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节气真是神奇，过了白露，秋老虎立刻就成了纸老虎，接着，一阵秋雨一阵凉，转眼就中秋将近。秋天，就这样坐实了。年轻时，实在喜欢秋天的况味，每到秋天，总暗怀期待，想着某日走在路上会掉进兔子洞，或者遇到南瓜马车。中年之后，这样的期待，自然是少之又少，换季时节，多的是实实在在的各种担心，不说也罢。在对待秋天的态度上，我和妈妈越来越相像——人心老到一定程度，也就定住了；我的初老，却是有加速度的。从春天到夏天的换季，我们娘俩总是大动干戈，发动全家人一起帮忙，隆重地收进厚的被褥衣物，小心翼翼挂出轻薄衣衫；入秋的换季，我们总是悄无声息地收进夏季衣裙，不动声色地挂出秋季衣裳，做这些的时候，连眼神也不想交会，我们知道，一碰触，就会在彼此的眼睛里读到这样一句话：又一年了！
　　妈妈和爸爸并没和我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个小岛上，我们三姐妹在那里出生，我爸爸的父母亲也在那岛上出生，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爸爸似乎也不知道；但推想一下，迁移来我们这个东海深处小岛的，会是怎样的人呢，海盗？朝廷命犯？饥民？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特意去追寻——眼前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在岛上，我们有自家的老屋。五十多年前，奶奶特意雇船去象山买的椽子，瓦片与砖头出自我们岛上一个破落地主的宅子——奶奶买了他家整整一个厝头。想象一下，成摞成垛的黑瓦红砖，能合抱的圆木，还有用来垒外墙的岩石，还有这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一块三百多平方米的地基，开建之初，我奶奶该怀着怎样的期待，打量她眼前的一切。建成之后，这屋子面朝大海，屋后是半山桃花半山梨花，屋旁是油菜地和小麦地，春天来时，足够诗情画意。但是，我爸爸说，奶奶错就错在她在院子里种了柏树，松柏之类的树木，是长青在坟墓之畔，不该拿来做庭院树的。因为新屋建成没几年，爸爸就犯了事。对我们来说，爸爸的事，也已是历史，早已过去，我们活在当下。前不久，我们翻新了老屋。通常，过年的时候，我们三姐妹才回家团聚，老屋子一下子装了十五六人，生活自然有种种不便，于是，我们装修了四个客房和四个卫生间，屋东屋西，装上了两个足够大的可加热的太阳能热水器，这样，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住得舒舒服服。至于平日里妈妈怎么收拾这么多房间，怎么对着用也用不完的热水皱眉头，我们也就一想而过，反正对妈妈来说，只要我们开心，她怎么样都无所谓。她一直都是为我们活着的，不是吗？
　　妈妈不大出岛，她和爸爸，住在奶奶造的、女儿们翻修过的屋子里，过着他们安稳的日常——不愁吃，不愁穿，女儿们也都听话上进，对这样的晚年，妈妈应该是满意的吧？妈妈偶尔出岛，理由不外乎三个，头一个自然是来帮我的忙，比如换季，比如我出差的时候，她来代我做家里后勤；然后呢，是出岛拜佛，她们几个老姐妹结伴，到各处庙里去结缘拜佛，最远的，去过九华山；最末一个呢，是出岛看病，她有什么不舒服，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到码头去接她。
　　今天，我就在码头这边等她渡船过来。我们这岛，马上就要通桥了，漫长的舟楫时代，很快就要被翻过去了，扣着船班的时间赶啊赶的日子，也就要成为回忆了，成为回忆，也就等于说将要被我们忘记了。所以，这会儿，我竟然有点珍惜眼前的这份等待。我就出了车，撑了一把伞，在出口处张望海面，远山朦胧，层层叠叠，是山外山，海外海。去过日本的人都说，我们这里的景致，很像濑户内海那一块。我没去过，但琢磨着想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国旅游变成可以列入家庭年度计划的一件很平常的事。
　　轮渡已经在海中央了，船头的升降栈桥已清晰可见。普通的铁壳渡轮换成这宽敞的轮渡，也不过是这七八年间的事情，可我总觉得似乎已经很久了，久到让人以为原本就一直是这轮渡往返在两岸间，木船和铁壳船，似乎从未有过。管在出口处的码头检票员，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越来越像你妈妈了。”有好几个朋友也这样和我说过，我听着很高兴。妈妈一直是我眼里的美人，和妈妈相像，岂不就是我越来越美了？当然，孩子眼睛里，妈妈是最美的，这个无疑，可我爸爸说，他当初接受奶奶给挑选的妈妈，是因为妈妈长得实在好看，妈妈小时候还演过李铁梅呢，可见我妈妈真的是美的。我家先生对我说了实话，他说不是容貌相像，而是神情上，越来越像了。
　　这会儿，妈妈到眼前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她的神情，找不出一个形容词来概括，说什么好呢？如果硬要说，那就是妈妈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在等什么事情，对了，就好像总有一件事还没有好好处理的样子，是焦灼吧？肯定不是。是沉思吗？也不大像。就是一副没有“释然”的表情。我，也是这个表情吗？
　　妈妈见了我，表情就放松下来，给了我一个眼神亮亮的笑脸，就像我从前在人群中找到她一样。乘我开的车，妈妈就不会头晕，不是因为我车技好，相反，是因为我车技不大好，她太投入地为我紧张，就忘记头晕了。真神奇。到了医院，妈妈跟在我身后，乖乖地，像个小孩儿。我回头看她的时候，她就立刻收起她四处搜寻的视线。她总像在找什么。有一回，我特意观察过，她搜寻的都是八十多岁老干部模样的男人，她甚至会走到人家跟前细细看眉眼。我问过她在找谁，她就笑笑，不说话，挺不好意思的样子。难道她从前迷恋过一个比她年长十多岁的下乡知识青年？即便真迷恋过，大概也就是远远地暗恋那种吧？或许就是这种暗恋，更让人放不下吧？但无论怎么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这样沉迷的话，多少也有点“花痴”嫌疑吧？我暗暗好笑。身為女儿，自然不该去拆穿她，由她去吧。
　　妈妈和爸爸，是经媒妁之言结的婚，即便我妈妈真的很好看，我爸爸多少也心有不甘吧。那时候，他在村小学做语文老师，天天穿白衬衫，人又长得帅，他觉得他有“不甘”的资本，他对婚姻不甘，对职业和生活，也有种种不甘，他总觉得他的世界应该更大一些，在这么个小岛上做这么个代课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是他的理想生活。他爱读小说，爱写诗歌，是的，他真的是个诗人，他有雄心壮志，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他开始暗地里买进我们岛上渔民的全国粮票，带到温州、慈溪这样的地方去卖掉——那两个地方的人，已经悄悄地在全国流动做“鸡毛换糖”之类的小生意了，中间自然有个差价，这是个好买卖。年轻的诗人是狂妄的，赚了钱，不知道遮掩，还炫耀，你知道他怎么炫耀的吗？“一年的乡财政都不如我半年赚的。”你想想吧，能这样炫耀吗？于是，在1976年的某天，他被岛上的朋友出卖，在宁波被抓了个现行，递解到原籍来处理，岛上的公社书记，就是决定爸爸命运的人。奶奶和妈妈，到处求人，求他们为我爸说好话，到公社书记那里，自然是千求万求，家里有三个五岁以下的女儿，有年迈的父母，如果被判刑了，我们一家怎么办？我奶奶说，就是买卖粮票啊，只是买卖粮票啊，又不是杀人越货！——奶奶是见过海盗的。 　　也是个雨天，我们去公社大礼堂前的操场，看爸爸被公判。我们挤啊挤，挤到爸爸身边，爸爸的脸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看到我们，他朝我们笑，就跟平常跟我们笑一样，还跟我们飞眉毛。我担心地看着他手腕上的手铐，爸爸举起手铐，朝我们旋转了一下，很多年之后，他说，他当时是想告诉我们，手铐松松的，戴着不痛。我觉得“诗人”对世事的反应，真是搞怪的，在那样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担心手铐的松紧呢？真的比我还像小孩子啊。
　　好吧，也许你猜到了结果，我爸爸被判刑了，但是，你未必猜得到他被判了几年。几年？十二年！人生，有几个十二年啊！
　　很多年之后，我和朋友们说这段往事，他们安慰我说，啊，你爸爸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死了，对吗？有的朋友为了增强安慰的力度，特意说，你看，你爸爸现在活得很好啊，现在活得好，就是最好的了。
　　也许，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吧。
　　那么，在漫长的十二年里，沒有抛弃我们的妈妈，即使有一段隐情，那也是不该被指责的。有时候，我很想跟她说，那男人是谁，我帮你去找。但终于问不出口。由她去吧，由她在我身后东张西望吧。
　　这一次，她好像找到了目标，她拉住我的手，朝一个腰板笔挺、满头银发的老先生走去，我暗暗觉得我妈妈眼光真是不差。我们到了他跟前，妈妈拉着我的手一直在哆嗦，她的嘴唇也在哆嗦，那老先生正在仔细地读他的化验单，对站在他面前的我们，视而不见。
　　“吴书记，”妈妈叫了一声，又提高了声调叫了一声，我觉得她简直要哭出来了。
　　那男人抬起头来，不解地看着妈妈，说：“您有啥事？”
　　妈妈把我推前一步，说：“这是杨慕云的女儿，大女儿，还有两个女儿也都长大了，都过得很好。杨慕云也活得好好的，都做外公了。”
　　那个男人皱紧眉头说：“我不认识你们啊。”
　　我妈说：“那你总该记得有个杨慕云吧？”
　　“杨慕云？谁？我不认识啊。”
　　“您是当过孟公岛公社书记的吴书记吗？”妈妈问。
