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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绝密情报促使红军长征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这是习仲勋同志1996年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简练生动的文字把人们的思绪一下拉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中央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立即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點。同时，项与年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他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之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
经反复思索，他决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他思索片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
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红军的长途转移，国民党军是学不来的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取得胜利。然而，蒋介石铁了心要把红军从地球上抹掉，所以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剿”并未停止。为了在陕北这个新的根据地坚持下来，发展下去，毛泽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动员和鼓劲，而“长征”经常被用作事实论据。
1936年12月，他在红军大学作了一次非常著名的讲演，这就是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学员们面前，毛泽东6次提到长征，强调“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战略防御的继续”，这种战略防御在陕北还要持续下去，但总有一天会发生逆转。他还断言，国民党军将来进行战略退却时，由于“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换句话说，红军正是有了深厚的人民基础，所以最终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从下面两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也可以看出，红军背后的人民力量。
半床被子。1934年11月初，中央和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分三路，从湖南汝城南出发，沿途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难。他们经过了一个叫沙洲的村子时，有三位女红军住进村里的妇女徐解秀家里。第二天下午，女红军要走了。为了感谢徐解秀，她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了一半送给她。徐解秀不忍心，也不敢要。三位紅军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红军离开沙洲村后，敌人随后赶来，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留给徐解秀的半床被子也被搜走了，还把她拖到祠堂里跪了半天。徐解秀说：“虽然那辰光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给穷苦人半条的人。”
弄染结盟。陆瑞光岀生于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由于他忍受不了官府的压迫，30多岁时，率领族人抗捐、抗款、打富济贫，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派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兵进剿，血染弄染，杀死了陆瑞光的父亲和大哥。后来反动派采用招安和离间的伎俩，陆瑞光没有识破反动派的奸计，在与板乐一带的布依族人争斗中，弄得两败俱伤。
正当陆瑞光苦恼彷徨之际，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来找他。那是1935年4月16日，红军首长向他讲解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劝告他警惕反动派的反间计，加强民族团结。陆瑞光听了非常高兴，当晚与红军订立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协定。第二天红军离开弄染，向北盘江进发，陆瑞光带了20多个弟兄一直送到乐纪高山顶上，才珍重道别。
弄染寨坐落在群山之中。通向北盘江的一条小路必经弄染。陆瑞光的行动避免了双方的战事，为红军争取了时间。
国民党档案揭秘红军长征缘何越走越强
由上可见，民心是红军长征胜利，国民党“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的相关档案也做了具体分析，并且还从其他方面揭示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 从“残匪”到“强寇”，红军赢在民心。“据飞机报告：匪大股由大庚北约二十余里之铁司山、龙王山一带，向西北移动，似有继续西窜模样。”……在国民党相关档案中，对于红军“匪”的称呼贯穿始终，前期多称之为“残匪”，如记录红军“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到后期称之为“匪部”，甚至出现了“强寇”的字眼。
字词上的轉变体现了红军由弱走强的趋势。众所周知，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但军纪严明，依靠打土豪得到补充，依靠分田地得到民众的拥护。在《陆军第六十二师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初出发时，每连有八九十人或百余人。瑞金的百姓，自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均集中起来了。或编在连上，或编为担架兵……买不到粮食，全靠打土豪来吃。”
档案不仅记载了红军军纪严明，也将国民党方面军纪政纪败坏暴露无遗。《剿匪军追剿军第一兵团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4年12月）》中记录，在湖南省通道县县城至白沙铺一带，“盖赤匪盘踞该地，不过数日，而其所需，均取自财主之家。对于一般穷苦民众，并未予以不利，且多数为其宣传所动。故国军到时，民众多相率逃避，在家者均系老弱。民心如此，隐患良深。”
战斗详报窥见红军浴血苦战。一份《侯之担关于红军突破乌江的电报（1935年1月10日）》记载着，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在溃败后，用大篇幅描述自己作战英勇的同時，也记录下红军突破乌江英勇作战的细节。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巩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敌防，制该匪于南岸……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如今，阅读这份电报，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窥见当年红军将士浴血苦战的场景，这种奋力拼杀的精神也成为一种长征精神。
敌方实力派拥兵自保，红军巧妙周旋。1928年12月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号称统一了全中国，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军阀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最为典型的就是云南军阀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湘，龙云想要把红军“送入”四川，刘湘则想阻挡红军入川，使之入滇，为此双方互相指责。同时，为了拥兵自保，刘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拟派10个师入川“助剿”的要求，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红川桂秘密协定》，给红军以过境的便利。
国民党并非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清，在一份《四川剿匪军第三路军军戍区民众劳军代表团的快邮代电（1934年12月28日）》档案中这样总结：“我军亦非不能勇战，只因内部团结不坚，拥兵者宅心不尽纯洁，而负统一指挥之责者，又难以行使职权，遂不免有图保实力，藉匪自重者，良由防区恶制相沿已久，强弱稍异、权力不均。窃虑匪患告靖，又起内争，盘马弯弓，留以有待。故有坐视他部被攻，如隔岸观火者；又有拥一营、数营之众。匪来只五六人或数十人，遂相率溃逸者。”“盖各部平日不相胶附，聚景搏沙，早为匪所窥破。”
红军能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下走向胜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敌方内部矛盾，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我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并巧妙利用沿途各地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将敌人各个击破，一步步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新长征”：打乱蒋的如意算盘
