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与污名——
　　近日，福建厦门华厦学院大二女生小洁因深陷“校园贷”而自杀。小洁的命运令人唏嘘，“虚荣”“败家”“享受”……报道此事的媒体不乏此类评论。近年来，女大学生这个群体在媒体和社会事件里经常作为这样的形象出现：女大学生为了买名牌卖卵、代孕、裸贷；女大学生做直播，出卖软色情；女大学生贪图富贵被包养；每个学校的“保研路”上，总是流传着无知好骗的女大学生受到伤害的传说……
　　这真的是女大学生的真实生活吗？为什么这样一个本来充满青春活力，代表了有无限潜力知识女性的群体，会被打上“单纯”“无知”“爱慕虚荣”“脆弱”的标签，供公众和媒体大肆意淫赏玩？
　　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所以你天生被男权的社会消遣？
　　女大学生，本是现代社会性别平等的产物，但这一形象越来越被污名化，以至于一听到“女大学生”这四个字，会产生暧昧的错觉。
　　随手百度“女大学生”，负面信息居多，大多聚焦在于“性”“胸”“干爹”等性暗示词汇，而很少有热点报道聚焦在女大学生在一系列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事实，更不用说聚焦女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根本无法赚取眼球。
　　无论如何，“女大学生”这个词并不再是“美好”的代言词。
　　一方面，社会确实存在故意污名化、标签化女性的群体，比如微博下的打分盲众，为了站队方便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标签——直男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偏见，媒体为了爆点和流量也在加剧这种倾向，很多时候不自觉地就会陷入诸如“漂亮女性实力不够”的陷阱。
　　将对女大学生和女博士的污名化做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大学生”似乎是褒义的，“女大学生”则不是。“博士”也是纯褒义词，而“女博士”也不是。“女大学生”常与“愚蠢”“爱慕虚荣，“不知检点”等印象联系在一起，而等她到了女博士阶段，面临的就是“性格古怪”“毫无魅力”“齐天大剩”等标签。
　　同样一个女孩子，在时间间隔并不长，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太大变化的两个阶段，却面临两种截然相反的羞辱：她时而愚蠢地搔首弄姿，时而干瘪又无趣，这前后两种标签的矛盾，正体现了这种性别认识的蠢与恶。
　　女大学生其实和女司机的妖魔化是一样的，他们真的看不见男大学生拿硫酸泼狗熊来着，男大学生给舍友下毒来着，男大学生考试作弊心理障碍骚扰女性自杀跳楼来着？好不容易有个女大学生违背了“社会风化”能不赶紧跳起来骂？
　　奢侈等作风从来就不是女孩子的专属，男生也会这样的。而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也照样可以艰苦奋斗，省吃俭用。正因为种种关于女大学生的谣言被不假思索地疯狂传播，导致本来很优秀的女大学生也无辜中枪。
　　同样是人，有些错误，男女都会犯，但是每当事情发生在女人身上，就会成为“女人都xxx”“女人果然做不了xxx”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事实验证。在大学生这个群体中，女大学生也总是因为其性别受到更多的关注。
　　不得不承认，我们身边仍然有一部分女孩子觉得“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当然这是个人价值观问题，无法去下好坏的评价。但她们始终活在“他者”的眼光中无法挣脱，男权社会最成功的地方不只在于如何抬高男性的地位，而是将潜意识灌输进女性的思想中并让她们认为这是自我意识，是理所应当的。
　　从民国有女大学生这个词开始，陪酒陪聊被包养，爱慕虚荣又放荡无脑——这就是媒体意淫出来的女大学生形象。被意淫的重灾区还有女教师、女护士、女秘书，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所以你天生被男权的社会消遣。
　　男权社会对于知识分子女性的一种身体上的窥探，本质上是既充满色情意味，又反智主义
　　“女大学生”这一形象被污名化的过程，表现出新旧价值观的交替。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万元户”和“大学生”是两个受社会追捧的形象，大学生以“精英”形象活跃在社会的各处。而在成功标准高度同质化的当下社会，人们都不自觉地简化到用“钱”衡量事物。大学生扩招、经济形势下行，更是不可避免地给大众留下大学生“不值钱”的感觉。
　　这几年轰动全国的大学生恶性案件此起彼伏。 “药家鑫”案、“马加爵”案， “复旦投毒案”，甚至 “雷洋案”根本不是在读学生，媒体也贴上了“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标签。社会舆论大有一种不把大学生拉下光辉形象誓不罢休的决绝。经过大众与媒体的策划与共谋，大学生的“精英”形象被成功瓦解。
　　而男权社会对于知识分子女性的一种身体上的窥探，本质上是既充满色情意味，又反智主义，并借此贬低女性，文革时期的“女知青”也是如此。
