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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动情又郑重地嘱咐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杨登瀛，后人多称其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与国共“双面间 谍”，实际上，他是中共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他是“民国一代名谍”，被认为是隐蔽战线的奇人，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今属珠海市）。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后，又毕业于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他熟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有所接触，思想上受过不少触动。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投身五四运动。他交游广阔，与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往。同时，他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24年，杨登瀛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不久，又结识了当时的中共工运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认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两人渐成莫逆之交。后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通过杨剑虹，杨登瀛也结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无微不至。就这样，杨登瀛成了在十里洋场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更有一段特殊的政治关系。原来，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俗称“李痞子”的政敌，杨登瀛一口应承帮他消灭这个政敌。不久，李痞子在家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击毙。从此，张道藩在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张道藩因此对杨登瀛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杨登瀛原住上海私立大学江湾附近（该校被称为当时的“中共党校”），因此与该校很多师生相识。1926年，杨登瀛与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中央特科精英陈养山认识。陈养山经常到杨登瀛家学习日文，时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带给杨登瀛阅读，并与他多次倾心长谈。后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中共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杨登瀛参加了几次会议，认识共产党人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因此，杨登瀛1951年在法院申辩材料中强调他是共产党员，自述“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据其女儿鲍美云回忆，那是在“文革”前的一天，一家人正在午餐。不知道什么由头，父亲鲍君甫突然很正式地告诉家人说，“我其实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因党内斗争被迫下野。1928年10月，蒋介石复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独裁统治，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此即“中统”前身。陈立夫走马上任后，任命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合适工作干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杨剑虹多次找杨登瀛帮忙搞特务工作，两人无话不谈。
但杨登瀛很快便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沪侦察中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全盘告知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党内”参考。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乃正式将这一重要情报及他与杨登瀛的关系报告陈赓，建议同杨登瀛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陈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时的杨登瀛已是国民党特工系统高级干部，被视为“难得人才”。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杨登瀛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杨登瀛相关情况。
周恩来对于杨登瀛的启用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构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在《关于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就特别说到中央特科“在工作中依靠相当可靠的关于敌人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或者是通过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取得，或者是利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负责同志的私人联系取得”。
这是潜伏中的潜伏，卧底中的卧底。
中共第一个“双面间谍”作用非比寻常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陈赓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馆与杨登瀛秘密洽谈。
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的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他跟着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取得友好合作关系。杨登瀛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陈赓当即递给杨登瀛一根金条，并答应以后每个月给他300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提出今后楊剑虹向他索取中共情报，应如何办？陈赓请他放心，表示以后会不断向他提供中共党内的文件、传单以及《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绝不会使他为难。经过杨剑虹的推荐，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探，并改名鲍君甫为杨登瀛。这次与陈赓见面，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赓于同年5月底再找杨登瀛谈以后的工作部署，改派曾领导上海“五卅”工人运动、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杨登瀛的保镖，成天陪杨登瀛到处公干。有了情报，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实际上，连德生是杨登瀛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一桩贪污大案和青帮内讧自杀身亡，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失去在上海的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10月，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国民党的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鲍君甫，从此他要演出一部双簧名戏。
从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顾顺章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为了使杨登瀛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作为他向上邀功的资本，以巩固其地位;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由于杨登瀛要经常陪张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陈赓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请示周恩来破例为杨登瀛买了一部高级轿车，使他更便于接近上海各界上层人物，也利于他与中共特工的联系。
