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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与《U型理论》两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芯”，中华与世界人本文化的新生，要求东西交汇，古今贯通，阴阳和合。这些都只能在新型组织团队和社群网络中完成
□ 张成林
『 作者简介 』
张成林：索奥（中国）公司总裁、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L中国项目协调人，《第五项修炼》、《必要的革命》中文版的译者。与彼得·圣吉博士等国内外专家进行多年合作，在欧美、中国学界、企业和政府有丰富的研究、咨询经验。专业领域包括：组织学习力与变革管理、社区沟通与团队能力建设、企业的社会与文化责任、东西方应用认知学等。
新型组织不是以业绩指标为导向的，而是以内外功能团队的沟通文化和人文创新过程为中心的；它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网络和谐互动、有精神文明建设和沟通文化传承活力的社会细胞。中国文化21世纪的重新，要靠各类新型组织，包括新型家庭与家族企业组织，在团队沟通与集体创新文化层面的艰辛重建。
“坚心”团队得走“艰心”路
云何“艰心”？中国千年的官本位文化泛滥，导致群体沟通与社会创新的文化细胞严重干瘪；此为其一，即社会文化障碍。金元以降中国主体汉民族蒙受蒙满乃至西方列强压迫，导致普遍的媚外和奴卑心理；此为其二，乃民族心理障碍。当下的全球化浪潮把中国的各类组织机构，包括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推入GDP主义的浮躁状态，乃至成为国际资本利益的附庸；此为其三，即国际市场环境障碍。有此社会、心理和市场“三座大山”压迫，中国的新型组织要超越强大的内外旧文化势力，闯出新路子，必然要经历艰苦的“心路”历程，是为“艰心”。
又云何要集体“坚心”？三座大山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为我们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包括看似互相矛盾却又相互助长的家长作风、僵闭心态和弱势心理。因果法则不虚，“业力”不可思议。我们常习惯埋怨这些为（内外）“体制”问题，“没办法”。近现代中西文化互为阴阳，一弱一强。中国新型组织文化在内外三座大山“体制”牵制下搞创新，欲求“阴中出阳”，则必来之不易。故需以打磨集体愿景之“坚心”，建设组织内外团队社群网络跨界互助互动机制，方可携手走完此等艰辛路。
有如此共同愿景之“坚心”团队及其跨界互助社群网络，又如何打造呢？可先博览他山之石，再深挖自家后院。由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彼得·圣吉等四位合著者的深度对话录《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中信出版社2010中文版）及其合著者之一奥托·夏莫的新著《U型理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中文版），可见西方山石已露U境。其核心U型过程，却已迂回至先秦华夏，尤其曾子《大学》七证之修养（如图1、2）。故此，欲打造中国团队文化传承，需先谦卑看世界，横联四海有识士；再立志悟自心，纵探中华无为篇。此为开放而后有改革自新。
唯U型“志愿”者，能“当下”跨越三山
《第五项修炼·心灵篇》和《U型理论》中把“感知”现实、“当下”把握未来和实现能力开发“收获”的U型过程，看成是个人和组织创造未来的容量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心灵篇》U型过程包含的七种容量能力为：（1）“悬挂”自己的观点和成见，以童心观察；（2）“再引导”注意力到整体，用鹰眼俯视动态全息；（3）“放得下”封闭的小我，打开心胸联通内外；（4)“拿得起”当下大我境界中的呈现，开放内心深处生命本源之意志;（5）澄清新的愿景和意向;（6）形成服务整体的创新原型方案;（7）使之成为可执行的具体组织安排。
这里重点看U型过程的关键和难点，即底部（4）“拿得起”的转折点。U型底部进入修炼当下的悟心境界，是认知从围绕过去经验到把握未来发展的神秘转变，其所包含的核心，是深层的立志和发愿，即让生命本源“意志”力，由放下“小我”而得到“大我”的境界中，自然呈现和生发出来。在U底部体悟当下的境界中可以把握未来、转变命运，成就服务于整体的愿景、承诺和行愿，从而完成创新动力和容量能力的深层开发。
