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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浮华如盐》作者龚静染的说法：“李冰算得是四川井盐的始祖。”他在治水的同时，勘测出了盐卤的走向，并不辞辛苦四处寻找盐井。
“川盐济楚”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四川盐业影响深远。四川五通桥出现的“花盐街”，就是“川盐济楚”的产物，因此，五通桥曾号称“川省第一场”。
从“川盐济楚”到清末楚岸失守，到抗战八年再度辉煌，川盐百年盛衰起伏，都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川盐也经历了从引岸制到国家专卖的过程。
最近，四川著名作家龚静染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浮华如盐》。这是龚静染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翻阅大量盐业史籍，走访多个盐业世家，追寻盐井的兴废，而挖掘出的一段已被尘封的川盐历史。
这本小说全景展现了以桥镇怀家为代表的四川盐商坎坷曲折的奋斗历程——道光年间，山西人怀荣三卖掉家产，来到川南的桥镇，通过开挖盐井开始了一家三代的百年财富故事。
小说是虚构的，但历史是真实的；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演绎的是川盐的传奇。小说将怀家命运融入到了川盐的百年兴衰史——川盐济楚、清末民变、北洋盐务稽核、抗战盐业专卖……
“从手工开掘采卤到现代机器生产，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正是中国工商业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历程；四川大地上一口口盐井的故事，也正是百年中国绕不过去的故事。”这本小说的作者龚静染说，通过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自己试图勾勒出大时代下四川盐商的命运，以弘扬民族商道，推崇他们实业报国的情怀。
小说叙事场域主要定格在一个小镇：“桥镇四周山丘连绵，巍巍峨眉就在其侧，岷江穿镇而过，这是一条宽阔汹涌的大江，还有一条静静的小河茫溪与之交汇，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这个小镇有真实原型，它就是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古老盐城五通桥。
多年前，宋美龄曾在游历西南后说，“川西平原有极大盐井，一处名自流井，一处名五通桥”。事实上，作为川盐的两大主产区，五通桥和自贡在百年风尘中都演绎了各自辉煌的 “盐都”往事。
李冰“凿井煮盐”
在我国盐业史的演进中，盐出现了不同种类：山西运城略带苦味的池盐、重庆三峡地区日渐消亡的盐泉、四川川西平原的井盐、扬州的海盐，以及其他地方出产的岩盐。
四川井盐的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蜀省之盐，皆产于井，必相山寻穴，凿石求泉，而井始成”；“凿井取卤，煎炼成盐，名曰井盐”。
四川井盐地质储量居全国之首，与四川盆周的丘陵地形有关。在远古的地质时期，四川盆地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由于地壳运动，盆地的四周开始隆起，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内陆咸水湖。
湖水在炎热的气候下不断被蒸发，湖底逐渐沉淀、积累了大量的盐分。后来，这些盐分被其他的沉积物覆盖，在漫长的地质时代里形成了以食盐为主的岩石地层。而其上面的湖水则越来越少，积存在盆地的低洼地带。随着地壳的进一步运动，湖水逐渐被封存在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卤水层。
这些地下盐卤资源在战国时期最终被一个叫李冰的人通过凿井的方式发现。
李冰是当时秦国派驻成都平原的太守，他因设计、建造都江堰而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创造了凿井汲卤煮盐法，结束了此前川盐多依赖天然咸泉、咸石生产的原始状况。这也是中国史籍所载最早的凿井煮盐的记录。
“李冰算得是四川井盐的始祖。”作家龚静染表示，这或与李冰的出生地有关。李冰和《浮华如盐》主人公怀荣三算是同乡，出生在山西。那里号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不仅有中原地区唯一的大盐湖，其地下也蕴藏着大量盐卤资源。从三皇五帝时代起，当地就开始开采盐卤，在盐卤资源的勘探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作为一名此地的技术性官僚，李冰对盐卤开采技术的钻研自在情理中。他在治水的同时，勘测出了盐卤的走向，并不辞辛苦四处寻找盐井。
事实上，古代找盐井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此还产生了专门工种——“山匠”，他们是一些技术高超且有些神秘的匠人。在《浮华如盐》中，瞎子王贵就是这样的山匠：“他相井的方法很奇特，不用罗盘也不打卦，只要趴在地上闻一闻，说此处有盐，八九不离十，照直挖下去，就会出卤水。”但当一个好的山匠，须是真正的行家，“从杂工开始，挑卤、修枧、灶房、煎盐、碓工、账房、再到山匠，他每一样都干过，每一样都摸得滚瓜烂熟。熟了又有份心思，就可以当山匠。山匠是盐这行中的智者，探地脉，望风水，识辨井源，做的是形而上的事情。”
