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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名贵釉上彩瓷品种之一，因其将铜胎画珐琅彩料画置于瓷胎之上，故称为“瓷胎画珐琅”，以别“铜胎画珐琅”。因画珐琅彩料昂贵，烧制数量有限，又因珐琅彩瓷专为清宫皇帝、妃嫔玩赏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故弥足珍贵。
朱家溍先生考证：故宫的“磁胎画珐琅”原藏端凝殿左右屋中，共有四百件，另有乾隆款瓷胎洋彩61件和很多铜胎画珐琅未列在四百件内。“磁胎画珐琅”和“瓷胎洋彩”之名来源于这些装瓷“匣盖上刻填色品名”。
过去古玩行将瓷胎画珐琅称为“古月轩”，实将乾隆时期胎体轻薄，釉汁洁白，彩绘精细，题有诗句的珐琅彩瓷器称作“古月轩”。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乾隆以古月轩声传为最巨，所绘及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硅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
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份上差别很大，科学分析表明：珐琅彩中含有硼，而中国传统釉上彩的彩料中，五彩与粉彩都不含硼，它的基质是含有少量氧化钾的铅玻璃。珐琅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或釉下彩料中，除康熙以后的粉彩都不含砷。珐琅彩中的胭脂红为金红，金红在清代康熙以前没有。珐琅彩中的黄彩为锑黄，粉彩中的黄彩亦为锑黄，而康熙以前五彩的黄彩，低温色釉中的黄彩都属铁黄。珐琅彩与粉彩在化学组成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与五彩则差别较大。
清代珐琅彩瓷康熙时期为初创阶段，雍正乾隆时期达到成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产生的历史背景
1．欧洲画珐琅的传入和康雍乾皇帝对瓷胎画珐琅的喜爱
康熙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欧洲商船不仅把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到欧洲，也将法国的珐琅器、意大利的玻璃器等欧洲工艺品带到中国。
金属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又称为铜胎画珐琅）三种。金属珐琅器大约在13世纪末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明朝就大量制作掐丝珐琅器物。而富有西洋色彩的画珐琅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洋教士到中国传教，即可能携入此类艺术品”。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从宁波往法国写信，信中说清王朝朝野上下对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洋画珐琅情有独钟，要求运更多的珐琅器及珐琅画来，作为馈赠中国官员的礼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Castiglione）亦携来一箱珐琅器来到中国作为赠礼之用。
法国传教士白晋（Jochim Bouvet）在所著《康熙帝传》（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记有康熙帝向往西洋科技，对天文、几何、伦理、哲学、医学、音乐、艺术之爱好，他接受天主教教义，也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科技仪器及艺术品。
西洋画珐琅传到中国，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的酷爱而生产画珐琅瓷，打造精美御用工艺品，遂又邀请了法国画珐琅艺人进入清内廷珐琅作。康熙十九年（1680）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期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玉珠宝等器物。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舆图房等，铜、陶、玻璃及瓷胎画珐琅都在研制之中。制作珐琅的材料由法国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康熙朝以进口料烧制名贵的铜胎珐琅器，此外由于康熙晚年的铜料紧缺，导致铜胎珐琅为主要原料铜料吃紧，以瓷代铜为最佳的解决办法。
瓷胎画珐琅康熙三十五年（1696）首先创烧成功。民国时期郭葆昌则认为画珐琅“肇端于康熙二十年（1681）后臧应选督造之时，器之彩色、绘画、款式悉照康熙御制铜胎珐琅彩的作法，颜料亦用西来之品，故定名为珐琅彩，又名瓷胎珐琅，宫中档册，则书瓷胎画珐琅，乾隆八年改书瓷胎洋彩”。
杨伯达先生研究认为：“清代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康熙画珐琅不仅是我国画珐琅的鼻祖，而且也是成熟了的标准画珐琅”。
雍正 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珐琅处、炮枪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并造办处管理。造办处人员扩充，由长年居住在圆明园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管理。雍正时期有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烧珐琅器。
雍正元年至二年期间，平定青海军功第一大臣的陕川总督年羮尧，频频得到珍贵的琅珐器赏赐。雍正二年御赐年羮尧的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单眼翎十枝，年羮尧在谢折里写到：“臣伏视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在此谢折的后面雍正硃批有：“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13名，钦命怡亲王负责主持，由精通工艺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唐英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参与画珐琅的有金昆、戴恒、杨振基等画院画家。
