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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音》篇集中论述了刘勰理想中的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文章把刘勰的知音理论置于伊泽尔的隐含读者的理论框架对应之下进行重新解读，在二者的同与异中寻找“知音”论的新价值。知音作为一种文本结构，已经被创作时的作者所预设，具体表现为一个引入了语言系统、文学发展史的“六观”系统；不受现实历史因素影响而摈弃倾向性、博观的知音作为审美极依靠“心敏”这一主观审美能力完成对文本的实现。
关键词：隐含读者；知音论；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著作，它最大的特点是“体大虑精”，《知音》篇集中论述了刘勰理想中的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即二者完全的心意相通。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后作者地位的下降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似乎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谈论“知音”已经不再合宜，但刘勰的“知音”论却并非那么简单。文章拟从现象学的视角重新解读“知音”论，以试图对“知音”论做出新的阐释。
一、隐含读者的提出
伊泽尔以英伽登对文本的现象学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交流的模式：文学作品有艺术和审美两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而审美极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在伊泽尔看来，读者有两种类型：（1）真实读者，这是从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和审美趣味的真实存在的阅读群体；（2）理想读者，这仅是一种虚构的存在，理想读者需要与作者共享一套语义系统，并且能够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然而，这两种读者无论是在实际研究中还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都有其天然的缺陷。在考察了几种读者理论以后，伊泽尔认为他理想中的读者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状态，没有既定的性格也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即隐含读者。伊泽尔对隐含读者做了如下解释：“如果我们要文学作品产生效果及引起反应，就必须允许读者的存在，同时有不以任何方式事先决定他的性格和理式境况。由于缺少恰当的词汇，我们不妨把它称作隐含的读者，他具备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须的一切感情，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
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实际上是其现象学模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包含了两个基本内涵：“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和作为构造活动的读者的角色”。就前者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把他所收集起来的观点构筑成的独特的艺术世界，由此体现自己的意向视野，文本为读者设定一个立场和优势点，使他能够从这点出发解读文本，把陌生的东西具体化。这个优势点由文本中的各种视野所提供，它们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遇在某一点，造就了文本意义。然而，文本意义的实现最终依靠的是读者的想象，文本激发出读者的心理意象，这些心理意象赋予文本中暗示的意义以生命，由此形成一个心理意象系列。阅读过程中的读者不断形成心理意象，改变优势点以融入文本。
隐含读者实际上就是文学交流的两极的具体体现：作为艺术极的作者的文本预设了读者的实现活动，而作为审美极的读者阅读保证了文本的完成。
二、知音与隐含读者
如前文所述，刘勰的知音要求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文本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达到与作者的心灵相通。这样的要求近似于伊泽尔所分析的理想读者。刘勰提出知音所寻求的是理想状态下真实存在的读者，而非理论假设。就此而论，知音既是现实读者，也是一种理想读者。同时，这种理想读者也具有着伊泽尔所说的隐含读者的特点与功能。
（一）作为艺术极的文本对知音的预设
纵观《文心雕龙》全书，极大的篇幅用于论述文学的起源、发展及特点、创作论等，这不仅是求“体大”，更在于“虑精”。《知音》篇中提到的问题往往能够在前文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读者与作者处在相同的系统之中，遵循着相同的规律，读者沿着作者所铺设的路径，逆着作者来时的道路一步步回到作者的内心之中。自《神思》至《物色》，刘勰都在探讨如何调动事义、辞采、声律并综合各种因素以把情志表现出来并作出精妙的文章。《知音》篇中提到的读者欣赏、解读文本的方法与要求都能够在前文找到相关对应，这种对应恰恰源于作者在文本中对读者的预设。
对于读者而言的陌生性首先在于作者自身的情志，而文学之美在于语言对情志的体现，《隐秀》篇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想要表达的是语言之外的情志与韵味，情志与语言共同构成了一种陌生性，这也正是“文情难鉴”的客观原因。然而，“披文入情”并非无径可循，作者为读者提供了相应的“视野”。伊泽尔的理论针对虚构性作品，所以他的分析处在叙事学框架之中，刘勰所论之文恰恰是排除了虚构性与叙事性的抒情性、应用性的诗歌与散文，故而他所关注的结构性因素与伊泽尔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包含在他的“六观”之中。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综合《知音》、《镕裁》、《附会》诸篇总结出刘勰评论文字有“三准六观”，其中最重要的是“情事辞”三者，其次为“宫商”、“通变”与“奇正” 。
伊泽尔的“视野”指向的目標是具体化，并且实现具体化的过程依赖于读者立场与优势点的转变，最终在某处汇合达到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如果说伊泽尔的意向视野是一条条射线在某一点会合成意义，刘勰的“六观”与之相比则是一个网状欣赏与评价系统，位体、置辞、事义三者的坐标点构成了意义，而它们的坐标系由通变、奇正及个体的风格组成，在作者为读者确定意义和评价文本的参照系之前，它首先是作者创作的参照系。作者创作时在文本中预设了它的读者，这一读者与作者共享着语言的历时系统及创作时的共时系统，。文学也有其历史，每一个文本都必然存在互文性，脱离文学史的阐释必然有其局限。所以即使位体、置辞、事义某种程度上都有其独立性，但最终仍然只有在某个系统与历史之中才能被理解与评价。“六观”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意义的阐释与评价，更是“见异”和“深识鉴奥”。唯有置于语言系统与文学史中才能发现文辞之“异采”及情志之高妙从而与作者达到心意相通。正因为此，刘勰引入了语言系统的共时、历时维度和文学史，使知音超越了建立以在文本结构之上的隐含读者。