在U型理论中，个人和集体的修炼不仅需要开放“头脑”（或“思维”）去感知现实，还要延U下行至开放“心胸”（或“心灵”)，用同理心和慈悲心观察生命整体过程；乃至U底部的开放“意志”（或“意愿”），去连接生命的源动力。唯有如此，才能于“当下” 克服内心深处的三个心理声音障碍，或“三声宿敌”：封闭大脑思维的武断“判决之声”（VOJ）、玩世不恭闭塞心量的“嘲讽之声”（VOC），以及“小我”压抑自我超越动力源泉的“恐惧之声”（VOF,如图）。这是U行渐次深入到底部的三步阶梯，一个比一个更难，盖因其涉及自我（和集体）宿命和（共）业力的转化。底部转折点过后的几步，就会相对容易，水到自然成。
U型底部在当下体悟自己的人生“使命”或真正的工作，反思“我是谁？”，就是在生命源头立志发愿的过程。原有封闭的小我和主观成见放开了，才能生发内心深处新的大志大愿，接纳正在生发和涌动中的现实，看清内心深处所愿望的、并坚信一定能通过协作努力创造出来的未来（若干年时段的）景象（愿景）及其实现步骤（原型）。个人和组织集体真实的自我超越和创新发展由此起步。
两本书都引用了美国已故著名企业家奥布赖恩（Bill O’Brien）的话，说明领导者内心深层修炼之艰难：“决定介入措施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介入者的内心状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更愿意在有愿景指引的、基于某种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型组织中工作，而不愿意在充满政治角力和屈从权威的企业组织里工作。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又这么少见呢？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建立这样的组织所需要的那种承诺投入。”
西方集体走出U境的成功案例，包括两本书中描述的施乐公司实现97%零部件可回收再利用的第一款数字打印机的研发设计团队，维萨公司创始人迪伊-哈克的“混序”生态型组织的设计过程，以及南非由各政治团体协作而和平摆脱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外向型、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文化，西方主流社会本无超越因果的究竟法门，然其现代有识之士，受古典东方文化的影响，已在这方面进行了的有益探索，实为难能可贵，也算“阳中出阴”了。
集体汇谈的U境之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大志愿可生发克服困难的大智勇。这是团队集体沟通必须的，因其意味者团队成员在互动中各自打破自我藩篱，产生真正的聆听和相互理解，乃至共鸣和默契。《U型理论》认为，这个过程有四层个人和集体意识的境界转化，即从“我在我”的客套，到“我在它（事）”的争辩，再到“我在你”的相互探寻，最后才能共同进入“我在当下”，生发集体创意的流动（如图4）。但这首先要求个人自我超越的勇气和虚而待物的修为。
两本书都描述了经济学家阿瑟向师傅学道故事，还有合著者约瑟夫在下加利福尼亚向米尔顿老师学习野外与大自然独处、当下开放心胸和深层本源意志的经历。这些案例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东方修炼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是孝老敬天的自然延伸，是“安心”向道和大人之学的根本，是修炼团队中的沟通共鸣与“操作信任”，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敬重和忠信文化，是“听之以心”的伙伴关系，是集体、双方和“主客体”的认知场的“结构耦合”。
两本书中都谈到认知生物学家马图拉那（H. Maturana）和已故理论物理学家波姆（D. Bohm）的观点。由此，认知是生物个体和群体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全部生命功能和相互联系；而生物认知器官、神经突触的个体发展和群体演化，就应是这种耦合的信息能量场的结构性相互适应和整合一体化。真正的团队沟通是一种集体认知系统的整合共鸣，也是团队能量场整体的“结构偶合”（structural coupling）。这种整体耦合和共鸣的高级沟通，主要来源于聆听，一种有好奇心和敬重的聆听。孔子说从“听之以耳”到“听之以心”。那是设身处地的探寻对方和客观对象。而最后形成共鸣，形成一种共享创意和人天共鸣，就是孔子说的“听之以气”。波姆把这个高级的沟通形容成“意义的流动”，最后没有个人、你我之分，是一种容器里熔合而提取出来的活的东西。《易经》说：“感而遂通天下”，即包括人和自然。