康熙画珐琅料全部由外国进口，雍正朝制作珐琅器数量猛增，进口料已供不应求，于是雍正六年二月谕旨怡亲王“试炼”珐琅料，努力使珐琅彩料本土化生产，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获得成功。由于彩料丰富，纹饰常常同时使用二三十种颜色绘制。珐琅料是在玻璃厂烧炼的。雍正七年又陆续生产大量的珐琅料，使得雍正珐琅作的生产进入了中国本土原料与中国文化全面结合的繁荣时期。
朱家溍先生研究认定，雍正一朝画作、珐琅作聚着当时最强的阵容。杨伯达先生认为，由于清代皇帝非常喜欢珐琅，珐琅处也掌握了一批画家或画工，绘画水平较高，珐琅作也有画珐琅的画家在内行走，也称为“画院”。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亦曾于雍正八年（1753）受邀为珐琅彩瓷作画。
雍正时翰林院待诏戴临专任写字并兼任在瓷胎画珐琅器上写字，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瓷胎画珐琅器上题写诗句。
雍正八年、十年（1732），雍正皇帝见珐琅瓷绘“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分别传令奖赏谭荣等两位画匠，可见雍正对珐琅彩瓷的珍视。
雍正一朝由于铜料危机而颁布了禁铜令，宫中铜器制造较少而多用其他材料制作，雍正瓷胎画珐琅得到了巨大发展。强调内庭的恭造之式，追求瓷器的工艺质量，强调精细文雅之风，致使雍正御窑厂的瓷艺及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工艺高超、质量上乘。
乾隆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最盛的时代，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乾隆存世的四万余首诗文当中就有近两百首咏瓷诗，最早上溯远古三代下至明代，而以咏宋瓷诗文最为常见。乾隆雅好古陶瓷原因之一是陶瓷质脆易碎，难于保存甚于三代铜器，故十分珍爱。乾隆十九年（1774）《咏官窑瓶子》诗有：“珍逾夏商鼎，少贵似晨星。”乾隆五十七年（1792）《题陶器弦纹壶》诗注：“若陶器质脆不能耐久，间有存者，实以罕见珍”。制作完美无瑕的陶瓷是圣人至德的显现，乾隆皇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而自居，在陶冶上赋予更加浓厚的政治、比德，寓意及象征意义。他非常重视瓷器质量的完美，多次要求瓷艺精益求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雍正帝逝于圆明园，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七日就有制作珐琅器的记载。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也喜亲自过问珐琅的制作，乾隆六年曾谕江西造瓷器处调瓷器匠人进京，补充绘画人员，又令太监将珐琅料送造办处存贮。
据清宫档案造办处匣裱作日记档载，宫中“磁胎画珐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陆续配制楠木匣，匣内糊囊，珍藏在乾清宫”。可见乾隆帝对瓷胎画珐琅的珍爱之至。
清宫“瓷胎画珐琅”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欧洲铜胎画珐琅的影响，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庞爱，极力推崇、筹划研制生产，其制作达到巅峰，它是中欧文化艺术交流的产物。
2．“康雍乾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臻于高度的成熟，物质文化和艺术均取得了辉煌成就。
康熙帝在位61年，在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集中精力孜孜求治，行“宽仁之政”，采取宽赋等系列政策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清代社会逐步走向政治上国家大一统，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势的“康乾盛世”。
雍正帝更加提高儒家地位，尊崇孔子。提倡教育，兴办官学，热衷于各类书籍的编修。编修的《钦定古今图数集成》是现存清代官修的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
清高宗乾隆帝在位60年，文治武功颇有成就，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积累之大成。乾隆皇帝完成了古代圣贤所订定的为政最高标准——国富而民庶。清高宗乾隆皇帝自命十全老人，对书籍的爱好和艺术收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均主张吸收外国文化艺术和科学。清宫中珍藏有远渡重洋而来的法国里摩日珐琅器、座钟，意大利玻璃器等欧洲著名的手工艺品。欧洲艺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宫廷生活、建筑、制瓷业影响深远。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兴建的圆明园，是闻名世界的“万园之园”，集西方建筑学之大成者——西式建筑，吸收欧洲建筑艺术风格。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雍正行乐图册》中，雍正皇帝装束十分多样，或身着汉族衣冠，作文人装扮，摹仿历史或传说中的名人，有竹林抚琴的阮籍，东方朔偷桃，题壁的苏东坡。最为奇特的是，头戴西洋卷曲假发，身着西洋服饰，俨然欧洲人的装扮，反映出西洋风俗文化对清代宫廷的巨大影响。
清代时期，欧洲画家、艺术家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供职于清宫画院，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较大，尤以郎世宁（1688—1766年）最为著名，意大利米兰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耶稣会士的身份来华，取中文名郎世宁，历任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死后乾隆帝特赐侍郎衔，供职时间最长。其绘画“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国泰民安是艺术发展的基础，康雍乾的盛世，使得画珐琅制作也同其它工艺品一样达到登峰造极之境，铜胎、瓷胎及玻璃画珐琅器，形制齐全、纹饰优雅，制作精致。清宫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和生产本质上是清代君主御用品，象征着帝王趣味爱好和特权身份，反映了康乾盛世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
