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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虽说是一门小手艺，却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系列问题。它包含三个小问题：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
先说其一，为什么写？人看起来有很多能力，其实简单归类只有三种：思维能力，行动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内在的隐形能力，需要靠另外两种能力展现。所以人的能力外化的只有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了。而表达能力又分两种：口头表达，书面表达。更简单说，人的外化能力就是三个字：说，写，做。正常成年人，按理说，这三种基本技能都应该达到及格水准。所以，写是成年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你必须会写。
一般说来，一对一，私下场合的情况下，说比写容易；说比写有更多的辅助手段：手势啊，语气啊，重复啊，等等，不一而足。一对多，公开大场面情况下，则写比说容易；写可以提前准备，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不用担心记忆缺陷。公开场合的说基本都是照提前写好的稿子念或背。
人为什么要写，还在于有话要说。单就生命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实体，都应该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工作亦然。当然，生命和工作存在太多的共性，作为高等级动物的人，共性同样大于个性。但生命的价值恰巧在于比例很小的个性存在。没有个性，这个生命就是可以替代的。一个人在生活、工作中，只要留心用心，一定有想说的话。写作的本质就是有话要说。
人为什么要写，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忍不住。不说难受，甚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要说。举一个例子：父母教育孩子，夫妻相互指责，都是真正忍不住的典型。
所以，人作为基本技能不得不写，人有想说的话需要写，人内在的生命能量忍不住释放必须写。
再说其二，写什么？这里有三个选择：第一是你最擅长的；第二是你最喜欢的；第三是你最熟悉的。人应该明白，最熟悉的事不一定喜欢，最喜欢的事不一定擅长，最擅长的事不一定喜欢。后两个说法最容易糊涂。比如，你最喜欢打乒乓球，但不表明你一定擅长打，你最擅长做家务不表明你喜欢做这事。所以，选第一个最易写好，选第二个可能写好，选第三个最难写好。至于说写你不熟悉的事，那就是瞎写了。但实际工作中，人很难有前两个选择。为什么？人为了生存，常常需要委屈自己，迁就环境，服从环境。顺便说一句，改造环境只有伟人和英雄可能做到。一般人最好不做此想，以免鼻青眼肿。你的工作不一定你最擅长，也不一定你最喜欢，但你一定最熟悉。人这一生是需要强迫自己做一些事的，不然，你基本上会一事无成。
所以，写作的人，只要你还没资格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就只能按照生存发展的需要，写你熟悉的事情。写你熟悉的事虽然不一定情愿，但毕竟比写你不熟悉的东西要好得多。
前面提到写作的本质是有话要说。有什么话说？有与众不同的话要说。与众相同的话不必要说，跟着走就是了。与众不同的话分三个层次：同行不知道的话，内行不知道的话，专家不知道的话。
写作最重要的价值是传递他人不知道的信息。什么是他人不知道的？也很简单：你自己生命中工作中最独特的东西。而我们普通写作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写的都是同行都知道的内容：意义、作用、地位之类。
《档案管理》杂志严格实行专家组三审制。只有三类文章才能通过初审——原创类，颠覆类，调研类。而这三类就是我们要写的基本内容。
后说其三，怎么写。这个问题在最后，却最重要，几乎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因为这是唯一的实打实硬碰硬的技术层面，前两个都是虚的。这里提供两个顺口溜供参考：第一个，我们曾专门针对一线工作者提出写作九字真经，“找问题，挑毛病，唱反调”。
先说找问题。找什么问题？找工作中的问题，那些难题，热点问题，新产生的问题，容易纠结缠绕不清的问题，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尤其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小问题，琐碎问题，多如一地鸡毛。可惜一如角落里的杂物，一搁就是多少年啊。
任何文章都是一个基本套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么单说其一，要么合二为一，合三为一。文章就是说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文章就是无病呻吟嘛。问题找准了，文章就成功一半了。
