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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光以南的达威区，缅甸局势最为平静的地方，未来特区的落脚地，无国界医生的辅导员昂亨莫每天在黎明时分就开始工作。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在此设立了一座艾滋病治疗诊所。除提供治疗外，这里还有4名辅导员定期外出跟踪300名病人的治疗进展。
昂亨莫的工作就是前往达威区和附近土瓦河的村落。这大约是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景象- - -晨雾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在棕榈树间和稻田里工作的妇女的剪影。身旁的司机竭力避开道路上的坑洞，昂亨莫自己则在检查探访病人的名单。
从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前往这些村落需要几个小时。这段路程就是一些病人不能复诊的原因：人们因贫穷无法担负交通费用。“无国界医生”就替他们支付路费。
昂亨莫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会到他们的村落寻找他们，并给予额外支援，帮助他们回来复诊，并确保他们正确地服药。”
总之，在这个也许是全球最贫困的地方，经济上的贫困是治疗任何疾病的首要障碍。但是现在，由于西方捐助者削减了投入，这个国家的艾滋病、疟疾、结核病患者将失去最主要的外来救助，这将使该国建立全面医疗系统的工作难上加难。
不仅在缅甸，从泰国、印度尼西亚一直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形势可能因此发生逆转，其周边一些已经拥有独立抗击上述疾病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将难以独善其身。
据联合国估计，目前在缅甸，每年有1. 5万至2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缺乏艾滋病治疗而死亡，其结核病感染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3倍，也是全球27个耐多药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旦其疾控体系崩溃，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也会带来影响。
中国首批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在中缅边境的吸毒者中被发现的。对于缅甸来说，只有首先在中、南部政府控制力较强的地方建立足够强大的疾控体系，才有可能将防控措施伸延到北部接近中国的区域。
来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资金，在过去数年中支撑着缅甸的疾控体系。它的中国执行机构甚至使用这笔资金进入地方武装割据的缅北，解决那里的疟疾问题。
但是，自2013年起，这些资金将难以为继。
被忽视的渔夫
昂亨莫的病人主要是渔夫、在稻田和橡胶园里工作的工人。这些患者，大多是已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甚至双重感染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的病人。但按照“无国界医生”的定义，他们大多是“不依从治疗者”，即未能很好地按照医嘱跟进治疗和服药。
在诊断患病后，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到诊所复诊一次，而大多数人并不经常回来。昂亨莫说：“有时他们不太明白病症，或不知道如何服药，有时他们会认为很难前往诊所。”也有一些人因为害怕被歧视或者药物作用而拒绝治疗。
比如他在这一天的第一个病人，一名50岁的渔业工人，在患病后去私人诊所的第一次诊断中，就花掉了所有积蓄。
昂亨莫说，多数人稍微感觉病情缓和就会回去工作。但对结核病患者来说，这样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耐药性结核病，使治疗期延长到至少8个月。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报告，现在缅甸有8. 5万名急需救治的艾滋病患者未获得治疗。每年还有9300多个新的耐药性结核病病例，其中只有超过300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由于本国政府的卫生能力有限，外界援助是大多数病人治疗的希望。比如“无国界医生”，是目前该国最主要提供抗艾药物的组织，有超过1. 8万名病人正在接受治疗。
对于缅甸影响最大的是具有联合国背景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缅甸每个艾滋病人得到的国际援助只有3. 9美元，柬埔寨是46. 5美元，老挝是67. 6美元。而“全球基金”这一年就计划5年内投入2. 9亿美元。
然而在2011年11月，“全球基金”理事会迫于资金压力，决定取消以往每年发布一次项目的办法，并且在2014年前不再启动新项目。对此，“无国界医生”缅甸项目主管赫罗特对《望东方周刊》说：“捐助机构再次将缅甸的艾滋病病人和结核病病人拒之门外。‘无国界医生’每天都面对着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 -危重病人和不必要的死亡。”
2011年的一项科研结果显示，对艾滋病的治疗也是有效的预防措施，这项发现在医疗系统资金原本就不足的缅甸更有现实意义。
赫罗特说：“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在迅速扩大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治疗，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播，并能减少生命和金钱的损失。较少人感染病毒等于失去较少生命，以及较少人需要治疗。捐助机构帮助缅甸，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病人获得艾滋病和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关重要。”
“梦想篮子”
2012年是“全球基金”成立的第十年。
2002年，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倡议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完成消灭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任务。
“全球基金”寄托了全世界对于抗击三大疾病的美好梦想和努力。它并非一个联合国的技术部门，而是一家融资机构，希望构建一种公立部门、私立部门结合的新型融资形式，从而解决资金不足这一抗击三大疾病的根本难题。
虽然“全球基金”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但它只有20个有投票权的理事成员。理事分为两类：捐款方、受援方，各10个席位。捐款方包括国家、企业、基金会等，比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麦肯锡公司、盖茨基金会等著名组织。
创新性的设计是，受援方不仅包括国家政府，还有感染者代表作为理事。感染者代表在全球选拔，几乎都来自非洲。每次开会之前，都由感染者代表站起来发言：我们再次默哀，为全球最近一年里去世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默哀一分钟。然后点上蜡烛。
这蜡烛一直点着，到会议结束再熄灭，时时刻刻提醒与会者基金会的使命所在。