找到盐井后，一旦进入开凿，工程将更为复杂浩大。按《浮华如盐》的描述，凿井得要五个步骤：第一是开井口，也就是确定井位；第二是下石圈，也就是用石头把井口圈起来加以固定；第三是凿大口，就是搭碓架和花滚子，在石圈里挖出个四五丈宽的大坑来，这个坑也要有六七丈的深度；第四是下木竹，即吊木头，竖天车，安装井腔导管，这时井要凿到地下三四十丈左右的地方，可以看见红色的岩层；第五是凿小口，这时真正的凿井才算开始，而此时离井底还很远，尚有九成的深度待穿凿，而井孔不过碗口大小，但工匠们就是要从那么小的井孔中一直扎下去，穿过白垩纪、侏罗纪、三迭纪等坚硬的岩层，在黑暗而深邃的地层中找到盐卤。
到了汉代，川西平原上陆续开凿了很多盐井，盐业成为支柱型产业。人们找盐也从平原逐渐转向丘陵。“架影高低筒络绎，车声辘轳井相连”的景象开始出现。
龚静染说，古盐井的最后消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而代之的现代盐业生产。那种井架林立的情景，目前只能在他的小说《浮华如盐》中看到：
“天车远近林立，烟囱里冒着浓烟。那些天车是专门用来从盐井中提卤的装备，用木头一节一节地搭建而上，形成塔状，有些高达数十丈，直刺蓝天，蔚为壮观。在桥镇像这样的天车有成百上千，每一个天车下都是一口深深的盐井，盐卤从地层中提取出来，通过熬制就变成了白白的盐。”
“川盐济楚”盛景
进入宋代庆历年间，随着凿井技术的发展，卓筒井（又称“竹筒井”）被发明，采用的是机械钻凿的方式——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其形式如旧时的舂米设备，利用杠杆原理，将钻头——圆刃固定于碓头，然后足踏碓梢，带动凿头顿击井底，将岩石破碎，经过清理岩屑后，钻头又再次反复顿击，如此循环使卤井不断加深，直至见到盐水。 卓筒井的凿井法，使深度开凿成为可能。当时川盐在使用卓筒井后，产量剧增，盐质显著提升。当然，川盐真正有了长足发展是在明清以后，盐井越钻越深。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很高的黑色卤水喷涌而出。燊海井此时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而这种钻井技术比西方早了800多年，为后来的石油工业开了一代先河，被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这是川盐带给世界的一个意外。据史料记录，明正德十六年（1521）在乐山五通桥红岩子凿成第一口石油坚井。《乐山县志·青衣义桥碑》亦载：“郡东南历凌云、乌尤诸山而下为青衣川，沿川而下为红岩，产盐复产油泉，代灯烛，光益焰。”
过去四川的盐井汲取的多为黄卤，有了深井开凿之后，获得了黑卤、岩卤，可以在一碗卤水中熬出更多的盐，获利大增。到清朝初期，川盐在生产规模、产量上超越了内陆周边省份，对外输出成为可能。
川盐入黔、川盐入滇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叙事。特别是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不能上运湖北、湖南，清政府下令“川盐济楚”，给予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并同时赋予优厚的政策。
这是川盐首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川盐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输送量达到80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盐出饷进，大大刺激了川盐的生产，川盐发展呈现出扩张态势。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大批的盐井、天然气井、煮盐灶房开工建设。
位于横贯川南的威西盐矿带的犍乐、富荣（其时五通桥产盐区分属犍为、乐山；自贡产盐区分属富顺、荣县），成为川盐的两大生产中心，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川盐巨商也浮出水面，如五通桥的“太和全”、“吴景让堂”，自贡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都是非常有名的盐业大家族，显赫一时。
当年盛景，在作家龚静染的小说描述中得以还原：“桥镇从此盐灶大开，到处热气腾腾。从威州来的煤炭、仁怀来的竹子、温江来的花麻、叙府来的蔑索、江津来的胡豆、泸州来的盐锅全都卸在了桥镇的江河两岸，打铁的、锯木的、拭蔑的、捣碓的、放槽的、铲锅的工匠成千上万，全都聚到了桥镇。”
桥镇的原型就是当时的“盐都”五通桥。该地盐业在“川盐济楚”时期达到鼎盛，花盐街便是其产物，它专门针对两湖人口味进行盐业生产、运销，连绵数里。《浮华如盐》就以这条街为背景展开故事。
这条历史上繁盛的街道，至今犹存。龚静染认为，它的出现对城镇格局的影响很大，是资本主义早期萌芽的地区，他在《浮华如盐》写道：“从那时起，花盐街上有了评议公所，有了行商会，进出的人都是吃盐巴饭的。当然各地的会馆也建在了这条街上，像陕西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里出入的都是生意人，行商的、屯货的、跑帮的、下力的都在这条街上混饭。”