清代前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相当高的，集历史之大成及中西文化全面结触，瓷胎画珐琅在清代康乾盛世这个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发生，成就于此，也消失于此。它不仅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画珐琅艺术的中西合璧之作。
3．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
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交通条件，娴熟的制瓷技艺，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
胎薄体轻、釉质洁白莹润为特征的白釉瓷是瓷胎画珐琅成功的关键，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为御用瓷胎画珐琅提供了优质的瓷器。清宫档案记有“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寂园叟撰写的《陶雅》有：“雍正官窑大小盘、碗白胜霜雪，既轻且坚，……”的赞誉。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珍藏有许多雍正白釉瓷器，可能是当时制作珐琅彩瓷的备用品。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艺术特色
清代宫廷名贵的瓷胎画珐琅瓷生产历史很短，延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瓷胎画珐琅各具特色。
康熙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康熙窑有：“单彩、三彩、五彩等瓷均盛于此时。质细而色耀, 釉备而画工，称之尽善尽美，实无愧色也”。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的制作较为精致。
此时期瓷胎画珐琅生产的颜料、工艺、装饰纹样风格均仿自铜胎画珐琅，而铜胎画珐琅则在工艺上借鉴西方画珐琅的技术，画面则是传统的景泰蓝图式，显示了清廷艺术受外来工艺的影响。
瓷胎画珐琅多仿铜胎画珐琅器皿，均为小件器物，有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碗的数量较多。瓷器胎土淘炼精细，质白缜密，坚硬纯净。釉质细润，紧密熔于胎骨之上，浑然一体，有“坚白釉”、“粉白釉”、“硬亮青釉”之赞誉。瓷胎画珐琅胎体多用景德镇制作的“里有釉外无釉”的素胎。此外，宜兴也进御陶胎器物，清宫也研制宜兴胎画珐琅。
康熙画珐琅彩瓷仿自铜胎画珐琅的色地风格，有黄地、紫地、蓝地、红地、绛紫等色彩作地，以各种颜色的彩料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更不见有山水人物。花心内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字。所绘花卉以牡丹花最多见，饱满而富丽堂皇，象征天下富贵的盛世。宜兴胎画珐琅器，亦多饰以花卉，有四季花、菊花、牡丹为饰。
珐琅彩绘制技法受清初恽南田、蒋廷锡宫廷画家影响采用没骨画法，绘制花卉仰俯有致，极尽妍丽，充满生机，展现出宫廷画匠娴熟的绘画技艺，技法独特，立体感强。寂园叟《陶雅》赞叹康窑有：“花卉，翎毛画法精绝，一空前古。……阴阳向背，偏反秾艳，生香活色，纯合乎西法，亦殊非后世所能几及”。
康熙珐琅彩器多用蓝色或胭脂色珐琅料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外围以双方框或双圆圈。紫砂胎画珐琅器底款用黄色珐琅料书写，字体结构严谨，笔法劲健。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图一、图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7.6厘米，口径15.6厘米，足径6.1厘米。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外壁黄釉地上珐琅彩绘缠枝牡丹纹。器内壁施白釉，外底蓝料彩双方栏内书“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
该器以康熙铜胎画珐琅缠枝牡丹纹碗为模本，造型端庄，胎薄体轻。所绘四朵富丽的牡丹花俯仰盛开，其间点缀数朵各色小花，极尽妍丽，充满生机，立体感强。花朵硕大饱满，枝蔓缠绕，寓有“年年富贵”吉祥之意。绘制细腻工整，具有图案画的装饰效果，彩料瑰丽纯正，为康熙珐琅彩瓷中属凤毛麟角之珍品。
此碗为康熙珐琅彩瓷的典型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似形制的康熙珐琅彩花卉纹碗（图三）。
雍正雍正早期瓷胎画珐琅承袭康熙的艺术风格，表现在造型、色地花卉图案、御制款式等方面。
雍正七年，由于造办处珐琅技术的突破，一种新的在高白如玉的精细白瓷上绘珐琅画的风格大量出现，院画风格山水花鸟为主题的确立，由绘画、诗句、引首、印章、款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谐完美，浓缩在瓷胎画珐琅的画面上。画珐琅摆脱了康熙朝铜胎画珐琅的窠臼，中国宫廷绘画艺术风格装饰瓷器，在洁白如玉的胎釉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器一改康熙时期浑厚古拙之风，崇尚轻巧俊秀工丽之貌，其绘制也由康熙时期的雄浑苍劲，而代之以隽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展现出雍正崇尚精巧文雅的美学观。
雍正长期的皇子优游林下的生活，造就了喜爱园林、诗歌，长于书法的雍正。雍正花鸟绘画及诗书画印艺术风格的瓷胎画珐琅是雍正帝审美情趣的表达。精挑细选绘制画工匠，绘制精致细腻，水平达到了宫廷画的水准。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记画碑》中记有“……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
雍正朝瓷胎画珐琅有碟、盘、碗、壶等，碟盘类最多，均为轻巧玲珑的造型，与康熙器物浑朴风格不同。
雍正瓷器制作工艺严格，选料精细，成型规整，胎体洁白莹润，薄如蛋壳，瓷胎白度高达77.5%，釉汁高白如玉，为釉上画珐琅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雍正时多用景德镇高白釉瓷。
雍正瓷胎画珐琅装饰纹样比康熙时期丰富，可分为植物花卉、祥禽瑞兽、山水景物等，白釉器一般画面在器外壁，有些色地盘、碗等则因外壁有色地而在内壁绘制。如雍正珐琅彩翠竹月季纹杯（图四），造型小巧别致，绘制精湛，设色鲜丽，艺术风格素雅宜人，为雍正瓷胎画珐琅的精品。