1929年12月，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加以重用，上海的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登瀛独自处理。徐恩曾每到上海必到杨登瀛家探望，对杨登瀛常亲自函电指示，但从不检查他的工作，以示信任。杨登瀛升任上海特派员后，中共特为杨登瀛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
陈赓将安娥派来这里做杨登瀛的秘书，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还给杨登瀛配备了其他中共人员。
安娥原名张式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登瀛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交予安娥，“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書及时抄送给陈赓”。安娥后来成为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其本人所作的歌词《渔光曲》，随同名故事片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曾响遍神州大地。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指出：“他（即杨登瀛）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杨登瀛与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登瀛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两百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拒绝了。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此后不久，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搞到后，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兰普逊明确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从此杨登瀛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后来，兰普逊又将杨登瀛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登瀛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杨登瀛可以在上海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受人管束。英、法租界巡捕房也视他为在中国官场可以通天的人物，有案子也找他商量。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化险为夷。
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非比寻常。
惩治叛徒：“东方第一谋杀案”始末
1928年，经杨登瀛介绍，中共特工宋再生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天，宋再生在警备司令部值班，快下班时，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进来说有要事相告。宋再生怀疑他是告密者，就说快下班了，有什么事快说。顾某直奔主题：“捕获柏山奖赏是多少？”柏山是李立三的化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再生感到事态严重，忙问在什么地方。顾某附耳把李立三的住处告诉了宋再生。宋再生感到事情紧急，一面稳住顾某，叫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并说管赏金的人回家了，要他先留下地址，等抓到李立三，便通知他来领奖。第二天一大早，顾某拿来了一张李立三在国外时拍的照片给宋再生。告密者走后不久，宋再生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马上通知李立三转移，同时很快制订了惩罚叛徒的行动方案。
三天后，宋再生通知顾某，约好晚十时在大都饭店附近街口见面，带他去见警备司令。顾某在指定时间和地点看见宋再生走来，忙迎上前去，跟着宋再生朝大都饭店走去。突然，一辆夜巡的警车呼啸而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颗子弹已经打中了顾某。枪声得到了警笛声的掩护，没有引起远处巡警的注意。当警笛声消失的时候，原来在大都饭店附近街角摆的小烟摊和买烟的两个年轻人都已经不见了，顾某的发财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进行。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
会议正进行时，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呼啸而来，“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与会者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按名逮捕彭湃、杨殷等人。中共中央十分震惊。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线人，打听彭湃、杨殷等人关押的地点及审讯情况，以便营救。
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指示迅速查明真相。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查明原来是白鑫变节投敌。白鑫是黄埔一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当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一个月前，白鑫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其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原来“白鑫于当日下午开会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旋即释放。中央特科遂认定白鑫为告密人，将加以制裁”。 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他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找到杨登瀛，杨登瀛向陈赓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轻易地营救出来，建议在彭湃由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陈赓将杨登瀛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一致同意路劫。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
周恩来和陈赓断定叛徒白鑫目前仍在上海，但由于害怕共产党镇压，迟早会逃离。为了准确地了解白鑫的意图，决定由杨登瀛找白鑫当面试探。杨登瀛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对白鑫安抚一番，然后问他还有共党什么线索，今后有什么计划？白鑫表示，最近风声很紧，特科“红队”手段非常厉害，上海不可久留，最近准备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杨登瀛向陈赓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表示决不能让白鑫阴谋得逞，一定要将其消灭。白鑫非常狡诈，他深知“红队”的厉害，当起了“缩头乌龟”。
按照中央特科要求，杨登瀛几次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终于弄清楚国民党决定派白鑫去意大利留学，以逃避“红队”的惩罚。白鑫与范争波（时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杨登瀛商定11月11日晚上11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央特科。周恩来听了陈赓汇报，决定在这天将白鑫处决。周恩来还亲自到和合坊四弄观察了现场。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等10名“红队”队员，化装潜入43号周围的弄堂埋伏下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特地到范公馆侦察白鑫出发的确切时间。晚上10点多钟，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11時许，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保镖特务共7人从后门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装卖水果与补皮鞋的队员，针对保镖首先迎头发动袭击，在黑暗中，保镖二人未及拔枪，即被击毙”。一直在惊疑恐惧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白鑫拼命向北奔逃，但三名特科队员紧追不舍，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击毙在和合坊71号门前。是役，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保镖等5人毙命，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红队”队员乘着人们惊慌奔跑的混乱之机，“从容逸去”。