五通桥尽管在清咸丰之前是“川省第一场”，但终不及自贡盐场的发展速度而落后。曾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的曾仰丰在《自贡盐场简述及其展望》中考证：川盐济楚之后，自贡盐场大辟井灶，产量猛增，以至达到全川年产万吨居其半数的程度，迅速超过五通桥而跃居全川之首，夺了“盐都”称号。
然而，整个川盐难逃衰败结局。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长江下游水运重新开通，朝廷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
“天下盐，天下粮”
直到民国抗战的来临，川盐才再次翻腾了起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川盐生产因此获得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
如首次“川盐济楚”一样，自贡、五通桥一夜间百业兴旺，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同时，国民政府主动给盐商们提供贷款，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机械设备以提高效率和产量。
龚静染说，为写作《浮华如盐》，他前后花费了近10年时间，在四川各地走访了百位盐业老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再现抗战时期川盐的真实场景，这也让他的书中人物命运接近历史语境。
《浮华如盐》中的怀家后代怀如望、怀如茂兄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怀如望积极改革制盐工艺，怀如茂则致力于盐业金融发展，他们不满四川落后的盐业，深感重任在肩。怀家兄弟代表的是川盐新生力量，弘扬民族商道、推崇实业报国。
而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盐业机构、企业西迁四川，如当时国内最早的现代盐业生产企业 “久大”迁到自贡，中国唯一的盐化工命脉“永利化工”、当时最负盛名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则几乎同时迁往五通桥。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亦迁至五通桥，让这个川南小城再次成为“抗战盐都”。
整个抗战中，川盐成了支撑全国军供民食的主力，担起“天下盐，天下粮”重任。川盐销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在第二次“川盐济楚”开始的1938年上升到28.86%，到1944年已达到38.88%，而此前的1910—1937年间始终在13.64%—21.6%之间。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本的“盐遮断”阴谋很快破产，日军于是对四川盐业基地进行狂轰乱炸。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的“盐遮断”轰炸。 抗战8年，自贡盐业却一直生产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8年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从引岸制到国家专卖
其实，川盐百年盛衰起伏，都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小说《浮华如盐》对此也有涉及。
中国盐法历代不同，非常复杂。单以清朝为例，据《清史稿食盐法》的记载，“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商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为广且久。”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盐法基本推行的都是引岸制，也即划定销售区域，哪些地方的盐能销到哪些地方都是规定好了的，不得越雷池半步，如清代四川井盐销区就分为“计岸”、“边岸”和“楚岸”；盐商要申领引票才能够经营，运盐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路卡检验引票，称为“截五角法”，如有不符即视为走私。
引岸制度对自由贸易的制约非常突出。川盐一直试图突围，在销岸之间，曾用无数人的血泪打通了一条条通往云贵湘及康藏等边区的盐路。《浮华如盐》中人物魏碧山押船在运盐过程中被暗枪打死的情节，就是这种历史的真实写照。
虽然在“官盐”与“私盐”之间，是民间自由贸易与国家专制体制的博弈和抗争，但盐在过去是个非常特殊的商品，担负着军供民食的重任，所以抗战到来，国家实行盐专卖是战时经济的一部分，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