　　“是啊，我是。”
　　“1976年的时候，您在孟公岛吗？”我明白过来，退后一步搂住浑身颤抖的妈妈，一边着急地提示那老人。
　　吴书记算了一下，点头说是。
　　“你再想想，杨慕云啊，你真的不记得杨慕云了？”妈妈上前一步。
　　“我真的不认识啊！”吴书记很无辜地看着妈妈，说，“你不会认错人了吧？”
　　我把妈妈拉到一边，我赔笑问：“吴书记您能留个电话给我吗？我爸爸认识您，他自己来找您，您一定想得起来。”
　　吴书记把脸转向我，沉吟了片刻，说：“我不会给一个陌生人电话号码的。”
　　妈妈又冲上一步，对着他的脸说：“你再想想，那个时候，我和我婆婆，带着三个女孩儿，一个五岁一个四岁，还有一个抱在手上，我们来向您求情，您真的忘记了？”
　　吴书记抱着臂膀想了想，摇头说：“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妈妈还要再上前，被我拉住了。我们目送吴书记从我们的视线里离开，他一步一步走得稳当，稳稳地下了电动扶梯，身板笔挺，神态从容。我揽着妈妈站了会儿，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许我们想哭来着，但我们看看周围走来走去的人群，到底是把持住了。我们照计划去看病。妈妈这个病，说起来也是疑难杂症，说是左右心室间有一处小缺口，但是，医生说，如果这是真的，妈妈的心脏一定扛不过生育的压力，而且一生还是三个。妈妈说，生孩子倒没什么，别的，我也都扛过来了啊，为了被评为“正工分”，我做和男人一样的体力活。
　　关于做过的体力活，妈妈陆陆续续跟我们讲过一点。因为爸爸不在家，爷爷已经年老，她必须把自己当正劳动力，也就是说，得和成年男人做得一样。春天下秧田，水田里水还是冷的，若在经期，一下水，整个人就得哆嗦好一阵，她也照样出工。挑的担子，是男人的分量，没人疼惜她，或者，她不要人家疼惜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当年修水库修盐田，她也是没日没夜在工地上，个子矮，前头有人把扁担往后一耸，正好就撞在她的额头，那个地方，现在还会疼。要是妈妈不这样做，她就得不到正工分；如果没有正工分，我们家的欠粮就会多，我们可能根本就吃不上饭了。妈妈这样讲的时候，我们都绷紧了身体听，讲到最后，我们总愿意把往事结束在美好的地方，比如，妈妈总会带好吃的来，秋天砍柴的时候，她会带一种叫“乌米饭”的野果子，冬天呢，会带金橘给我们吃。那时候，她和固定的两三个女人搭伴去山上偷松毛——就是把落在地上的松针装进口袋背回家，当引火柴用的。山地都是集体的，松毛即便落在地上，也还是集体的，必须在半夜里偷偷去装，还得避开管林员，说起来也是很惊险，但妈妈总是会顺便摘些金橘来给我们吃。现在想想，这哪是顺便呢？但妈妈说就是顺便摘的。我们三姐妹在夜里哪是等妈妈回家啊，说等吃金橘更实在。妈妈总不让我们失望，她看着我们吃，气定神闲地笑。就是这么为了我们在苦挨，妈妈也从不把外面受的委屈带回家发到我们身上——这一点，到现在我还做不到。妈妈不喊苦，不喊疼，她说“有点疼”的时候，那程度，必是别人疼得不行了。如果是残缺的心脏，能扛过这些吗？连医生也觉得不可能。后来我带妈妈去杭州查，医生说，左右心室应该是各自封闭好的，否则这么多年过不下来，不过，在B超图像里看上去，有一股血流真的是像在左右相通。妈妈自己做了判断，说，肯定好的，没问题。她平常就吃些保心的药，遇到难受的时候，再到医生这来，看一看，加大些药的剂量。
　　今天也是这样，她和医生说，最近又睡不好了，胸闷，难受。医生就开了一些药。
　　我开车送妈妈回去，雨还是在下。妈妈反复说：“他怎么可以不记得呢？”我问：“妈妈，你想要他怎么样呢？”妈妈说：“我只要他记得就好了。”我本想说，事情都这样了，记得和不记得有什么区别呢，但我终于还是顺着妈妈的话说：“只要记得就好了吗？”
　　“对啊，只要他记得，再让他知道我们现在都过得不错，我就解气了。”说起来，妈妈的表情里，一直都有点气呼呼的——也就那么一点点。 　　妈妈的逻辑，我真的不大懂，可我也说不出别的来。快到家的时候，妈妈特意嘱咐我：“不要和你爸说今天这事，省得他难过。”我答应了。妈妈又说：“你想想，我和你奶奶带着你们仨，这样去求过他，差不多就是跪着求了，他怎么好不记得呢？对了，好多五岁时候的事，你都记得，这个事情，你总记得吧？”
　　我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模模糊糊记得的。”
　　“就是啊，你一个五岁的小囡都记得，他这么个大人怎么就好忘了？”
　　说话间，车就开到家门口了。爸爸已经在那里等着，手里拿着妈妈的一件薄外套。
　　二
　　我回到家里，和先生说起这事，先生说：“那个时候，多少人被冤枉啊！爸爸这样，也算还好吧？”关于那个时代，我们已经听过足够多足够惨的故事，和它们相比，爸爸的故事，实在太小儿科了。对于自己的劳改岁月，爸爸也总是讲得很美好，他告诉我们他怎么管队里的西瓜，夏日里被派出去管瓜地，是极清闲的事，他就躺在瓜棚里读书；他还说起过怎么给队里的人上文学课，甚至，他還帮队友代写情书，他还自学许国璋的英语，他还跟着队友学武术来着，有一回，他甚至还说，真庆幸有那么一段可以专心读书的日子，这把他和他原先在岛上的那些朋友们区别开来，他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即便身陷囹圄，只要不迷失自己，就总能有收获。”他说的那些，好像都是真的，因为，他出狱的时候，挑回家两担书，还带回他自己的诗词歌赋手稿。关于受过什么苦，他从来不说，我们也没问，只有一两回，他说漏嘴了，比如老犯人如何欺负新犯人，但他没说几句，就立刻警觉了，又笑着说别的了。
　　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面，想想那么多人受过那么多苦，我们的苦，似乎也就微不足道了。临睡前，我跟自己这么说。我经常悄悄地和自己说话，可我想，这不是什么大毛病。跟平常一样，我进入了梦乡，每天晚上，我总有栩栩如生的梦来做，所以，对于梦想成真，我并没有什么希冀。这一晚的梦里，我见到了五岁的自己。奶奶左手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右手拉着我。妈妈也撑着一把黑伞，撑得太低了，我看不见她的脸，二妹走在妈妈的伞下，把伞柄扛在她的肩头，妈妈抱着三妹，她们跌跌撞撞跟在我们身后。雨应该很大，因为从伞沿流下的水是成条成块的，它们亮闪闪地碎在我的脚下，路面一片水亮。我们进了公社的大门，门中央涂得鲜红的五角星也在水光中闪亮，奶奶在院子当中拦住了一个男人，那男人的伞也很巨大，他滴溜溜地在手心里慢慢旋转着它，伞沿上的水摇摇摆摆地落下来，砸到我的脚上。我听不清奶奶在向他说什么，只是反复说着“求求你，求求你，我们这一家老小求求你”。那男人大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把三妹吓哭了，她嘤嘤地哭了起来，妈妈也哭了，一边就跪了下去，二妹赶紧扶正了她肩上扛的伞，她尽力想不让雨淋到妈妈，可是，妈妈已经跪在水里了啊。奶奶没有哭，她上前一步，去摇晃那男人的胳膊，边说了一串话。这下，我在伞外了，一天一地的雨都落到我身上，我的眼睛睁不开了，我的鼻孔被堵塞了，我想哭想喊奶奶，可我喊不出来。我醒了。
　　这是梦还是回忆？我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妈妈说：“对啊，就是这样的啊，那天雨是很大。你都记得的事，他怎么好忘记呢？”
　　我向妈妈问到了吴书记的全名，他叫吴正德，我又托社保局的同学帮我查他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她帮我查到了，一并把那单位会计的电话号码也给了我。我本想打电话去问的，想想还是自己找上门去了。我说是帮我爸爸找这个人，他们是多年老朋友，失去联系好多年了。会计一边说“要紧的，老朋友相遇时最开心了”，一边帮我在退休人员通信录上抄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还和我絮叨：“吴局长人特别好，对我们小辈很体贴的，记性真是好得不得了，退休二十多年了，到局里来，叫人一叫一个准，都不带犹豫的。你知道，有的老人会张冠李戴，他不会。”
　　这下，我有了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了，接下去，我该怎么办？
　　我不敢告诉我妈妈，她也许就会让我领着直接找上门去。找爸爸一起去吗？也不行，除非瞒过妈妈。还是找丁叔吧。他曾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公社会计，他知道整个事情的过程。关于朋友，经过爸爸这事情之后，我对这两个字，一直存有怀疑，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从来没有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我知道，是爸爸的其中一个朋友告发了爸爸。那年，临行前，爸爸起头组织了一个饭局，这事情，他经常做，所以，他赚来的钱，大半是用在这样由他埋单的饭局上。那一桌都是他的朋友，是他一叫就来能一起喝酒的朋友，当中的某一个人告发了我爸爸，而我爸爸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当初是谁告发了他，谁会承认呢？
