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正是中国社会目前的最大吊诡：陌生人社会是法治社会，而法律的实现要靠相当程度的道德基础，但这样的道德基础更多地只存在于乡土村落的熟人社会，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稀薄得让人几乎难以感觉其存在，以致法律由于不被信仰而难保其应有的权威，违法乱纪于是几成社会的常态……
　　今年过年回去最大的变化是叔叔的房子装修了。奶奶1998年去世后叔叔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建了一座两层小楼，虽说是楼房，但实在很粗糙，楼下到处是鸡屎，楼上也满是农具，还有大堆的谷子，感觉中与原来的农居无异。去年花了半年的时间重新装修，焕然一新：铝合金门窗、瓷砖地面、各类新式家具——怎么说呢，与城里没什么两样。
　　据装修“总指挥”、已是资深泥瓦匠师傅的堂妹夫介绍，整个装修花了11万。没问钱从哪里来，大约是在孝感一家国企工作的大堂弟和一直在广州打工的小堂弟赚的。
　　还新建了一间与一楼相通的淋浴间和室内厕所，瓷砖铺面，整洁干净。这在我们老家农村可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但问题随之而来：下水道怎么解决？原来就铺设了一条简易管道，直接通到了门口的鱼塘里，“一般只在里面小便。”堂妹夫特别介绍。如厕主要还是在外面的厕所，但也已彻底变样：洁白的瓷砖便池，便坑全部封闭，所有污秽物一律不见。
　　但旁边的鱼塘却已面目全非。其实叫鱼塘并不准确，我们小时候一直叫“坑”，在平常时节是一汪恬静的水，洁净透亮，四周青草萋萋、绿树婆娑，粗壮的树枝伸到水面，从上面扑腾入水是我们夏天的最乐。这一切现如今都已荡然无存，坑真的成了坑，只不过是个巨大的垃圾坑：水已半涸，污泥淤积，仅剩的一点水面也满是垃圾绿藻，废弃的塑料包装随处可见。以前每家每户养猪，垃圾就倒入猪圈，让猪踩熟后成为上好的肥料。现在都不养猪了，垃圾就直接倒入坑中，更有类似叔叔家这样将下水道直接通入坑里。至于鱼虾鳖蟹，按堂妹夫的说法，“连屁都不剩一个。”
　　我以为这正是我们那里乡村生活的典型写照：公共空间已然出现，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整、有秩序的公共生活。路是公共空间的标志，十几年前修了柏油路，彻底改变了乡村土路的模样，后来这条路越修越好，去年更是翻新成水泥路，一直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公共空间的出现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公共生活，下水道的缺失和垃圾的随处丢弃是典型的例子。
　　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道德约束力只有在熟人社会发挥作用，离熟人社会越远，道德约束力就越弱，社会秩序的形成就要靠规则，其最高形态就是法律。但由于缺乏一定的道德约束，规则常常被突破，套用堂妹夫的话，什么都可以“乱来”——形象，只有针对熟人才有意义和可能，周围都是陌生人，讲个什么形象呢？比如在城市道路上从车里丢个垃圾，谁认识呀？更严重的，为政则贪腐弄权，从商则坑蒙拐骗，为学则舔痔吮痈。
　　这或许正是中国社会目前的最大吊诡：陌生人社会是法治社会，而法律的实现要靠相当程度的道德基础，但这样的道德基础更多地只存在于乡土村落的熟人社会，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稀薄得让人几乎难以感觉其存在，以致法律由于不被信仰而难保其应有的权威，违法乱纪于是几成社会的常态……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陈独秀也孜孜以求于“吾人最后的道德觉悟”。可是，我们的新道德形成了吗？旧道德真的被替代了吗？我们的道德真的最后觉悟了吗？这一切都是存疑的，否则我们的内心何以如此惶恐不安、纠结不宁？这样的内心又何来什么幸福生活？
　　改变在随时发生。毫无疑问，城镇化已经不可遏制地来到所有人面前。城镇化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它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乡土村落已经被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公共空间替代，会有越来越多的陌生的他者进入，也会越来越多地进入陌生的他者的世界。然后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最后则是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的改变——一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居然给村支书送了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带来冲击的可能不是这本书，而是送书的人和他的行为。
　　今天，这样的变局则已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每个人的跟前。这样的变局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冲击就是：人人必须自立，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替你包办一切，一如我们千百年的“圣君”理想。我们当如何自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必须回答并寻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