再说挑毛病，做编辑时间长了，我常常开玩笑说：写文章其实就是抬杠，找茬，挑刺，惹事，咋样让对方不自在咋来。为什么呢？你想哪，原创文章是很难很难的，哪有那么多创新文章等着你写呢。且不说原创类文章无异于荒山寻路、戈壁打井，前提是登高望远，放长击短，穷尽这个领域里各个角落才有资格原创啊。所以一般人最容易走的路子是挑别人文章的毛病，挑上级专业文件中的毛病。客观来说，人无完人，文无完文。任何文章都有瑕疵，都有毛病，甚至有硬伤。当年我一位同学专门说过，学术研究也有窍门，就是专挑名家文章的硬伤，让他干急反驳不了。如果反驳那就更好了。几个回合，你想不出名都难。
我们地市有一位作者，专门挑《档案法》的毛病，一气挑了十五个硬伤，写了十五篇文章，我们杂志连载了十五篇。后来，就因为这十几篇文章成为我们的审稿专家。
三说唱反调，唱反调就是抬杠嘛，和挑毛病有近似但不完全一样。和谁唱反调呢？记住，和有分量的人唱反调才有意义。和一般人唱反调没有杂志会登载。除了有分量的人外，还有有分量的机构。我们的专业上级发布的文件规定就一定对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是不能讨论的。但业务文件有明显错误缺陷为什么不能唱唱反调呢？
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一位县局局长对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分类法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职能分类是错的，应该是知识分类。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开始投其他刊物都不敢登载，最后投到我们杂志，我们连载了这两篇文章，反响很好。
还有一位地市作者胆子更大，敢和国务院唱反调。大家都知道，文书处理部门立卷是国务院以“两办”文件形式发布的红头文件，是国家级别的规定。但这位作者有理有據有节洋洋洒洒写了七八千字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个文件不合理不合情之处，并且提出，市县以下不可能由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大家都是档案部门立卷。我们杂志同样全文照登，引起很大反响。前几年，这位作者更是胆大包天，居然提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而且出了专著，彻底推翻全世界统一的档案基本理论——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位作者后来也成了我们杂志重要的审稿专家，而且已经被业内称为我国著名档案学者。 这里顺便提一句，清华一位博导对他的博士生说：你记住这十二个字就可以顺利毕业——胡思乱想，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大家一定要明白：学术界和政界不是一个规则体系。政界当然要统一思想，保持一致。但学术界讲究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
第二个顺口溜是：开口要小，角度要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先看看初写者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是题目太大，许多初学者写的题目都是一本书的题目。也许，初学者不清楚题目怎么算大？那就是你的题目没有加限定词。比如，“论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哪儿的档案工作？什么的现代化？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全部档案工作的现代化还是某一方面工作的现代化？类似的题目编辑见得太多了。所以，题目要具体到某一件事上，最好是一件小事。
其实，有些高水准作者也往往忘记这一点。有一年，一位武大的博士打电话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档案哲学。我问，文章有多少字？他说有八千字。我直接表态：不能用。这位博士很不高兴，电话中说，你连文章都没有见到，就这么武断下结论。我平心静气说，因为你的题目太大了，这个题目写十万字都不多啊。
二是穿靴戴帽，平摊煎饼。初学者往往上来先论形势，云天雾地一大片。结尾则是一堆展望、决心、总结誓言的混合体。可偏偏在最關键说事的中间部分，则开始摊煎饼了。什么都说一点，什么都说不深。
资深编辑和这类作者谈稿子，直接掐头去尾，要求作者将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抽出来，写2000字。这一招最治病，连老作者都怕。可这是写作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最吃功夫的部分。因为将一个小问题写深写透真不容易。学会这一手，才算入门。
我们豫东有一种井叫压压井，就是用机械开碗口大一个十几米深洞，利用虹吸原理将水吸出来。而我们有的作者呢，类似挖十几平方米的浅坑，这样费力费时却不可能出水。