　　丁叔现在退而不休，还在做他的会计，给几个小企业记账，和我偶尔还有些业务上的联络。我打了他电话，约了在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小饭店见面，说好了谁先到就谁点菜。我到得稍晚，他已经点好菜了，看看菜名，都是我喜欢的，说起来，爸爸不在家那些年，丁叔和我家走得还是蛮近的。丁叔闻起来像个陈年酒坛子，一天喝三顿酒的他，大概是一点也闻不到自己身上的酒味吧，否则，整个人酸溜溜的，自己也受不了。在第一道热菜上来之前，我把来意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他给我倒上杯啤酒，缓缓说道：“这事情，你爸爸不知道吧？你爸服刑这个事，怎么说都不是光彩的，现在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你何苦又嚷嚷出来呢？”我愣住了：“我爸这事，不过是买卖粮票，怎么不光彩了？”丁叔说道：“我这话是说得太直了，不过，理是这个理啊，不信你去问你爸爸，他会认为这事情光彩吗？”我瞪大了眼睛看他，实在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我从前熟悉的丁叔。我说：“难道你到现在还认为，买卖粮票就判人十二年，是对的？”
　　“这个没有对错的。当时就是这样啊！”
　　我知道，跟他已经没有道理可讲。我叫来老板娘，结账走人，留下一桌饭菜给他。
　　一天一地都是郁闷。好在我还有两个同胞妹妹，姐妹之间，会倾听，会共鸣，结果是，二妹和三妹决定中秋节回家过。自从她们俩南下发展，这二十多年，我们真还没有在中秋节团聚过，她们俩忙，忙小事业，忙小家庭，且都小有所成，我们现在连过年也是轮流回家陪爸妈，像这样三姐妹都聚齐，不容易。今年爸爸七十岁，我们中秋节前聚一聚，实在也是为人子女的本分，爸爸不会因此觉得突兀的。妈妈开始为爸爸的寿宴张罗，虽说也不过是家宴，可总也是一次宴会，冷菜几道热菜几道点心几款，甜羹做哪一种，妈妈在奶奶的菜单里选啊选，大半天才敲定。说起来，我奶奶也能算个“美食家”，我爸是这样说的，“我妈在吃上从来没有亏过我”，当年办大食堂的时候，我奶奶是食堂大厨呢，到现在，我妈做菜，还在奶奶的笼罩之下，也就不足为怪。我们住在奶奶造的房子里，吃着奶奶做法的菜，尽管奶奶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可我总感觉，奶奶仿佛昨天还在家里。 　　晚飯后爸爸练书法，铺了张大宣纸要写一遍《心经》，这种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待着。妈妈找出了爸爸的判决书，悄悄给我们看，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发黄的纸张，油印的，看上去又脆又薄，三妹捧在手里，我们凑在一起，听她轻声念：
　　“杨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为首纠集同队刘义、刘德、王旺等人从孟公岛等地，非法买进粮票二万五千余斤，多次流窜温州乐清、慈溪等地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一千七百余元，其中杨犯得一千三百余元，刘义分一百余元，刘德分八十余元，王旺分一百五十余元。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杨犯在去温州销赃途经宁波时查获归案。因杨犯大量收买粮票，致使一些人向国家、集体借粮，四处兑换粮票出卖，严重破坏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捕后杨犯违反监规，抗拒交代，拒不退赃。据此，依法从严判处倒卖粮票犯杨慕云有期徒刑十二年，并没收房屋两间。判决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止。
　　“同案犯刘义、刘德、王旺已做交代，并全部退了赃款，为此，决定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妈妈插话说：“还有别的同案犯呢，你爸装英雄做老大，自己扛，真想不通他脑子怎么长的。”
　　“丁叔是吗？”
　　“能不是吗？他俩多要好。”
　　“爸爸笨蛋。”二妹说，“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妈妈把判决书收起来了。当年给法院收去的退赔费的收据，一千三百元，她也给我们看了一下，马上又收起来了。一九七六年的一千三百元啊，那里面包括妈妈和奶奶的金银首饰，她们变卖了耳环戒指，还是不够，奶奶到处告借，居然也凑齐了这个钱，否则，奶奶造的房子里，两间就要充公了。这两张纸，对妈妈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经过那次变卖，妈妈手里唯一的银子就是一枚银耳挖簪，十厘米左右的长度，一头圆，一头尖。为什么独有它逃过了被变卖的命运？我不知道，我还有些忌妒。我那时候本来已经戴着一副银耳坠了，我还记得它的样子，一弯凤尾下面飘荡着五六条银流苏，我转头的时候，流苏就会轻轻地掠过我的小脸，我就会起一阵小小的激灵，我喜欢，可是，它们也被奶奶摘下，拿去卖了。那银耳挖簪，看来是常被妈妈摩挲的，我什么时候见到它，它都是亮闪闪的，没有老银子的暗沉样，现在，它就躺在装判决书的铁盒子底部。
　　我看着妈妈把判决书重新装进一个塑料纸袋，弄平整了，又放进铁盒子，捧着走了，我真想跟过去看看她把它藏在哪里，想想又算了。我们三姐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的眼泪先下来了，我说：“丁叔说，这事情，大家差不多都忘了。”
　　“怎么会忘？个个都记得的。他难道忘了？”二妹比我更愤慨。她是我们三姐妹中最勇敢的一个，早些年，但凡岛上派出所有什么嫌疑犯协查任务的，都会例行公事一样叫爸去一趟做个笔录，二妹都执意要给爸爸去做伴，农忙的时候，爸爸白天没空，派出所也会迁就爸爸，让他晚上去，有时候，等爸忙完，已经很晚了，她也死活一定要跟去。
　　“我趴在窗口看里面呢，他们要是敢打爸爸，我就冲进去和他们拼命！”自然，派出所也不过就是走一走程序，大人们都懂是怎么回事，可我们不懂，每次，总要等二妹大踏步地陪着爸爸回来，我们才敢放心。二妹是我们的保护神，多亏有她，同学们也不敢过分欺负我们，她打起架来，命也不要，连最会欺负人的男同学，也要让她三分。
　　叫丁叔作陪的事情，二妹说她会去搞定。果真，丁叔同意了。我好奇二妹是怎么搞定的，难道打了他一顿？二妹笑了，说是提了四条中华香烟去，跟他说了说他和爸爸当年兄弟感情多少深，那就成了。我们又不是去跟吴书记评理的，我们只不过是想让他想起我们来，知道我们过得很好，就这样，他丁叔有什么好为难的？
　　我不知道二妹是不是在哄我，反正事情就按着二妹的策划在往前走，她甚至给吴书记也备了礼，说是老朋友上门，哪能空手啊。
　　后座上坐着两个妹妹和妈妈，副驾驶座上坐着丁叔，后备厢里是礼物，我开车按着地址找到了吴书记家，一个高档小区里的一座独栋别墅，我们过了两道门禁才进了屋。丁叔果然和吴书记熟悉，对着门禁对讲机他一说话，还没报出名字呢，吴书记就在里面连着说欢迎欢迎。到了大门前，给我们开门的却是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她上下打量我们，丁叔忙说，我们找吴书记。她反问，是小吴书记还是老吴书记？丁叔说，老吴书记啊，刚才他给开的门，他认得我。
　　穿过一个不算短的玄关，我们到了客厅，老吴书记大概刚练好太极拳，身上穿了一套白色练功服，飘飘扬扬，和丁叔握手的架势，也像是一个白鹤亮翅。
　　“吴书记您真好身手啊！”丁叔赶紧尽责地评论。
　　吴书记谦虚着，把我们让到沙发那里坐下，说道：“小丁，你女儿一个个都出落得不同凡响啊。”
　　丁叔习惯性地说了“哪里哪里”后，才醒悟过来，就略略有些尴尬，说道：“都是杨慕云的女儿，她们也想登门拜访您，我就冒昧带来了。”
　　吴书记的记性果然不差，他的目光很快冷下来，看了看妈妈的脸，又看了看我的，再扫过两个妹妹，他说：“杨慕云是谁？”
　　“当年丁叔为他向您求过情的啊，就是那个倒卖粮票判了十二年的罪犯！”二妹提醒他。
　　“没有这回事情啊。小丁一是一，二是二的，哪回跟我求过情啊？”
　　丁叔的脸开始红起来。就是到现在，过年聚会的时候，我还听他好几次提起当年他向吴书记求情的事，每说到这个，爸爸都会举杯敬他，满满喝下一杯去。
　　“我爸是在您手里公判的呢，为倒卖粮票被判刑，孟公岛再没有第二个了吧？”小妹的声音很好听，她缓缓地提醒他。我向她说过我的梦境，那时的她在妈妈的臂弯里抱着，只有一岁多，光知道嘤嘤地哭，她的哭声弱弱的，也很好听。
　　吴书记笑了，说道：“你们年轻，你们真的不懂，那时候公判挺多的，我哪记得住哪场是哪场啊。”
　　保姆倒上茶来，妈妈接的时候，洒了一些出来，她的手又开始发抖了，她的声音也是抖抖的，她说：“那吴书记您还记得吗，有一年我想买头小猪养，想向信用社贷个款，别人家也在贷，可开会研究的时候，您说，杨慕云家的钱贷不得，万一小猪没养成大猪，这欠款谁来还啊？就这样，独独我家没贷款，我想养头猪还债都不能啊。” 　　吳书记费劲地想了想，说：“这研究贷款的事，都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说过，我也忘记了。”
　　“那您想起杨慕云是谁了吧？”二妹说，“我们就只要您记起杨慕云来就好了。”
　　“我记不记得，就那么要紧吗？”吴书记偏着头问。
　　“都那么多年了，吴书记忘了也正常啊。你们家现在过得这么好，比我过得好多了，三个女儿个个有出息，又个个孝敬老人，你爸爸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吴书记，我下回请您回孟公岛，顺便去看看杨慕云吧，你们认识一下。”丁叔脸色已经复原了，他面朝我们说了这通话。
　　“吴书记，”妈妈的声音尖了起来，指着我们仨说，“我和我婆婆，带着这三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最小的，我还抱在手上，我们到公社来跟您求情，您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吴书记站了起来，对丁叔说：“你今天唱的是哪出？”