《浮华如盐》的高潮部分与抗战盐业专卖时代的来临重叠，形成了现实与故事之间的巨大张力。书中借人物缪剑霜之口，交代了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像桥镇这样的地方，虽是西南最重要的几大盐场之一，却一直延续着古老的引岸制度，划地供盐，严禁自由买卖，贩卖私盐将被严惩，而一般的盐商也未必轻松，他们必须缴纳很重的税赋，稍微年头不好，还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情况往往是苦不堪言。但随着抗战的来临，战事节节败退，大半江山沦陷，盐业陈法早该废止，眼下盐食供应迫在眉睫，如果这一切不改变，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随着抗战到来，长芦、山东、两淮、松江等沿海大盐场纷纷陷落，“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在战时尤不适用，应以民制官收官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盐专卖制，以“民制官收官趸售商零销”为原则，并宣布“所有过去原有专商引岸，及其他关于私人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与权益，应自专卖实行日起，一律废除”。同年5月，国民政府又发布《盐专卖条例》，制定“盐之专卖权属于国民政府。盐专卖全部收益应归国库”、“所有专商引岸及其类似制度一律废止之”等条例，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就将盐的产、运、销各个环节控制在自己手中。
作为战时经济重要的一部分，盐专卖对盐的供销平衡、调节消费、安定民生，以及开拓财源、充裕国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实行盐专卖后，引岸制被废除，这一遽变标志着封建旧盐商时代结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盐专卖制在抗战的背景下推出，应该说这是中国盐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但1945年抗战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再次落幕。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都为社会稳定做出了特殊贡献，但官方均在事后勒令川盐为淮盐退出两湖运销区。龚静染说，这在于淮盐巨商历来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资源及话语。
而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手工采盐，再加上国家全面推行碘盐制度，川盐曾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已逐渐淡出世人视野。“在自贡，目前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五通桥一口不剩。”龚静染说。
“川盐济楚”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四川盐业影响深远。四川五通桥出现的“花盐街”，就是“川盐济楚”的产物，因此，五通桥曾号称“川省第一场”。
从“川盐济楚”到清末楚岸失守，到抗战八年再度辉煌，川盐百年盛衰起伏，都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川盐也经历了从引岸制到国家专卖的过程。
最近，四川著名作家龚静染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浮华如盐》。这是龚静染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翻阅大量盐业史籍，走访多个盐业世家，追寻盐井的兴废，而挖掘出的一段已被尘封的川盐历史。
这本小说全景展现了以桥镇怀家为代表的四川盐商坎坷曲折的奋斗历程——道光年间，山西人怀荣三卖掉家产，来到川南的桥镇，通过开挖盐井开始了一家三代的百年财富故事。
小说是虚构的，但历史是真实的；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演绎的是川盐的传奇。小说将怀家命运融入到了川盐的百年兴衰史——川盐济楚、清末民变、北洋盐务稽核、抗战盐业专卖……
“从手工开掘采卤到现代机器生产，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正是中国工商业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历程；四川大地上一口口盐井的故事，也正是百年中国绕不过去的故事。”这本小说的作者龚静染说，通过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自己试图勾勒出大时代下四川盐商的命运，以弘扬民族商道，推崇他们实业报国的情怀。
小说叙事场域主要定格在一个小镇：“桥镇四周山丘连绵，巍巍峨眉就在其侧，岷江穿镇而过，这是一条宽阔汹涌的大江，还有一条静静的小河茫溪与之交汇，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这个小镇有真实原型，它就是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古老盐城五通桥。
多年前，宋美龄曾在游历西南后说，“川西平原有极大盐井，一处名自流井，一处名五通桥”。事实上，作为川盐的两大主产区，五通桥和自贡在百年风尘中都演绎了各自辉煌的 “盐都”往事。
李冰“凿井煮盐”
