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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们：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位周令钊老先生，生于1919年，今年94岁啦！他14岁开始画广告，从此笔不离手，画呀画呀，一画就是80年！
画作有多少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从来没有统计过，有的只有碰上了才想起来。他的作品有多么知名呢？不论您对他本人是熟悉还是陌生，但是您肯定和他的作品有过亲密的接触。这么说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主席像，您有印象吗？国徽、共青团旗、星星火炬队旗您总见过吧，或许您参加过“文革”前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那无意中就成了他作品的一个实现要素，再说啦，人民币人人都离不开，还有人搞收藏。这些，都与周令钊的名字紧密相连。
周令钊丹青颂领袖，妙笔绘中华，众多设计关乎国家形象，人们赞誉他是“国家形象设计师”、“人民艺术家”，可他呐，“只认为自己是教员，是老师嘛，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画毛主席像，同事说好才是真的好”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日子。为了营造喜庆气氛，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中央美术学院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美院党委书记找到只有30岁的周令钊，把画像任务交给他，相信这个构思快、动手快的有名的“快手”，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因为他知道，在迎接北平解放的日子里，周令钊常常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便经常由周令钊去完成。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的国共和谈会场，就是周令钊带领学生们布置的：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场里8根柱子上分别写着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只木板制作的飞翔的和平鸽。会谈结束后，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那次的上佳表现，这次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的任务，他自然成为第一人选。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不是压力大，而是高兴啊，为了新中国，他和战友们奋斗了多少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第二天，他便带着他的助手、新婚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城楼，在大殿东墙外搭起三层脚手架开始工作。他画的毛主席像，是参照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这是由中央决定的。把方寸大小的照片创作成高6米、宽4.6米这么大幅的画像，这在周令钊也是第一次。
他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小格，然后画一幅30厘米×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先在铁板上打个油底子再画。还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和陈若菊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接到任务离开国大典不到20天，时间非常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们便开始作画，经常爬上爬下，远观近瞧，看看画得像不像，哪里还需要改。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口水壶里的水，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这样大约用了两个星期，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展现出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
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便说画得像是像，神情也好，主席的衣领敞开着与照片一样，但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上好，与明天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画完已是华灯初上。他们回到家快夜里十一点了。忽然，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周恩来总理到天安门审查，看见挂在城楼正中央的画像，下沿有毛主席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写字的好。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拆除，只好临时在天安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梯子又窄又高还有点晃。周令钊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笔爬上去，把那5个字抹去，然后补上衣服的颜料，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由于画面太大，他只能改完一边，下来，再上去，反复移动多次才大功告成。
改完画，不大一会儿天就亮了。周令钊随美院队伍赶去参加开国大典。站在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周令钊第一次从下面仰视挂起来的毛主席画像，觉得挺满意的。同事们看了也都高兴地夸赞他画得好，他心中才真正感觉到踏实。“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也没有这个意识，没有留下历史照片。”回忆起这段珍贵的历史，周令钊心中充满激动，略有一丝遗憾。
近年来，许多采访者问及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创作细节，周令钊与夫人商量，与其口述历史不如以画作形式记录画像绘制过程。于是，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以此作为对人民共和国一个甲子的美好纪念。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
解放后，周令钊的设计与他无限热爱的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重新设计国徽。中央美术学院小组组长张仃、成员张光宇和周令钊，清华大学小组由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不过，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了三个方案。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的梁思成，代表清华大学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仃、张光宇设计的是周围有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看到有一颗大五角星，周令钊感觉有点像越南国徽，他想五颗星不是也很好吗，而且还有中国特点，于是他提出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以别于其他方案。