　　丁叔赶紧说：“我犯浑，我这就带她们走，我不该带她们来的。”
　　“吴书记，您就一点也不愿意尝试着去记起杨慕云吗？”二妹说，“他吃了那么多苦，您就连试着记起他都不愿意吗？”
　　吴书记说：“小妹妹，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人吃了苦，不是光你们一家吃了苦啊。我也吃过苦，我们一家也跟着我吃过苦，我都不想去说它了啊。”
　　这个，倒是我们没想到的，吴书记竟然也想向我们倒苦水，提起过往，他竟然也泪眼茫茫。三妹从沙发上拉起妈妈，对着我和二妹说：“姐姐，我们走。把礼物给吴书记留下，我把名片也给吴书记留下，哪天猛然记起来了，有劳吴书记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上车的时候，发现丁叔不见了，我待要打电话给他，二妹拦住我，说：“由他去吧。”一路上，我们母女四个闷声不响，到了码头，我下车去买车渡票，等我回到车里，她们三个还是闷闷坐在那里，三张脸对着三个方向。我坐上车，系好安全带，小心地把车开上轮渡的引桥，再开上升降栈桥，船上的工作人员引导着让我停下车，在我的后轮那里塞了块木枕，后座上，她们三个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坐姿，像被魇住了。我试着清清嗓子咳嗽几声，待要说话，喉咙口那里却紧紧的，被什么握住了一般，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也默默坐着。不过十五分钟的船程，发了一会儿呆，就到了，我看着工作人员撤掉前车的木枕，又撤了我的，漆成军绿色的升降栈桥缓缓放下，我跟随车流慢慢出去，上了码头，沿着环岛公路，开五分钟，就到家门口了。爸爸站在门口抽烟，一边在张望我们。妈妈开口说：“看样子，你爸爸已经知道了。”这当儿，我已经把车开到家门口了，爸爸丢了他的香烟来拉车门，一边开门一边对妈妈说：“你何苦去受气呢？你一生气，整个人就要难受好几天，你这是何苦呢？”他看了看我们三个女儿，叹了口气，说：“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们。”
　　那肯定是丁叔给他打过电话了，看爸爸气急败坏的样子，估计是丁叔叔在电话里责备过他了。二妹说：“丁叔这种人的话，爸，你根本不用听，他懂什么啊？”我也对爸爸说：“这不能怪你。”爸爸看了看我。我又说：“真的不怪你。”我说的真是心里话，如果没有爸爸出狱时挑回来的那两担本本堪称经典的书，我们能在岛上读到些什么呢？阅读能改变生活，这是真的，至少会让人有勇气去面对一些不可知，那些书就像一根拐杖，让我们有勇气走出去，试着去走自己的路。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认同“苦难就是财富”这样的话，这话说得太轻松了。苦难就是苦难，我爸的牢狱生活，肯定是苦难；我妈的“正劳动力”生活，也是苦难。身在苦难中，从前，我们当然暗暗责怪过爸爸，觉得他是引来苦难的那个人，到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想了。自责是最难消除的吧，爸爸看向我的目光，是那个四十年前的年轻人在背地无人时的目光，他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好。
　　说不清是谁搀着谁，老两口先我们一步进了院子。二妹和三妹看着我艰难地停好了车，小妹说：“大姐啊，你看你，人家那么轻松能做好的事情，比如在这么空的场地里停一辆车，到你手里，怎么就那么难呢？”我笑着说：“遗传啊，你看我爸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我随他。”小妹也笑：“真的，也不知道那些年他自己一个人怎么过来的。”
　　晚饭后，爸爸依旧去写他的《心经》，我们又趁机凑在一起，虽然这事情已经不是秘密了，可我们还是觉得爸爸不在跟前更自在些。二妹问妈妈：“丁叔都和爸爸说了些什么？”妈妈说：“说是吼了他一通，怪他都管不好自己的老婆和女儿。”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我爸爸他从不曾端起父亲的架子管理我们，这一点，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的。当他再度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时，面对的是三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选择了像朋友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他聊天吹牛时的好听众。我们有时候还羡慕邻居家闷声不响的石匠，觉得人家那才是爸爸的样子。他当真没有管过我们，即便他已经看出我们走的是弯路，他也闷声不响地看我们走完。
　　小妹恨恨地说：“肯定不止这个，丁叔一定把他在吴书记那里受的气，都撒到爸爸身上了。”“这几乎是一定的。对朋友，我爸的宽容也是没边的，丁叔这样来吼爸爸，难受的倒是我们。”二妹说，“我明天找他谈谈，如果他真的吼过爸爸，他应该为此道歉。”我说：“对。他吼爸爸前，应该先想想我们三个女儿答不答应。”妈妈在旁边听着，简直想哭出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又去端了那铁盒子来，打开了，说：“判决书都在这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好忘记呢？”我用手机拍了判决书和收据，从微信里发给我一个做律师的朋友，请他看看，这么冤的一个案子，现在还可以追溯吗？他马上回复我了，告诉我时间太久了，申诉时间早就过了，而且，他说：“你爸如果一介入申诉，整个人就会陷进去，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我把这话转述给妈妈听，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丁叔说得对，我本就不该去找，这事，你爸会难过很久的。”微信还是叮叮地响，律师同学变身为心理疏导师，他说：“现在过得好最为重要，是做好的回应。”这意思，和我妈妈是一样的，我妈只不过是一定要那个特定的观众看到。
　　妈妈又把判决书放入塑料袋，那袋子都泛黄了，我本想说，妈妈换一个，可是我没有出声，只是看着妈妈隔着塑料袋把判决书展平了，重又放入铁皮盒，和那枚银耳挖簪在一起。妈妈盖好盖子，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是享福了，真的，我很满足了，就是你奶奶没享上福。一想到她是怎么去的，我就没法心安。” 　　奶奶是得尿毒症没的，她腹胀如鼓，四肢肿到透明，一按一个坑，脸上又黄又亮，连睁开眼睛都得费好大劲。奶奶年轻时在上海当过护工，对自己的病，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硬气，奶奶比妈妈更硬气，卧床那几个月，都不大听得到她呻吟，可到了最后，她还是哼哼了，她说真想尿尿啊，可是尿不出来。奶奶就这样走了。她的哼哼声，偶尔，我还是会想起。而妈妈，她就住在奶奶造的房子里，妈妈白天念经的房间就是奶奶的卧室，她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那么长，她当然会时不时想到奶奶。我们当初不肯推倒旧屋重造，就我来说，是不舍得割裂和爷爷奶奶的联系，他们住过的房间，他们用过的器物，他们的气息，都和这老房子在一起，它们是我留恋这人间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小时候，奶奶是我们的天。因为会帮乡亲看小毛病，有时甚至出手接生——她救过的难产产妇的双胞胎，每年，他们都会从很远的滩浒岛过来拜年；更因为她大气仗义，待人接物硬气讲道理；奶奶在我们岛上享有足够的威望，足可笼罩我们少受欺负。有一回，小学同学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奶奶听我说后，就带我去那同学的家里，说：“我们慕云没偷没抢，没奸没杀，只是卖了些粮票，这样坐牢，已经够冤，你们的孩子，居然叫我孙女是劳改犯的女儿！”同学的家长，自然是千赔罪万赔罪，一定要孩子认错。我同学当然也认了错，但到底不服，无论如何，是劳改犯的女儿这点没错。我们走后，他被他爹娘痛揍一顿长记性，后来，他只敢做做嘴形叫我劳改犯的女儿。这事情，最后还是二妹摆平的，她直接找他打了一架，从此，他就老老实实的了。说来惭愧，对受欺负的事情，我向来只会告状，告奶奶，告老师，告诉二妹，就不会自己独自面对，就像这次，我不也是这样吗？这一点，我也像我爸。我总觉得我爸不够勇敢，还是我妈妈更勇敢，二妹随我妈。
　　算起来，奶奶已经一百多岁了，妈妈已经特意到庙里给她做过百岁法事，希望她能早早投胎。我们静默地坐了会儿。说到奶奶，我们就经常会这样，好像奶奶在我们身边无声地陪坐一样，我们现在说话的房间，是原来的厨房，那是奶奶白天一直在忙的地方，她最大的事情，就是一天三餐，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妈妈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说：“照你奶奶的個性啊，就是投胎了，她一定也会记得她儿子受的冤枉，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吴书记怎么可以忘掉呢？”
　　我们又默默坐了会儿，妈妈抱着那铁皮盒说：“这件事，就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给你爸爸做个寿，总是七十岁了，对吧？”
　　我说：“好啊，就算冲冲喜吧。”