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部署策划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滩。各报连日以显著位置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严惩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第洪联络。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黄埔一期学生，在校期间政治思想表现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从1925年底起，黄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黄第洪回国后，组织上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但他不愿意过艰苦的斗争生活。原来，黄第洪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生活，他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悲观失望，于是秘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脱离中共，归顺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但不要让旁人知道;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也有来往。近期周恩来将会与他见面，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蒋介石看到信后高兴得很，昔日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并以抓捕共党首脑之一的周恩来作为“见面礼”，真是求之不得。
蒋介石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他直接将信件和批示给陈立夫经办;陈立夫不敢怠慢，找来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亲信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二科刘鼎。因事关重大，刘鼎直接通过陈赓将此事报告周恩来。黄第洪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及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全部力量。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要处决‘黄埔的老大哥’，也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周恩来感叹：我方的黄埔老大哥不多，他们是很宝贵的。但是黄第洪叛变投降证据确凿，如果手下留情，会后患无穷啊”！
赴约那天，狡猾的黄第洪走到半路，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回去了。黄第洪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周到，没有把握，他不会轻易赴约的。
他晓得护送周恩来的红队队员身手敏捷，弄不好，自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把小命搭进去。此次之后，黄第洪做贼心虚，不断变换住址。黄第洪的变节，对中共机关和周恩来威胁太大，务需铲除祸患。特科经过周密侦查，终于找到了黄第洪的住址，迅速把他处决。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顾顺章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情况。危急时刻，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立即将情报转报中央，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在十分紧急困难的情况下，陈赓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叫他尽快去外地躲一躲。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并施，但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疏通，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此时周恩来、陈赓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杨登瀛与共产党方面失去了联系。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生活归于平淡。
（来源/《杨登瀛：“双面间谍”？红色特工？》，卢荻/文，《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李晓玲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杨登瀛，后人多称其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与国共“双面间 谍”，实际上，他是中共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他是“民国一代名谍”，被认为是隐蔽战线的奇人，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今属珠海市）。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后，又毕业于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他熟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有所接触，思想上受过不少触动。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投身五四运动。他交游广阔，与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往。同时，他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24年，杨登瀛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不久，又结识了当时的中共工运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认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两人渐成莫逆之交。后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通过杨剑虹，杨登瀛也结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无微不至。就这样，杨登瀛成了在十里洋场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更有一段特殊的政治关系。原来，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俗称“李痞子”的政敌，杨登瀛一口应承帮他消灭这个政敌。不久，李痞子在家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击毙。从此，张道藩在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张道藩因此对杨登瀛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杨登瀛原住上海私立大学江湾附近（该校被称为当时的“中共党校”），因此与该校很多师生相识。1926年，杨登瀛与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中央特科精英陈养山认识。陈养山经常到杨登瀛家学习日文，时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带给杨登瀛阅读，并与他多次倾心长谈。后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中共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杨登瀛参加了几次会议，认识共产党人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因此，杨登瀛1951年在法院申辩材料中强调他是共产党员，自述“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据其女儿鲍美云回忆，那是在“文革”前的一天，一家人正在午餐。不知道什么由头，父亲鲍君甫突然很正式地告诉家人说，“我其实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因党内斗争被迫下野。1928年10月，蒋介石复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独裁统治，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此即“中统”前身。陈立夫走马上任后，任命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合适工作干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杨剑虹多次找杨登瀛帮忙搞特务工作，两人无话不谈。