开会挑选方案时，组长张仃去开会。会议同意周令钊的那个构想，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方案确定后，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专业的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平面图案画好后，就交给清华大学高庄老师制作国徽浮雕。高庄是周令钊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他的这个想法通过老师的手完成，巧合啊。在成形过程中，高庄还做了改动：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 周令钊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国徽，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徽之一，有东方特色，质感和观感俱佳。以前报纸登过一篇“国徽是谁设计的”文章，里面说国徽是周令钊设计的。周令钊一看就不高兴了。他立刻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强调“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人，那也不应该是我，你应该去找高庄，因为最后是在他手上成形的啊。”但是，高庄也认为国徽不是个人作品，而是集体设计。
“七八十万人的大游行，牵涉的细节非常多”
周令钊从1950年到“文革”前的15年间，一直担任国庆节和“五一”节天安门盛大游行的总体设计。他说，仪仗队、游行队伍的美术设计包含很多美学常识，有它自身的主题和结构，尤其是七八十万人的大游行，牵涉的细节非常多，每次设计都要花好几个月时间。为了突出观赏效果，首先这些队伍的服装要鲜艳、整洁，伴以彩车、旗帜以及舞蹈、乐队表演，以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其次，游行队伍里标语、花束等道具的布置也相当重要，事前要把队伍从头到尾画出一个长卷效果图，反复修改，经领导审查通过后才开始制作；再者，年年要有新意。这需要激情、时代精神、创意和灵感，不是件容易事。
有一年，为了体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原来设计让群众手拿各色花束，形成“百花方阵”，但预演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却是一片灰杂之色，根本看不出红、蓝、黄等色彩来，他马上改为队伍前、中、后各拿一色花束，这样看起来更整齐鲜明。
彩车是游行队伍中的一个亮点，但如果出现抛锚，队伍马上就会混乱。为了保证队伍的正常行进，只得在汽车两旁各站一排人，外面罩上后根本看不出来，一旦抛锚，两旁的人立即推车继续前进；彩车上往往还有领袖的巨型塑像，这时还要注意测量道路两旁的电线高度，以免碰到而造成政治影响；原来一幅标语连起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抬着走，每个人都感觉太重，而且行走也不方便，后来改为一个字一块，几个人抬一个字，这样就轻松多了。
周令钊还设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储蓄所标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历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团体操背景画、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等，在多个领域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华。
“人民币设计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而且美呀”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的晋察冀边区。从第二套人民币到现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由周令钊担任总体设计。
1950年，周令钊接到新人民币设计任务，领导交待说：时下伪造钞票很厉害，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涉及到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新币设计要绝对保密，不能有丝毫泄露。那段时间，夫人陈若菊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周令钊在设计中追求民族气息，他用了“唐草”、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一看，就是中国钱币。他考虑到质检员要一张张地查看印钞，所以号码既要显眼，背景用色又要很淡，免得时间长了把质检员眼睛累坏。而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为了设计的直观效果，把壹分到拾元、佰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结果自己的眼睛却累坏了，才30岁出头就不得不戴上老花镜。
设计新钞票，自始至终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和细致的审查。原本伍元币画有群众队伍抬着毛主席像，贰元币画有火车头上挂着毛主席像，壹元币按比例缩画的天安门城楼上挂有毛主席像，中央领导审批时提出：“真人、活人不能上钞票。”因此人民币上没画毛主席像。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最初由罗工柳、周令钊两人搞。经领导批准，陈若菊、侯一民参加进来。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主景图像和背景绘制。这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侯一民深入工农业生产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方寸之间见生产”，是“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擅长画图案，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画花花草草，只好画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蕴含积极向上的意义。