　　二妹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那她想怎么做呢，是约出来把丁叔揍一顿，还是候在街角把吴书记打一顿？
　　三
　　妈妈说的明天，其实就是中秋节，在节日里，照理是该喜庆的。小妹还有个正骨大夫朋友明天也要来我家，说是一起给爸爸祝寿，“顺便给老人家正个骨。”小妹业余学做瑜伽，居然顺便就把瑜伽师证书考到手了，她这得多聪明啊？将来她要是不开她的工厂了，弄个瑜伽馆玩玩也不错，赚富裕女人的钱肯定比苦哈哈做实业要容易吧。那正骨大夫就是她学瑜伽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也算同学，这几天这大夫正好也在普陀山旅游，也就顺道过来一下。
　　妈妈一早起来就忙奶奶菜单里的各种菜式，我那吃货二妹说那好多是上海老本邦菜的式样，浓油赤酱的——确实，就是我做菜，也总是特别费酱油。我在旁帮忙洗菜，想想奶奶也算是闯过上海滩的，到最后困在这个岛上，困在儿子给她留下的难头里，就这样哼哼着走了，她该有多不甘啊。
　　我们先搞定了冷菜，四喜烤麸、呛蟹醉虾、白斩鸡、醉黑枣、熏鱼，砂锅里煨着腌笃鲜，电高压锅里是黄豆蹄髈，水果甜羹在炖锅里焖着，岛上的海鲜自然是有的，清蒸白蟹、红烧忘潮、白灼对虾、葱油蛏子，蔬菜也已配好切好，就等开吃前下锅，一切都顺顺利利。
　　小妹的正骨大夫朋友也到了，小妹陪着他在爸爸的书房里和爸爸说话，前面一阵子，他们大概说得很欢，我们在厨房都能听到他们的笑声，为此，我和妈妈都对视好几回，也都笑了。后来，他们那里就没声音了，好一阵没声音，妈妈说：“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书房看看，他们怎么不说话了。”我刚走几步，她又在后面补了一句，“看了就回来告诉我啊。”——妈妈向来觉得我是那种“蜡烛不点不亮”的人。
　　我还没进书房，就先看到二妹在书房门口低着头，看那样子，倒像在抹眼泪，我就轻声问：“怎么了？”她也不回答我。我就自己进了书房。爸爸趴在长沙发上，正骨师正在他身上忙碌，满头大汗的，小妹在旁抱着臂膀，闷声不响地看着。我悄悄地问她：“怎么了？”她就把我一扯，出了门，又走远了一点，说：“我们常常笑爸爸迈不开步子，走路娘娘腔，对吧？”我点点头。“刚刚李医生说，爸爸的胯骨严重变形的，平常走路就会费力，肯定不舒服。爸爸应了一句，说，嗯，都是三十多岁时落下的毛病。”小妹说着，声音就有些哽咽了。二妹走过来，也闷声不响站在我们身边。
　　爸爸拖着他迈不开的步子，承包过对虾塘，养过蚕，那可都是天天担子不离肩的营生，要挑饲料啊，桑叶啊，就靠着这些，爸爸不让我们像别家的孩子那样织渔网补贴家用，他要我们专心读书，他还跟我们说：“我们是耕读传家呢。”当时，我们都扑哧笑了，觉得爸爸这话好酸腐。
　　“李医生说，爸爸的骨头，变形得好多，得好好做做按摩推拿才好。”
　　我爸的肩头左高右低，我们也笑过他，笑他挑担时太用力了，怎么能耸成这样？现在想来，正因为腿上使不上劲，所以，才高高耸肩的吧。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但我很快警觉，我说：“今天中秋节，又是祝寿，不许哭，要开心，奶奶说过，逢节日，都要开心，那往后就会有好运气。”
　　我们就都擦干眼泪，二妹去洗了一把脸，我去匀了匀粉，小妹去补了补妆，一起到厨房来。
　　“怎么去了那么久？”妈妈正在揭开蒸锅，白蟹熟了，厨房里蟹香浓郁。
　　“我们看正骨大夫给爸推拿呢，要学点手法。”我说。
　　“你啊？”妈妈笑了，“那肯定是阿二阿三学来好，你笨手笨脚的，像你爸。” 　　小妹也笑了，说：“我会托李医生介绍这里的推拿大夫的，以后爸爸好经常去松快松快。”
　　妈妈笑着摇头：“你爸肯去？这会儿，他也是为应付你，才肯的吧。”
　　我们三姐妹互相看看，也跟着笑了。那天的寿宴，老寿星爸爸还是如常健谈，话题从古到今，我们也尽力应承，他指哪里，我们打哪里，妈妈看着我们笑着直摇头，说：“唉，一家子都是‘寿头’可怎么办？”一边忙着给客人布菜。那李医生几次想说什么，都被小妹打诨打过去了。可这些，怎么逃得过妈妈的眼睛呢？妈妈瞅了个空子，就叫客人过来帮忙一起盛甜羹，他离席飞快，怕小妹扯住他似的，妈妈带他到厨房隔壁放碗橱的地方，说让他帮忙拿大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拿着一摞碗出来，那是奶奶的粗瓷碗，听说还是从福建船客手里买来的，碗底和外碗壁都有凸出的木莲花。这木莲花就是广玉兰罢了，可奶奶说那跟“目连救母”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这木莲花就是“目连花”，奶奶的故事都是从戏文里来的。这些瓷碗，我们平常已不再用了，怕打碎了，这会儿，妈妈是拿出来待客吗？妈妈洗净瓷碗，客人帮着盛甜羹，一碗一碗，放到我们手上，“目连花”也开在我们手上。
　　爸爸捧着碗，收了话头，只默默吃甜羹，这道羹奶奶常在秋天做，手搓的小圆子，甜酒酿，白木耳加上些梨块和枸杞子，爸爸说：“嗯，是我妈的味道。”他对着我们笑，说：“跟着你奶奶，在吃上，我从来没吃过亏。”
　　我们也都点头。在我的记忆里，即使是和邻居家一样吃臭臭的苋菜股，我奶奶做的，也都比他们好吃。邻居来问过诀窍，奶奶说，一定要弄干净，手要先洗干净，装的瓮要干净，连扎口的棉线，也要煮干净了。人家只不信。
　　妈妈在旁边讪笑，弄得我们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有时候，表扬奶奶倒像是在贬低妈妈似的，我就说：“妈妈也做得很好吃。”
　　妈妈正色道：“是奶奶的味道。”
　　甜羹之后，我们又吃蛋糕，这是李医生从城里特意带来的，小妹给爸爸点了蜡烛，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唱了《生日快乐歌》。爸爸切了第一刀，小妹接着就一刀一刀把蛋糕切均匀了，二妹拿盆子接着，我负责分开，我们合作愉快。我们居然还有肚子吃蛋糕，我們真的把一大块蛋糕都吃完了，二妹说蛋糕表层的芒果汁很地道，甜而
　　不腻。
　　饭后，爸爸又沏上茶来，绿茶里加了他自己收的茉莉花，爸爸就爱这花香，搁平日，二妹一定要摇头说爸爸这是在糟蹋她送的龙井茶，今天，她接过来就小口小口喝了，还说：“这茉莉花弄得挺干净的。”
　　白天，就这样吃吃喝喝过去了，晌午时分，小妹送她的朋友回去，傍晚时分，妈妈又收拾出一桌饭菜，先在堂屋里点香上酒让祖先们享用，再撤到院子里，我们要边赏月边吃饭，还有月饼。今天的月亮是正宗的中秋月，真的圆如车轱辘，爸爸刚回来那几年，一到中秋节，他就会讲他从某个小说里看来的中秋节故事，说的是一个勤俭的妈妈中秋节不买月饼，孩子们很馋，一家赏月时，孩子们说月亮像月饼，那个妈妈说：“月亮像车轱辘。”因为那妈妈把买月饼的钱省下来准备去买一辆手推车。这故事，当初我们听时，总觉得那妈妈不近情理，可爸爸倒蛮欣赏她。
　　这会儿，二妹就指指月亮说：“爸爸，你的车轱辘真圆。”爸爸说：“也是你的车轱辘啊。谁都想过好日子不是？”顿了顿，爸爸又说：“可我害得你们没好日子过，害你奶奶也没好日子过。”
　　妈妈说：“大过节的，你说这些做什么？过节就要高兴，往后日子才会好。”
　　我说：“爸爸，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怪你，这些年，你受苦了。”
　　妈妈止住我说：“咦？你爸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大过节的，不说这些，我们吃月饼吧，我才不去买那手推车。”
　　“我得去问问人家学现当代文学的，这车轱辘，到底是哪个小说啊，我要找来看看。”二妹就喜欢寻根问底。
　　于是，我们怂恿爸爸又把那车轱辘的故事讲了一遍，一边吃着我们手上的月饼，二妹买的，冰激凌月饼，吃着都感觉不像真正的月饼，他讲完的时候，我们一起哈哈笑。
　　庆生宴和中秋节，就这样过了，我们再在家里住一夜，明天，妹妹们要回南方去了，我，也要回到我的日常里去了。月亮真的太亮了，我一夜都没睡稳，总觉得屋子里有谁在走动，我坐起侧耳听，确定这只是我的幻觉而已，而且，我觉得，这脚步声是奶奶的；如果真是，我也不怕，是奶奶啊，无论她成什么样，都是奶奶啊。凌晨时分，我还听到了隐约的哭声，我又听了听，应该是妈妈的声音。
　　天亮的时候，我还是松了口气，好吧，终于天亮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爸爸一声尖叫。我们三姐妹都从各自房间蹿到爸妈卧室，妈妈手里拿着那银耳挖簪，爸爸捂着妈妈的耳朵，对着我们喊：“纱布！”
　　我赶紧穿衣倒车，二妹真的不知从哪里找来纱布，还有消毒的紫药水。看看时间还赶得上早班船，我们一家脸都没洗就上了车，急着往码头赶去。
　　原来，妈妈错把簪子尖锐的那头伸进了耳朵，现在，爸爸手里就拿着那银耳挖簪，尖锐的那头沾了血。妈妈说：“我以为这头是圆的，你爸没看清我在做什么，推了我一下。”
　　爸爸颤声说：“我没有推啊。”
　　车子在轮渡上时，爸爸说：“这银耳挖簪，当初奶奶没卖掉，是想留给我的，我是油耳朵，时不时得掏一下。”
　　纱布上的血，渗了一小团之后，就止住了。妈妈也安慰我：“等会儿你慢慢开，我已经没事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两个妹妹应该把行李带上的，她们下午就要赶去宁波乘飞机，明天，她们已经安排好了别的行程，那么，她们现在应该下车，原船再倒回去拿才对。她们俩检查了一下随身的坤包，身份证和钱包、卡包什么的都在，二妹就说：“不回去了，行李就放家里好了。”
　　妈妈小声说：“唉，我真是太不小心了，真的，本来没啥事的，都被我闹大了。”
　　爸爸一直揽着妈妈，他不放心二妹按纱布，自己接过来按着，隔一两秒就看看纱布，这会儿，他也轻声地说：“明天，就明天，我带着判决书去找吴书记，不为别的，我就去和他聊聊天。” 　　我说：“好的，爸爸，我复印一份，你带复印件去，要我陪你去吗？”
　　爸爸缓缓地摇头。