角度要巧，就是写文章要避免常见的角度，太高大上的角度，这样的角度前人都写滥了，你很难写出新意来。举一个例子，大家最容易抱怨领导不重视档案工作。有一位县局的馆长和我说，他们县的四大班子从来都没有到县档案馆视察过。我突然问了一句：要是你们县档案馆关门半年，县长急不急？这位馆长脱口而说：别说半年了，关门一年，他们也不会急。我悠悠地说，如果真是这样，县里能一直养你们也就不简单了。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工作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和领导决策没有关系。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呢？
还比如说，一个档案馆，从建馆起到底有多少档案从来没有利用过，比例有多大？都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档案沉睡深墙大库多少年。是进馆标准太宽，还是这些档案本质上就是属于少用性质的。这些原本我们应该熟悉的家底，我们的库房人员真的清楚吗？这个角度巧不巧呢？
最后，我想说说从编辑眼里看稿子的类型；在资深编辑眼中，所有来稿可以分为三类：好稿，差稿，关系稿。对不同的稿子有不同处理。高手处理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好稿不改，差稿不用，关系稿掐头去尾开膛破肚。
具体说有讲究。先说一，好稿不改最难做到。编辑，眼高手低的干活。红笔在手，容易技痒。再加上有黑衣法官的感觉，你不让他动动笔怕是很难。而文章高手最烦的是别人改他文字，那简直就是割他的肉。
当年，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给昆明的报纸写了一篇散文。开头是：“我在北京呆了三天。”报纸的一位年轻编辑觉得“呆”字不妥，便将其改为“待”字，而且通篇就改了一个字。谁料想朱先生一见报便坐车到报馆，点名要见改他稿的编辑。见面待编辑解释后，朱先生轻轻地说：“‘呆’字表示我在北京时的无奈，你一改意味全无。”
而赵树理呢，被编辑乱改怕了，索性每一篇文章后，专门批注：如有任何改动，请将原稿退回。咳，编辑啊，编辑。你再技痒也不能乱改嘛。
很多年前，大陆的一省级出版社长访问台湾皇冠出版社，宴会时，大陆社长随意问台湾社长：“贵社有多少编辑？”台湾社长答：“四位。”大陆社长惊道：“不会吧，我们一个省级社起码有一百多名编辑。”台湾社长笑着说：“好稿子不改，差稿子不用。要那么多编辑干吗？”
至于差稿子的事太简单，直接说三，关系稿子是任何编辑回避不了的。关系稿子都很差，就像一个树疙瘩，你非要木匠做成大衣柜。木匠手再高，也只能做成切肉墩。对关系稿子只有拿刀狠砍，一刀砍头，二刀削脚，三刀开膛，四刀破肚。三下五除二，将它加工成一个肉墩完事。有时候，关系稿就像烂苹果，拿刀将烂处一剜也就齐了。
（转自《档案界》论坛）
先说其一，为什么写？人看起来有很多能力，其实简单归类只有三种：思维能力，行动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内在的隐形能力，需要靠另外两种能力展现。所以人的能力外化的只有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了。而表达能力又分两种：口头表达，书面表达。更简单说，人的外化能力就是三个字：说，写，做。正常成年人，按理说，这三种基本技能都应该达到及格水准。所以，写是成年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你必须会写。
一般说来，一对一，私下场合的情况下，说比写容易；说比写有更多的辅助手段：手势啊，语气啊，重复啊，等等，不一而足。一对多，公开大场面情况下，则写比说容易；写可以提前准备，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不用担心记忆缺陷。公开场合的说基本都是照提前写好的稿子念或背。
人为什么要写，还在于有话要说。单就生命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实体，都应该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工作亦然。当然，生命和工作存在太多的共性，作为高等级动物的人，共性同样大于个性。但生命的价值恰巧在于比例很小的个性存在。没有个性，这个生命就是可以替代的。一个人在生活、工作中，只要留心用心，一定有想说的话。写作的本质就是有话要说。
人为什么要写，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忍不住。不说难受，甚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要说。举一个例子：父母教育孩子，夫妻相互指责，都是真正忍不住的典型。
所以，人作为基本技能不得不写，人有想说的话需要写，人内在的生命能量忍不住释放必须写。
再说其二，写什么？这里有三个选择：第一是你最擅长的；第二是你最喜欢的；第三是你最熟悉的。人应该明白，最熟悉的事不一定喜欢，最喜欢的事不一定擅长，最擅长的事不一定喜欢。后两个说法最容易糊涂。比如，你最喜欢打乒乓球，但不表明你一定擅长打，你最擅长做家务不表明你喜欢做这事。所以，选第一个最易写好，选第二个可能写好，选第三个最难写好。至于说写你不熟悉的事，那就是瞎写了。但实际工作中，人很难有前两个选择。为什么？人为了生存，常常需要委屈自己，迁就环境，服从环境。顺便说一句，改造环境只有伟人和英雄可能做到。一般人最好不做此想，以免鼻青眼肿。你的工作不一定你最擅长，也不一定你最喜欢，但你一定最熟悉。人这一生是需要强迫自己做一些事的，不然，你基本上会一事无成。