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充分体现出民族特色，也是周令钊醉心的。好的设计，必须要有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吧，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你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左思右想真是没法儿画。在这个关键时刻，罗工柳鼓励大家说，这次人民币设计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搞一个56个民族、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周令钊说：“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而且美呀，能入画呀。如果画飞船，恨不得明天就改掉了。”他们这个思路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但是56个民族不能都画。经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100万以上的民族、以数量为序上钞票，如汉族、蒙古族……对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艺术家们最花心思。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了三年，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集区。
陈若菊特别注重中国人喜欢且讲究的传统的吉祥图案。在不同的币值上，她根据民族人物选择相应的装饰图案，比方壹元、贰元、伍元和拾元的背景图案，分别是喜鹊登梅、竹林绶带、松鹤同春和凤穿牡丹，另外配有荷花、兰花、宝相花等。
至于说到面额，周令钊起初设计的最大面额是伍拾元。未料到刚设计完了，又突然接到通知要设计壹佰元币，但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许久，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游行队伍簇拥着四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佰元币上画四位领袖的头像，而且这四位领袖人物都过世了，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是可以上钞票的。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了中央的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 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三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
“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周令钊其实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画家，他在艺术上的造诣绝对不在他的那些鸿篇巨制的设计之下。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没有母亲，不会有周令钊的生命，而没有母亲任图画教员的影响，也同样不会有周令钊的美术爱好。上小学时，故乡的青山秀水、汩罗江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后来他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又入上海印刷制版学校学习照相、制版等实用美术技术。
1938年，日本将攻占武汉时，周令钊积极热情真诚投入抗日活动，他以画笔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当时，田汉主持在武昌面对长江的黄鹤楼高大的石壁上创作全国军民抗日图，汪仲琼、韩尚义、周多、周令钊几个画家，作为紧急任务，设计制作这幅壁画。周令钊年纪最小，因此用个篮子把他从黄鹤楼上往下吊着，画整幅大画上面部分，很精彩。最后，田汉验收时指出前方部分空隙间应增加3组画面，又由周令钊补画。周令钊还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在长沙、武汉、广州、广西及云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画宣传画和设计布景；参加过田汉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的工作，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可爱的头戴钢盔的幼鸽，蕴含着爱好和平的小白鸽，为了抗日，也戴上头盔，走向战场）。
抗战胜利后，周令钊回到上海，在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他来到北平，进入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解放后，周令钊参与了众多的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可他内心深处最爱恋的依然是画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的绘画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特点，他是少数几个没有受到学院派过多影响的大师之一，在绘画中，完全走自己的路。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他经常出去采风、写生，跋山涉水，餐风饮露，深入到村寨茅屋搜集传统图案，记录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装饰特征，从服饰到建筑，从生活起居方式到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从不缀手的速写本收录了数量庞大的民族文化素材。这些庞大的资料，通过他的整理，融合到他的绘画上。因此，他的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作品，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在方寸之间绘风云，都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最可贵的是他的创作都洋溢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凝重而深沉，《采风大苗山》这幅国内杰出的水粉画生动地记录了1963年夫妻二人在广西大苗山收集素材的情景……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壁画——当他要出画册了，可他的作品却无法收拢，因为许多作品都刻在墙上。湖南常德的诗墙，那是一座数公里长的防洪大堤；他的石刻壁画《沅江水暖》和《澧水花繁》，一幅就是30米长；还有北京饭店的壁画《古都集翠》，人民大会堂的石雕壁画《松竹梅》，湘绣屏风《韶山冲》，深圳市“锦绣中华”缩微景观，巨幅彩陶壁画《黄鹤楼》，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平江春色》等。每张风景都山清水秀，每个人物都朝气蓬勃，每幅画面都磅礴大气。观看他的画作，你会感到无限生机和活力扑面而来，内心油然生出奋发向上之感。
在周令钊看来不管画什么，只要手不停笔，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文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走出来了，就都是成功的。周令钊崇善美，尚高洁，他将80幅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美术馆，依然靠离休费生活，他功成名就佳作等身，依然挥毫泼墨不停耕耘。许多人惊异他的创作常青树，好奇他的长寿养生道，他用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乐山乐水，笔不离手。”
《周令钊作品集》已经问世。这一厚册可以传世的美妙丰富、多姿多彩的画，是他70多年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酿成的丰盛果实。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能知道或计算出他此生从哪里得到启示，又从哪里去涉足，走过哪些弯曲的路，辛勤的采撷，复杂的试探，成功和失败……才创造出这样一些作品。