它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投票机制：在两类理事会成员中都要获得多数票。捐款方多数、受捐方也多数，一件决议才能通过。中国受邀参与了“全球基金”筹备全过程，自 2002年起一直在理事会中代表西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担任理事会成员。
总之，“全球基金”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设立的一个独特的、创新性的国际组织，就像一个“梦想基金”。
“全球基金”网站显示，目前美国是其最大的捐助国，从2001年到2013年承诺捐款95亿美元，已实际捐款60亿美元。2011年初，盖茨基金会宣布从2011年到2016年向“全球基金”捐款7. 5亿美元。在这之前，它平均每年为基金提供1亿美元。
“全球基金”一年大约可以动用20多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当这个基金成立后，各国都将有关捐助集中在这个组织中。一个国家有1亿美元捐助，过去可能分布在几个渠道，现在都投入“全球基金”。它吸纳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主要捐助资金，就好像一只“梦想篮子”。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申请了19个项目，接受了约6亿美元援助，是其主要受援国之一。其中“全球基金”在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投入分别约占国家结核病和疟疾防控总经费的20%。艾滋病方面，最高的时候，“全球基金”的投入达到中央防控经费的约三分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投入的增加，该比例大幅下降，在15%左右。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全球基金”秘书处最新的执行主任报告，它为全球一半的艾滋病治疗者提供资金支持，在结核病和疟疾防控领域占国际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到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已在超过150个国家累计承诺资金224亿美元。
就在人们期望它焕发出更大光彩的时候，2011年11月，在加纳举行的会议上，“全球基金”为减轻资金压力和确保项目运行，做出了一些“极其艰难的”决定。除了取消新一轮项目发布，还决定20国集团中的高收入国家、疾病负担未达到“极端严重”水平，就没有资格继续申请当前项目的第二期经费。
而在此之前，有55个国家已经启动新一轮艾滋病项目申请。
失药的母亲
除了东南亚和中亚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接受“全球基金”的主要地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卡宾达中央医院，有大量病人因缺乏治疗而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无国界医生”在这个国家的医疗统筹德韦格利尔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多个国家，一直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但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见到的景象，已经多年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这里的情况令我记起当初还没有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每日都面对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病人，若他们能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就可能避免这些并发症。”
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有超过10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约35万人的病情能够通过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环节得到控制。而现在只有4. 4万人能够接受抗病毒治疗。此外，只有约1%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能够获得防止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治疗。
与此同时，一些捐助机构，如“全球基金”正撤走或大幅削减资助。而“全球基金”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最主要供应来源。
德韦格利尔警告说：“若不采取行动，现时在轮候册上急需抗病毒药物的1. 5万人，将可能在三年内死亡。虽然数字十分惊人，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感染。”
由于科学研发的成功，2012年本应是“全球基金”目标实现的转折一年。2011年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若一个人及早进行艾滋病治疗，此人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机会将减少96%。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运动总干事冯提多医生说：“治疗艾滋病患者十多年来，我们从未遇过如此有望切实扭转疫情的时刻。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政府想在科学的基础上有所行动，把握这个时机来扭转艾滋病疫情。但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一切将成为空谈。”
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政府，正在加强全国艾滋病治疗计划，包括为早期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立即为伴侣未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展开治疗。在马拉维，政府原本希望扩展艾滋病治疗项目，为所有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治疗。
“无国界医生”自2000年开始提供艾滋病治疗，目前在19个国家治疗17万名病人。但现在，他们分布于全球的网络见证了这些计划因缺乏资金而遭受重创。例如喀麦隆和津巴布韦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无法继续支持正接受治疗的病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对获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大加限制。
肯尼亚、莱索托和南非已接获“全球基金”通知，因为资金问题，这些国家并不符合申请第11轮资助的资格。这些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比率分别为52%、66%及49%。
