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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个星期，围观的群众就散了，那些骂人的、打骚扰电话的，也就消停了。”黄山被救18人之领队侯盼说道。黄山风景区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于2010年12月13日凌晨，在营救18人的过程中跌下30米山崖，献出生命。张宁海过世两周多后，2010年12月30日晚上，侯盼带着三个队员，悄悄去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张的家乡，打算探望张宁海的父母——“爸爸妈妈”——如今18名被救者如此称呼二老，结果扑了个空。
当天，太和县纪委组织二老到合肥、上海旅游散心。31日，唐清威等其他留守上海的队员，得到侯盼扑空的消息后，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二老。爸爸说：“儿子，你们来吧。”晚上11点多，一屋子人围在妈妈的床边，泣不成声。2010年就此收尾。侯盼希望记者回避这次会面，“这个就不要报了。” 两周前的惊心动魄，已令他心有余悸。
1风暴眼中的复旦
张宁海牺牲后，报道救援现场的安徽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记者，对复旦学子发出了“冷漠”的批评。在致使一条生命流逝的背景下，镜头前学生的释然表情，将18人和复旦大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出现在人人网中的“夺权”对话和校内BBS中的“媒体控制论”，更令复旦面临的公关危机愈演愈烈。18名参与野游的队员，以及报道此事的记者，均遭网友“人肉”——结果显示，不少记者也是复旦毕业生。
复旦学者赵詹（化名）表示，“跟这个危机事件相关的主体，并不仅仅是18个人或宣传部门，他会被转嫁为整个复旦”。于是，18人被网友冠以“驴”的名号；复旦大学的“危机公关”举措，也被网友理解为控制媒体的策略性表现。2010年12月16日，复旦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带着两名学生——侯盼和唐清威，赶往黄山参加第二天的张宁海追悼会。晚上，方明接受媒体采访，就救援当天学生为何提早离开、“夺权帖”、学生的“冷漠”以及后续计划等，作出了解释。
次日凌晨一点后，方明又“充当心理老师的角色”，为侯、唐二人做心理辅导。“不管媒体怎么问，记住刚才这句Be Yourself（做最真实的自己）即可。”天亮后等待他们的，将是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在追悼会现场，见到二老之际，侯盼、唐清威相继下跪。这一画面，很快传遍了网络。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世纪钟旁，由学校发起的哀悼活动同时进行。500多名师生在张宁海遗像前献上鲜花。尽管在2010年12月13日当天，复旦大学党委和被救18人，已向黄山方面发去了感谢信。但当指责学生“冷漠”的舆论风向愈演愈烈后，“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庞胡瑞陈述道。
在庞胡瑞发布于2010年12月31日的《复旦大学遭遇“黄山门”网络舆情分析》中，对于复旦的“危机公关”，他评价道：“从两次官方回应来看，复旦大学舆情应对已经具有较高的效率，同时校方、学生的致歉声明也部分平抑了高涨的质疑。但是在应对手法上出现‘缺少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和‘仅限于地方媒体’的宣传瓶颈。” 而在复旦学者赵詹看来，复旦校方作为危机的当事人，要特别注重站在公众的角度去考虑公众对于危机的理解和期待。
方明对此解释道：“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凌晨1点才知道学生的具体方位。一线指挥部不在复旦，救援是由公安主导的活动，发布消息要征得公安同意。我们还是本着公开的原则去做事。”碰巧，去年12月16日复旦邯郸路校区发生学生跳楼事故，校方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公布了这一事件。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个专业的应对举动，按说非常符合上海市委领导一直强调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八字方针，但这次偏偏“让市里相关领导不高兴”。
2010年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与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交流时，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
而对于校方在危机中的应对，方明表示，“没有必要再去评价”。“当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妥善解决、配合媒体的报道。但到现在，还有完没完？”消息人士透露，张宁海追悼会那天，复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带着50万现金到黄山，交给了张父。对此，方明说，“我拒绝证实，拒绝回答。” 据黄山景区宣传文化中心主任程亚星说，复旦方面的确“有表示”，但“不清楚具体数字”。记者尝试与张父核实这一细节时，张父正在医院挂水。他表示无法与记者交谈，眼睛也看不清楚，便挂断了电话。