所以，写作的人，只要你还没资格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就只能按照生存发展的需要，写你熟悉的事情。写你熟悉的事虽然不一定情愿，但毕竟比写你不熟悉的东西要好得多。
前面提到写作的本质是有话要说。有什么话说？有与众不同的话要说。与众相同的话不必要说，跟着走就是了。与众不同的话分三个层次：同行不知道的话，内行不知道的话，专家不知道的话。
写作最重要的价值是传递他人不知道的信息。什么是他人不知道的？也很简单：你自己生命中工作中最独特的东西。而我们普通写作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写的都是同行都知道的内容：意义、作用、地位之类。
《档案管理》杂志严格实行专家组三审制。只有三类文章才能通过初审——原创类，颠覆类，调研类。而这三类就是我们要写的基本内容。
后说其三，怎么写。这个问题在最后，却最重要，几乎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因为这是唯一的实打实硬碰硬的技术层面，前两个都是虚的。这里提供两个顺口溜供参考：第一个，我们曾专门针对一线工作者提出写作九字真经，“找问题，挑毛病，唱反调”。
先说找问题。找什么问题？找工作中的问题，那些难题，热点问题，新产生的问题，容易纠结缠绕不清的问题，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尤其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小问题，琐碎问题，多如一地鸡毛。可惜一如角落里的杂物，一搁就是多少年啊。
任何文章都是一个基本套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么单说其一，要么合二为一，合三为一。文章就是说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文章就是无病呻吟嘛。问题找准了，文章就成功一半了。
再说挑毛病，做编辑时间长了，我常常开玩笑说：写文章其实就是抬杠，找茬，挑刺，惹事，咋样让对方不自在咋来。为什么呢？你想哪，原创文章是很难很难的，哪有那么多创新文章等着你写呢。且不说原创类文章无异于荒山寻路、戈壁打井，前提是登高望远，放长击短，穷尽这个领域里各个角落才有资格原创啊。所以一般人最容易走的路子是挑别人文章的毛病，挑上级专业文件中的毛病。客观来说，人无完人，文无完文。任何文章都有瑕疵，都有毛病，甚至有硬伤。当年我一位同学专门说过，学术研究也有窍门，就是专挑名家文章的硬伤，让他干急反驳不了。如果反驳那就更好了。几个回合，你想不出名都难。
我们地市有一位作者，专门挑《档案法》的毛病，一气挑了十五个硬伤，写了十五篇文章，我们杂志连载了十五篇。后来，就因为这十几篇文章成为我们的审稿专家。
三说唱反调，唱反调就是抬杠嘛，和挑毛病有近似但不完全一样。和谁唱反调呢？记住，和有分量的人唱反调才有意义。和一般人唱反调没有杂志会登载。除了有分量的人外，还有有分量的机构。我们的专业上级发布的文件规定就一定对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是不能讨论的。但业务文件有明显错误缺陷为什么不能唱唱反调呢？
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一位县局局长对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分类法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职能分类是错的，应该是知识分类。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开始投其他刊物都不敢登载，最后投到我们杂志，我们连载了这两篇文章，反响很好。
还有一位地市作者胆子更大，敢和国务院唱反调。大家都知道，文书处理部门立卷是国务院以“两办”文件形式发布的红头文件，是国家级别的规定。但这位作者有理有據有节洋洋洒洒写了七八千字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个文件不合理不合情之处，并且提出，市县以下不可能由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大家都是档案部门立卷。我们杂志同样全文照登，引起很大反响。前几年，这位作者更是胆大包天，居然提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而且出了专著，彻底推翻全世界统一的档案基本理论——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位作者后来也成了我们杂志重要的审稿专家，而且已经被业内称为我国著名档案学者。 这里顺便提一句，清华一位博导对他的博士生说：你记住这十二个字就可以顺利毕业——胡思乱想，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大家一定要明白：学术界和政界不是一个规则体系。政界当然要统一思想，保持一致。但学术界讲究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