（二）作为审美极的知音对文本的实现 刘勰分析知音之难从主观上说有几点原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这三者实质上都是因为受到种种现实、历史等客观因素影响；之后刘勰又提出了“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一原因，指出读者因自身学识与经验所限而无法对所有文本做出相应的回应；客观上说，解读文本原本就非常困难，“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说的就是这一客观因素。现实的读者必然有着种种局限，克服它们虽然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刘勰提出了博观之法以克服偏狭，又要求读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以克服现实历史因素带来的倾向性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最后还提出“六观”的标准在技术层面对读者进行指导。刘勰的知音恰恰与伊泽尔的隐含读者相贯通，然而伊泽尔仅仅是在概念上提出了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假设，刘勰则为这种假设打了基础。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知音不仅有结构上的意义，更代表着一种审美能力。刘勰对“六观”系统功用的描述是：“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如果说“六观”系统对知音的预设仍处于阐释与评价的技术层面，那么“见异”和“深识鉴奥”就是作为审美极的知音对文本的终极实现。伊泽尔所论述的读者对文本的实现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文本激发出读者的意象想象，而这一想象又再次赋予文章所暗示的意义以生命力，如此反复而最终形成系列心理意象。伊泽尔的隐含读者把感性运用于意象的想象与对空白处意义的赋予之中，刘勰笔下知音的感性表现为“心敏”，“心敏”可以探查到文本每一个角落乃至文本背后藏匿的意义与异采。技术层面的“六观”需要有主观的“心敏”来为文本实现做保证。相较于伊泽尔的心理意象形成过程中对想象力的诉求，“心敏”是一个更抽象与概括的概念，它涉及了观察、联想、想象力、判断等各种思维方式的单独及综合使用而形成的审美能力。刘勰为“心敏”设定了最后的标准，即“见异”和“深识鉴奥”，也就是在经过反复的线性时间阅读之后最终与作者心灵相通，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实现文本则体现在最终文本成为一个能够永远供读者消费的联系网络，在线性阅读中拓展了深度与广度，这是知音所难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刘勰的知音理论并非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传说的内涵所能概述，抛开其理论起点与终點的封闭性，它的理论推演过程在与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及文学交流模式参照阅读时闪耀着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电灯泡出版社，2004.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隐含读者；知音论；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著作，它最大的特点是“体大虑精”，《知音》篇集中论述了刘勰理想中的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即二者完全的心意相通。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后作者地位的下降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似乎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谈论“知音”已经不再合宜，但刘勰的“知音”论却并非那么简单。文章拟从现象学的视角重新解读“知音”论，以试图对“知音”论做出新的阐释。
一、隐含读者的提出
伊泽尔以英伽登对文本的现象学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交流的模式：文学作品有艺术和审美两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而审美极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在伊泽尔看来，读者有两种类型：（1）真实读者，这是从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和审美趣味的真实存在的阅读群体；（2）理想读者，这仅是一种虚构的存在，理想读者需要与作者共享一套语义系统，并且能够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然而，这两种读者无论是在实际研究中还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都有其天然的缺陷。在考察了几种读者理论以后，伊泽尔认为他理想中的读者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状态，没有既定的性格也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即隐含读者。伊泽尔对隐含读者做了如下解释：“如果我们要文学作品产生效果及引起反应，就必须允许读者的存在，同时有不以任何方式事先决定他的性格和理式境况。由于缺少恰当的词汇，我们不妨把它称作隐含的读者，他具备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须的一切感情，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
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实际上是其现象学模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包含了两个基本内涵：“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和作为构造活动的读者的角色”。就前者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把他所收集起来的观点构筑成的独特的艺术世界，由此体现自己的意向视野，文本为读者设定一个立场和优势点，使他能够从这点出发解读文本，把陌生的东西具体化。这个优势点由文本中的各种视野所提供，它们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遇在某一点，造就了文本意义。然而，文本意义的实现最终依靠的是读者的想象，文本激发出读者的心理意象，这些心理意象赋予文本中暗示的意义以生命，由此形成一个心理意象系列。阅读过程中的读者不断形成心理意象，改变优势点以融入文本。