U底部的体悟当下是在静默中让真正的沟通发生。所有的形式、语言、表达，只是沟通的载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静默的沟通，才能达到“听之以气”，实现默契和《第五项修炼》中所说的团队中的“操作信任”。这种操作信任和灵犀共鸣，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沟通基础，也是华夏古典人本修炼文化尊师重道的本质内涵：从“重有轻无”、“重物质轻精神”，转到重“精神转变物质”，通无化有。
七证：大人之学
两本书都引用奥托·夏莫对南怀瑾先生的采访和曾子《大学》七证的阐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七证中的“静”，可理解为U底部“呈现当下”的阶段，从中能找到“安”。“安”是一种团队之“家”，是能承载沟通“热”能的“容器”（container）。索奥中国董事、开发阿拉善沙漠月亮湖“心灵绿洲”营地的企业家宋军，把这种沟通“容器”称为“法器”。团队变成修炼之“家”，这个“容器”或“法器”中会有“安”，就是安全、安稳，英文可翻译成grace，就像基督教里面的“圣安”，是一种连通，它只在U型底部的“静默”空间中才能“当下”显现。有连通感以后就不再孤独，即是波姆所说的“分立又不孤立”的人类“自然状态”。这个“安”是先秦儒道修炼的一个方法，也是后来达摩祖师为“立雪断臂”求法的慧可“安心”的秘密。安心后才能真正地“虑”。这个虑不是浅层次的思和想；但也许可以叫一种“系统思考”。“虑而后能得”，是集成了安里面的容器或法器，是团队的精神升华，能量凝聚，达到“得”，也是“德”或“功”，就是U过程里的“实现收获”。这个收获就是智慧层面的，是集体的共鸣生成的智慧，包括了沟通和关爱，其实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经历，同时涵盖了行动决策的“功效”。但那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U型过程，是对未来的直接把握和感知。其过程和结果，一体一用，具有同等价值。
《大学》七证与两本书描述的U型过程的七种容量能力似各有异同，值得深入探讨。比如七种能力似乎更偏向应用。其实《心灵篇》与《U行理论》的七种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见图1、3）。前者的第（6）：“形成原型”（prototyping, 也叫“启动活的微系统”enacting living microcosms)，即后者的（6）“采取行动”（也叫“晶透化”，crystallizing, 被前者列为第5种能力：“结晶意向”)；前者的第（7）：“制度化”执行（institutionalizing, 也叫“具体化”，embodying)，即后者的（7）“体现”（即前面的“具体化”）“共同创造战略的微观世界”（即前面的“微系统”）；这些似乎都属于七证中最后“得”的范畴。七证更注重内在修为次第，其中的“定”、“静”、“安”似乎都与U型底部的“呈现当下”阶段有关，却不是七种能力中的“再引导”、“放得下”、“拿得起”能准确界定的。
体悟当下中华，正视历史现实
《心灵篇》开篇首先用“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把精神和物质分离开来，造成物质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一维度的盲目扩张；西方殖民时代成为玛雅日历中预测的近500年的“长夜”周期，即西方物质主义统治全球人类思想和生活的时代；如果人类物质与技术高度发达而精神与智慧却越发萎缩的时代现状不能及时得到根本改变，人类真是有可能会灭亡绝种的。
这是否和1840年经济相对发达而精神严重萎缩的中国人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局面多少有些类似？今天，新中国一甲子之后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大大提升了，可以说百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任务终于基本完成了。但整个社会组织细胞文化的变化还是要慢很多。久病初愈，民族元气还远未巩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民族作为整体至今尚未静下心来认真反思千年积弱的历史；当然也就很难在全社会的组织群体中深入体悟当下，让各类组织团队真正把握和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是中国面临的反思挑战、创新挑战、可持续发展挑战和新型组织社会细胞的民主文化变革的挑战。