在我国盐业史的演进中，盐出现了不同种类：山西运城略带苦味的池盐、重庆三峡地区日渐消亡的盐泉、四川川西平原的井盐、扬州的海盐，以及其他地方出产的岩盐。
四川井盐的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蜀省之盐，皆产于井，必相山寻穴，凿石求泉，而井始成”；“凿井取卤，煎炼成盐，名曰井盐”。
四川井盐地质储量居全国之首，与四川盆周的丘陵地形有关。在远古的地质时期，四川盆地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由于地壳运动，盆地的四周开始隆起，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内陆咸水湖。
湖水在炎热的气候下不断被蒸发，湖底逐渐沉淀、积累了大量的盐分。后来，这些盐分被其他的沉积物覆盖，在漫长的地质时代里形成了以食盐为主的岩石地层。而其上面的湖水则越来越少，积存在盆地的低洼地带。随着地壳的进一步运动，湖水逐渐被封存在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卤水层。
这些地下盐卤资源在战国时期最终被一个叫李冰的人通过凿井的方式发现。
李冰是当时秦国派驻成都平原的太守，他因设计、建造都江堰而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创造了凿井汲卤煮盐法，结束了此前川盐多依赖天然咸泉、咸石生产的原始状况。这也是中国史籍所载最早的凿井煮盐的记录。
“李冰算得是四川井盐的始祖。”作家龚静染表示，这或与李冰的出生地有关。李冰和《浮华如盐》主人公怀荣三算是同乡，出生在山西。那里号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不仅有中原地区唯一的大盐湖，其地下也蕴藏着大量盐卤资源。从三皇五帝时代起，当地就开始开采盐卤，在盐卤资源的勘探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作为一名此地的技术性官僚，李冰对盐卤开采技术的钻研自在情理中。他在治水的同时，勘测出了盐卤的走向，并不辞辛苦四处寻找盐井。
事实上，古代找盐井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此还产生了专门工种——“山匠”，他们是一些技术高超且有些神秘的匠人。在《浮华如盐》中，瞎子王贵就是这样的山匠：“他相井的方法很奇特，不用罗盘也不打卦，只要趴在地上闻一闻，说此处有盐，八九不离十，照直挖下去，就会出卤水。”但当一个好的山匠，须是真正的行家，“从杂工开始，挑卤、修枧、灶房、煎盐、碓工、账房、再到山匠，他每一样都干过，每一样都摸得滚瓜烂熟。熟了又有份心思，就可以当山匠。山匠是盐这行中的智者，探地脉，望风水，识辨井源，做的是形而上的事情。”
找到盐井后，一旦进入开凿，工程将更为复杂浩大。按《浮华如盐》的描述，凿井得要五个步骤：第一是开井口，也就是确定井位；第二是下石圈，也就是用石头把井口圈起来加以固定；第三是凿大口，就是搭碓架和花滚子，在石圈里挖出个四五丈宽的大坑来，这个坑也要有六七丈的深度；第四是下木竹，即吊木头，竖天车，安装井腔导管，这时井要凿到地下三四十丈左右的地方，可以看见红色的岩层；第五是凿小口，这时真正的凿井才算开始，而此时离井底还很远，尚有九成的深度待穿凿，而井孔不过碗口大小，但工匠们就是要从那么小的井孔中一直扎下去，穿过白垩纪、侏罗纪、三迭纪等坚硬的岩层，在黑暗而深邃的地层中找到盐卤。
到了汉代，川西平原上陆续开凿了很多盐井，盐业成为支柱型产业。人们找盐也从平原逐渐转向丘陵。“架影高低筒络绎，车声辘轳井相连”的景象开始出现。
龚静染说，古盐井的最后消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而代之的现代盐业生产。那种井架林立的情景，目前只能在他的小说《浮华如盐》中看到：
“天车远近林立，烟囱里冒着浓烟。那些天车是专门用来从盐井中提卤的装备，用木头一节一节地搭建而上，形成塔状，有些高达数十丈，直刺蓝天，蔚为壮观。在桥镇像这样的天车有成百上千，每一个天车下都是一口深深的盐井，盐卤从地层中提取出来，通过熬制就变成了白白的盐。”
“川盐济楚”盛景
进入宋代庆历年间，随着凿井技术的发展，卓筒井（又称“竹筒井”）被发明，采用的是机械钻凿的方式——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其形式如旧时的舂米设备，利用杠杆原理，将钻头——圆刃固定于碓头，然后足踏碓梢，带动凿头顿击井底，将岩石破碎，经过清理岩屑后，钻头又再次反复顿击，如此循环使卤井不断加深，直至见到盐水。 卓筒井的凿井法，使深度开凿成为可能。当时川盐在使用卓筒井后，产量剧增，盐质显著提升。当然，川盐真正有了长足发展是在明清以后，盐井越钻越深。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很高的黑色卤水喷涌而出。燊海井此时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而这种钻井技术比西方早了800多年，为后来的石油工业开了一代先河，被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这是川盐带给世界的一个意外。据史料记录，明正德十六年（1521）在乐山五通桥红岩子凿成第一口石油坚井。《乐山县志·青衣义桥碑》亦载：“郡东南历凌云、乌尤诸山而下为青衣川，沿川而下为红岩，产盐复产油泉，代灯烛，光益焰。”
过去四川的盐井汲取的多为黄卤，有了深井开凿之后，获得了黑卤、岩卤，可以在一碗卤水中熬出更多的盐，获利大增。到清朝初期，川盐在生产规模、产量上超越了内陆周边省份，对外输出成为可能。
