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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水涛,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流派,及名师名校研究。
乌托邦是莫尔的创造,意指一个虚拟的至善至美的地方或国度。人生活于现实中,但总是怀抱希望而生存。乌托邦是人类希望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理想愿望,乌托邦代表着人类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存状态或生存境界的向往,这种追求与向往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说:“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很快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政治的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215页)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特说:“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乌托邦意为希望。希望在于未来,希望是未出场的虚拟现实,“虚拟”是人的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与现实共同构建了我们的人生。人不能没有希望,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乌托邦。乌托邦承载着人类的美好希望,是对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乌托邦是对现实社会中人对人的奴役、欺凌以及种种黑暗、卑鄙等丑恶的痛恨,是对至善至美的社会和幸福圆满生活的期盼。
乌托邦是想象中的现实,它包含着对美好的向往,也隐含着先天的不完善,这是历史的局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西方理想社会的虚拟想象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看到社会贫富差异之不公,主张消灭私有制,从而实现公平与正义。这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尽管柏拉图强调社会的等级化,莫尔等以人与人的平等为核心理念,但他们都主张集权主义,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专制的统治。乌托邦的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的罪恶,但集权专制带来了新的罪恶。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极为冷峻地刻画了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怖,这进一步激励人们反思乌托邦的应有之义。
与莫尔等从分配结果的平等出发构建一个公有而美好的乌托邦不同,洛克以维持私有财产为前提,设想另一类乌托邦。这类乌托邦可称之为现实性的乌托邦。莫尔的平等重在人对财富占有的均等,洛克的平等重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洛克的关注点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在洛克看来,只有真正保护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权力保护之下,人们才有自由与幸福;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了仁爱与正义的道德的社会。在洛克看来,乌托邦的本质不在是否消除私有制,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洛克没有精心构想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乌托邦蓝图,但他强调乌托邦的根本宗旨在于对人的自由、平等、没有屈辱而富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核心精神。
乌托邦在欧美的政治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它对财富分配不公和暴政的深刻批判,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比如平等、民主、自由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想。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于匮乏”。“乌托邦岛”“太阳城”或免于匮乏的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及西方已基本实现了。然而西方文明在达到它的制高点以后迅速出现衰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的健全,使生活无忧的公民逐渐失去勤奋创业的精神。美国著名专栏作家马斯·弗里德曼说:“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毫无疑问,平等、自由免于匮乏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愿望和追求,反对这种愿望与追求是不道德的。但人类社会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当一个平等、自由、免于匮乏等美好价值和预期都实现了的社会真的出现时,这样的社会便是乌托邦的终极理想吗,它还能不能持续?
2016年6月,对马克思《资本论》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来华访问。哈维提出,资本运行有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资本的运行就是沿着这四个阶段循环不已。与资本运行相结合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利润的无限贪婪。资本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激励人类消费需求的过程,从简单需求到复杂需求,从必需品消费到奢侈品炫耀消费。商家最虚伪的诱惑是:“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在舒适的购物环境中,在点头哈腰的恭维中,进行多余消费,做上帝的感觉就在购买的那一瞬间。还是那瓶酒,那个包,名牌商品,身价百倍。多余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营造出社会的奢靡之风并诱导出人奢华的欲望。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失去了它早期发展的精神动力,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所带来的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
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荣耀无限的威尼斯从繁华“幸福”走向衰败的经历,是今天西方文明的远鉴。当年威尼斯人从勤俭到奢华消费,罗马公民变成“有闲阶级”以后蔑视生产劳动,丢弃简朴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虚荣与享受,同时丢失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精神的退化:一是由艰苦奋斗转为贪图享受,二是由集体伦理转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洛克心中的乌托邦已逐步成为现实,但与之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思想体系却日显窘迫。无论是英国出人意料的公投脱欧,还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奇葩的总统选举,以及整个西方右翼主义的普遍兴起,都折射出西方文明的困境。今天,我们可以从容反思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先天不足,进而也增进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它所包含的智慧、伦理及审美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西方文明的偏差,补救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某些缺陷。
如果说人的自信和自尊在于摆脱对上帝的依赖,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与灿烂的精神文明。这是由人的欲望所推动,是欲望战胜伦理;那么,如何遏制世界的物化和人的异化,如何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平衡,让人类能诗意地栖居,这需要伦理战胜欲望,并由道德走向审美。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教育,教育关乎人类的命运,教育关乎民族的前途,教育关乎每个人的发展。教育既有现实的规定性,又有指向未来、指向精神自由的超越性。教育天然带有乌托不敢相信,中国目前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但这是事实!记者问女志愿者,支教使你有什么改变?她想了一下,用手轻拭了一下眼边的泪花,说:“现在逛商场,当我想买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如果这些钱省下来,就可以为山区的孩子买些书籍和日用品。”我听了很感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这么考虑问题,该多好啊!