让我们分享周老先生这幸运而美好的心灵盛宴，祝福他身康体健、再有新作品面世吧！
画作有多少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从来没有统计过，有的只有碰上了才想起来。他的作品有多么知名呢？不论您对他本人是熟悉还是陌生，但是您肯定和他的作品有过亲密的接触。这么说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主席像，您有印象吗？国徽、共青团旗、星星火炬队旗您总见过吧，或许您参加过“文革”前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那无意中就成了他作品的一个实现要素，再说啦，人民币人人都离不开，还有人搞收藏。这些，都与周令钊的名字紧密相连。
周令钊丹青颂领袖，妙笔绘中华，众多设计关乎国家形象，人们赞誉他是“国家形象设计师”、“人民艺术家”，可他呐，“只认为自己是教员，是老师嘛，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画毛主席像，同事说好才是真的好”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日子。为了营造喜庆气氛，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中央美术学院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美院党委书记找到只有30岁的周令钊，把画像任务交给他，相信这个构思快、动手快的有名的“快手”，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因为他知道，在迎接北平解放的日子里，周令钊常常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便经常由周令钊去完成。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的国共和谈会场，就是周令钊带领学生们布置的：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场里8根柱子上分别写着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只木板制作的飞翔的和平鸽。会谈结束后，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那次的上佳表现，这次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的任务，他自然成为第一人选。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不是压力大，而是高兴啊，为了新中国，他和战友们奋斗了多少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第二天，他便带着他的助手、新婚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城楼，在大殿东墙外搭起三层脚手架开始工作。他画的毛主席像，是参照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这是由中央决定的。把方寸大小的照片创作成高6米、宽4.6米这么大幅的画像，这在周令钊也是第一次。
他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小格，然后画一幅30厘米×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先在铁板上打个油底子再画。还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和陈若菊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接到任务离开国大典不到20天，时间非常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们便开始作画，经常爬上爬下，远观近瞧，看看画得像不像，哪里还需要改。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口水壶里的水，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这样大约用了两个星期，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展现出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
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便说画得像是像，神情也好，主席的衣领敞开着与照片一样，但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上好，与明天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画完已是华灯初上。他们回到家快夜里十一点了。忽然，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周恩来总理到天安门审查，看见挂在城楼正中央的画像，下沿有毛主席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写字的好。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拆除，只好临时在天安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梯子又窄又高还有点晃。周令钊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笔爬上去，把那5个字抹去，然后补上衣服的颜料，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由于画面太大，他只能改完一边，下来，再上去，反复移动多次才大功告成。
改完画，不大一会儿天就亮了。周令钊随美院队伍赶去参加开国大典。站在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周令钊第一次从下面仰视挂起来的毛主席画像，觉得挺满意的。同事们看了也都高兴地夸赞他画得好，他心中才真正感觉到踏实。“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也没有这个意识，没有留下历史照片。”回忆起这段珍贵的历史，周令钊心中充满激动，略有一丝遗憾。
近年来，许多采访者问及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创作细节，周令钊与夫人商量，与其口述历史不如以画作形式记录画像绘制过程。于是，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以此作为对人民共和国一个甲子的美好纪念。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
解放后，周令钊的设计与他无限热爱的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重新设计国徽。中央美术学院小组组长张仃、成员张光宇和周令钊，清华大学小组由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不过，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了三个方案。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的梁思成，代表清华大学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仃、张光宇设计的是周围有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看到有一颗大五角星，周令钊感觉有点像越南国徽，他想五颗星不是也很好吗，而且还有中国特点，于是他提出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以别于其他方案。