彼得在《第五项修炼》可持续发展篇——《必要的革命》中总结“领导力的未来”时说：“不能珍视过去的社会，就自然会漠视未来。”《第五项修炼》提出“自我超越”修炼要克服“结构性冲突”的障碍，包括人无远虑、胸无大志、短视、冷漠，以及长期压抑形成的“没办法”、无能为力、不配和认命的心态。我们民族要卸下深重的历史包袱，就必须重新珍视过去，找回自“信”与公“信”，重新建立群体的信心、信念和信仰的沟通文化力量。应该说，中国研究西方已经不少了，可是没有足够的反思自我，不经过U型过程的深层觉知，没有“知”与“止”，浮躁习气不断，就没有根基，就不厚重、不平衡，也不能整合：把别人真正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去掉；取人之长，去伪存真。 这是中国的人本“文艺复兴”之路，每个人、每个家和各种新型组织社会细胞都需要这样的学习与反思的实践，才能跨越历史与现实，以及民族与世界，这两个鸿沟，成就新型组织社会文化之未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深度和广度都史无前例的跨越，是“小家”、“大家”、各类社群和各种新型组织团队集体的U型修炼过程。
“学-习-行”团队：创新沟通文化的活载体
创新文化要以不断学习和沟通转化的新型社群团队集体为载体，通过“集体U型”过程修炼，即两本书和《第五项修炼》增订版附录所说的：团队“协同感知”、“协同呈现当下”(“集体内在认知”)以及“协同实现收获” （如图5）。
先秦与汉唐沟通文化以大家族和庙寺传承；今天，我们要创建和锤炼新的沟通文化的价值载体，即各类有个性和活力的新型组织和社群，特别是新型社会企业和民间NGO组织。重建这样的创新型文化载体，将改变中国千年积弱形成的社会包括企业组织细胞的干瘪状态和官本位“文化”，同时避免外国“教堂主宰”的文化已经陷入的严重碎片化、极端化、“反文化”甚至“恐怖化”的不和谐状态。
沟通文化传承靠团队和社群成员一代一代地打磨，在“学、习与行”的容器和法器氛围中完成。团队新成员进入容器需要首先“学”，繁体“學学”，即模仿；然后是“习”，繁体“习”，即演练过程；最后落在身体力“行”的实践，即熟练掌握团队独特的人际沟通和工作协同的微妙要诀，即隐性知识和团队特有的人文技能。每一个团队都是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业务功能细胞，是社会创新和业务进步的“学－习－行”实验室。新型组织就是具有文化和业务双重功能的“生意”载体，也是心与身、精神与物质、出世与入世两方面修行的道场。
性命双修性为本。只有围绕个人和团队“心性”做功夫，才能修出新型组织的成功之道。曾子曰：“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的发财之道与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密不可分：“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个“国”，繁体“国”，即：人“口”执“戈”，围守“一”地也。古时“一國 ”之地就是今天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或其他独立的组织机构。“修身、齐家、治国”之天下大义，可兴家国。财兴道隆，道隆财兴。义与利实为体用，有如性命，本可相得益彰。
故做新型“财富”企业，其本“义”就是做新型组织修炼文化，做新型团队和新型跨界协作社群网络，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长久之“利”，即业绩长青发达。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大学》有“富润屋，德润身”。《增广贤文》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以利“修齐治平”。财是福报，君子必惜福爱财，善用慎用之。华夏祖先的自在智慧在彼得和奥托两本书的U型案例中得到了印证，实为“学-习-行-国-家”团队之财富源泉。
