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吉尔又怀孕了，这将是她和麦克的第三个孩子。吉尔和麦克是典型美国夫妇，年轻的时候在城里蜗居打拼，结婚生子之后，把家搬到城外郊区安家落户。
　　两年前他们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当时吉尔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他们搬来几个月之后，我们一起庆祝了他们小女儿的降生。
　　记得他们刚搬来时，麦克意气风发——他有哈佛的MBA学位，在一家大公司的市场部任职，是前途光明的青年才俊。周末的时候，常常看见他把高尔夫球杆放进汽车后备箱扬长而去。他的妻子吉尔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就恢复在家上班了，因为她的公司没有给她带薪产假。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几个没有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为其员工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产假属于美国劳动法规定范畴，其1993年修正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规定，“有5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必须给新生儿或新收养了儿童的母亲12周的无薪产假。”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把这一规定扩展到小型公司（50名以下雇员）。而对于大部分供职于小型公司的母亲，则没有相关法律给予她们带薪或无薪产假的保障。
　　没有带薪产假，新晋妈妈只能想方设法降低生育成本：除了把带薪假期全部用在生育期，买保险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2014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所有的医保必须包含怀孕和生產，涵盖从产前检查、住院生产到产后新生儿和产妇护理的大部分费用。还有一种保险叫“短期残疾保险”，该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在“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期间，得到至多60%的薪资。生育可以算“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所以可以领这个保险金。
　　现在有很多美国公司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这个保险，算是给员工的福利。还有待遇更好的公司，不仅为新晋妈妈提供时长不等的带薪产假，新晋爸爸也享有同等待遇。不过这属于公司行为，不在国家法律法规之内。
　　以前也听说过“在美国生一个孩子领多少钱”的话，实际情况是，只有没收入或者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妇幼营养补贴”。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定义，各州又不同。在我居住的康涅狄克州，低收入是指“等于或者低于联邦贫困指南的185%”。2020年“联邦贫困指南”的贫困标准是个人年收入在12140美元以下，或者作为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那么，能够领取“妇幼营养补贴”的收入水平应该是个人年收入等于或小于22459美元，或者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等于或小于46250美元。符合了贫困标准，能领取多少“妇幼营养补贴”呢？这个计算方法非常复杂，有很多指标，一般从每人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营养补贴不以现金方式发放，而是以“购物卡”和免费医疗服务的形式下发。“妇幼营养补贴”需要每年申请，如通过审核，可以一直领取到孩子的5周岁生日。孩子5岁之后可以读书了，这时如果仍符合贫困标准，可以申请学校的免费营养早餐和午餐。
　　作为中产之家，麦克一家在添丁以后，能够得到的补贴几乎是零，他们唯一的福利是可以退税。孩子的生养费用、上学费用（私立学校学费除外）都可以用来抵税。但是，这个抵税额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说，收入越低，抵税额度越高。
　　生完二胎以后，吉尔坚持上班，两岁的哥哥白天被送去日托，麦克在家的时间也明显增加，周末高尔夫运动变成了推着婴儿车跑步。虽然吉尔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也有安排不开的时候，因此外婆常常过来帮忙。当我问吉尔接下来的计划时，她指指隆起的腹部说：“这个出来之后，我就不回去上班了。”是啊，美国人工昂贵，日托加上请保姆的费用，超出吉尔的工资收入，再加上税收因素，最经济的决定是妈妈辞职做全职主妇。
　　总之，在美国，作为无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生育孩子前后能够得到比较多的福利补贴。而中产家庭，特别是有工作的职业女性，在享受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余，则要承担更多压力，甚至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取舍。
　　（摘自6月10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