2“被高官”的二姨夫
网络舆论压力像飓风般，先是扫荡了18人的“冷漠”，接着把矛头指向“很有影响力”的“二姨夫”。被指“报道不实”的《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说，“我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仅仅是对采访对象原话的转述，想完整地再现当时被困人员的状态，丝毫没有想到网民的那种社会情绪化的解读……我报道的核心‘是领导重视前后，表现在救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网民对这个数千字的稿子什么都不看，就看那四个字，‘影响很大’。他们反思的不是整个救援模式，而是纠缠于这四个字，这让我很吃惊。”
时间回到2010年12月12日19点10分，被困学生之一施承祖的二姨夫罗先生，第二次拨打上海110报警。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民警，登门核实了罗先生的身份，并向市110指挥中心汇报。这时，复旦18学子被困黄山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市里。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资料显示，仅在救援阶段，上海即有三位市级领导先后作出批示并对搜救工作作出具体要求，分别是市长韩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长助理兼市公安局长张学兵。张学兵更是亲自打电话给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徐立全协调救援。
依托长三角警务联防指挥机制，上海110立即将情况通报了安徽省公安厅。徐立全立即指示要求黄山市局、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抓紧组织力量，“动用一切手段，开展搜索工作；需要省厅支持的，向省厅报告”。
安徽省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向阳坐镇厅指挥中心，与上海市局和搜救前方保持联系。当晚22点左右，上海公安局农场分局（该分局辖区在安徽）黄山派出所，也安排警力赶往黄山，协助搜救。其中，民警刘峰将上海市局指挥中心传真的18人名单，于23：30送至云谷寺搜救指挥中心。在那里，230名黄山搜救人员，已于21点多冒雨集结，连夜上山，直到13日天亮后，才将全部学生安全护送出山。然而，2010年12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龙灿的报道《“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 三次报警无人应 一条短信惊两地》，再次将救援事件推向舆论顶点。
文中提到了一位报警队员的“影响很大”的“二姨夫”，暗示上海方面有人在学生报警无果的情况下，施加了影响。新一轮的网络人肉搜索和舆情态势，引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亲自指示：查清楚。两天之后，2010年12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即向俞正声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近期网络舆情的报告。在以五次接警记录证明上海市110“接处警环节规范、正常”后，报告指出，“报警人没有特殊身份，接处警背后没有任何‘权力’因素”。
针对“严重失实”的《成都商报》报道，上海市公安局还采取了切实的举措来应对。2010年12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官方媒体刊登了辟谣报道，“说明上海警方联系配合安徽警方的救援行动及时、准确，没有所谓‘特别因素’的影响”。罗姨夫本人也出现在2010年12月28日的CCTV新闻频道中，称自己“是一个很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上海市民，不像网上说的那么惊人”。据记者了解，罗现在“吃低保，跟朋友合作些建筑方面的生意（混凝土结构）”。
到28日这天，罗看了最后一个关于“二姨父”的帖子，“事件也差不多结束了”。“我觉得挺好笑的，我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上海人，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相当重视，在11·15火灾之后，上海受到很大的压力。在这次事件中，我是政府的铁杆粉丝，是钢丝。网上那些言论我都不看的，因为我觉得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我不在乎。”
3多次报警？谁在撒谎？