中华与世界人本文化的新生，要求东西交汇，古今贯通，阴阳和合。这些都只能在新型组织团队和社群网络中完成。“学习行”团队“三人行”则可生万物：能孕育新型组织文化的精神传承，得内外网络点点相加，有社群上下全息互持；成有无并重，达内外六合；智光皓皓，囊吞四海，代代相传，教化广播；不断协同感知现实，协同体悟当下，携手创造未来。
□ 张成林
『 作者简介 』
张成林：索奥（中国）公司总裁、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L中国项目协调人，《第五项修炼》、《必要的革命》中文版的译者。与彼得·圣吉博士等国内外专家进行多年合作，在欧美、中国学界、企业和政府有丰富的研究、咨询经验。专业领域包括：组织学习力与变革管理、社区沟通与团队能力建设、企业的社会与文化责任、东西方应用认知学等。
新型组织不是以业绩指标为导向的，而是以内外功能团队的沟通文化和人文创新过程为中心的；它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网络和谐互动、有精神文明建设和沟通文化传承活力的社会细胞。中国文化21世纪的重新，要靠各类新型组织，包括新型家庭与家族企业组织，在团队沟通与集体创新文化层面的艰辛重建。
“坚心”团队得走“艰心”路
云何“艰心”？中国千年的官本位文化泛滥，导致群体沟通与社会创新的文化细胞严重干瘪；此为其一，即社会文化障碍。金元以降中国主体汉民族蒙受蒙满乃至西方列强压迫，导致普遍的媚外和奴卑心理；此为其二，乃民族心理障碍。当下的全球化浪潮把中国的各类组织机构，包括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推入GDP主义的浮躁状态，乃至成为国际资本利益的附庸；此为其三，即国际市场环境障碍。有此社会、心理和市场“三座大山”压迫，中国的新型组织要超越强大的内外旧文化势力，闯出新路子，必然要经历艰苦的“心路”历程，是为“艰心”。
又云何要集体“坚心”？三座大山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为我们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包括看似互相矛盾却又相互助长的家长作风、僵闭心态和弱势心理。因果法则不虚，“业力”不可思议。我们常习惯埋怨这些为（内外）“体制”问题，“没办法”。近现代中西文化互为阴阳，一弱一强。中国新型组织文化在内外三座大山“体制”牵制下搞创新，欲求“阴中出阳”，则必来之不易。故需以打磨集体愿景之“坚心”，建设组织内外团队社群网络跨界互助互动机制，方可携手走完此等艰辛路。
有如此共同愿景之“坚心”团队及其跨界互助社群网络，又如何打造呢？可先博览他山之石，再深挖自家后院。由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彼得·圣吉等四位合著者的深度对话录《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中信出版社2010中文版）及其合著者之一奥托·夏莫的新著《U型理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中文版），可见西方山石已露U境。其核心U型过程，却已迂回至先秦华夏，尤其曾子《大学》七证之修养（如图1、2）。故此，欲打造中国团队文化传承，需先谦卑看世界，横联四海有识士；再立志悟自心，纵探中华无为篇。此为开放而后有改革自新。
唯U型“志愿”者，能“当下”跨越三山
《第五项修炼·心灵篇》和《U型理论》中把“感知”现实、“当下”把握未来和实现能力开发“收获”的U型过程，看成是个人和组织创造未来的容量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心灵篇》U型过程包含的七种容量能力为：（1）“悬挂”自己的观点和成见，以童心观察；（2）“再引导”注意力到整体，用鹰眼俯视动态全息；（3）“放得下”封闭的小我，打开心胸联通内外；（4)“拿得起”当下大我境界中的呈现，开放内心深处生命本源之意志;（5）澄清新的愿景和意向;（6）形成服务整体的创新原型方案;（7）使之成为可执行的具体组织安排。
这里重点看U型过程的关键和难点，即底部（4）“拿得起”的转折点。U型底部进入修炼当下的悟心境界，是认知从围绕过去经验到把握未来发展的神秘转变，其所包含的核心，是深层的立志和发愿，即让生命本源“意志”力，由放下“小我”而得到“大我”的境界中，自然呈现和生发出来。在U底部体悟当下的境界中可以把握未来、转变命运，成就服务于整体的愿景、承诺和行愿，从而完成创新动力和容量能力的深层开发。