由此想到某晚“卞说卞聊”中“老鬼”在说到男足输球时的发问:“球踢得不好,为什么收入还那么高?”他顺便提到,有20至30名演艺圈中人,年收入过亿元。他们凭什么拿那么多钱?这些人中有几个是热心公益事业的?这跟“大象小象”的无私支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而又想到那些贪腐分子。前两天央视的“今日说法”节目披露了一名贪污分子外逃最终归案的全过程。李华波是江西上饶市下面一个县财政局属下的一名科长,可以说是官员级别中最小的官了。他竟能勾结其他官员,侵吞上级下拨的近亿元资金。这可是补贴给贫困县的渔民和其他贫困人员的。这种人还有起码的良心吗?不严惩这种人,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中央政府决心在2020年消灭贫困县,从现在起实行“精准扶贫”。这是令世界瞩目的大好事情。我从内心里表示赞同。不过,我担忧这个任务能否真正如期完成。顶层愿望再好、决心再大,也得由下面一级一级官员去做。这些官员中,有的会认真踏实去办,有的就很难说了。中共执政几十年,不少官员“油”掉了,很会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很可能有些地方,明明没有脱贫,却说脱贫了;或者一时脱贫了,却不能持久。
另外,我觉得中央在做决策时,也应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宜將“贫困”划分等级,先易后难,区别对待,分期分批,逐步推进,不能一刀切。对于拥有近14亿人的人口大国来说,局部贫困并不丢脸。再说,不少地区的贫困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自然、历史原因造成的,它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过于急切,很可能出现新的“形象工程”。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鼓励“大象小象”这样的志愿者和各种慈善公益组织加入扶贫行列,并对他们的善举加以表彰。上上下下形成合力,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推动,事情定能真有成效。
乌托邦是莫尔的创造,意指一个虚拟的至善至美的地方或国度。人生活于现实中,但总是怀抱希望而生存。乌托邦是人类希望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理想愿望,乌托邦代表着人类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存状态或生存境界的向往,这种追求与向往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说:“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很快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政治的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215页)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特说:“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乌托邦意为希望。希望在于未来,希望是未出场的虚拟现实,“虚拟”是人的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与现实共同构建了我们的人生。人不能没有希望,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乌托邦。乌托邦承载着人类的美好希望,是对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乌托邦是对现实社会中人对人的奴役、欺凌以及种种黑暗、卑鄙等丑恶的痛恨,是对至善至美的社会和幸福圆满生活的期盼。
乌托邦是想象中的现实,它包含着对美好的向往,也隐含着先天的不完善,这是历史的局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西方理想社会的虚拟想象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看到社会贫富差异之不公,主张消灭私有制,从而实现公平与正义。这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尽管柏拉图强调社会的等级化,莫尔等以人与人的平等为核心理念,但他们都主张集权主义,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专制的统治。乌托邦的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的罪恶,但集权专制带来了新的罪恶。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极为冷峻地刻画了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怖,这进一步激励人们反思乌托邦的应有之义。
与莫尔等从分配结果的平等出发构建一个公有而美好的乌托邦不同,洛克以维持私有财产为前提,设想另一类乌托邦。这类乌托邦可称之为现实性的乌托邦。莫尔的平等重在人对财富占有的均等,洛克的平等重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洛克的关注点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在洛克看来,只有真正保护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权力保护之下,人们才有自由与幸福;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了仁爱与正义的道德的社会。在洛克看来,乌托邦的本质不在是否消除私有制,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洛克没有精心构想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乌托邦蓝图,但他强调乌托邦的根本宗旨在于对人的自由、平等、没有屈辱而富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核心精神。
乌托邦在欧美的政治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它对财富分配不公和暴政的深刻批判,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比如平等、民主、自由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想。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于匮乏”。“乌托邦岛”“太阳城”或免于匮乏的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及西方已基本实现了。然而西方文明在达到它的制高点以后迅速出现衰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的健全,使生活无忧的公民逐渐失去勤奋创业的精神。美国著名专栏作家马斯·弗里德曼说:“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毫无疑问,平等、自由免于匮乏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愿望和追求,反对这种愿望与追求是不道德的。但人类社会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当一个平等、自由、免于匮乏等美好价值和预期都实现了的社会真的出现时,这样的社会便是乌托邦的终极理想吗,它还能不能持续?