隐含读者实际上就是文学交流的两极的具体体现：作为艺术极的作者的文本预设了读者的实现活动，而作为审美极的读者阅读保证了文本的完成。
二、知音与隐含读者
如前文所述，刘勰的知音要求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文本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达到与作者的心灵相通。这样的要求近似于伊泽尔所分析的理想读者。刘勰提出知音所寻求的是理想状态下真实存在的读者，而非理论假设。就此而论，知音既是现实读者，也是一种理想读者。同时，这种理想读者也具有着伊泽尔所说的隐含读者的特点与功能。
（一）作为艺术极的文本对知音的预设
纵观《文心雕龙》全书，极大的篇幅用于论述文学的起源、发展及特点、创作论等，这不仅是求“体大”，更在于“虑精”。《知音》篇中提到的问题往往能够在前文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读者与作者处在相同的系统之中，遵循着相同的规律，读者沿着作者所铺设的路径，逆着作者来时的道路一步步回到作者的内心之中。自《神思》至《物色》，刘勰都在探讨如何调动事义、辞采、声律并综合各种因素以把情志表现出来并作出精妙的文章。《知音》篇中提到的读者欣赏、解读文本的方法与要求都能够在前文找到相关对应，这种对应恰恰源于作者在文本中对读者的预设。
对于读者而言的陌生性首先在于作者自身的情志，而文学之美在于语言对情志的体现，《隐秀》篇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想要表达的是语言之外的情志与韵味，情志与语言共同构成了一种陌生性，这也正是“文情难鉴”的客观原因。然而，“披文入情”并非无径可循，作者为读者提供了相应的“视野”。伊泽尔的理论针对虚构性作品，所以他的分析处在叙事学框架之中，刘勰所论之文恰恰是排除了虚构性与叙事性的抒情性、应用性的诗歌与散文，故而他所关注的结构性因素与伊泽尔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包含在他的“六观”之中。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综合《知音》、《镕裁》、《附会》诸篇总结出刘勰评论文字有“三准六观”，其中最重要的是“情事辞”三者，其次为“宫商”、“通变”与“奇正” 。
伊泽尔的“视野”指向的目標是具体化，并且实现具体化的过程依赖于读者立场与优势点的转变，最终在某处汇合达到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如果说伊泽尔的意向视野是一条条射线在某一点会合成意义，刘勰的“六观”与之相比则是一个网状欣赏与评价系统，位体、置辞、事义三者的坐标点构成了意义，而它们的坐标系由通变、奇正及个体的风格组成，在作者为读者确定意义和评价文本的参照系之前，它首先是作者创作的参照系。作者创作时在文本中预设了它的读者，这一读者与作者共享着语言的历时系统及创作时的共时系统，。文学也有其历史，每一个文本都必然存在互文性，脱离文学史的阐释必然有其局限。所以即使位体、置辞、事义某种程度上都有其独立性，但最终仍然只有在某个系统与历史之中才能被理解与评价。“六观”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意义的阐释与评价，更是“见异”和“深识鉴奥”。唯有置于语言系统与文学史中才能发现文辞之“异采”及情志之高妙从而与作者达到心意相通。正因为此，刘勰引入了语言系统的共时、历时维度和文学史，使知音超越了建立以在文本结构之上的隐含读者。
（二）作为审美极的知音对文本的实现 刘勰分析知音之难从主观上说有几点原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这三者实质上都是因为受到种种现实、历史等客观因素影响；之后刘勰又提出了“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一原因，指出读者因自身学识与经验所限而无法对所有文本做出相应的回应；客观上说，解读文本原本就非常困难，“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说的就是这一客观因素。现实的读者必然有着种种局限，克服它们虽然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刘勰提出了博观之法以克服偏狭，又要求读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以克服现实历史因素带来的倾向性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最后还提出“六观”的标准在技术层面对读者进行指导。刘勰的知音恰恰与伊泽尔的隐含读者相贯通，然而伊泽尔仅仅是在概念上提出了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假设，刘勰则为这种假设打了基础。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知音不仅有结构上的意义，更代表着一种审美能力。刘勰对“六观”系统功用的描述是：“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如果说“六观”系统对知音的预设仍处于阐释与评价的技术层面，那么“见异”和“深识鉴奥”就是作为审美极的知音对文本的终极实现。伊泽尔所论述的读者对文本的实现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文本激发出读者的意象想象，而这一想象又再次赋予文章所暗示的意义以生命力，如此反复而最终形成系列心理意象。伊泽尔的隐含读者把感性运用于意象的想象与对空白处意义的赋予之中，刘勰笔下知音的感性表现为“心敏”，“心敏”可以探查到文本每一个角落乃至文本背后藏匿的意义与异采。技术层面的“六观”需要有主观的“心敏”来为文本实现做保证。相较于伊泽尔的心理意象形成过程中对想象力的诉求，“心敏”是一个更抽象与概括的概念，它涉及了观察、联想、想象力、判断等各种思维方式的单独及综合使用而形成的审美能力。刘勰为“心敏”设定了最后的标准，即“见异”和“深识鉴奥”，也就是在经过反复的线性时间阅读之后最终与作者心灵相通，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实现文本则体现在最终文本成为一个能够永远供读者消费的联系网络，在线性阅读中拓展了深度与广度，这是知音所难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刘勰的知音理论并非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传说的内涵所能概述，抛开其理论起点与终點的封闭性，它的理论推演过程在与伊泽尔的隐含读者及文学交流模式参照阅读时闪耀着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电灯泡出版社，2004.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