在马拉维偏远地区工作的“无国界医生”项目总管伍兹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所有路牌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处理艾滋病的方案，资金紧缩却把我们拉到相反方向。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尽力治疗更多病人，挽救生命，避免形势倒退，但单靠受影响国家并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昂亨莫的工作就是前往达威区和附近土瓦河的村落。这大约是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景象- - -晨雾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在棕榈树间和稻田里工作的妇女的剪影。身旁的司机竭力避开道路上的坑洞，昂亨莫自己则在检查探访病人的名单。
从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前往这些村落需要几个小时。这段路程就是一些病人不能复诊的原因：人们因贫穷无法担负交通费用。“无国界医生”就替他们支付路费。
昂亨莫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会到他们的村落寻找他们，并给予额外支援，帮助他们回来复诊，并确保他们正确地服药。”
总之，在这个也许是全球最贫困的地方，经济上的贫困是治疗任何疾病的首要障碍。但是现在，由于西方捐助者削减了投入，这个国家的艾滋病、疟疾、结核病患者将失去最主要的外来救助，这将使该国建立全面医疗系统的工作难上加难。
不仅在缅甸，从泰国、印度尼西亚一直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形势可能因此发生逆转，其周边一些已经拥有独立抗击上述疾病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将难以独善其身。
据联合国估计，目前在缅甸，每年有1. 5万至2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缺乏艾滋病治疗而死亡，其结核病感染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3倍，也是全球27个耐多药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旦其疾控体系崩溃，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也会带来影响。
中国首批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在中缅边境的吸毒者中被发现的。对于缅甸来说，只有首先在中、南部政府控制力较强的地方建立足够强大的疾控体系，才有可能将防控措施伸延到北部接近中国的区域。
来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资金，在过去数年中支撑着缅甸的疾控体系。它的中国执行机构甚至使用这笔资金进入地方武装割据的缅北，解决那里的疟疾问题。
但是，自2013年起，这些资金将难以为继。
被忽视的渔夫
昂亨莫的病人主要是渔夫、在稻田和橡胶园里工作的工人。这些患者，大多是已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甚至双重感染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的病人。但按照“无国界医生”的定义，他们大多是“不依从治疗者”，即未能很好地按照医嘱跟进治疗和服药。
在诊断患病后，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到诊所复诊一次，而大多数人并不经常回来。昂亨莫说：“有时他们不太明白病症，或不知道如何服药，有时他们会认为很难前往诊所。”也有一些人因为害怕被歧视或者药物作用而拒绝治疗。
比如他在这一天的第一个病人，一名50岁的渔业工人，在患病后去私人诊所的第一次诊断中，就花掉了所有积蓄。
昂亨莫说，多数人稍微感觉病情缓和就会回去工作。但对结核病患者来说，这样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耐药性结核病，使治疗期延长到至少8个月。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报告，现在缅甸有8. 5万名急需救治的艾滋病患者未获得治疗。每年还有9300多个新的耐药性结核病病例，其中只有超过300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由于本国政府的卫生能力有限，外界援助是大多数病人治疗的希望。比如“无国界医生”，是目前该国最主要提供抗艾药物的组织，有超过1. 8万名病人正在接受治疗。
对于缅甸影响最大的是具有联合国背景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缅甸每个艾滋病人得到的国际援助只有3. 9美元，柬埔寨是46. 5美元，老挝是67. 6美元。而“全球基金”这一年就计划5年内投入2. 9亿美元。
然而在2011年11月，“全球基金”理事会迫于资金压力，决定取消以往每年发布一次项目的办法，并且在2014年前不再启动新项目。对此，“无国界医生”缅甸项目主管赫罗特对《望东方周刊》说：“捐助机构再次将缅甸的艾滋病病人和结核病病人拒之门外。‘无国界医生’每天都面对着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 -危重病人和不必要的死亡。”
2011年的一项科研结果显示，对艾滋病的治疗也是有效的预防措施，这项发现在医疗系统资金原本就不足的缅甸更有现实意义。
赫罗特说：“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在迅速扩大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治疗，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播，并能减少生命和金钱的损失。较少人感染病毒等于失去较少生命，以及较少人需要治疗。捐助机构帮助缅甸，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病人获得艾滋病和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关重要。”
“梦想篮子”
2012年是“全球基金”成立的第十年。
2002年，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倡议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完成消灭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任务。
“全球基金”寄托了全世界对于抗击三大疾病的美好梦想和努力。它并非一个联合国的技术部门，而是一家融资机构，希望构建一种公立部门、私立部门结合的新型融资形式，从而解决资金不足这一抗击三大疾病的根本难题。
虽然“全球基金”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但它只有20个有投票权的理事成员。理事分为两类：捐款方、受援方，各10个席位。捐款方包括国家、企业、基金会等，比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麦肯锡公司、盖茨基金会等著名组织。
创新性的设计是，受援方不仅包括国家政府，还有感染者代表作为理事。感染者代表在全球选拔，几乎都来自非洲。每次开会之前，都由感染者代表站起来发言：我们再次默哀，为全球最近一年里去世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默哀一分钟。然后点上蜡烛。
这蜡烛一直点着，到会议结束再熄灭，时时刻刻提醒与会者基金会的使命所在。
它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投票机制：在两类理事会成员中都要获得多数票。捐款方多数、受捐方也多数，一件决议才能通过。中国受邀参与了“全球基金”筹备全过程，自 2002年起一直在理事会中代表西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担任理事会成员。