第二个顺口溜是：开口要小，角度要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先看看初写者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是题目太大，许多初学者写的题目都是一本书的题目。也许，初学者不清楚题目怎么算大？那就是你的题目没有加限定词。比如，“论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哪儿的档案工作？什么的现代化？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全部档案工作的现代化还是某一方面工作的现代化？类似的题目编辑见得太多了。所以，题目要具体到某一件事上，最好是一件小事。
其实，有些高水准作者也往往忘记这一点。有一年，一位武大的博士打电话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档案哲学。我问，文章有多少字？他说有八千字。我直接表态：不能用。这位博士很不高兴，电话中说，你连文章都没有见到，就这么武断下结论。我平心静气说，因为你的题目太大了，这个题目写十万字都不多啊。
二是穿靴戴帽，平摊煎饼。初学者往往上来先论形势，云天雾地一大片。结尾则是一堆展望、决心、总结誓言的混合体。可偏偏在最關键说事的中间部分，则开始摊煎饼了。什么都说一点，什么都说不深。
资深编辑和这类作者谈稿子，直接掐头去尾，要求作者将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抽出来，写2000字。这一招最治病，连老作者都怕。可这是写作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最吃功夫的部分。因为将一个小问题写深写透真不容易。学会这一手，才算入门。
我们豫东有一种井叫压压井，就是用机械开碗口大一个十几米深洞，利用虹吸原理将水吸出来。而我们有的作者呢，类似挖十几平方米的浅坑，这样费力费时却不可能出水。
角度要巧，就是写文章要避免常见的角度，太高大上的角度，这样的角度前人都写滥了，你很难写出新意来。举一个例子，大家最容易抱怨领导不重视档案工作。有一位县局的馆长和我说，他们县的四大班子从来都没有到县档案馆视察过。我突然问了一句：要是你们县档案馆关门半年，县长急不急？这位馆长脱口而说：别说半年了，关门一年，他们也不会急。我悠悠地说，如果真是这样，县里能一直养你们也就不简单了。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工作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和领导决策没有关系。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呢？
还比如说，一个档案馆，从建馆起到底有多少档案从来没有利用过，比例有多大？都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档案沉睡深墙大库多少年。是进馆标准太宽，还是这些档案本质上就是属于少用性质的。这些原本我们应该熟悉的家底，我们的库房人员真的清楚吗？这个角度巧不巧呢？
最后，我想说说从编辑眼里看稿子的类型；在资深编辑眼中，所有来稿可以分为三类：好稿，差稿，关系稿。对不同的稿子有不同处理。高手处理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好稿不改，差稿不用，关系稿掐头去尾开膛破肚。
具体说有讲究。先说一，好稿不改最难做到。编辑，眼高手低的干活。红笔在手，容易技痒。再加上有黑衣法官的感觉，你不让他动动笔怕是很难。而文章高手最烦的是别人改他文字，那简直就是割他的肉。
当年，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给昆明的报纸写了一篇散文。开头是：“我在北京呆了三天。”报纸的一位年轻编辑觉得“呆”字不妥，便将其改为“待”字，而且通篇就改了一个字。谁料想朱先生一见报便坐车到报馆，点名要见改他稿的编辑。见面待编辑解释后，朱先生轻轻地说：“‘呆’字表示我在北京时的无奈，你一改意味全无。”
而赵树理呢，被编辑乱改怕了，索性每一篇文章后，专门批注：如有任何改动，请将原稿退回。咳，编辑啊，编辑。你再技痒也不能乱改嘛。
很多年前，大陆的一省级出版社长访问台湾皇冠出版社，宴会时，大陆社长随意问台湾社长：“贵社有多少编辑？”台湾社长答：“四位。”大陆社长惊道：“不会吧，我们一个省级社起码有一百多名编辑。”台湾社长笑着说：“好稿子不改，差稿子不用。要那么多编辑干吗？”
至于差稿子的事太简单，直接说三，关系稿子是任何编辑回避不了的。关系稿子都很差，就像一个树疙瘩，你非要木匠做成大衣柜。木匠手再高，也只能做成切肉墩。对关系稿子只有拿刀狠砍，一刀砍头，二刀削脚，三刀开膛，四刀破肚。三下五除二，将它加工成一个肉墩完事。有时候，关系稿就像烂苹果，拿刀将烂处一剜也就齐了。
（转自《档案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