寂园叟《陶雅》赞叹有：“雍正窑极精之脱胎瓷画。有四绝焉。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而欲飞。映日或灯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之笔画彩色。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盆娥细。睫有耸毛。且茎茎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
雍正器物多书“雍正年制”蓝料双方框宋椠体款。
乾隆 乾隆瓷胎画珐琅造型丰富多样，有碗、高足杯、碟、盘、梅瓶、方瓶、葫芦瓶、交泰瓶、胆瓶、观音瓶、双耳瓶、蒜头瓶、玉壶春瓶、橄榄式瓶、茶壶、罐、花插、长方盒等。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形小巧而精致，多系文房雅玩。陈设类器物增多，多为花瓶，华贵多样，崇尚奇巧，数量超过康雍时期。
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均是胎白釉细之瓷。琢器类的内壁和外底施松石绿釉，釉质莹泽滋润，同时期的粉彩琢器也施松石绿釉，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它是仿铜胎画珐琅器内外底施釉的做法。
乾隆珐琅彩瓷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承袭雍正后期的绘画风格，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装饰纹样更为丰富多彩，新增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画中的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的绘画运用了中国绘画的界画法，描绘得精确工整；衬以山水人物，并且诗画相配，显得庄重典雅。另一类是带西洋风格的纹饰，绘西洋人物及风景等，西洋绘画技法用于珐琅彩瓷画上，纹饰与施彩技法等方面展现出“西学东渐”之风之盛。
乾隆珐琅彩花鸟纹瓶（图五），器形隽秀，纹饰精细，融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的艺术风格清新典雅，有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的遗风。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纹瓶（图六），器形小巧精美，绘画风格技法稚嫩，色彩鲜艳华丽，西洋艺术风格十分浓厚。
乾隆时期瓷胎、铜胎、玻璃胎画珐琅器纯粹西洋式画风，纹饰纤巧繁缛，西洋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如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璋之流。寂园叟《陶雅》记有：“有以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画笔均以西洋界算（透视）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为至精之品。……贡品绘碧瞳卷发之人，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值亦奇巨也。”唐英亲自督造御窑厂，在画珐琅烧制上，突破传统造型与纹饰，取西洋工艺之美，创出融合中西特色的瓷器。郭葆昌评论乾隆瓷胎画珐琅有：“……至唐英督造之时，此类彩器，益加精进，沿用其法而加以运化，变板滞为生动，更参与我国赭墨等色，补所不足，彩色衬托，益觉鲜明，英卒后遂成绝响矣。”
从艺术风格上，雍正画珐琅瓷以柔丽淡雅而名重一时，乾隆器则以色浓艳丽为特征。其制作刻意求精，极尽装饰之能事，彰显出乾隆的堆砌繁缛和堆金戴银为特色的奢靡之风。
乾隆时期出现的一种新装饰工艺——“轧道工艺”，又称为“锦上添花”，轧道工艺应是受到江宁云锦花纹的影响，这种纹样不同于雍正时期白地绘制的艺术风格，而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锦中有花，花中有锦”。它运用多种彩釉及装饰图案，绘制工整，富有立体感，展现出对釉彩颜料运用及绘制技艺的娴熟和高超。锦地开光或锦地风格是乾隆一朝瓷胎画珐琅风格之一。
乾隆瓷胎画珐琅款式多样，有蓝料“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外围以双方框，是乾隆朝瓷胎画珐琅的主要款识，款识书于白釉地和色釉地两种，以白地为多。色地多为松石绿釉地。
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乾隆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瓶尊类等琢器较多，品种丰富，有珐琅彩、粉彩、斗彩、青花及颜色釉等。陈设品瓶尊类器的大量出现，是明清尤其清代十八世纪社会文化及艺术生活的表现。明高濂曾论及适合不同场所插花的花瓶种类及瓶式。瓶尊类等琢器的成型、制作、填彩、烧制难度等高于碗盘类等圆器，故琢器较圆器珍贵。寂园叟《陶雅》有：“一瓶之式样，千变万化。无有穷期，故瓶独尊于他品”之称。清宫瓷胎画珐琅中的瓶多为“瓶宜短小”，是“文房赏玩”思想的体现。
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口瓶（图七、图八 ），高18.6厘米，口径2.8厘米，足径5.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为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也藏有相同的器物（《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图34）。
器蒜头形口，长颈，硕腹，圈足。通体以凤尾纹为地，以珐瑯彩加金彩绘各式缠枝花卉，有红、黄、蓝、白彩等。外底松石绿釉，上蓝料双方框内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此器玲珑秀美的造型，洁白莹润的胎釉，繁缛精致的纹饰，斑斓绚丽的釉彩，制作技艺精湛，可谓巧夺天工之作。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生产以量少质精而闻名，它代表了清代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不仅展现出康乾盛世帝王的审美意识，也反映出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它是中欧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体，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康雍乾瓷胎画珐琅器堪称瓷中精粹，杨獻谷记有：“瓷品精进，无过清代康雍乾之御窑，就中又以古月轩瓷最为恒赫。盖瓷胎样式、画工、选材、设色、题句、印章、年款无不具美术之上乘，非有确切考据，正名定分，末免耻生此China支那瓷国中，而不知何者为我瓷品之瑰宝。”