2016年6月,对马克思《资本论》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来华访问。哈维提出,资本运行有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资本的运行就是沿着这四个阶段循环不已。与资本运行相结合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利润的无限贪婪。资本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激励人类消费需求的过程,从简单需求到复杂需求,从必需品消费到奢侈品炫耀消费。商家最虚伪的诱惑是:“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在舒适的购物环境中,在点头哈腰的恭维中,进行多余消费,做上帝的感觉就在购买的那一瞬间。还是那瓶酒,那个包,名牌商品,身价百倍。多余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营造出社会的奢靡之风并诱导出人奢华的欲望。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失去了它早期发展的精神动力,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所带来的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
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荣耀无限的威尼斯从繁华“幸福”走向衰败的经历,是今天西方文明的远鉴。当年威尼斯人从勤俭到奢华消费,罗马公民变成“有闲阶级”以后蔑视生产劳动,丢弃简朴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虚荣与享受,同时丢失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精神的退化:一是由艰苦奋斗转为贪图享受,二是由集体伦理转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洛克心中的乌托邦已逐步成为现实,但与之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思想体系却日显窘迫。无论是英国出人意料的公投脱欧,还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奇葩的总统选举,以及整个西方右翼主义的普遍兴起,都折射出西方文明的困境。今天,我们可以从容反思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先天不足,进而也增进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它所包含的智慧、伦理及审美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西方文明的偏差,补救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某些缺陷。
如果说人的自信和自尊在于摆脱对上帝的依赖,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与灿烂的精神文明。这是由人的欲望所推动,是欲望战胜伦理;那么,如何遏制世界的物化和人的异化,如何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平衡,让人类能诗意地栖居,这需要伦理战胜欲望,并由道德走向审美。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教育,教育关乎人类的命运,教育关乎民族的前途,教育关乎每个人的发展。教育既有现实的规定性,又有指向未来、指向精神自由的超越性。教育天然带有乌托不敢相信,中国目前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但这是事实!记者问女志愿者,支教使你有什么改变?她想了一下,用手轻拭了一下眼边的泪花,说:“现在逛商场,当我想买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如果这些钱省下来,就可以为山区的孩子买些书籍和日用品。”我听了很感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这么考虑问题,该多好啊!
由此想到某晚“卞说卞聊”中“老鬼”在说到男足输球时的发问:“球踢得不好,为什么收入还那么高?”他顺便提到,有20至30名演艺圈中人,年收入过亿元。他们凭什么拿那么多钱?这些人中有几个是热心公益事业的?这跟“大象小象”的无私支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而又想到那些贪腐分子。前两天央视的“今日说法”节目披露了一名贪污分子外逃最终归案的全过程。李华波是江西上饶市下面一个县财政局属下的一名科长,可以说是官员级别中最小的官了。他竟能勾结其他官员,侵吞上级下拨的近亿元资金。这可是补贴给贫困县的渔民和其他贫困人员的。这种人还有起码的良心吗?不严惩这种人,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中央政府决心在2020年消灭贫困县,从现在起实行“精准扶贫”。这是令世界瞩目的大好事情。我从内心里表示赞同。不过,我担忧这个任务能否真正如期完成。顶层愿望再好、决心再大,也得由下面一级一级官员去做。这些官员中,有的会认真踏实去办,有的就很难说了。中共执政几十年,不少官员“油”掉了,很会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很可能有些地方,明明没有脱贫,却说脱贫了;或者一时脱贫了,却不能持久。
另外,我觉得中央在做决策时,也应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宜將“贫困”划分等级,先易后难,区别对待,分期分批,逐步推进,不能一刀切。对于拥有近14亿人的人口大国来说,局部贫困并不丢脸。再说,不少地区的贫困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自然、历史原因造成的,它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过于急切,很可能出现新的“形象工程”。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鼓励“大象小象”这样的志愿者和各种慈善公益组织加入扶贫行列,并对他们的善举加以表彰。上上下下形成合力,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推动,事情定能真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