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主张，中国的金融改革只能“小步快跑”。“小步”的意思是，要控制速度，不能一哄而上，要在多方面齐头并进，因为金融是个系统，一处出现问题，其他地方也要受牵连；“快跑”的意思是，改革的节奏不能再慢下去，拖则不利，改则兴旺。不过，改革就是这样，主张归主张，一旦事情做起来，经常会出现“加速度”超车情况。
　　据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透露的数据，截至2011年11月末，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为3694亿元，同比增长11.2%，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也一举突破了4000家。到了2012年，央行披露的數据显示，在七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小贷公司数量又激增了近千家，增速极快。
　　如果对照新闻报道，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哪里的金融风险加剧，跳楼、自杀、跑路的事件被披露得多，哪里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也多。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而放心的正相关表现。
　　其实，对于小额贷款，从学界到智库都是有激烈争论的。因为小额贷款在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对其中的运作规律、风险控制、制度建设等都还没有搞清楚。这种情况下，理应“小步快跑”，而不是“加速度”去超车。
　　我们可以看看印度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默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创办了著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号称“帮助了千万印度人脱贫”，并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此后，中国的经济学者茅于轼模仿这一做法，在当时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时至今日，小额贷款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不过，在小额贷款最热的印度，这种贷款形式却遭遇了一场重大危机。
　　印度的情况是从2008年后开始恶化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场如假包换的金融危机。现在的印度，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客们最忙的事情就是力劝成千上万小额贷款人干脆停止偿还贷款，尽管有的时候他们并非没有还钱的资金。印度政府也已经加紧出台限制措施，因为担心小额贷款人被高昂的利息压垮。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甚至会逮捕放贷机构的工作人员，指控他们纠缠借款人。
　　刚开始，小额贷款引发的这些不利事件仅出现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但现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中。在小额贷款业务领域，该邦经常是印度以及整个世界的风向标。全印度30%的小额贷款都是在这个邦发放的，而印度则是世界最大的小额金融市场之一。
　　在印度，小额贷款是发放给小企业主的少量贷款，他们用贷到的钱创办蔬菜摊或修车铺等小企业，或扩大经营规模。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通过妇女团体放贷，获得贷款的人要么因为居住地过于偏远、要么因为太穷而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大家原本都认为小额贷款的偿还率较低。但事实上，小额贷款的利息也很高，年息从25%到100%不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边远地区管理成百上千万笔小额贷款需要很高成本。
　　而印度的这场金融危机恰好与资金成本有关。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印度也搞了经济刺激方案，外资离开的同时，资金供应也极充裕，推升了印度的通货膨胀。为了压抑通胀，印度央行不得不提升利率，央行利率从9%左右急剧攀升到了15%左右。小额贷款人根本承受不了利率的攀升压力，小额贷款原有的内在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
　　现在的印度，因为承受不了债务而自杀的人，数目多得吓人。在印度的维达尔巴地区，农民在印度棉田里根本找不到自杀的工具，播种、犁地及收成都是用双手，连刀子也少见。这里的男人往往都是等到傍晚时分，走到自己的田地，坐在地上，望着周遭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然后仰头灌下1公升的农药。
　　印度农民的自杀率在几年间几乎是四级跳，小额贷款成了“催命杀手”。印度孟买的经济学家气愤地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走上绝路的农民大多数是因为债务，其比例高达87%。
　　金融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打个比方来说，这是一门大课，仅仅靠随手做几次作业就想拿高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稳妥之策还是“小步快跑”，让中国的金融系统保持持续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