朱家溍先生考证：故宫的“磁胎画珐琅”原藏端凝殿左右屋中，共有四百件，另有乾隆款瓷胎洋彩61件和很多铜胎画珐琅未列在四百件内。“磁胎画珐琅”和“瓷胎洋彩”之名来源于这些装瓷“匣盖上刻填色品名”。
过去古玩行将瓷胎画珐琅称为“古月轩”，实将乾隆时期胎体轻薄，釉汁洁白，彩绘精细，题有诗句的珐琅彩瓷器称作“古月轩”。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乾隆以古月轩声传为最巨，所绘及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硅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
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份上差别很大，科学分析表明：珐琅彩中含有硼，而中国传统釉上彩的彩料中，五彩与粉彩都不含硼，它的基质是含有少量氧化钾的铅玻璃。珐琅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或釉下彩料中，除康熙以后的粉彩都不含砷。珐琅彩中的胭脂红为金红，金红在清代康熙以前没有。珐琅彩中的黄彩为锑黄，粉彩中的黄彩亦为锑黄，而康熙以前五彩的黄彩，低温色釉中的黄彩都属铁黄。珐琅彩与粉彩在化学组成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与五彩则差别较大。
清代珐琅彩瓷康熙时期为初创阶段，雍正乾隆时期达到成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产生的历史背景
1．欧洲画珐琅的传入和康雍乾皇帝对瓷胎画珐琅的喜爱
康熙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欧洲商船不仅把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到欧洲，也将法国的珐琅器、意大利的玻璃器等欧洲工艺品带到中国。
金属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又称为铜胎画珐琅）三种。金属珐琅器大约在13世纪末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明朝就大量制作掐丝珐琅器物。而富有西洋色彩的画珐琅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洋教士到中国传教，即可能携入此类艺术品”。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从宁波往法国写信，信中说清王朝朝野上下对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洋画珐琅情有独钟，要求运更多的珐琅器及珐琅画来，作为馈赠中国官员的礼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Castiglione）亦携来一箱珐琅器来到中国作为赠礼之用。
法国传教士白晋（Jochim Bouvet）在所著《康熙帝传》（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记有康熙帝向往西洋科技，对天文、几何、伦理、哲学、医学、音乐、艺术之爱好，他接受天主教教义，也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科技仪器及艺术品。
西洋画珐琅传到中国，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的酷爱而生产画珐琅瓷，打造精美御用工艺品，遂又邀请了法国画珐琅艺人进入清内廷珐琅作。康熙十九年（1680）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期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玉珠宝等器物。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舆图房等，铜、陶、玻璃及瓷胎画珐琅都在研制之中。制作珐琅的材料由法国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康熙朝以进口料烧制名贵的铜胎珐琅器，此外由于康熙晚年的铜料紧缺，导致铜胎珐琅为主要原料铜料吃紧，以瓷代铜为最佳的解决办法。
瓷胎画珐琅康熙三十五年（1696）首先创烧成功。民国时期郭葆昌则认为画珐琅“肇端于康熙二十年（1681）后臧应选督造之时，器之彩色、绘画、款式悉照康熙御制铜胎珐琅彩的作法，颜料亦用西来之品，故定名为珐琅彩，又名瓷胎珐琅，宫中档册，则书瓷胎画珐琅，乾隆八年改书瓷胎洋彩”。
杨伯达先生研究认为：“清代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康熙画珐琅不仅是我国画珐琅的鼻祖，而且也是成熟了的标准画珐琅”。
雍正 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珐琅处、炮枪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并造办处管理。造办处人员扩充，由长年居住在圆明园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管理。雍正时期有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烧珐琅器。
雍正元年至二年期间，平定青海军功第一大臣的陕川总督年羮尧，频频得到珍贵的琅珐器赏赐。雍正二年御赐年羮尧的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单眼翎十枝，年羮尧在谢折里写到：“臣伏视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在此谢折的后面雍正硃批有：“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13名，钦命怡亲王负责主持，由精通工艺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唐英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参与画珐琅的有金昆、戴恒、杨振基等画院画家。
康熙画珐琅料全部由外国进口，雍正朝制作珐琅器数量猛增，进口料已供不应求，于是雍正六年二月谕旨怡亲王“试炼”珐琅料，努力使珐琅彩料本土化生产，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获得成功。由于彩料丰富，纹饰常常同时使用二三十种颜色绘制。珐琅料是在玻璃厂烧炼的。雍正七年又陆续生产大量的珐琅料，使得雍正珐琅作的生产进入了中国本土原料与中国文化全面结合的繁荣时期。