开会挑选方案时，组长张仃去开会。会议同意周令钊的那个构想，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方案确定后，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专业的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平面图案画好后，就交给清华大学高庄老师制作国徽浮雕。高庄是周令钊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他的这个想法通过老师的手完成，巧合啊。在成形过程中，高庄还做了改动：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 周令钊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国徽，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徽之一，有东方特色，质感和观感俱佳。以前报纸登过一篇“国徽是谁设计的”文章，里面说国徽是周令钊设计的。周令钊一看就不高兴了。他立刻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强调“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人，那也不应该是我，你应该去找高庄，因为最后是在他手上成形的啊。”但是，高庄也认为国徽不是个人作品，而是集体设计。
“七八十万人的大游行，牵涉的细节非常多”
周令钊从1950年到“文革”前的15年间，一直担任国庆节和“五一”节天安门盛大游行的总体设计。他说，仪仗队、游行队伍的美术设计包含很多美学常识，有它自身的主题和结构，尤其是七八十万人的大游行，牵涉的细节非常多，每次设计都要花好几个月时间。为了突出观赏效果，首先这些队伍的服装要鲜艳、整洁，伴以彩车、旗帜以及舞蹈、乐队表演，以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其次，游行队伍里标语、花束等道具的布置也相当重要，事前要把队伍从头到尾画出一个长卷效果图，反复修改，经领导审查通过后才开始制作；再者，年年要有新意。这需要激情、时代精神、创意和灵感，不是件容易事。
有一年，为了体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原来设计让群众手拿各色花束，形成“百花方阵”，但预演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却是一片灰杂之色，根本看不出红、蓝、黄等色彩来，他马上改为队伍前、中、后各拿一色花束，这样看起来更整齐鲜明。
彩车是游行队伍中的一个亮点，但如果出现抛锚，队伍马上就会混乱。为了保证队伍的正常行进，只得在汽车两旁各站一排人，外面罩上后根本看不出来，一旦抛锚，两旁的人立即推车继续前进；彩车上往往还有领袖的巨型塑像，这时还要注意测量道路两旁的电线高度，以免碰到而造成政治影响；原来一幅标语连起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抬着走，每个人都感觉太重，而且行走也不方便，后来改为一个字一块，几个人抬一个字，这样就轻松多了。
周令钊还设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储蓄所标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历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团体操背景画、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等，在多个领域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华。
“人民币设计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而且美呀”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的晋察冀边区。从第二套人民币到现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由周令钊担任总体设计。
1950年，周令钊接到新人民币设计任务，领导交待说：时下伪造钞票很厉害，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涉及到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新币设计要绝对保密，不能有丝毫泄露。那段时间，夫人陈若菊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周令钊在设计中追求民族气息，他用了“唐草”、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一看，就是中国钱币。他考虑到质检员要一张张地查看印钞，所以号码既要显眼，背景用色又要很淡，免得时间长了把质检员眼睛累坏。而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为了设计的直观效果，把壹分到拾元、佰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结果自己的眼睛却累坏了，才30岁出头就不得不戴上老花镜。
设计新钞票，自始至终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和细致的审查。原本伍元币画有群众队伍抬着毛主席像，贰元币画有火车头上挂着毛主席像，壹元币按比例缩画的天安门城楼上挂有毛主席像，中央领导审批时提出：“真人、活人不能上钞票。”因此人民币上没画毛主席像。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最初由罗工柳、周令钊两人搞。经领导批准，陈若菊、侯一民参加进来。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主景图像和背景绘制。这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侯一民深入工农业生产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方寸之间见生产”，是“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擅长画图案，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画花花草草，只好画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蕴含积极向上的意义。
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充分体现出民族特色，也是周令钊醉心的。好的设计，必须要有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吧，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你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左思右想真是没法儿画。在这个关键时刻，罗工柳鼓励大家说，这次人民币设计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搞一个56个民族、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周令钊说：“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而且美呀，能入画呀。如果画飞船，恨不得明天就改掉了。”他们这个思路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但是56个民族不能都画。经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100万以上的民族、以数量为序上钞票，如汉族、蒙古族……对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艺术家们最花心思。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了三年，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集区。