川盐入黔、川盐入滇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叙事。特别是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不能上运湖北、湖南，清政府下令“川盐济楚”，给予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并同时赋予优厚的政策。
这是川盐首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川盐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输送量达到80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盐出饷进，大大刺激了川盐的生产，川盐发展呈现出扩张态势。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大批的盐井、天然气井、煮盐灶房开工建设。
位于横贯川南的威西盐矿带的犍乐、富荣（其时五通桥产盐区分属犍为、乐山；自贡产盐区分属富顺、荣县），成为川盐的两大生产中心，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川盐巨商也浮出水面，如五通桥的“太和全”、“吴景让堂”，自贡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都是非常有名的盐业大家族，显赫一时。
当年盛景，在作家龚静染的小说描述中得以还原：“桥镇从此盐灶大开，到处热气腾腾。从威州来的煤炭、仁怀来的竹子、温江来的花麻、叙府来的蔑索、江津来的胡豆、泸州来的盐锅全都卸在了桥镇的江河两岸，打铁的、锯木的、拭蔑的、捣碓的、放槽的、铲锅的工匠成千上万，全都聚到了桥镇。”
桥镇的原型就是当时的“盐都”五通桥。该地盐业在“川盐济楚”时期达到鼎盛，花盐街便是其产物，它专门针对两湖人口味进行盐业生产、运销，连绵数里。《浮华如盐》就以这条街为背景展开故事。
这条历史上繁盛的街道，至今犹存。龚静染认为，它的出现对城镇格局的影响很大，是资本主义早期萌芽的地区，他在《浮华如盐》写道：“从那时起，花盐街上有了评议公所，有了行商会，进出的人都是吃盐巴饭的。当然各地的会馆也建在了这条街上，像陕西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里出入的都是生意人，行商的、屯货的、跑帮的、下力的都在这条街上混饭。”
五通桥尽管在清咸丰之前是“川省第一场”，但终不及自贡盐场的发展速度而落后。曾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的曾仰丰在《自贡盐场简述及其展望》中考证：川盐济楚之后，自贡盐场大辟井灶，产量猛增，以至达到全川年产万吨居其半数的程度，迅速超过五通桥而跃居全川之首，夺了“盐都”称号。
然而，整个川盐难逃衰败结局。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长江下游水运重新开通，朝廷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
“天下盐，天下粮”
直到民国抗战的来临，川盐才再次翻腾了起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川盐生产因此获得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
如首次“川盐济楚”一样，自贡、五通桥一夜间百业兴旺，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同时，国民政府主动给盐商们提供贷款，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机械设备以提高效率和产量。
龚静染说，为写作《浮华如盐》，他前后花费了近10年时间，在四川各地走访了百位盐业老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再现抗战时期川盐的真实场景，这也让他的书中人物命运接近历史语境。
《浮华如盐》中的怀家后代怀如望、怀如茂兄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怀如望积极改革制盐工艺，怀如茂则致力于盐业金融发展，他们不满四川落后的盐业，深感重任在肩。怀家兄弟代表的是川盐新生力量，弘扬民族商道、推崇实业报国。
而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盐业机构、企业西迁四川，如当时国内最早的现代盐业生产企业 “久大”迁到自贡，中国唯一的盐化工命脉“永利化工”、当时最负盛名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则几乎同时迁往五通桥。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亦迁至五通桥，让这个川南小城再次成为“抗战盐都”。