朱家溍先生研究认定，雍正一朝画作、珐琅作聚着当时最强的阵容。杨伯达先生认为，由于清代皇帝非常喜欢珐琅，珐琅处也掌握了一批画家或画工，绘画水平较高，珐琅作也有画珐琅的画家在内行走，也称为“画院”。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亦曾于雍正八年（1753）受邀为珐琅彩瓷作画。
雍正时翰林院待诏戴临专任写字并兼任在瓷胎画珐琅器上写字，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瓷胎画珐琅器上题写诗句。
雍正八年、十年（1732），雍正皇帝见珐琅瓷绘“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分别传令奖赏谭荣等两位画匠，可见雍正对珐琅彩瓷的珍视。
雍正一朝由于铜料危机而颁布了禁铜令，宫中铜器制造较少而多用其他材料制作，雍正瓷胎画珐琅得到了巨大发展。强调内庭的恭造之式，追求瓷器的工艺质量，强调精细文雅之风，致使雍正御窑厂的瓷艺及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工艺高超、质量上乘。
乾隆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最盛的时代，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乾隆存世的四万余首诗文当中就有近两百首咏瓷诗，最早上溯远古三代下至明代，而以咏宋瓷诗文最为常见。乾隆雅好古陶瓷原因之一是陶瓷质脆易碎，难于保存甚于三代铜器，故十分珍爱。乾隆十九年（1774）《咏官窑瓶子》诗有：“珍逾夏商鼎，少贵似晨星。”乾隆五十七年（1792）《题陶器弦纹壶》诗注：“若陶器质脆不能耐久，间有存者，实以罕见珍”。制作完美无瑕的陶瓷是圣人至德的显现，乾隆皇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而自居，在陶冶上赋予更加浓厚的政治、比德，寓意及象征意义。他非常重视瓷器质量的完美，多次要求瓷艺精益求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雍正帝逝于圆明园，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七日就有制作珐琅器的记载。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也喜亲自过问珐琅的制作，乾隆六年曾谕江西造瓷器处调瓷器匠人进京，补充绘画人员，又令太监将珐琅料送造办处存贮。
据清宫档案造办处匣裱作日记档载，宫中“磁胎画珐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陆续配制楠木匣，匣内糊囊，珍藏在乾清宫”。可见乾隆帝对瓷胎画珐琅的珍爱之至。
清宫“瓷胎画珐琅”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欧洲铜胎画珐琅的影响，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庞爱，极力推崇、筹划研制生产，其制作达到巅峰，它是中欧文化艺术交流的产物。
2．“康雍乾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臻于高度的成熟，物质文化和艺术均取得了辉煌成就。
康熙帝在位61年，在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集中精力孜孜求治，行“宽仁之政”，采取宽赋等系列政策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清代社会逐步走向政治上国家大一统，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势的“康乾盛世”。
雍正帝更加提高儒家地位，尊崇孔子。提倡教育，兴办官学，热衷于各类书籍的编修。编修的《钦定古今图数集成》是现存清代官修的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
清高宗乾隆帝在位60年，文治武功颇有成就，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积累之大成。乾隆皇帝完成了古代圣贤所订定的为政最高标准——国富而民庶。清高宗乾隆皇帝自命十全老人，对书籍的爱好和艺术收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均主张吸收外国文化艺术和科学。清宫中珍藏有远渡重洋而来的法国里摩日珐琅器、座钟，意大利玻璃器等欧洲著名的手工艺品。欧洲艺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宫廷生活、建筑、制瓷业影响深远。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兴建的圆明园，是闻名世界的“万园之园”，集西方建筑学之大成者——西式建筑，吸收欧洲建筑艺术风格。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雍正行乐图册》中，雍正皇帝装束十分多样，或身着汉族衣冠，作文人装扮，摹仿历史或传说中的名人，有竹林抚琴的阮籍，东方朔偷桃，题壁的苏东坡。最为奇特的是，头戴西洋卷曲假发，身着西洋服饰，俨然欧洲人的装扮，反映出西洋风俗文化对清代宫廷的巨大影响。
清代时期，欧洲画家、艺术家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供职于清宫画院，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较大，尤以郎世宁（1688—1766年）最为著名，意大利米兰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耶稣会士的身份来华，取中文名郎世宁，历任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死后乾隆帝特赐侍郎衔，供职时间最长。其绘画“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国泰民安是艺术发展的基础，康雍乾的盛世，使得画珐琅制作也同其它工艺品一样达到登峰造极之境，铜胎、瓷胎及玻璃画珐琅器，形制齐全、纹饰优雅，制作精致。清宫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和生产本质上是清代君主御用品，象征着帝王趣味爱好和特权身份，反映了康乾盛世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
清代前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相当高的，集历史之大成及中西文化全面结触，瓷胎画珐琅在清代康乾盛世这个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发生，成就于此，也消失于此。它不仅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画珐琅艺术的中西合璧之作。
