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爆发以来，考验着每一位中国人，更是突出了诗人作家们的时代之问。在此，《散文诗》杂志响应迅疾，量身描体，发挥“轻骑兵”的前锋阵式，打造一片文学的前哨阵地，开展以“抗击疫情，有我在场”为主题的系列活動并推出首期抗疫主题专辑，体现出编者的家国情怀和写作伦理，值得称道。其中体现出散文诗的独特文体运作的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问题意识的探索。有关方面，编者在《前言：诗歌的力量》中已有言简意赅的说明，作为受命作评的笔者，在这里发表的只是关于本辑作品的个人式“有我在场”阅读感想。
　　头条的尺度
　　任何一家刊物的编者皆对头条苦心求索。的确，一个刊物的头条实为引领、压轴、招牌，并体现出编者的视界眼光和运营策略，不可不察。出乎意料，本期头条乔书彦的组章《武昌城笔记》的题材虽是“武汉”，但却是非疫情期的表现。其实无关而有关。作品虚实转换，语言新颖，妙句多多，想象奇特，玄妙化机，带有魔法般的“美文”品格，她来自于散文却不输于诗，多视角展现出武汉这座现代城市的特有魅力，对本期全部作品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好比对将要演出的舞台布景的设置。可谓编者的匠心独运。
　　《武昌城笔记》与本期其它作品不仅是“铺垫”和“预演”，还有“映衬”的作用，她告诉人们——多么美好的城市和人间生活：“苹果和葡萄托举起舞台。随风而来的蜜蜂，鼓动起来的是宽宏大量和勇气。窗户把阳光让进来，剁好的南瓜被分成两份，一份送给补栽绿植的工人，一份炖好后被送进暮色，等待下班归来的自己享用”（《武昌城接住了秋风》）。这样的城市不应该让一场灾难降临其上！而悲剧却真的发生了。诗人落笔之间，以乐衬悲悲更悲。而悲剧本身不是目的，鲁迅先生说得好：“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悲剧是为了唤醒，是为了人间正道和幸福。两相对照，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思索。
　　乔书彦的全部作品皆体现出这个特点。《武昌城的秋晨》紧扣“食”，因此“菜市场是永不迷航的舰队”，他的全部作品充满着强盛的味觉、味道，建构起“舌尖上的武汉”，品味着这座城市的神奇。《晴川矶》：“汉阳城是美味的鲜奶蛋糕。晴川矶爆裂的色彩是彩虹的魔咒”，可谓味色并举。《城乡结合部的秋》：“伺机跃上云端的行舟”，道理很简单：天空的情结来自于大地，只有大地坚实了，才有飞翔的力量。《春风穿过纱帽山》有浓浓的生活情调。《蝶的美好时光》进写出生活中的小童话，温润、晶莹一片。《春燕飞入旧时堂屋》现代“烟火味儿”却“种下幻想的奇迹”。皆值得细细“品味”一番。
　　我甚至想到，从作为现居武汉的诗人乔书彦现存的这一组章，可以推衍出另一组或无穷系列隐形的抗疫主题作品。这就是本组作品的文本价值所在。由此可见，常说批评是一种创作，编辑又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呢？
　　在场
　　从本期作品看到，面对疫情，散文诗人没有缺席，让时间和历史在这个短小文体中存身。在表现方式上，与镜头式、聚集式、发散式、截面式的小说散文戏剧等“发声”方式不同，散文诗人在采取“直面事物本身”现象学立场的同时，能够截取更多微妙形态的“在场”以及使“在场”变型，并且还有“向内转”的替换。小型、轻便的文体自有其神奇之处。“在场”，说白了，即“现场”，本质上是“写实”，只是与新闻报道类事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写实”看似简单，实则体现出写作者的真功夫。“现场”有客观呈现的意思，但做到真正的客观很难，也无必要，太客观反而非客观，何况“移情”在所难免：“在小区门口，除了紧锁的铁门，只有叠加的雪花，为迟来的春天画像。/还有默默不语的树木，它们的缄默，像商量好一样”（王信国《手捧雪花，为逝去的生命祈祷》）。客随主便，这已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常识。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客观，具有艺术强力的客观会由此及彼而达深达广。这就要在“在场”上做足文章。代表性如亚男的笔触虽落实于《新年的城》，但却是保持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显示出比“在场”更多和客观呈现更多的意味引申——精神建构，其实已显示出“在场”即身心俱在、主体“在场”的意思：“人性虚无。剩下空荡荡的新年的城，一个又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傲慢的，赤裸裸的欲望凌驾于道德之上。”
　　面对疫情，“在场”即起点、基点和真实，而写作就应该从这里开始。“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真实的面容”（刘喜良《期待一个无恙的春天》）;“多少双脚一直在原地踏步，走不进想要的山海之间”（霜扣儿《封城日，念苍生》）。可是，诗人的心灵却在跃动，笔随心动：“而这并不是句号，还有下一行的绵延不绝”（霜扣儿《驰援者，现肝胆》）。