但杨登瀛很快便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沪侦察中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全盘告知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党内”参考。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乃正式将这一重要情报及他与杨登瀛的关系报告陈赓，建议同杨登瀛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陈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时的杨登瀛已是国民党特工系统高级干部，被视为“难得人才”。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杨登瀛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杨登瀛相关情况。
周恩来对于杨登瀛的启用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构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在《关于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就特别说到中央特科“在工作中依靠相当可靠的关于敌人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或者是通过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取得，或者是利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负责同志的私人联系取得”。
这是潜伏中的潜伏，卧底中的卧底。
中共第一个“双面间谍”作用非比寻常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陈赓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馆与杨登瀛秘密洽谈。
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的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他跟着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取得友好合作关系。杨登瀛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陈赓当即递给杨登瀛一根金条，并答应以后每个月给他300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提出今后楊剑虹向他索取中共情报，应如何办？陈赓请他放心，表示以后会不断向他提供中共党内的文件、传单以及《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绝不会使他为难。经过杨剑虹的推荐，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探，并改名鲍君甫为杨登瀛。这次与陈赓见面，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赓于同年5月底再找杨登瀛谈以后的工作部署，改派曾领导上海“五卅”工人运动、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杨登瀛的保镖，成天陪杨登瀛到处公干。有了情报，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实际上，连德生是杨登瀛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一桩贪污大案和青帮内讧自杀身亡，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失去在上海的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10月，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国民党的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鲍君甫，从此他要演出一部双簧名戏。
从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顾顺章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为了使杨登瀛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作为他向上邀功的资本，以巩固其地位;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由于杨登瀛要经常陪张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陈赓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请示周恩来破例为杨登瀛买了一部高级轿车，使他更便于接近上海各界上层人物，也利于他与中共特工的联系。
1929年12月，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加以重用，上海的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登瀛独自处理。徐恩曾每到上海必到杨登瀛家探望，对杨登瀛常亲自函电指示，但从不检查他的工作，以示信任。杨登瀛升任上海特派员后，中共特为杨登瀛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
陈赓将安娥派来这里做杨登瀛的秘书，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还给杨登瀛配备了其他中共人员。
安娥原名张式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登瀛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交予安娥，“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書及时抄送给陈赓”。安娥后来成为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其本人所作的歌词《渔光曲》，随同名故事片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曾响遍神州大地。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指出：“他（即杨登瀛）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杨登瀛与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登瀛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两百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拒绝了。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此后不久，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搞到后，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兰普逊明确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从此杨登瀛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后来，兰普逊又将杨登瀛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登瀛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杨登瀛可以在上海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受人管束。英、法租界巡捕房也视他为在中国官场可以通天的人物，有案子也找他商量。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化险为夷。
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非比寻常。
惩治叛徒：“东方第一谋杀案”始末
1928年，经杨登瀛介绍，中共特工宋再生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天，宋再生在警备司令部值班，快下班时，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进来说有要事相告。宋再生怀疑他是告密者，就说快下班了，有什么事快说。顾某直奔主题：“捕获柏山奖赏是多少？”柏山是李立三的化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再生感到事态严重，忙问在什么地方。顾某附耳把李立三的住处告诉了宋再生。宋再生感到事情紧急，一面稳住顾某，叫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并说管赏金的人回家了，要他先留下地址，等抓到李立三，便通知他来领奖。第二天一大早，顾某拿来了一张李立三在国外时拍的照片给宋再生。告密者走后不久，宋再生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马上通知李立三转移，同时很快制订了惩罚叛徒的行动方案。
三天后，宋再生通知顾某，约好晚十时在大都饭店附近街口见面，带他去见警备司令。顾某在指定时间和地点看见宋再生走来，忙迎上前去，跟着宋再生朝大都饭店走去。突然，一辆夜巡的警车呼啸而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颗子弹已经打中了顾某。枪声得到了警笛声的掩护，没有引起远处巡警的注意。当警笛声消失的时候，原来在大都饭店附近街角摆的小烟摊和买烟的两个年轻人都已经不见了，顾某的发财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进行。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