　　这当儿，轮渡上军绿色的升降栈桥在缓缓放下，就像一个人缓缓放下他高举的双手，我是第一辆车，我点火发动，时刻准备着，在栈桥着陆的第一时刻，碾压上去。
　　就这样，我们匆匆赶到医院，挂了急诊。幸亏戳破的是外耳道，不是鼓膜，我们才放下心来。用双氧水灌了耳，配了滴耳液，医生又建议去打破伤风针，妈妈说：“是银簪戳破的，不是铁的，就不用了吧？”医生拿起银耳挖簪看了看，问道：“这簪子平常和什么放在一起啊？是单独擦干净了保存的吗？”妈妈愣了愣，说：“不是，是和别的东西一起放的。”于是，妈妈还是被我们逼着去做了过敏测试打了破伤风针，小妹还讨了酒精棉花来，小心擦净了，用干净的餐巾纸裹上，又在她的化妆包里找出一支眉笔盒子，装了进去，大小刚刚好。妈妈看着，对小妹说：“这个，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你爸现在都上理发店掏耳朵的。”顿了顿，她又说：“其实也不是送，是奶奶的东西，就该你们留着，对了，下回我把那套木莲瓷碗也分给你们。”
　　送出这簪子，妈妈倒像轻松起来，催促两个妹妹赶紧去坐机场大巴。上了我的汽车，小妹从化妆包里又抽出几张卸妆湿巾，让我们都擦了擦脸，这就算洗过脸了。妈妈又催两个妹妹赶紧梳头。等送到机场大巴上车点的时候，妹妹们已收拾得干净利落了，妈妈看着挺满意的。她盯着她们上车，我也乖乖地等着，等着大巴关门启动，我才发动。这是妈妈送妹妹们的仪式，早年她每送一回就哭一回，总觉得女儿们出外要受苦，这几年好了，她已经足够信任妹妹们，相信她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搞定，妈妈都是笑着送她们出发的，可今天，她坐在我的车里，竟然又哭了，还哭得抽抽搭搭的，也不替我的车技紧张了，就这么一味倚着爸爸哭着。等车到了码头，她才坐正了，擦干净了脸。
　　“明天，你们都不用去找那吴书记了，算了，这事情都是我挑起来的，就算了吧！”到了家，妈妈这样说。我和爸爸对视了一下，总觉得妈妈这话说得心不对口，我就说：“妈妈，你放心，明天我陪爸爸去。”妈妈狐疑地看看我们。
　　我从妈妈手里要拿判决书原件去复印，妈妈说，你手机里不是拍了吗？她说的也是，我打印出来就是了。爸爸说，给她吧，打印出来没复印清晰吧？我说，没事，没事，打印出来一样的。
　　说好了明天到码头来接爸爸的时间，我就独自开车回家了，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妈妈到底把这铁皮盒放在哪个角落呢。车在轮渡上时，我的脑海里还在搜寻那可能的角落，一段往事却突袭而来，清晰得如在眼前。我闭上眼睛，看到了打头走进我家的是一个叫阿桂的“外婆”——外婆家的邻居，凡和外婆一样大辈分的，我们一律都叫外婆，外人真的分不清楚谁是真外婆和假外婆的。我看到自己走上前去，乖觉地叫了一声“外婆”，搁往日，她会眉开眼笑夸我一句乖，她白白胖胖，笑起来很慈祥的，可是，那天，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像瞪一只蹿到她脚边的老鼠，只差出脚来踩，我被吓住了，我真的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一般闪到一边。她带着七八个女人冲进我爸妈的卧室，她们把抽屉都倒在地上，她们把柜子里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她们移开柜子，转过面，查看柜子背，她们踩着凳子上去，查看柜子顶；她们把床也搜了一遍，爸妈的婚床是浓墨重彩的大眠床，她们冲上踏床，翻开灯箱，翻开夜桶箱，放倒屏风板，扯下帐子顶，这还不够，她们把褥子都翻过来抖了半天，最后，她们在床后的地上发现了两个老鼠洞，阿桂外婆就趴在地上，用根晒衣杆掏老鼠洞，她肥胖的身躯摊在地面上缓缓扭动着，奋力要从这黑的洞里掏出什么来，然而，什么也没有，连一只老鼠也没有。
　　奶奶和妈妈，就在旁边看着，和我一样，惊呆了。
　　一无所获的她们站在奶奶面前，说要奶奶代子还债。奶奶说：“你们列张单子来，我会和慕云去对。欠你们的，一定还。”
　　爷爷用泥土和沙子还有生石灰拌了拌，填死了那两个老鼠洞；奶奶和妈妈把东西都归整了，弄脏的放进箩筐，待天晴了抬去井边洗；我们一家忙了一整天，才把东西复原。奶奶没哭，妈妈也就没哭，我跟在奶奶后面，也没哭。可是，半夜里，我听到奶奶在哭，听到妈妈也在哭，她们哭得很小声，可我还是听得到。
　　我和二妹说过这些记忆，二妹说她都不记得了，她的记忆，是从十四岁才开始的，她把她的英雄岁月也都没记住，若有人和她说起她小时怎样，她都會到我这来验证一下。
　　那，吴书记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他真的忘记了一些事情？
　　我在街角的复印店里打印判决书照片的时候，对着那一行一行的字，想着吴书记的记忆力问题。
　　四
　　第二天，我在码头接到爸爸的时候，又把这疑问说了一遍，会不会这个吴书记真的忘记了一些事情？爸爸坐在副驾驶座上，也把我的疑问重复了一遍。听他这么一重复，我自己倒笑了。我自己回答说：“这不可能的，吴书记不可能把事情忘得那么彻底的。”
　　我是路痴，那个独栋别墅，即便已经去过一次，这回再去，还是又错了两回才找到。爸爸在按门禁对讲机的时候，我特意退后了两步。是保姆应的门，她问：“谁啊？”爸爸说：“我是老杨，给老吴书记送点资料。”我们听到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想来是老吴书记对着摄像头看了半天，保姆说：“老吴书记他不在。”不等我们回应，她就挂断了。
　　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拿出手机拨通吴书记的电话，没响两声，他就接了起来，我自报了家门，说：“我爸爸和我在你家门前呢，没别的意思，就想和您聊聊天。”老吴书记在那头有点恼火，说：“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杨慕云。你还是不要再来骚扰我了吧！”
　　爸爸已经按过门铃了，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呢？我和爸爸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往回走。汽车停在小区的会所那里，走过去有一段路。一路浓荫蔽日。这小区建好也没几年，这么高大的梧桐树，是整棵移来种在此地的吧？想来这些树都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这一路上，竟没有一棵死的，尽头有两把长椅，人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一张油画里，爸爸说：“我们坐会儿吧。” 　　原计划里，这会儿，我们应该坐在吴书记对面，我们正让他读判决书呢，可现在，我们呆呆地坐在树荫下，什么也做不了。
　　“邮箱！”爸爸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去把判决书塞进邮箱！”
　　我一把按住爸爸的肩膀：“好主意！别急！我们去附近照相馆给你拍张照片，你再给他写封信，再把判决书也装进去，这样就齐全了！”
　　说到写信，我是很有经验的。一上小学，我就开始代表全家给爸爸写信，那之后，就没要丁叔帮过忙，我把姑妈写成“古马”好多年，白字连篇的信，爸爸竟然都读得懂，他回的信，我查着字典也能读懂。我写过多少封信哟！
　　我们立刻行动起来。是拍证件照呢还是拍生活照？我们商量半天，决定还是在这长椅上照一张比较好。爸爸就半倚着，一条手臂搭在长椅上，另外一只手，他本来想夹根香烟的，被我否决了。我拍得不错，可爸爸还是摇头，说：“头发太少了。”于是，我又重新选了一个角度，确保这张把爸爸的头发拍多了，而且，姿态也还是蛮潇洒的，就连打印照片的小姑娘也夸赞了一下，她说：“像个诗人哦。”爸爸笑了。我说过，我爸爸真的像个诗人。从照相馆出来，走几步，就是文具店，我们进去买了信封、信纸和固体胶水；再走几步，就是个咖啡馆，我们进去各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爸爸开始埋头写信，说好了他写初稿，我来誊写。爸爸涂涂写写，好长时间开不了头，我就另找了一张桌子，让爸爸一个人写。我们写字的人都知道，对面坐个人的话，是很难进入状态写东西的。等我一小口一小口把咖啡喝完，又续上一杯，又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爸爸才说：“写好了。”我就坐到他对面，把爸的信用正楷誊一遍，再把文字顺一遍，把爸爸过于谦卑的用词都改成平起平坐的腔调，这封信，毋宁说是爸爸的，倒不如说是我的，爸爸拿过去读着，笑了起来，说：“这样合适吗？”我也笑了，说：“爸爸，别忘了，当年你可是够狂妄的人，你说一年的乡财政收入都不如你半年赚到的，你还记得吗？”
　　爸爸搓着手，笑道：“那天丁叔就在电话里骂我当年是‘咎由自取’，要是我当年和他一般老实听话，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吗？他说，不是你自己出格，哪里会招来牢狱之灾？他还说，当年人家那些右派，没批斗几句就让人判死刑枪决了呢，你都活下来了你还要怎样？唉，说起来，当年就是把我枪毙了，估计，现在大家也不觉得什么吧？大家会说，那是当时啊，当时就是这样的。”
　　“丁叔他这种人……当年根本就没向吴书记求情嘛！”
　　“我知道。”爸爸笑了：“但还能怎样？对朋友要求不要太高。朋友一场，随缘而已。”
　　我把信和照片还有判决书复印件都装进信封，用胶水封了口，写上地址，我们就往那小区走去，这回，我们心情很放松。
　　我们慢悠悠走进那栋别墅，我们还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把信投进了邮箱，听它“扑通”触底，爸爸问：“我们忘了写通信地址了吧？”我说：“我都写了啊，回邮地址和电话，一个也没缺。”