除了“二姨夫”的影响力，让黄山风景区宣传文化中心主任程亚星出离愤怒的还有其他原因。她以个人身份怒斥龙灿，不该指责救援的指挥是错误的，更不该指责黄山救援人员不专业。经程介绍，景区管委会下设六个综治组，组成一支由武警部队、消防官兵、环卫工人、医生、轿包队、酒店保安组成的应急队伍。这支队伍达1000多人，黄山救援当天，则出动了230人。早在2007年，黄山开放区域就已建立了四级救援体系：由稽查队员、防火队员、环卫工人、酒店保安等组成的路道工作人员；山中配备专业医生的医疗点；山脚的医疗急救中心和市医院。在山上，每隔一段路就设有一个GPS定位，重要截点配有摄像头。但已开放的161.6平方公里黄山景区，仅占整个黄山的三分之一。在野黄山，也就是未开放的区域，“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记者从黄山方面传真至上海的“黄山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中了解到，2010年12月12日18：12，景区110指挥中心接到被困学生的朋友的报警。不到一分钟后，中心作出的处警意见是：措施收到。再过五分钟后，出警情况也显示为：情况收到。这与黄山方面称“12日18点多时接到报警”互相吻合。但在2010年12月28日播放的《今日说法》栏目中，公布了一段黄山110的接警录音。录音中的报警女声提到，他们说有18个人，现在出不来了。接警女声则报出了被困学生主动提供的经纬度，“我按这个数据找，我没有办法找到你啊……你得问清楚他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民警去了也找不到。”
这段录音显示，在该女声报警之前，18人确已向黄山110报过警。据侯盼的报警队友回忆，“先给黄山110打的电话，但是由于信号很差断了，又给黄山110电话，报了GPS点，对方要求我们报附近有什么标志物，仅凭经纬度他们确定不了我们的位置。于是又给上海110电话，接着又给黄山110电话。”
向上海110报警的时间，“大约在4点半”。但上海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五次接警记录中，不存在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我队员没报，他们惊吓过度，失忆了。”侯盼向记者如此解释。记者联系到参与一线救援的黄山风景区110指挥中心主任陶冶，要求查看当天黄山110的接处警录音或记录，陶以“我们只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为由拒绝。而截至发稿前，记者无法联系到安徽省公安厅相关人士，无法获知上述信息准确性。
在与报警队友进行简单商榷后，侯盼拒绝了为记者提供报警当天通话详单的要求。对于报警时间上曾出现的不一致，侯盼表示，“以有证据的说法为准”。然而证据该由谁提供，仍然无解。张宁海牺牲后，相继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员，并被追授“安徽青年五四奖章”，其父母将享受烈士遗属待遇。获救的18人，则表示要做二老的子女：“我们会定期给二老写信，沟通了解彼此近况，寄物以及每年节假日都能集体或轮流去探望二老，让二老能享天伦。”
（据《南都周刊》郑文 季天琴/文）
当天，太和县纪委组织二老到合肥、上海旅游散心。31日，唐清威等其他留守上海的队员，得到侯盼扑空的消息后，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二老。爸爸说：“儿子，你们来吧。”晚上11点多，一屋子人围在妈妈的床边，泣不成声。2010年就此收尾。侯盼希望记者回避这次会面，“这个就不要报了。” 两周前的惊心动魄，已令他心有余悸。
1风暴眼中的复旦
张宁海牺牲后，报道救援现场的安徽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记者，对复旦学子发出了“冷漠”的批评。在致使一条生命流逝的背景下，镜头前学生的释然表情，将18人和复旦大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出现在人人网中的“夺权”对话和校内BBS中的“媒体控制论”，更令复旦面临的公关危机愈演愈烈。18名参与野游的队员，以及报道此事的记者，均遭网友“人肉”——结果显示，不少记者也是复旦毕业生。
复旦学者赵詹（化名）表示，“跟这个危机事件相关的主体，并不仅仅是18个人或宣传部门，他会被转嫁为整个复旦”。于是，18人被网友冠以“驴”的名号；复旦大学的“危机公关”举措，也被网友理解为控制媒体的策略性表现。2010年12月16日，复旦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带着两名学生——侯盼和唐清威，赶往黄山参加第二天的张宁海追悼会。晚上，方明接受媒体采访，就救援当天学生为何提早离开、“夺权帖”、学生的“冷漠”以及后续计划等，作出了解释。
次日凌晨一点后，方明又“充当心理老师的角色”，为侯、唐二人做心理辅导。“不管媒体怎么问，记住刚才这句Be Yourself（做最真实的自己）即可。”天亮后等待他们的，将是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在追悼会现场，见到二老之际，侯盼、唐清威相继下跪。这一画面，很快传遍了网络。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世纪钟旁，由学校发起的哀悼活动同时进行。500多名师生在张宁海遗像前献上鲜花。尽管在2010年12月13日当天，复旦大学党委和被救18人，已向黄山方面发去了感谢信。但当指责学生“冷漠”的舆论风向愈演愈烈后，“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庞胡瑞陈述道。