整个抗战中，川盐成了支撑全国军供民食的主力，担起“天下盐，天下粮”重任。川盐销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在第二次“川盐济楚”开始的1938年上升到28.86%，到1944年已达到38.88%，而此前的1910—1937年间始终在13.64%—21.6%之间。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本的“盐遮断”阴谋很快破产，日军于是对四川盐业基地进行狂轰乱炸。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的“盐遮断”轰炸。 抗战8年，自贡盐业却一直生产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8年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从引岸制到国家专卖
其实，川盐百年盛衰起伏，都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小说《浮华如盐》对此也有涉及。
中国盐法历代不同，非常复杂。单以清朝为例，据《清史稿食盐法》的记载，“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商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为广且久。”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盐法基本推行的都是引岸制，也即划定销售区域，哪些地方的盐能销到哪些地方都是规定好了的，不得越雷池半步，如清代四川井盐销区就分为“计岸”、“边岸”和“楚岸”；盐商要申领引票才能够经营，运盐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路卡检验引票，称为“截五角法”，如有不符即视为走私。
引岸制度对自由贸易的制约非常突出。川盐一直试图突围，在销岸之间，曾用无数人的血泪打通了一条条通往云贵湘及康藏等边区的盐路。《浮华如盐》中人物魏碧山押船在运盐过程中被暗枪打死的情节，就是这种历史的真实写照。
虽然在“官盐”与“私盐”之间，是民间自由贸易与国家专制体制的博弈和抗争，但盐在过去是个非常特殊的商品，担负着军供民食的重任，所以抗战到来，国家实行盐专卖是战时经济的一部分，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
《浮华如盐》的高潮部分与抗战盐业专卖时代的来临重叠，形成了现实与故事之间的巨大张力。书中借人物缪剑霜之口，交代了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像桥镇这样的地方，虽是西南最重要的几大盐场之一，却一直延续着古老的引岸制度，划地供盐，严禁自由买卖，贩卖私盐将被严惩，而一般的盐商也未必轻松，他们必须缴纳很重的税赋，稍微年头不好，还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情况往往是苦不堪言。但随着抗战的来临，战事节节败退，大半江山沦陷，盐业陈法早该废止，眼下盐食供应迫在眉睫，如果这一切不改变，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随着抗战到来，长芦、山东、两淮、松江等沿海大盐场纷纷陷落，“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在战时尤不适用，应以民制官收官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盐专卖制，以“民制官收官趸售商零销”为原则，并宣布“所有过去原有专商引岸，及其他关于私人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与权益，应自专卖实行日起，一律废除”。同年5月，国民政府又发布《盐专卖条例》，制定“盐之专卖权属于国民政府。盐专卖全部收益应归国库”、“所有专商引岸及其类似制度一律废止之”等条例，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就将盐的产、运、销各个环节控制在自己手中。
作为战时经济重要的一部分，盐专卖对盐的供销平衡、调节消费、安定民生，以及开拓财源、充裕国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实行盐专卖后，引岸制被废除，这一遽变标志着封建旧盐商时代结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盐专卖制在抗战的背景下推出，应该说这是中国盐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但1945年抗战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再次落幕。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都为社会稳定做出了特殊贡献，但官方均在事后勒令川盐为淮盐退出两湖运销区。龚静染说，这在于淮盐巨商历来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资源及话语。
而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手工采盐，再加上国家全面推行碘盐制度，川盐曾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已逐渐淡出世人视野。“在自贡，目前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五通桥一口不剩。”龚静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