　　这时候，妈妈的电话来了，我们赶紧快跑几步，离远了，才接。
　　“你们和吴书记见过面了吗？”
　　爸爸不停地对我点头。
　　我说：“见了，妈妈，我们见过了。我们刚刚才出来。”
　　爸爸按住胸口，装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他对你们客气吗？”
　　“很客气，他刚才还送我们到大门口呢。”
　　“那他记起你爸爸了吗？”
　　爸爸又在我身边拼命点头。
　　“记起来了，妈妈，他记起来了，他甚至还记起当时的公社副书记是爸爸的远房舅舅！”
　　妈妈在那头长长地“哦”了一声，爸爸在我面前竖了一个翘得笔挺的大拇指。挂断电话，我的手机表面都被汗水沾湿了。爸爸说：“唉，最后一句话，真是急智啊，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急智，被逼急了，什么样的法子都会想出来。”
　　我苦笑笑：“我像你啊。”
　　“你怎么知道公社副书记是我远房舅舅？”
　　“奶奶说的啊。奶奶常跟我说各种事。”
　　过了一会儿，二妹来了电话，妈妈刚给她电话报过喜，她问我：“是真的吗？”爸爸在我旁边还是一个劲点头示意，可是，我还是说了实话，我说我们吃了闭门羹，我们就写了封信，还装上爸爸的照片和判决书的复印件，塞进他們别墅的邮箱里了。二妹在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冷笑了一声，说：“姐姐，这确实是你一向的做事风格啊。”我的后背一阵发凉。爸爸也在旁低下头去。送爸回岛的路上，我说：“爸爸，留的是我的通信地址和电话，我会继续跟进这件事情的。”爸爸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二妹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这事情，就让它这样了吧。”
　　回到家，和先生，我自然也是说了实话，一并说了二妹对我的评价。先生沉吟半天，说：“这样吧，这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这些年，我们家真的是男主外女主内，我窝在家里不肯出面，先生万事都得自己张罗，虽苦不堪言，但到底也锻炼出来了，什么事情都很有办法的样子。好几次，我听他在家跟几个老领导打电话打听吴正德，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吴正德的老领导，正好也是他的忘年交，一起去做一个调研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他跟他说了全部事情，这老领导就应承下来说他会主持公道。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主持公道？这什么意思嘛。
　　五
　　过了约莫一个月，满城桂花香的时候，先生找的那老领导出面，在我们小城最好的饭店，请了一桌，出席的有老吴书记、小吴书记、我爸、我妈，还有我们夫妻俩，席间先生谈笑风生，大小吴书记也满面春风，酒过三巡的时候，那老领导看了看老吴书记，老吴书记就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敬我爸，爸爸也端酒起来，妈妈随着也站了起来。
　　“杨老兄，这一杯，我敬你，为你受的那些苦。”
　　我妈妈在旁说：“吴书记，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老吴书记点点头，说：“对的，你女婿给我看过你家的照片了，翻建得很好啊。真的过得很好！三个女儿又那么争气，又孝顺，这日子过得，神仙一样啊。” 　　老吴书记喝完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又说：“老杨，这杯再敬你，为你现在享的福。”爸爸赶紧站起来，又陪喝了一杯。我爸爱喝酒，也爱说话，可是他不爱酒席上一套一套的说辞，也不喜欢一杯一杯地猛灌，他喜欢的是细水长流、轻言细语的那种风格，他把眼睛看向我，巴望我救他出局的样子，我却无能为力。
　　妈妈不会喝酒，看着只有干着急，一急，她就说了：“吴书记啊，您是怎么想起杨慕云的？”
　　老吴书记愣了愣，打了个哈哈说：“我看到那封信，再看到那判决书，再看看老杨的照片，一个激灵，我就全想起来了！”
　　妈妈看了我一眼，对吴书记说：“我不会喝酒，我敬你茶，谢谢您能想起来。”
　　我家先生大概是怕妈妈再说出什么话来，就赶忙过来敬老吴书记，也谢谢他能想起我爸爸来，敬过老吴书记，又敬小吴书记，说了通“将门无犬子”这样的套话；接着又敬老领导，表了一通感谢，一路喝酒喝下来，神情自若，说话也还得体恰当，是他平常应酬的样子，可我听在耳里，却实在不是味道。酒喝爽快了，他们几个男人开始抽烟，我拉了妈妈出来，去走廊里透透气，也预备着让妈妈责备几句。妈妈却没说什么，只是看着院子里影影绰绰的桂花树，说道：“几时我们院子里也种棵桂花，要丹桂的，丹桂又香又好看。”我连忙说好的，我们明年春天就去买棵大苗，最好是当年就能开花的。站了一会儿，妈妈就拉我进去，说不放心爸爸一个人在里面；到了里面，她一样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就扶着头说头晕，爸爸连忙说，那我送你回去，我们走回去。我待要送他们回去，又怕先生独木难支，说起来，总也是为我才张罗的这桌酒席，我就出来给爸妈叫了辆出租车，让他们先回我家去，我又重回到酒席上。
　　我爸妈一走，酒席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许多，老领导和老吴书记说着一班故旧，往事一直追溯到四五十年前他们如何意气风发，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爸那件案子，老吴书记说：“当时对这个案子，我本来说也就算了，可是呢，当时我的副书记，就是杨慕云的远房舅舅，一定要显出他的大公无私，说这事要依法处理，否则人家会说他徇私。那时候有啥法啊？最早的刑法是1979年颁布的不是？副书记都这么说了，那我还能怎么说？再加上，武部长说那时候的人，我们正好没有‘抓纲治国’的反面典型，就连会计也说，我们是有个‘反面典型’指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你看，他们都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那就往法院送呗！总想着，这样的事情，糊弄一下，到时候认个罪，不就又放回来了？你看，别的同案犯不都放了吗？那我们的指标完成了，你爸爸又没事，又显出副书记大公无私，多好！没想到哦，你爸爸口风紧，怎么也不肯认罪，怎么也不肯低头，大概是仗着自家舅舅是副书记还是怎么，死活就是不肯低头，好了，事情到最后闹得很大了，一判就是十二年！我呢，怎么也没想到，你妈妈选定怨恨的人，竟然是我。这番话，当着你爸妈的面，我还不敢说，怕他们再伤心，如今这样我们做个了结也好。我们都老了，我们就这样了吧。”
　　我听得呆了。爸爸的远房舅舅就是我奶奶的表弟，三十年前就得肝癌没了，死无对证，吴书记这样全推到他身上，怎么可以？我依稀还记得我那表外公的样子，身材不高，瘦瘦的，常年穿一身宽大的灰色列宁装，好像连夏天也这么穿的。奶奶当然是怪过他不肯出手相救，奶奶也跟我这样说过：“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也是没办法。”最终，奶奶还是原谅他的，说他从小吃的苦多，他能當上公社副书记，也不容易，他不肯帮，也就算了。
　　要是事情真的就如吴书记所言，那按我奶奶的个性，她真的是躺在棺材里也要坐起半个身子来啊！
　　老吴书记自然知道我在想什么，他顿了顿说：“这事情，你不用跟你爸妈讲，你真要求证，你找你那丁叔，他什么都知道，他一直很忌妒你爸爸不是？朋友间的忌妒，是最要命的了。”
　　我怔怔地看着吴书记，我知道，他给指的，又是一条死路，谁会承认自己在最该帮朋友的时候落井下石？我问了，也是白问，那丁叔，如果知道吴书记指认了表外公，他也会帮着把这圆画到最圆。
　　于是，我用力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说：“起初，我们在医院里碰到您的时候，您真的把我们忘记了吗？”
　　吴书记答得爽快：“真的忘记了。真的忘记，是因为，在这件事中，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对不起你爸爸的地方，如果有，我会一直记得的。我有很多内疚的事，我一件也不敢忘。”
　　“是的，你们单位的人说你记性特别好。”我听见自己居然在附和他。于是，场面又开始重新热络起来，我先生又过来敬了老吴书记一杯。小吴书记今天话不多，只在一旁默默看着默默喝酒，这会儿，他也说话了，说：“从前的事情，不要去追究了，要紧的是，还有什么要我们为你爸妈做的。能帮到他们什么的，我都会尽力做。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告诉我。”
　　我想了一下，如果二妹在这里，如果小妹在这里，她们会怎样去回应这句话，我想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回道：“我爸爸妈妈真的过得很好，什么都不需要。”
　　“那你们一家千辛万苦找到我爸，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吴书记狐疑地看着我，“那是因为你们有什么需要？”
　　我说：“我们，也没什么需要。”
　　小吴书记狐疑的眼光就更深了。先生端着红酒过来，拉上我一起，说：“吴书记，今天您能赏光，真是让我们倍感荣幸，我们夫妻敬您一杯。”