在U型理论中，个人和集体的修炼不仅需要开放“头脑”（或“思维”）去感知现实，还要延U下行至开放“心胸”（或“心灵”)，用同理心和慈悲心观察生命整体过程；乃至U底部的开放“意志”（或“意愿”），去连接生命的源动力。唯有如此，才能于“当下” 克服内心深处的三个心理声音障碍，或“三声宿敌”：封闭大脑思维的武断“判决之声”（VOJ）、玩世不恭闭塞心量的“嘲讽之声”（VOC），以及“小我”压抑自我超越动力源泉的“恐惧之声”（VOF,如图）。这是U行渐次深入到底部的三步阶梯，一个比一个更难，盖因其涉及自我（和集体）宿命和（共）业力的转化。底部转折点过后的几步，就会相对容易，水到自然成。
U型底部在当下体悟自己的人生“使命”或真正的工作，反思“我是谁？”，就是在生命源头立志发愿的过程。原有封闭的小我和主观成见放开了，才能生发内心深处新的大志大愿，接纳正在生发和涌动中的现实，看清内心深处所愿望的、并坚信一定能通过协作努力创造出来的未来（若干年时段的）景象（愿景）及其实现步骤（原型）。个人和组织集体真实的自我超越和创新发展由此起步。
两本书都引用了美国已故著名企业家奥布赖恩（Bill O’Brien）的话，说明领导者内心深层修炼之艰难：“决定介入措施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介入者的内心状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更愿意在有愿景指引的、基于某种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型组织中工作，而不愿意在充满政治角力和屈从权威的企业组织里工作。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又这么少见呢？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建立这样的组织所需要的那种承诺投入。”
西方集体走出U境的成功案例，包括两本书中描述的施乐公司实现97%零部件可回收再利用的第一款数字打印机的研发设计团队，维萨公司创始人迪伊-哈克的“混序”生态型组织的设计过程，以及南非由各政治团体协作而和平摆脱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外向型、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文化，西方主流社会本无超越因果的究竟法门，然其现代有识之士，受古典东方文化的影响，已在这方面进行了的有益探索，实为难能可贵，也算“阳中出阴”了。
集体汇谈的U境之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大志愿可生发克服困难的大智勇。这是团队集体沟通必须的，因其意味者团队成员在互动中各自打破自我藩篱，产生真正的聆听和相互理解，乃至共鸣和默契。《U型理论》认为，这个过程有四层个人和集体意识的境界转化，即从“我在我”的客套，到“我在它（事）”的争辩，再到“我在你”的相互探寻，最后才能共同进入“我在当下”，生发集体创意的流动（如图4）。但这首先要求个人自我超越的勇气和虚而待物的修为。
两本书都描述了经济学家阿瑟向师傅学道故事，还有合著者约瑟夫在下加利福尼亚向米尔顿老师学习野外与大自然独处、当下开放心胸和深层本源意志的经历。这些案例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东方修炼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是孝老敬天的自然延伸，是“安心”向道和大人之学的根本，是修炼团队中的沟通共鸣与“操作信任”，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敬重和忠信文化，是“听之以心”的伙伴关系，是集体、双方和“主客体”的认知场的“结构耦合”。
两本书中都谈到认知生物学家马图拉那（H. Maturana）和已故理论物理学家波姆（D. Bohm）的观点。由此，认知是生物个体和群体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全部生命功能和相互联系；而生物认知器官、神经突触的个体发展和群体演化，就应是这种耦合的信息能量场的结构性相互适应和整合一体化。真正的团队沟通是一种集体认知系统的整合共鸣，也是团队能量场整体的“结构偶合”（structural coupling）。这种整体耦合和共鸣的高级沟通，主要来源于聆听，一种有好奇心和敬重的聆听。孔子说从“听之以耳”到“听之以心”。那是设身处地的探寻对方和客观对象。而最后形成共鸣，形成一种共享创意和人天共鸣，就是孔子说的“听之以气”。波姆把这个高级的沟通形容成“意义的流动”，最后没有个人、你我之分，是一种容器里熔合而提取出来的活的东西。《易经》说：“感而遂通天下”，即包括人和自然。