3．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
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交通条件，娴熟的制瓷技艺，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
胎薄体轻、釉质洁白莹润为特征的白釉瓷是瓷胎画珐琅成功的关键，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为御用瓷胎画珐琅提供了优质的瓷器。清宫档案记有“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寂园叟撰写的《陶雅》有：“雍正官窑大小盘、碗白胜霜雪，既轻且坚，……”的赞誉。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珍藏有许多雍正白釉瓷器，可能是当时制作珐琅彩瓷的备用品。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艺术特色
清代宫廷名贵的瓷胎画珐琅瓷生产历史很短，延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瓷胎画珐琅各具特色。
康熙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康熙窑有：“单彩、三彩、五彩等瓷均盛于此时。质细而色耀, 釉备而画工，称之尽善尽美，实无愧色也”。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的制作较为精致。
此时期瓷胎画珐琅生产的颜料、工艺、装饰纹样风格均仿自铜胎画珐琅，而铜胎画珐琅则在工艺上借鉴西方画珐琅的技术，画面则是传统的景泰蓝图式，显示了清廷艺术受外来工艺的影响。
瓷胎画珐琅多仿铜胎画珐琅器皿，均为小件器物，有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碗的数量较多。瓷器胎土淘炼精细，质白缜密，坚硬纯净。釉质细润，紧密熔于胎骨之上，浑然一体，有“坚白釉”、“粉白釉”、“硬亮青釉”之赞誉。瓷胎画珐琅胎体多用景德镇制作的“里有釉外无釉”的素胎。此外，宜兴也进御陶胎器物，清宫也研制宜兴胎画珐琅。
康熙画珐琅彩瓷仿自铜胎画珐琅的色地风格，有黄地、紫地、蓝地、红地、绛紫等色彩作地，以各种颜色的彩料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更不见有山水人物。花心内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字。所绘花卉以牡丹花最多见，饱满而富丽堂皇，象征天下富贵的盛世。宜兴胎画珐琅器，亦多饰以花卉，有四季花、菊花、牡丹为饰。
珐琅彩绘制技法受清初恽南田、蒋廷锡宫廷画家影响采用没骨画法，绘制花卉仰俯有致，极尽妍丽，充满生机，展现出宫廷画匠娴熟的绘画技艺，技法独特，立体感强。寂园叟《陶雅》赞叹康窑有：“花卉，翎毛画法精绝，一空前古。……阴阳向背，偏反秾艳，生香活色，纯合乎西法，亦殊非后世所能几及”。
康熙珐琅彩器多用蓝色或胭脂色珐琅料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外围以双方框或双圆圈。紫砂胎画珐琅器底款用黄色珐琅料书写，字体结构严谨，笔法劲健。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图一、图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7.6厘米，口径15.6厘米，足径6.1厘米。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外壁黄釉地上珐琅彩绘缠枝牡丹纹。器内壁施白釉，外底蓝料彩双方栏内书“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
该器以康熙铜胎画珐琅缠枝牡丹纹碗为模本，造型端庄，胎薄体轻。所绘四朵富丽的牡丹花俯仰盛开，其间点缀数朵各色小花，极尽妍丽，充满生机，立体感强。花朵硕大饱满，枝蔓缠绕，寓有“年年富贵”吉祥之意。绘制细腻工整，具有图案画的装饰效果，彩料瑰丽纯正，为康熙珐琅彩瓷中属凤毛麟角之珍品。
此碗为康熙珐琅彩瓷的典型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似形制的康熙珐琅彩花卉纹碗（图三）。
雍正雍正早期瓷胎画珐琅承袭康熙的艺术风格，表现在造型、色地花卉图案、御制款式等方面。
雍正七年，由于造办处珐琅技术的突破，一种新的在高白如玉的精细白瓷上绘珐琅画的风格大量出现，院画风格山水花鸟为主题的确立，由绘画、诗句、引首、印章、款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谐完美，浓缩在瓷胎画珐琅的画面上。画珐琅摆脱了康熙朝铜胎画珐琅的窠臼，中国宫廷绘画艺术风格装饰瓷器，在洁白如玉的胎釉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器一改康熙时期浑厚古拙之风，崇尚轻巧俊秀工丽之貌，其绘制也由康熙时期的雄浑苍劲，而代之以隽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展现出雍正崇尚精巧文雅的美学观。
雍正长期的皇子优游林下的生活，造就了喜爱园林、诗歌，长于书法的雍正。雍正花鸟绘画及诗书画印艺术风格的瓷胎画珐琅是雍正帝审美情趣的表达。精挑细选绘制画工匠，绘制精致细腻，水平达到了宫廷画的水准。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记画碑》中记有“……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
雍正朝瓷胎画珐琅有碟、盘、碗、壶等，碟盘类最多，均为轻巧玲珑的造型，与康熙器物浑朴风格不同。
雍正瓷器制作工艺严格，选料精细，成型规整，胎体洁白莹润，薄如蛋壳，瓷胎白度高达77.5%，釉汁高白如玉，为釉上画珐琅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雍正时多用景德镇高白釉瓷。
雍正瓷胎画珐琅装饰纹样比康熙时期丰富，可分为植物花卉、祥禽瑞兽、山水景物等，白釉器一般画面在器外壁，有些色地盘、碗等则因外壁有色地而在内壁绘制。如雍正珐琅彩翠竹月季纹杯（图四），造型小巧别致，绘制精湛，设色鲜丽，艺术风格素雅宜人，为雍正瓷胎画珐琅的精品。
寂园叟《陶雅》赞叹有：“雍正窑极精之脱胎瓷画。有四绝焉。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而欲飞。映日或灯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之笔画彩色。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盆娥细。睫有耸毛。且茎茎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