总之，长征是人民军队凤凰涅槃的一段重要历程，也是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长征的悲壮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在沦陷区创建了一些抗日根据地，但因日军不断地进行扫荡和蚕食，在1942年时面临严重困难，有可能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新长征”。这是毛泽东绝不愿意看到的。
是年8月4日，他专门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了一份电报，主旨是4个字——“精兵简政”。考虑到根据地民力有限，他要求陈毅不可一味扩军，而要压缩军队规模和党政机关人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他特别告诫陈毅：“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
进入1945年，抗战胜利曙光在望。为了加速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时隔7年后，专门召开了七大。大会第二天，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他特别回顾了人民军队的抗战历程，谈到抗战初期人民军队弱小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但是，这支不被看好的军队，到抗战接近尾声时，已发展到91万，“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毛泽东断言，这支军队不仅将最终击败日军，还会在可能爆发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神来之笔。如果说这是一次“小长征”，那么也是共产党军队“主动”进行的“新长征”，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对这次重大的战略行动，毛泽东自然十分重视。1947年8月12日，他专门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提出3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居然是“多休息”。
毛泽东是战略家，一般只关注全局，怎会如此重视“休息”这个细节呢？还是缘自长征的教训。当年，红军伤亡过大，有不少人不是战死，而是太疲劳而“累死”。毛泽东也许担心刘邓对“注意休息”这个问题引不起足够重视，所以特别强调长征的前车之鉴：“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急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即使取得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长征。1954年10月18日，在刚刚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国防部前身）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回顾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3次提到长征，并进行了很有想象力的比较：“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 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的另一次长征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除此之外，還有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紅二十五军进行的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虽然他们没有爬雪山过草地，但同样可歌可泣，功勋卓著。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虽不足3000人，却因过去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指战员们多是经过多年战斗考验的骨干，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实行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不过该部队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和侦察敌军调动困难。出发十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一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最终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
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十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这是习仲勋同志1996年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简练生动的文字把人们的思绪一下拉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中央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立即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點。同时，项与年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他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之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
经反复思索，他决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他思索片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
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红军的长途转移，国民党军是学不来的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取得胜利。然而，蒋介石铁了心要把红军从地球上抹掉，所以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剿”并未停止。为了在陕北这个新的根据地坚持下来，发展下去，毛泽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动员和鼓劲，而“长征”经常被用作事实论据。
1936年12月，他在红军大学作了一次非常著名的讲演，这就是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学员们面前，毛泽东6次提到长征，强调“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战略防御的继续”，这种战略防御在陕北还要持续下去，但总有一天会发生逆转。他还断言，国民党军将来进行战略退却时，由于“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换句话说，红军正是有了深厚的人民基础，所以最终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从下面两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也可以看出，红军背后的人民力量。
半床被子。1934年11月初，中央和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分三路，从湖南汝城南出发，沿途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难。他们经过了一个叫沙洲的村子时，有三位女红军住进村里的妇女徐解秀家里。第二天下午，女红军要走了。为了感谢徐解秀，她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了一半送给她。徐解秀不忍心，也不敢要。三位紅军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红军离开沙洲村后，敌人随后赶来，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留给徐解秀的半床被子也被搜走了，还把她拖到祠堂里跪了半天。徐解秀说：“虽然那辰光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给穷苦人半条的人。”
弄染结盟。陆瑞光岀生于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由于他忍受不了官府的压迫，30多岁时，率领族人抗捐、抗款、打富济贫，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派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兵进剿，血染弄染，杀死了陆瑞光的父亲和大哥。后来反动派采用招安和离间的伎俩，陆瑞光没有识破反动派的奸计，在与板乐一带的布依族人争斗中，弄得两败俱伤。
正当陆瑞光苦恼彷徨之际，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来找他。那是1935年4月16日，红军首长向他讲解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劝告他警惕反动派的反间计，加强民族团结。陆瑞光听了非常高兴，当晚与红军订立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协定。第二天红军离开弄染，向北盘江进发，陆瑞光带了20多个弟兄一直送到乐纪高山顶上，才珍重道别。
弄染寨坐落在群山之中。通向北盘江的一条小路必经弄染。陆瑞光的行动避免了双方的战事，为红军争取了时间。