　　“在场”的方式各有不同。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张九龄《蛰居》“做不了奔赴前线的战士，却能做一个不添乱的百姓”、徐后先《云朵也有名字》“一场灾难将你钉在平凡的岗位上”、紫云儿呆在《一个人的值班室》里，皆彰显出个体的身份定位。任俊国的《大地之上，有几个生动细节》通过叙述视角的距离设置，让“他”者现身“在场”，让有所遮蔽的元素呈现出来，从而增加了散文诗的表达功能。与他相同而又不同的是，女诗人武稚的《我一字排开的兄弟姐妹》干脆让“我”出场，以便于倾诉，是呀，“在场”就是散文诗人“在场”主体意识的张扬。舒放组章《晴朗我大地之肺》处处皆是“我”，《我们是支撑你站立的拐杖》则选定了立足点：“我站在南中国一栋高楼的32层，眺望着你。”“在场”即“我”在，诗人在。新乡土代表诗人陈惠芳看似很写实，其实《这不过是普通的闪电》一般，却让我们看到了“游荡的灵魂，顺着自己的伤痕，爬到了天上”。而“面对地图上，你红得发黑的疫情，我只能任你，一次又一次碰疼我的目光”（李星涛《武汉，我要告诉你》），“在场”的转换多么自然！小睫的《老兵》是一则小人物特写，因为真实的镜头选择，故而字里行间透露出令“春天动容”的况味。
　　追问
　　“一场疫情让庚子年关充满了想象，我们把希望与身体交给这片土地”（庄海君《春天的献词》）。仅有“在场”是不够的，而“追问”则是“在场”的继续。
　　面对疫情，“诗人何为”这个老而又老的问题面临着新的质询，且比“有我在场”更多的是新时空、新情况下的重新考验。悲悯、忧患;人道、人性;思考、哲理;情感、热血，等等，皆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还有精神的自我调整和修正的意义。因此，需要“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与理性集结上轨”。庆幸的是，诗人们很清醒：“我们也开始反思，开始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温智勇《庚子年新春笔记》）。而在杨东笔下，“沉默有着最深重的呐喊”，“不是为了避越险滩、漩涡而选择沉默，不是为了苟活、忍耐而放弃嘶吼”，这不仅是诗人的洞见，更是一种在场的折射。 　　经过诗人们的一番仰观俯察，“在场”不是“现场”，而是主体的“在场”，而是保持适当的观察距离，考量着诗人主体的建构层次。换句话说，表现疫情本身不是关键，而是如何通过疫情的表现（在场，我在）扩充对世界的指涉，并上升到对于存在的勘探。海德格尔反复强调：“存在地地道道地是超越。”从“在场”“我在”到“存在”本身即超越，而超越正是诗人写作的职责所在。作为思考型的实力女诗人宫白云果然出手不凡，她的“现场”带有综合性的多重部性质，本来，历史本身即综合。“横行的‘新冠’，肆虐的‘人祸’，关于‘封城’‘口罩’‘隔离’的种种，以及蝙蝠、蝗虫、宿主等等词汇——都是痛苦的梦魇与醒世箴言”（宫白云《无论发生什么，春天都会来》）。显然，对于宫白云来说，“现场”构成了历史，而历史还要经过心灵过滤的。她的《元宵节日记》太“现场”了，其实是心灵的“现场”。而“醒醒，人类”的呼喊才是她的最终目的之所在（《耗尽电池的秒表已脆弱得临近停顿》）。显然，需要“醒醒”的绝对不是生理上的人类，而是人类的理性，这多少带有现代启蒙的意味。或许，这也是亚男关于“人性虚无”“一个又一个没有灵魂的城”的焦虑所在。于是，才有赵凯云《四海一心的叶脉托起苦难重重的脚步》里对“善良”的急切呼唤;才有黎梦龙的期盼：“浮尘显露于阳光，污浊遁入阴暗，虚妄臣服于真理”（《一枚冠状病毒的力量》）;才有王平对于《有信仰的民族》的赞美;才有贾文华从“媽妈”的身上看到“给你的未来，创造生命的永恒”（《留言》）等等。
　　心灵的“在场”自然让诗人们发出了自我拷问：“我们都参与了天使与病魔，在一个人身上的战役。穿越突然、惶恐、生死、有序——怎么能不赞美与反思”（马飚《方舱医院里的“高考少年”、写作业的“花仙子”》），“当苦难降临时，我必须承担属于我的那一份，哪怕是最小的一份，我也不能独善于担惊受怕的人们”（西厍《祈祷而已》），个体是无力的，但是心灵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散文诗本体
　　面对疫情，如果说，“在场”求真，“追问”求善，那么，散文诗的文本呈现无疑则是求美。只有真善美合一，才是真正的散文诗艺术。散文诗之美则是散文诗艺术构成，即散文诗本体或说散文诗存在的依据。
　　美国哲学家苏姗·朗格说：“婴儿的啼哭不是艺术。”可见疫情本身不是艺术。“唯题材决定论”式的“灾难文学”极易于变成“文学灾难”。有人说，文学比不上现实。可是，没有文本的转换，任何“现实”都不是文学。因此，抗疫散文诗必须警惕“非诗”和“门槛”的缺失，特别要实行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
　　布罗茨基强调：“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我和语言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真正散文诗写作者的艺术难度和文本挑战正是语言，对汉语的精细打磨，正是散文诗最突出的宝贵品格。
　　通过本期作品的通读，笔者欣喜地感觉到，这些作品不仅实现了从现实到艺术的“转换”，而且在葆有散文诗特征、进行语意再造、多元开放、个体探究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宫白云、亚男、杨东、霜扣儿、陈惠芳、武稚等成熟作者奉献的皆是成熟散文诗大作，其博采、境界、观念、修辞等皆为上乘，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她/他们作为诗人所提供的养分。同样，与乔书彦的《武昌城笔记》相对应，茉莉《武汉二月》、温小词《觉醒的春天》、钱钟龄《为春天写一首诗》等皆是地地道道的以乐衬悲的美文，可谓散文诗精品。金小杰、鸽子、谢发印、牧风、北城、碧水、万欣、龚志华、赖扬明、海清涓、马健、水湄、梁永利、高丹宇、倪宏伟、拾月等诗人的作品整饬、精练，音乐感强，一副十分纯正的散文诗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