总之，“全球基金”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设立的一个独特的、创新性的国际组织，就像一个“梦想基金”。
“全球基金”网站显示，目前美国是其最大的捐助国，从2001年到2013年承诺捐款95亿美元，已实际捐款60亿美元。2011年初，盖茨基金会宣布从2011年到2016年向“全球基金”捐款7. 5亿美元。在这之前，它平均每年为基金提供1亿美元。
“全球基金”一年大约可以动用20多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当这个基金成立后，各国都将有关捐助集中在这个组织中。一个国家有1亿美元捐助，过去可能分布在几个渠道，现在都投入“全球基金”。它吸纳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主要捐助资金，就好像一只“梦想篮子”。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申请了19个项目，接受了约6亿美元援助，是其主要受援国之一。其中“全球基金”在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投入分别约占国家结核病和疟疾防控总经费的20%。艾滋病方面，最高的时候，“全球基金”的投入达到中央防控经费的约三分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投入的增加，该比例大幅下降，在15%左右。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全球基金”秘书处最新的执行主任报告，它为全球一半的艾滋病治疗者提供资金支持，在结核病和疟疾防控领域占国际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到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已在超过150个国家累计承诺资金224亿美元。
就在人们期望它焕发出更大光彩的时候，2011年11月，在加纳举行的会议上，“全球基金”为减轻资金压力和确保项目运行，做出了一些“极其艰难的”决定。除了取消新一轮项目发布，还决定20国集团中的高收入国家、疾病负担未达到“极端严重”水平，就没有资格继续申请当前项目的第二期经费。
而在此之前，有55个国家已经启动新一轮艾滋病项目申请。
失药的母亲
除了东南亚和中亚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接受“全球基金”的主要地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卡宾达中央医院，有大量病人因缺乏治疗而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无国界医生”在这个国家的医疗统筹德韦格利尔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多个国家，一直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但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见到的景象，已经多年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这里的情况令我记起当初还没有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每日都面对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病人，若他们能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就可能避免这些并发症。”
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有超过10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约35万人的病情能够通过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环节得到控制。而现在只有4. 4万人能够接受抗病毒治疗。此外，只有约1%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能够获得防止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治疗。
与此同时，一些捐助机构，如“全球基金”正撤走或大幅削减资助。而“全球基金”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最主要供应来源。
德韦格利尔警告说：“若不采取行动，现时在轮候册上急需抗病毒药物的1. 5万人，将可能在三年内死亡。虽然数字十分惊人，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感染。”
由于科学研发的成功，2012年本应是“全球基金”目标实现的转折一年。2011年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若一个人及早进行艾滋病治疗，此人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机会将减少96%。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运动总干事冯提多医生说：“治疗艾滋病患者十多年来，我们从未遇过如此有望切实扭转疫情的时刻。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政府想在科学的基础上有所行动，把握这个时机来扭转艾滋病疫情。但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一切将成为空谈。”
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政府，正在加强全国艾滋病治疗计划，包括为早期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立即为伴侣未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展开治疗。在马拉维，政府原本希望扩展艾滋病治疗项目，为所有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治疗。
“无国界医生”自2000年开始提供艾滋病治疗，目前在19个国家治疗17万名病人。但现在，他们分布于全球的网络见证了这些计划因缺乏资金而遭受重创。例如喀麦隆和津巴布韦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无法继续支持正接受治疗的病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对获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大加限制。
肯尼亚、莱索托和南非已接获“全球基金”通知，因为资金问题，这些国家并不符合申请第11轮资助的资格。这些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比率分别为52%、66%及49%。
在马拉维偏远地区工作的“无国界医生”项目总管伍兹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所有路牌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处理艾滋病的方案，资金紧缩却把我们拉到相反方向。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尽力治疗更多病人，挽救生命，避免形势倒退，但单靠受影响国家并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