会议正进行时，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呼啸而来，“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与会者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按名逮捕彭湃、杨殷等人。中共中央十分震惊。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线人，打听彭湃、杨殷等人关押的地点及审讯情况，以便营救。
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指示迅速查明真相。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查明原来是白鑫变节投敌。白鑫是黄埔一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当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一个月前，白鑫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其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原来“白鑫于当日下午开会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旋即释放。中央特科遂认定白鑫为告密人，将加以制裁”。 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他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找到杨登瀛，杨登瀛向陈赓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轻易地营救出来，建议在彭湃由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陈赓将杨登瀛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一致同意路劫。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
周恩来和陈赓断定叛徒白鑫目前仍在上海，但由于害怕共产党镇压，迟早会逃离。为了准确地了解白鑫的意图，决定由杨登瀛找白鑫当面试探。杨登瀛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对白鑫安抚一番，然后问他还有共党什么线索，今后有什么计划？白鑫表示，最近风声很紧，特科“红队”手段非常厉害，上海不可久留，最近准备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杨登瀛向陈赓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表示决不能让白鑫阴谋得逞，一定要将其消灭。白鑫非常狡诈，他深知“红队”的厉害，当起了“缩头乌龟”。
按照中央特科要求，杨登瀛几次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终于弄清楚国民党决定派白鑫去意大利留学，以逃避“红队”的惩罚。白鑫与范争波（时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杨登瀛商定11月11日晚上11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央特科。周恩来听了陈赓汇报，决定在这天将白鑫处决。周恩来还亲自到和合坊四弄观察了现场。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等10名“红队”队员，化装潜入43号周围的弄堂埋伏下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特地到范公馆侦察白鑫出发的确切时间。晚上10点多钟，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11時许，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保镖特务共7人从后门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装卖水果与补皮鞋的队员，针对保镖首先迎头发动袭击，在黑暗中，保镖二人未及拔枪，即被击毙”。一直在惊疑恐惧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白鑫拼命向北奔逃，但三名特科队员紧追不舍，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击毙在和合坊71号门前。是役，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保镖等5人毙命，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红队”队员乘着人们惊慌奔跑的混乱之机，“从容逸去”。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部署策划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滩。各报连日以显著位置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严惩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第洪联络。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黄埔一期学生，在校期间政治思想表现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从1925年底起，黄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黄第洪回国后，组织上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但他不愿意过艰苦的斗争生活。原来，黄第洪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生活，他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悲观失望，于是秘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脱离中共，归顺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但不要让旁人知道;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也有来往。近期周恩来将会与他见面，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蒋介石看到信后高兴得很，昔日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并以抓捕共党首脑之一的周恩来作为“见面礼”，真是求之不得。
蒋介石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他直接将信件和批示给陈立夫经办;陈立夫不敢怠慢，找来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亲信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二科刘鼎。因事关重大，刘鼎直接通过陈赓将此事报告周恩来。黄第洪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及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全部力量。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要处决‘黄埔的老大哥’，也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周恩来感叹：我方的黄埔老大哥不多，他们是很宝贵的。但是黄第洪叛变投降证据确凿，如果手下留情，会后患无穷啊”！
赴约那天，狡猾的黄第洪走到半路，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回去了。黄第洪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周到，没有把握，他不会轻易赴约的。
他晓得护送周恩来的红队队员身手敏捷，弄不好，自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把小命搭进去。此次之后，黄第洪做贼心虚，不断变换住址。黄第洪的变节，对中共机关和周恩来威胁太大，务需铲除祸患。特科经过周密侦查，终于找到了黄第洪的住址，迅速把他处决。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顾顺章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情况。危急时刻，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立即将情报转报中央，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在十分紧急困难的情况下，陈赓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叫他尽快去外地躲一躲。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并施，但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疏通，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此时周恩来、陈赓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杨登瀛与共产党方面失去了联系。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生活归于平淡。
（来源/《杨登瀛：“双面间谍”？红色特工？》，卢荻/文，《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李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