　　小吴书记也站了起来，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说：“我和你们一样，不都是为了陪老一辈嘛。他们这一路过来，都不容易。”
　　我先生连连称是，一仰脖子就喝了满杯，他看了我一眼，示意我把小半杯红酒也干了，于是，我也喝完了杯中酒，也连着说了好多声谢谢。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去敬帮我们张罗的老领导，也是一仰脖子，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上半杯，敬老吴书记，谢谢他揭开尘封那么多年的真相，也一饮而尽。我诚心诚意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忙着布菜，忙着选主食，甚至，抢在我先生之前，就让领班给我们预约了三辆出租车，我家先生哭笑不得，说道：“我已问过了，两个吴书记，会有司机来接；我们就送老领导回家，只需要预约一个代驾就是。”于是，退了出租车，另约代驾。 　　送老领导回去的路上，我家先生自然又千恩万谢，说多亏他成全，否则，老吴书记哪里肯来见我们。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也真不是滋味。那老领导长叹一口气，说道：“那时候的事情，再不提起，大家也都忘了。你看，即使提起，这真相，也不知道在哪里。”老领导又特意嘱咐我：“今天酒桌上老吴说的话，你就烂在肚子里吧，不要和你爸妈说了。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回到家，爸妈还没睡，在客房里开着灯等我们，他们俩的表情，我说什么好呢，皱皱巴巴的，一点也不舒展。妈妈对着我家先生，连声抱歉：“这事情，真的怪我不好，我何苦呢，真是何苦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想起来呢？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我们过得很好呢？他又不会在意的！你看，小王，这回，把你也拖进来了，害你求老领导帮忙，这面子得多大啊！吴书记不是看在我的面上认我们的呢，他是看在老领导的面子上才认的，老领导呢，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张罗的，那你不是又欠人家人情了吗？真的都怪我，我这是在干什么啊？”她抹起眼泪来，我先生慌了，他连忙半蹲在床前，说：“妈妈千万别，你开心了，我们怎样做都是值得的，你别多想了好吗？今晚，妈妈你开心的吧？”
　　媽妈深深地点头，爸爸也跟着点头。
　　等我们收拾着睡下，已经近午夜了，开着窗睡，桂花的香气在夜里特别浓。黑暗里，我们默默躺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第二天是周六，我们没设闹钟，巴望能睡到自然醒。
　　等我们醒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已经走了，爸爸留了纸条，说他们不要我们送，乘早班船回岛上去了。客房整理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他们没来过一样。
　　先生说：“妈妈昨晚一口气说那么长话，我听着有点发毛。”
　　我说：“她是在心疼你。她最恨去求人了。让你去求人，她就只有怨自己了。”
　　先生：“人生在世，就是你求我，我求你，互相成全的呀。”
　　我想了一会儿说：“这话，我会和妈妈讲的。她想象的‘求’和你去做的‘求’，是两回事儿。”
　　先生也想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妈妈的‘求’是什么意思，我这就去告诉她，我真没像她想的那样‘求’人。”他说着就打电话，按了号码后，却又呆住了，说：“这个，电话里真讲不清楚，我得下回当面好好跟她解释。”
　　这世界上，有几样事情是能明明白白讲清楚的呢？
　　和妹妹们，我是这样说的：老吴书记想起爸爸来了，而且，还敬了两杯酒，一杯为他的苦，另一杯为他的甜。小妹在电话那头笑：“怎么搞得跟演戏似的？”我说：“怎么不是？本来就是嘛。”
　　小妹安慰我：“大姐，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别多想啊。这事情，就这么算了吧。”
　　二妹是这样说的：“难为姐夫了。可我总觉得吧，这老吴书记能这样坦然来认爸爸，他一定有一套开脱自己的说辞吧？”二妹的眼睛，向来是毒的。
　　我的沉默，自然也出卖了我自己，我知道二妹和妈妈的亲密远超过我，她们似乎是无话不说，我就只好把“别告诉妈”作为开场白，把老吴书记的话，转述了一遍。二妹在那头听着，听着，长叹一口气说：“听起来似乎也合情合理啊。”我们握着电话听筒，又沉默了好一阵。二妹擤了几声鼻涕后，她说：“但愿奶奶已经投胎托生去了！可是，我总觉得吧，奶奶那么机灵，她一定会偷偷把孟婆汤给倒了——她总有办法的。”
　　我又叮嘱了一声，别告诉妈妈啊。爸爸那边，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和他说说，反正，他现在的心态，是预备着原谅所有的人，或许，他早就猜到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将来，他过奈何桥的时候，是能痛快端起孟婆汤，一饮而尽的吧？可是，或许，这只是他愿意让我们这样想？
　　我真不知道。
　　有一晚，我梦见轮渡即将靠岸，军绿色的栈桥在缓缓放下，奶奶穿着月白色的斜襟布衫，一步一步，走将下来。我伸长脖子张望奶奶身后的大海，她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她要踏上的，是此岸，还是彼岸？
　　夜宴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妈妈人都懒洋洋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来，脸上的表情，总有点恍恍惚惚的，先生笑着说我们娘俩是越来越像了，他很认真地说，在无人处，你的表情像不在人间。
　　关于我自己，我一向觉得自己挺正常的——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看自己的吧？
　　可是，在那夜宴之后，有那么一两个月，我觉得现实真是诡异，无论看什么东西，都觉得那东西后面应该还有一样东西，我控制不住，老想伸长脖子去探个究竟。和懒洋洋的妈妈在一起，反倒自在，因此，一到双休日，我就跑回孟公岛去，住在奶奶住过的卧室里——在我小时候，爷爷奶奶是分床睡的，我和奶奶睡一床，所以说，这卧室，也是我的卧室。白天，我在屋里屋外晃悠，陪妈妈说话、做饭，就跟小时候跟在奶奶身边一样。
　　奶奶说过，她年轻时候，岛上大多是茅草房子，台风过后，房顶吹走了，泥墙也倒了，可只要海上没沉船，没死人，那就不算有事，稻草可以再晒，泥墙可以再砌，家园重建，一切都能从头再来。岛上台风多，这样的从头再来，一生中，不知道有几回。后来，一家一家有了自己的石头房子砖头房子，再后来，是一栋栋像模像样的小楼房，稻草房子是什么样子，也就只有老人心中还有些影子。它们真的存在过吗？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可来佐证，如果再没有记忆，这些草房子，也就不存在了。有时候，我站在半山腰看下去，看到的不是眼前那些大多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楼房，而是那些茅草房。大太阳底下，稻草的清香，茅草的光芒，真实可触。
　　过了两三个月，诡异的感觉才消失，我一再确认之后认定，这世界就是我当下栖身的这个，这个后面并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有一天，和小妹电话，我说起看到了茅草房的事情，小妹笑道：“大姐，你是自带VR装置啊！”
　　“什么是VR装置？”
　　“你连这个也不懂啊？自己百度去。”电话那头一片嘈杂，想着她是在忙碌吧，她又扔下这么一句就挂了我的电话：“下回我带你去VR馆玩哦。”
　　原来，虚拟现实，又称VR（Virtual Reality），是一种综合利用计算机图形系统和现实中各种接口设备，在计算机上生成可交互的沉浸式环境的技术，VR设备自然就是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连接的入口。“你只需要随意戴上一副眼镜就可以身处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与之交互。然而，虚拟现实越来越像是某个更不可思议且受限更少的东西的垫脚石。这一技术便是增强现实，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这个“增强现实”叫作AR，小妹还不知道吧？
　　我很想戴上装有“奶奶的一生”的装置，VR也好，AR也好，我想知道，当我体会过她完整的一生，我是依旧不甘，还是心平气和地放下？但也许，这根本做不到，既然是“现实”，那VR或AR里的时间，是不是要和这个世界的“时间”等长？我继续搜，其中有一则是这样说的：真是“人间一小时，VR一刻钟”。那么，如果只能浓缩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的时间，也还是不够，除非，我愿意交出我的人生。
　　所以，我还是时不时地会想到走在栈桥上的奶奶，海风鼓满了她月白色的对襟衫，她朝我转过脸来，她看着我，似笑非笑。
　　我只有垂下眼睛。
　　冬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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