陈若菊特别注重中国人喜欢且讲究的传统的吉祥图案。在不同的币值上，她根据民族人物选择相应的装饰图案，比方壹元、贰元、伍元和拾元的背景图案，分别是喜鹊登梅、竹林绶带、松鹤同春和凤穿牡丹，另外配有荷花、兰花、宝相花等。
至于说到面额，周令钊起初设计的最大面额是伍拾元。未料到刚设计完了，又突然接到通知要设计壹佰元币，但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许久，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游行队伍簇拥着四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佰元币上画四位领袖的头像，而且这四位领袖人物都过世了，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是可以上钞票的。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了中央的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 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三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
“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周令钊其实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画家，他在艺术上的造诣绝对不在他的那些鸿篇巨制的设计之下。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没有母亲，不会有周令钊的生命，而没有母亲任图画教员的影响，也同样不会有周令钊的美术爱好。上小学时，故乡的青山秀水、汩罗江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后来他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又入上海印刷制版学校学习照相、制版等实用美术技术。
1938年，日本将攻占武汉时，周令钊积极热情真诚投入抗日活动，他以画笔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当时，田汉主持在武昌面对长江的黄鹤楼高大的石壁上创作全国军民抗日图，汪仲琼、韩尚义、周多、周令钊几个画家，作为紧急任务，设计制作这幅壁画。周令钊年纪最小，因此用个篮子把他从黄鹤楼上往下吊着，画整幅大画上面部分，很精彩。最后，田汉验收时指出前方部分空隙间应增加3组画面，又由周令钊补画。周令钊还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在长沙、武汉、广州、广西及云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画宣传画和设计布景；参加过田汉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的工作，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可爱的头戴钢盔的幼鸽，蕴含着爱好和平的小白鸽，为了抗日，也戴上头盔，走向战场）。
抗战胜利后，周令钊回到上海，在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他来到北平，进入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解放后，周令钊参与了众多的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可他内心深处最爱恋的依然是画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的绘画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特点，他是少数几个没有受到学院派过多影响的大师之一，在绘画中，完全走自己的路。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他经常出去采风、写生，跋山涉水，餐风饮露，深入到村寨茅屋搜集传统图案，记录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装饰特征，从服饰到建筑，从生活起居方式到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从不缀手的速写本收录了数量庞大的民族文化素材。这些庞大的资料，通过他的整理，融合到他的绘画上。因此，他的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作品，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在方寸之间绘风云，都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最可贵的是他的创作都洋溢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凝重而深沉，《采风大苗山》这幅国内杰出的水粉画生动地记录了1963年夫妻二人在广西大苗山收集素材的情景……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壁画——当他要出画册了，可他的作品却无法收拢，因为许多作品都刻在墙上。湖南常德的诗墙，那是一座数公里长的防洪大堤；他的石刻壁画《沅江水暖》和《澧水花繁》，一幅就是30米长；还有北京饭店的壁画《古都集翠》，人民大会堂的石雕壁画《松竹梅》，湘绣屏风《韶山冲》，深圳市“锦绣中华”缩微景观，巨幅彩陶壁画《黄鹤楼》，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平江春色》等。每张风景都山清水秀，每个人物都朝气蓬勃，每幅画面都磅礴大气。观看他的画作，你会感到无限生机和活力扑面而来，内心油然生出奋发向上之感。
在周令钊看来不管画什么，只要手不停笔，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文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走出来了，就都是成功的。周令钊崇善美，尚高洁，他将80幅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美术馆，依然靠离休费生活，他功成名就佳作等身，依然挥毫泼墨不停耕耘。许多人惊异他的创作常青树，好奇他的长寿养生道，他用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乐山乐水，笔不离手。”
《周令钊作品集》已经问世。这一厚册可以传世的美妙丰富、多姿多彩的画，是他70多年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酿成的丰盛果实。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能知道或计算出他此生从哪里得到启示，又从哪里去涉足，走过哪些弯曲的路，辛勤的采撷，复杂的试探，成功和失败……才创造出这样一些作品。
让我们分享周老先生这幸运而美好的心灵盛宴，祝福他身康体健、再有新作品面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