雍正器物多书“雍正年制”蓝料双方框宋椠体款。
乾隆 乾隆瓷胎画珐琅造型丰富多样，有碗、高足杯、碟、盘、梅瓶、方瓶、葫芦瓶、交泰瓶、胆瓶、观音瓶、双耳瓶、蒜头瓶、玉壶春瓶、橄榄式瓶、茶壶、罐、花插、长方盒等。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形小巧而精致，多系文房雅玩。陈设类器物增多，多为花瓶，华贵多样，崇尚奇巧，数量超过康雍时期。
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均是胎白釉细之瓷。琢器类的内壁和外底施松石绿釉，釉质莹泽滋润，同时期的粉彩琢器也施松石绿釉，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它是仿铜胎画珐琅器内外底施釉的做法。
乾隆珐琅彩瓷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承袭雍正后期的绘画风格，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装饰纹样更为丰富多彩，新增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画中的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的绘画运用了中国绘画的界画法，描绘得精确工整；衬以山水人物，并且诗画相配，显得庄重典雅。另一类是带西洋风格的纹饰，绘西洋人物及风景等，西洋绘画技法用于珐琅彩瓷画上，纹饰与施彩技法等方面展现出“西学东渐”之风之盛。
乾隆珐琅彩花鸟纹瓶（图五），器形隽秀，纹饰精细，融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的艺术风格清新典雅，有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的遗风。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纹瓶（图六），器形小巧精美，绘画风格技法稚嫩，色彩鲜艳华丽，西洋艺术风格十分浓厚。
乾隆时期瓷胎、铜胎、玻璃胎画珐琅器纯粹西洋式画风，纹饰纤巧繁缛，西洋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如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璋之流。寂园叟《陶雅》记有：“有以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画笔均以西洋界算（透视）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为至精之品。……贡品绘碧瞳卷发之人，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值亦奇巨也。”唐英亲自督造御窑厂，在画珐琅烧制上，突破传统造型与纹饰，取西洋工艺之美，创出融合中西特色的瓷器。郭葆昌评论乾隆瓷胎画珐琅有：“……至唐英督造之时，此类彩器，益加精进，沿用其法而加以运化，变板滞为生动，更参与我国赭墨等色，补所不足，彩色衬托，益觉鲜明，英卒后遂成绝响矣。”
从艺术风格上，雍正画珐琅瓷以柔丽淡雅而名重一时，乾隆器则以色浓艳丽为特征。其制作刻意求精，极尽装饰之能事，彰显出乾隆的堆砌繁缛和堆金戴银为特色的奢靡之风。
乾隆时期出现的一种新装饰工艺——“轧道工艺”，又称为“锦上添花”，轧道工艺应是受到江宁云锦花纹的影响，这种纹样不同于雍正时期白地绘制的艺术风格，而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锦中有花，花中有锦”。它运用多种彩釉及装饰图案，绘制工整，富有立体感，展现出对釉彩颜料运用及绘制技艺的娴熟和高超。锦地开光或锦地风格是乾隆一朝瓷胎画珐琅风格之一。
乾隆瓷胎画珐琅款式多样，有蓝料“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外围以双方框，是乾隆朝瓷胎画珐琅的主要款识，款识书于白釉地和色釉地两种，以白地为多。色地多为松石绿釉地。
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乾隆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瓶尊类等琢器较多，品种丰富，有珐琅彩、粉彩、斗彩、青花及颜色釉等。陈设品瓶尊类器的大量出现，是明清尤其清代十八世纪社会文化及艺术生活的表现。明高濂曾论及适合不同场所插花的花瓶种类及瓶式。瓶尊类等琢器的成型、制作、填彩、烧制难度等高于碗盘类等圆器，故琢器较圆器珍贵。寂园叟《陶雅》有：“一瓶之式样，千变万化。无有穷期，故瓶独尊于他品”之称。清宫瓷胎画珐琅中的瓶多为“瓶宜短小”，是“文房赏玩”思想的体现。
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口瓶（图七、图八 ），高18.6厘米，口径2.8厘米，足径5.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为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也藏有相同的器物（《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图34）。
器蒜头形口，长颈，硕腹，圈足。通体以凤尾纹为地，以珐瑯彩加金彩绘各式缠枝花卉，有红、黄、蓝、白彩等。外底松石绿釉，上蓝料双方框内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此器玲珑秀美的造型，洁白莹润的胎釉，繁缛精致的纹饰，斑斓绚丽的釉彩，制作技艺精湛，可谓巧夺天工之作。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生产以量少质精而闻名，它代表了清代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不仅展现出康乾盛世帝王的审美意识，也反映出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它是中欧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体，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康雍乾瓷胎画珐琅器堪称瓷中精粹，杨獻谷记有：“瓷品精进，无过清代康雍乾之御窑，就中又以古月轩瓷最为恒赫。盖瓷胎样式、画工、选材、设色、题句、印章、年款无不具美术之上乘，非有确切考据，正名定分，末免耻生此China支那瓷国中，而不知何者为我瓷品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