　　在看“女大学生”如何在“大学生”基础上被污名化之前，先挖一挖我们的传统心理。
　　大众和媒体在悼念杨绛时，大多只聚焦在她“贤妻良母”的身份上，而很少聚焦在她本人在翻译、文学方面的社会价值。“贤妻良母”是传統社会心理留下的，它的问题出在：贤妻良母被固定在家庭之中，从而与琐碎的家务劳动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男权主义的视野下，女性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家庭妇女，可以为了孩子和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事业、健康甚至是生命。
　　而在大家看到对女性的媒体报道中，中国女性的形象仍旧被囿于“传统女性美德”的意识里，更别提女性像西方那样，借助媒体报道走出“家庭圈子”进入公共社会——推测一下国内高管、高官、高收入人群的男女比即可知。
　　当人们潜意识里还认为女性是“贤妻良母”时，现实中彰显女性强大的大学生、博士形象，让人们产生了认知冲突。
　　在这种认知冲突下，人们开始对女博士有偏见。背后的心理变化很微妙：女性独立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动摇了男性权威，于是很不幸地，“知识”和“智慧”似乎变成了女性的罪恶之源。
　　亚洲社会对女生的标准就是清纯可人、小鸟依人、聪明但不能比男生更聪明，所以难怪她们具有“单纯”“脆弱”“无知”的标签了。这大概不能怪媒体篡用词藻，因为一个“清纯可人”“娇弱”的女子对丈夫来说是有用的，而对于在社会中奋斗来说，却是无用的。 　　这种对女性高学历的偏见，也暴露了男权社会对女大学生群体这一角色的恐惧心理。
　　世界的另一面里，“二奶”“小三”因为其本身具有戏剧性而赚人眼球，各种冲突矛盾的剧情常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报道女大学生这一群体时，媒体发现贴上前者的标签太能赚取眼球了，于是“女大学生”+“二奶”成了热点素材。部分媒体在“黄色新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女大学生面对舆论渲染，可能会沦为无形的受害者。
　　女性在大多情况下还是客体和被凝视评判的对象
　　2017年4月13日发布的《中国女性安全出行报告》，搜集了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间在新闻媒体上被报道的女性安全出行暴力事件，并以此120个事件为分析对象，了解公权力部门、相关责任方、旁观者的反应，寻求女性出行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部关于美国大学校园性暴力的纪录片《猎场》，至今触目惊心。纪录片中讲述的是一群被校园性暴力伤害过的姑娘们，然而当她们选择站出来为自己伸张权利时，不仅受到了校方的阻拦，更被社会上的那些流言蜚语所伤害。
　　社会教我们提防他人，提高警惕，但不去指责施加伤害的过错方。
　　这让人想起豆瓣上有一部电影《黑处有什么》，讲述了发生在一个飞机场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离奇奸杀案，以及伴随着这些案件的发生，少女曲靖的一段成长史。
　　作为哥哥的妹妹，父亲的宝贝，曲靖体会到了家庭以“保护”为名的爱，这样的爱专供女性，通常限制比支持更多，同时也削弱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世界和能力。而强奸杀人案的出现简直是一个规训的绝好时机，那句老话一再被证明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一个女人，你竟然要穿裙子烫头发张开双腿坐自行车？强奸犯就在那边等你。这让人想起《印度的女儿》，强奸杀人犯只因为一个女孩儿晚上九点还在公交车上就认定自己有理由奸杀她，因为除掉一个“坏女人”有助于纠正社会风气？！
　　以色列建国元老，著名的梅厄夫人，有一次在内阁会议讨论妇女连续遭强奸的问题时，一位部长建议不许妇女夜间出门。梅厄夫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是男人在袭击女人，如果需要颁布禁令的话，那么被锁在屋子里的应该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如作家咪蒙说，不管她有没有防范意识，不管她是不是性格軟弱，不管她是不是不懂得保护自己，这些都不应该是她被强奸的理由。有人说得好，发生强奸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强奸犯。
　　舆论最分裂的就是，人家不报警，怪她们软弱，纵容罪犯；人家报警了，就揪住各种细节，说人家“傻白甜”“咎由自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搞不好是她勾引别人”……
　　是的，我们舆论的潜在指向就是：不管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错的都是女人。
　　100年过去了，社会还是这样，女性在大多情况下还是客体和被凝视评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