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技术专家以及企业的全体职工应当坚持科技大会和“十一五”提出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要说坚持呢？最近这一、两年经济整个显得很繁荣，但是对于我们创新型的企业来说，对创新人员来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现在赚热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就面临很多诱惑。我记得香港有一位管理学院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他说香港这个地方很难做像硅谷那样的技术创新，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亚洲很重要的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这种地方虽然风险很大，但是来快钱的，所以在比较利益上就会把需要专心致志、需要长期地潜心努力做科学研究、做技术发明的人吸引到这种短期的快钱上面去。
　　另一个方面，当然政府应该负责任，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构建一个好的环境。但是这也不光是政府单方面能够做的，它需要企业家的配合，也需要企业家给政府以压力，给政府以督促，让政府提出问题。
　　我跟柳传志同志讨论过，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常常是很好的技术成果，因为各种原因应用发展得很慢，结果黄花菜都凉了，时间都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它不是单单哪一个口号，或者哪一个措施就能解决的，这是整个经济系统的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现在是急需要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基本的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的，跟这个传统的经济，包括早期的市场经济都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规则、市场的秩序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相当混乱的。比如说反垄断法也讨论了多年，到现在还没有。
　　至于说在实际的监管中，我看做得就显得更差了，比如说对于我们的电信资费老百姓是非常有意见的，资费很高，我看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个市场的无序，它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还不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几乎是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家就占了大部分份额。现在政府有一个责任，他一定要消除这个市场垄断的状态，在垄断的状态下这个价格一定是个垄断价格，垄断价格它就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使它大大压缩了所谓经济学上讲的消费者剩余。我估计只要放开竞争，电信服务的质量很快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资费会很快降低。
　　第二件事就是所谓的市场准入。这个事情有点蹊跷，我现在也看不懂，就是好像有一个权威机关在那里批准，批准你能够进入还是批准你不能进入。这是违反了市场经济和法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所谓非进即入。只要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三个问题是融资环境的问题，我们技术创新不能够转化为实业，技术创新不能够变成创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融资，融资的困难。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技术标准的认定。技术标准的认定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以后他这个企业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公认的行业标准，或者叫做事实标准，就是说它在实际的经济运作中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标准，然后经过一定的认定。另外一种情况是预设，特别是在一些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的国家，比如日本、过去的德国等这样的国家他是由政府来预设一个标准，然后要求企业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生产。
　　中国大致上是后一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是往往依托于一些企业，于是就变成了由政府来支持某些企业所编写的事实标准，这种方式很缺乏效率，而且因为他背后都有政府，在中国的条件下政府跟企业又靠得很紧，不像有些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政府跟企业之间是保持距离的，于是这个标准的设定背后就变成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2002年，国家提出来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战略，因为在标准的竞争中取胜的才是叫做“标准为王”，才是能够取得最大的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似乎进展得不太大，几次尝试效果都不是太好。比如说数字电视的标准问题，还有什么DVD、EVD标准的问题都处理得不好。
　　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人长于模仿，是跟随别人的标准，而不长于创新。我发现不是这样，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比别人差，而且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加工制造的大国，物质生产基础是摆在那儿的，完全有条件在某些领域里在标准战上取得成功，在改进、提升现行的国际标准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现在建立标准这一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总之我痛切地感觉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提供一个好的条件，提供好的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
　　
　　（根据吴敬琏在“中国民协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会议上讲话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