在庞胡瑞发布于2010年12月31日的《复旦大学遭遇“黄山门”网络舆情分析》中，对于复旦的“危机公关”，他评价道：“从两次官方回应来看，复旦大学舆情应对已经具有较高的效率，同时校方、学生的致歉声明也部分平抑了高涨的质疑。但是在应对手法上出现‘缺少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和‘仅限于地方媒体’的宣传瓶颈。” 而在复旦学者赵詹看来，复旦校方作为危机的当事人，要特别注重站在公众的角度去考虑公众对于危机的理解和期待。
方明对此解释道：“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凌晨1点才知道学生的具体方位。一线指挥部不在复旦，救援是由公安主导的活动，发布消息要征得公安同意。我们还是本着公开的原则去做事。”碰巧，去年12月16日复旦邯郸路校区发生学生跳楼事故，校方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公布了这一事件。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个专业的应对举动，按说非常符合上海市委领导一直强调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八字方针，但这次偏偏“让市里相关领导不高兴”。
2010年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与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交流时，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
而对于校方在危机中的应对，方明表示，“没有必要再去评价”。“当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妥善解决、配合媒体的报道。但到现在，还有完没完？”消息人士透露，张宁海追悼会那天，复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带着50万现金到黄山，交给了张父。对此，方明说，“我拒绝证实，拒绝回答。” 据黄山景区宣传文化中心主任程亚星说，复旦方面的确“有表示”，但“不清楚具体数字”。记者尝试与张父核实这一细节时，张父正在医院挂水。他表示无法与记者交谈，眼睛也看不清楚，便挂断了电话。
2“被高官”的二姨夫
网络舆论压力像飓风般，先是扫荡了18人的“冷漠”，接着把矛头指向“很有影响力”的“二姨夫”。被指“报道不实”的《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说，“我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仅仅是对采访对象原话的转述，想完整地再现当时被困人员的状态，丝毫没有想到网民的那种社会情绪化的解读……我报道的核心‘是领导重视前后，表现在救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网民对这个数千字的稿子什么都不看，就看那四个字，‘影响很大’。他们反思的不是整个救援模式，而是纠缠于这四个字，这让我很吃惊。”
时间回到2010年12月12日19点10分，被困学生之一施承祖的二姨夫罗先生，第二次拨打上海110报警。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民警，登门核实了罗先生的身份，并向市110指挥中心汇报。这时，复旦18学子被困黄山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市里。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资料显示，仅在救援阶段，上海即有三位市级领导先后作出批示并对搜救工作作出具体要求，分别是市长韩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长助理兼市公安局长张学兵。张学兵更是亲自打电话给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徐立全协调救援。
依托长三角警务联防指挥机制，上海110立即将情况通报了安徽省公安厅。徐立全立即指示要求黄山市局、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抓紧组织力量，“动用一切手段，开展搜索工作；需要省厅支持的，向省厅报告”。
安徽省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向阳坐镇厅指挥中心，与上海市局和搜救前方保持联系。当晚22点左右，上海公安局农场分局（该分局辖区在安徽）黄山派出所，也安排警力赶往黄山，协助搜救。其中，民警刘峰将上海市局指挥中心传真的18人名单，于23：30送至云谷寺搜救指挥中心。在那里，230名黄山搜救人员，已于21点多冒雨集结，连夜上山，直到13日天亮后，才将全部学生安全护送出山。然而，2010年12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龙灿的报道《“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 三次报警无人应 一条短信惊两地》，再次将救援事件推向舆论顶点。
