taoist Recluse，加上recluse目标语读者就能理解此处李白所要寻找的是一位“道家隐士”。斯坦纳认为“吸收”是将新的东西融入旧的东西，所以在极度归化与极度异化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存在着“适度的归化+适度的异化”，也就是“平衡”（Steiner，1996：142）。把中国文化中的Taoist和西方文化中的recluse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是译者侵入原文提取信息后所做的阐释，也是译者为了达到平衡，对归化和异化适度的综合运用。
译者作为阐释者， 倾向于将文本的含义“外化”出来， 将文本中的隐含逻辑显化， 将不确定点确定下来或将断裂接续起来（ Broeck，1998 ： 7）。译者认为水声会减小狗叫的声音，动词用了muffle。在简短的五律中有诸多省略成分，译者根据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将原文中隐匿的人称翻译了出来，译文中补充了两个 “I”，一个 “me”。
从内容上看，译者在这首诗歌的翻译中采用了“深化”、“等化”及“明晰化”的手段使得原诗更丰富。在诠释过程中，为了“三美”和谐统一，译者极力“补偿”翻译过程中的“失衡”。如第二句Peach blossoms tinged with dew 其实已经译出了“桃花带露浓”，但为了押韵，译者根据个人理解增译了much redder look。又如“无人知所去”，译为No one knows where the Taoist gone是否更贴近于原文？此处，译文为了保持“音美”而放弃了“意美”，与原文稍有出入。
从传统文化的层面来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描绘的是一幅幽静的世外桃源景象，也是一方让人淡泊名利的道教净土。道教文化中的道士、桃花、青霭、鸣钟、竹子、松树这些传统元素均在原文和译文中得以体现。
四、传统文化传播路径
许渊冲总结出中国创新的文学翻译理论，即“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许渊冲，2016：99）”。这与斯坦纳的阐释学的四步骤不谋而合。“译可译，非常译”是译者对文本的信任，认为文本是可译的。“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为译者对原文的侵入，对信息的提取。“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反映的是译者吸收原文信息和处理译文的过程。最后“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是译者对翻译中的失衡进行补偿，达到平衡的一种努力。
翻译过程中，阐释者根据文本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和内涵加上自己的能动的理解提出自己的描述和建构。对原文本的知识越丰富和全面，理解越透彻，所能阐释的内容就越丰富。反之，阐释就会苍白无力，不仅不能准确再现原文的基本意义，甚至会在译文中遗漏这些意义（王宁，2014：8）。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中国典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只有中国译者才能完成，因为中国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深入透彻。“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应该是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许多、许钧，2015：14）。
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及传播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遭受了不少诟病。怎样构建系统的传统文化翻译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进行相关的翻译研究也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鉴于英汉在语言上、诗学上、意向上、思维上方方面面的巨大差异，要想实现译本与原文之间的“平衡”，任务艰巨。翻译中对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粗暴移植，产生的译文通常没有生命力。叶维廉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译者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对汉语语言或文字的无知”，不如说是“作为译者，无法看到由汉语本身特殊性所构成或促成的对现实独特的表现方式”（Yip，1969：12）。古诗词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无论是译者用何种方式来翻译，都会丢失某些东西，亦或被曲解、误读，但正是在一次次的翻译中，它才能始终充满生命力，而且它可能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产生出一些令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新的东西。因此古典诗歌是可译的，而
唯有以中国方式来进行阐释，方能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最大化。傅惠生提出，依据《大中华文库》内容中的传统文化的集中性和其语言表达形式的中国文化特征突出性，作为中国英语建构的基础（傅惠生，2012：26）。随着中国英语的建构，一旦中国英语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得以清晰的描述，汉译英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随之也自然会发生较为深刻的变化，以中国文化为特征的英语自然能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而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翻译家和汉学家共同努力，同时也要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译本特有的传播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各国文化共赏共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许多、许钧，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3）：13-17.
[2]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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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叶芳芳， 乔治·斯坦纳四步骤阐释运作理论辨析[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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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红梅（1978-），湖北黄冈人，翻译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及英语教学。
本论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阐释学视角下李白诗歌英译中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LB20-B01）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