U底部的体悟当下是在静默中让真正的沟通发生。所有的形式、语言、表达，只是沟通的载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静默的沟通，才能达到“听之以气”，实现默契和《第五项修炼》中所说的团队中的“操作信任”。这种操作信任和灵犀共鸣，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沟通基础，也是华夏古典人本修炼文化尊师重道的本质内涵：从“重有轻无”、“重物质轻精神”，转到重“精神转变物质”，通无化有。
七证：大人之学
两本书都引用奥托·夏莫对南怀瑾先生的采访和曾子《大学》七证的阐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七证中的“静”，可理解为U底部“呈现当下”的阶段，从中能找到“安”。“安”是一种团队之“家”，是能承载沟通“热”能的“容器”（container）。索奥中国董事、开发阿拉善沙漠月亮湖“心灵绿洲”营地的企业家宋军，把这种沟通“容器”称为“法器”。团队变成修炼之“家”，这个“容器”或“法器”中会有“安”，就是安全、安稳，英文可翻译成grace，就像基督教里面的“圣安”，是一种连通，它只在U型底部的“静默”空间中才能“当下”显现。有连通感以后就不再孤独，即是波姆所说的“分立又不孤立”的人类“自然状态”。这个“安”是先秦儒道修炼的一个方法，也是后来达摩祖师为“立雪断臂”求法的慧可“安心”的秘密。安心后才能真正地“虑”。这个虑不是浅层次的思和想；但也许可以叫一种“系统思考”。“虑而后能得”，是集成了安里面的容器或法器，是团队的精神升华，能量凝聚，达到“得”，也是“德”或“功”，就是U过程里的“实现收获”。这个收获就是智慧层面的，是集体的共鸣生成的智慧，包括了沟通和关爱，其实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经历，同时涵盖了行动决策的“功效”。但那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U型过程，是对未来的直接把握和感知。其过程和结果，一体一用，具有同等价值。
《大学》七证与两本书描述的U型过程的七种容量能力似各有异同，值得深入探讨。比如七种能力似乎更偏向应用。其实《心灵篇》与《U行理论》的七种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见图1、3）。前者的第（6）：“形成原型”（prototyping, 也叫“启动活的微系统”enacting living microcosms)，即后者的（6）“采取行动”（也叫“晶透化”，crystallizing, 被前者列为第5种能力：“结晶意向”)；前者的第（7）：“制度化”执行（institutionalizing, 也叫“具体化”，embodying)，即后者的（7）“体现”（即前面的“具体化”）“共同创造战略的微观世界”（即前面的“微系统”）；这些似乎都属于七证中最后“得”的范畴。七证更注重内在修为次第，其中的“定”、“静”、“安”似乎都与U型底部的“呈现当下”阶段有关，却不是七种能力中的“再引导”、“放得下”、“拿得起”能准确界定的。
体悟当下中华，正视历史现实
《心灵篇》开篇首先用“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把精神和物质分离开来，造成物质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一维度的盲目扩张；西方殖民时代成为玛雅日历中预测的近500年的“长夜”周期，即西方物质主义统治全球人类思想和生活的时代；如果人类物质与技术高度发达而精神与智慧却越发萎缩的时代现状不能及时得到根本改变，人类真是有可能会灭亡绝种的。
这是否和1840年经济相对发达而精神严重萎缩的中国人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局面多少有些类似？今天，新中国一甲子之后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大大提升了，可以说百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任务终于基本完成了。但整个社会组织细胞文化的变化还是要慢很多。久病初愈，民族元气还远未巩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民族作为整体至今尚未静下心来认真反思千年积弱的历史；当然也就很难在全社会的组织群体中深入体悟当下，让各类组织团队真正把握和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是中国面临的反思挑战、创新挑战、可持续发展挑战和新型组织社会细胞的民主文化变革的挑战。