文中提到了一位报警队员的“影响很大”的“二姨夫”，暗示上海方面有人在学生报警无果的情况下，施加了影响。新一轮的网络人肉搜索和舆情态势，引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亲自指示：查清楚。两天之后，2010年12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即向俞正声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近期网络舆情的报告。在以五次接警记录证明上海市110“接处警环节规范、正常”后，报告指出，“报警人没有特殊身份，接处警背后没有任何‘权力’因素”。
针对“严重失实”的《成都商报》报道，上海市公安局还采取了切实的举措来应对。2010年12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官方媒体刊登了辟谣报道，“说明上海警方联系配合安徽警方的救援行动及时、准确，没有所谓‘特别因素’的影响”。罗姨夫本人也出现在2010年12月28日的CCTV新闻频道中，称自己“是一个很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上海市民，不像网上说的那么惊人”。据记者了解，罗现在“吃低保，跟朋友合作些建筑方面的生意（混凝土结构）”。
到28日这天，罗看了最后一个关于“二姨父”的帖子，“事件也差不多结束了”。“我觉得挺好笑的，我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上海人，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相当重视，在11·15火灾之后，上海受到很大的压力。在这次事件中，我是政府的铁杆粉丝，是钢丝。网上那些言论我都不看的，因为我觉得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我不在乎。”
3多次报警？谁在撒谎？
除了“二姨夫”的影响力，让黄山风景区宣传文化中心主任程亚星出离愤怒的还有其他原因。她以个人身份怒斥龙灿，不该指责救援的指挥是错误的，更不该指责黄山救援人员不专业。经程介绍，景区管委会下设六个综治组，组成一支由武警部队、消防官兵、环卫工人、医生、轿包队、酒店保安组成的应急队伍。这支队伍达1000多人，黄山救援当天，则出动了230人。早在2007年，黄山开放区域就已建立了四级救援体系：由稽查队员、防火队员、环卫工人、酒店保安等组成的路道工作人员；山中配备专业医生的医疗点；山脚的医疗急救中心和市医院。在山上，每隔一段路就设有一个GPS定位，重要截点配有摄像头。但已开放的161.6平方公里黄山景区，仅占整个黄山的三分之一。在野黄山，也就是未开放的区域，“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记者从黄山方面传真至上海的“黄山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中了解到，2010年12月12日18：12，景区110指挥中心接到被困学生的朋友的报警。不到一分钟后，中心作出的处警意见是：措施收到。再过五分钟后，出警情况也显示为：情况收到。这与黄山方面称“12日18点多时接到报警”互相吻合。但在2010年12月28日播放的《今日说法》栏目中，公布了一段黄山110的接警录音。录音中的报警女声提到，他们说有18个人，现在出不来了。接警女声则报出了被困学生主动提供的经纬度，“我按这个数据找，我没有办法找到你啊……你得问清楚他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民警去了也找不到。”
这段录音显示，在该女声报警之前，18人确已向黄山110报过警。据侯盼的报警队友回忆，“先给黄山110打的电话，但是由于信号很差断了，又给黄山110电话，报了GPS点，对方要求我们报附近有什么标志物，仅凭经纬度他们确定不了我们的位置。于是又给上海110电话，接着又给黄山110电话。”
向上海110报警的时间，“大约在4点半”。但上海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五次接警记录中，不存在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我队员没报，他们惊吓过度，失忆了。”侯盼向记者如此解释。记者联系到参与一线救援的黄山风景区110指挥中心主任陶冶，要求查看当天黄山110的接处警录音或记录，陶以“我们只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为由拒绝。而截至发稿前，记者无法联系到安徽省公安厅相关人士，无法获知上述信息准确性。
在与报警队友进行简单商榷后，侯盼拒绝了为记者提供报警当天通话详单的要求。对于报警时间上曾出现的不一致，侯盼表示，“以有证据的说法为准”。然而证据该由谁提供，仍然无解。张宁海牺牲后，相继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员，并被追授“安徽青年五四奖章”，其父母将享受烈士遗属待遇。获救的18人，则表示要做二老的子女：“我们会定期给二老写信，沟通了解彼此近况，寄物以及每年节假日都能集体或轮流去探望二老，让二老能享天伦。”
（据《南都周刊》郑文 季天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