国民党档案揭秘红军长征缘何越走越强
由上可见，民心是红军长征胜利，国民党“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的相关档案也做了具体分析，并且还从其他方面揭示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 从“残匪”到“强寇”，红军赢在民心。“据飞机报告：匪大股由大庚北约二十余里之铁司山、龙王山一带，向西北移动，似有继续西窜模样。”……在国民党相关档案中，对于红军“匪”的称呼贯穿始终，前期多称之为“残匪”，如记录红军“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到后期称之为“匪部”，甚至出现了“强寇”的字眼。
字词上的轉变体现了红军由弱走强的趋势。众所周知，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但军纪严明，依靠打土豪得到补充，依靠分田地得到民众的拥护。在《陆军第六十二师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初出发时，每连有八九十人或百余人。瑞金的百姓，自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均集中起来了。或编在连上，或编为担架兵……买不到粮食，全靠打土豪来吃。”
档案不仅记载了红军军纪严明，也将国民党方面军纪政纪败坏暴露无遗。《剿匪军追剿军第一兵团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4年12月）》中记录，在湖南省通道县县城至白沙铺一带，“盖赤匪盘踞该地，不过数日，而其所需，均取自财主之家。对于一般穷苦民众，并未予以不利，且多数为其宣传所动。故国军到时，民众多相率逃避，在家者均系老弱。民心如此，隐患良深。”
战斗详报窥见红军浴血苦战。一份《侯之担关于红军突破乌江的电报（1935年1月10日）》记载着，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在溃败后，用大篇幅描述自己作战英勇的同時，也记录下红军突破乌江英勇作战的细节。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巩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敌防，制该匪于南岸……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如今，阅读这份电报，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窥见当年红军将士浴血苦战的场景，这种奋力拼杀的精神也成为一种长征精神。
敌方实力派拥兵自保，红军巧妙周旋。1928年12月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号称统一了全中国，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军阀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最为典型的就是云南军阀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湘，龙云想要把红军“送入”四川，刘湘则想阻挡红军入川，使之入滇，为此双方互相指责。同时，为了拥兵自保，刘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拟派10个师入川“助剿”的要求，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红川桂秘密协定》，给红军以过境的便利。
国民党并非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清，在一份《四川剿匪军第三路军军戍区民众劳军代表团的快邮代电（1934年12月28日）》档案中这样总结：“我军亦非不能勇战，只因内部团结不坚，拥兵者宅心不尽纯洁，而负统一指挥之责者，又难以行使职权，遂不免有图保实力，藉匪自重者，良由防区恶制相沿已久，强弱稍异、权力不均。窃虑匪患告靖，又起内争，盘马弯弓，留以有待。故有坐视他部被攻，如隔岸观火者；又有拥一营、数营之众。匪来只五六人或数十人，遂相率溃逸者。”“盖各部平日不相胶附，聚景搏沙，早为匪所窥破。”
红军能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下走向胜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敌方内部矛盾，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我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并巧妙利用沿途各地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将敌人各个击破，一步步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新长征”：打乱蒋的如意算盘
总之，长征是人民军队凤凰涅槃的一段重要历程，也是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长征的悲壮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在沦陷区创建了一些抗日根据地，但因日军不断地进行扫荡和蚕食，在1942年时面临严重困难，有可能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新长征”。这是毛泽东绝不愿意看到的。
是年8月4日，他专门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了一份电报，主旨是4个字——“精兵简政”。考虑到根据地民力有限，他要求陈毅不可一味扩军，而要压缩军队规模和党政机关人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他特别告诫陈毅：“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
进入1945年，抗战胜利曙光在望。为了加速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时隔7年后，专门召开了七大。大会第二天，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他特别回顾了人民军队的抗战历程，谈到抗战初期人民军队弱小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但是，这支不被看好的军队，到抗战接近尾声时，已发展到91万，“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毛泽东断言，这支军队不仅将最终击败日军，还会在可能爆发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神来之笔。如果说这是一次“小长征”，那么也是共产党军队“主动”进行的“新长征”，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对这次重大的战略行动，毛泽东自然十分重视。1947年8月12日，他专门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提出3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居然是“多休息”。
毛泽东是战略家，一般只关注全局，怎会如此重视“休息”这个细节呢？还是缘自长征的教训。当年，红军伤亡过大，有不少人不是战死，而是太疲劳而“累死”。毛泽东也许担心刘邓对“注意休息”这个问题引不起足够重视，所以特别强调长征的前车之鉴：“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急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即使取得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长征。1954年10月18日，在刚刚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国防部前身）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回顾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3次提到长征，并进行了很有想象力的比较：“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 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的另一次长征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除此之外，還有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紅二十五军进行的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虽然他们没有爬雪山过草地，但同样可歌可泣，功勋卓著。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虽不足3000人，却因过去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指战员们多是经过多年战斗考验的骨干，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实行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不过该部队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和侦察敌军调动困难。出发十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一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最终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
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十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