彼得在《第五项修炼》可持续发展篇——《必要的革命》中总结“领导力的未来”时说：“不能珍视过去的社会，就自然会漠视未来。”《第五项修炼》提出“自我超越”修炼要克服“结构性冲突”的障碍，包括人无远虑、胸无大志、短视、冷漠，以及长期压抑形成的“没办法”、无能为力、不配和认命的心态。我们民族要卸下深重的历史包袱，就必须重新珍视过去，找回自“信”与公“信”，重新建立群体的信心、信念和信仰的沟通文化力量。应该说，中国研究西方已经不少了，可是没有足够的反思自我，不经过U型过程的深层觉知，没有“知”与“止”，浮躁习气不断，就没有根基，就不厚重、不平衡，也不能整合：把别人真正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去掉；取人之长，去伪存真。 这是中国的人本“文艺复兴”之路，每个人、每个家和各种新型组织社会细胞都需要这样的学习与反思的实践，才能跨越历史与现实，以及民族与世界，这两个鸿沟，成就新型组织社会文化之未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深度和广度都史无前例的跨越，是“小家”、“大家”、各类社群和各种新型组织团队集体的U型修炼过程。
“学-习-行”团队：创新沟通文化的活载体
创新文化要以不断学习和沟通转化的新型社群团队集体为载体，通过“集体U型”过程修炼，即两本书和《第五项修炼》增订版附录所说的：团队“协同感知”、“协同呈现当下”(“集体内在认知”)以及“协同实现收获” （如图5）。
先秦与汉唐沟通文化以大家族和庙寺传承；今天，我们要创建和锤炼新的沟通文化的价值载体，即各类有个性和活力的新型组织和社群，特别是新型社会企业和民间NGO组织。重建这样的创新型文化载体，将改变中国千年积弱形成的社会包括企业组织细胞的干瘪状态和官本位“文化”，同时避免外国“教堂主宰”的文化已经陷入的严重碎片化、极端化、“反文化”甚至“恐怖化”的不和谐状态。
沟通文化传承靠团队和社群成员一代一代地打磨，在“学、习与行”的容器和法器氛围中完成。团队新成员进入容器需要首先“学”，繁体“學学”，即模仿；然后是“习”，繁体“习”，即演练过程；最后落在身体力“行”的实践，即熟练掌握团队独特的人际沟通和工作协同的微妙要诀，即隐性知识和团队特有的人文技能。每一个团队都是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业务功能细胞，是社会创新和业务进步的“学－习－行”实验室。新型组织就是具有文化和业务双重功能的“生意”载体，也是心与身、精神与物质、出世与入世两方面修行的道场。
性命双修性为本。只有围绕个人和团队“心性”做功夫，才能修出新型组织的成功之道。曾子曰：“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的发财之道与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密不可分：“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个“国”，繁体“国”，即：人“口”执“戈”，围守“一”地也。古时“一國 ”之地就是今天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或其他独立的组织机构。“修身、齐家、治国”之天下大义，可兴家国。财兴道隆，道隆财兴。义与利实为体用，有如性命，本可相得益彰。
故做新型“财富”企业，其本“义”就是做新型组织修炼文化，做新型团队和新型跨界协作社群网络，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长久之“利”，即业绩长青发达。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大学》有“富润屋，德润身”。《增广贤文》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以利“修齐治平”。财是福报，君子必惜福爱财，善用慎用之。华夏祖先的自在智慧在彼得和奥托两本书的U型案例中得到了印证，实为“学-习-行-国-家”团队之财富源泉。
中华与世界人本文化的新生，要求东西交汇，古今贯通，阴阳和合。这些都只能在新型组织团队和社群网络中完成。“学习行”团队“三人行”则可生万物：能孕育新型组织文化的精神传承，得内外网络点点相加，有社群上下全息互持；成有无并重，达内外六合；智光皓皓，囊吞四海，代代相传，教化广播；不断协同感知现实，协同体悟当下，携手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