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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而生，取意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意即面对终极意义，积极图存。
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华文明之根一直深植这样的沃土，并在适当的时候脱颖而出，给人以无可替代的启发。
许多看起来不关联的事，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当“寄情田园·张毅敏书画作品展”的大幕拉开的时候，人们隐隐看到了蝴蝶的翅膀低低地掠过……
当你站在张毅敏的国画《捉雀》、《寒冬哝语》、《醉石榴》、《秋深瓜老》等作品面前时，打开的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但分明有种异样的审美体验。
它古朴中透着亲切，精致中难掩张力，典雅中彰显活力，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而又分明流淌着和谐的韵律，跳跃着令人怦然心动的节奏。你渐渐地就沉浸在某种特定的氛围里，在淡淡的感伤中，读懂了一段熟悉而陌生、柔婉而绵长的优美行板。
这是传统的花鸟国画吗？但这样的画法—将一向只能作为意境点缀的“配角”麻雀，一举推到前台作为“主角”谋篇布局、精心烘托；将向来不入大家法眼的俗物小景“石榴”、“南瓜”等寻常农家果实，作为主要题材来浓墨重彩、精工描绘，似乎是前无古人、近无比照、现无同侪。
但你无法否认这些作品可能的艺术地位，它毫不逊色于艺术典藏中的鸿篇巨制、洪钟大吕。看这些画，你沉睡在梦中的某个记忆分明被点醒了，心中寂灭已久的烛火被点亮了。你先是意外，然后震撼，继而久久地陷入沉思。就在你对一幅画一步一回头时，又接着被新的画面黏住，重新陷入了回忆中。如此周而复始的心灵激荡，一个丰富而不失高雅的艺术殿堂，就在你的审美逡巡中耸立起来了！
一向被视为失去个性便无以为立的艺术创作，潜伏着某种规律吗？
“任何人在进入圣殿前皆需横穿一座幽黑的洞穴……走出洞穴，忍让之门又将人们引向智慧的光照……”集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于一身的大思想家罗素，机警而形象地提炼出一种探索与创造的过程。
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提起“田园”这样的字眼，总是不由自主地就联想到诗人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其中是否隐含着类似的哲学命题？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片被世界遗忘的地方安详和美，是看得见的人间天堂。而再寻却终不复得的遗憾，则暗含着抵达之路的不可复制性。而这个故事竟然在国学文库中历久弥新，也反证出面对现实与理想的永恒矛盾，而人们却难舍梦想的普遍性。
“天堂只是一道窄门”、“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圣经·新约》反复告诫说。
无论宗教、科学、艺术、思想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一个高度上都有一条相通之道，暗合着抵达事物本质的某种潜规则，而得道者寥寥，多属于寂寞世界中的执著者。
“离你越近的地方，路途越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泰戈尔诗意哲理与“大道至简”的中国古老哲学如出一辙。当人们恍然顿悟时，时光隧道已悄然关闭，要感谢这些带我们来到这“世外桃源”的创造者们。
比如艺术家，他们盘踞着文化之根，栖息着童年梦想，搁浅在远古的记忆黑洞中孜孜以求，以智慧和坚毅捕捉到真理之光，给我们带来明澈的启示与精神慰藉，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
比如这些“向古而生”、聚气成风、聚风成派的土生土长的中原画家们！
中原画风，触动国人的三次表情
2012年11月24日，“寄情田园·张毅敏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升达艺术馆隆重举行，开幕式上人头攒动，竟一度发生拥堵，令主办方始料未及。馆长感慨，如此盛况的个展，数十年来前所未有。四天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带着家人来，带着学生来，许多人是连续来看。
国画—一向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画展一向被认为是居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的小众艺术活动。张毅敏先生的画作竟引来如此关注，以至于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艺术界人士暗暗惊叹：这种盛况久违了！
“为什么？”—这无疑成了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集体疑问！
“张毅敏书画的最大特点是专家认可、百姓喜爱，而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境界！”省文联主席、著名书画家马国强触景生情、一语道破了“天机”！
与此同时，相信不少人在追问之后也会陷入深思，那是基于时代大背景下、跨出区域之疆、行业之囿的书画艺术—乃至文化的大命题：国画—中原画派—时代使命—永恒价值—文化之魂……
很显然，在这里，专家认可、百姓喜爱的集中指向是：这些作品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像一个记忆信息的网络键盘，身临现场，你心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不由自主就伸出来点击了，于是瞬间，一条古老的艺术图腾的时代脉象就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启动倒车键，我们应该记得这样两件事—
1999年10月，由146位国内画家鼎力捐助的“李伯安遗作展”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些城市巡回展览，一举引起震动。人们在这幅长121.5米、宽1.88米，描绘着266个形象各异、神态不同的人物的鸿篇巨制《走出巴颜喀拉山》面前惊呆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低回激荡着人们的心扉。有作家含泪说：这是应该跪下来瞻仰的伟大作品；业内称这是20世纪中国画坛扛鼎压卷之笔！与此同时，李伯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画家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
1997年10月，一件艺坛盛事震惊中国画坛—陈天然荣获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特别设立的“凤凰金奖”，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会长片野孝志专程来郑州为其颁奖！
与李伯安生前的籍籍无名相比，年已古稀的陈天然可谓功成名就，其书画艺术早已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人们高度认同他笔下所描绘的中原大地的诗意图景，会不由自主地被引入到一种安详、平静、温暖的意境中，为天、地、人的一种和谐之美而深深地感动。如果说陈天然的绘画更多的是意境的含蓄表达、深情的款款抒发，而其后半生所致力的书法艺术则是基于厚重积淀的爆发。他“道法自然”的独一无二的柿树体书法，苍劲舒卷，激情老道，在业内外掀起一阵飓风，被人津津乐道。 河南书画名家、大家很多。陈天然、李伯安直至张毅敏，他们三个浓墨重笔，显然可以连点成线，其代表性正好契合中国文化的脉象—横坐标。而他们三个创作素材的关注分别从“大地”到“人”再到“果实”的聚焦，也似乎暗合中国文化的脉动—纵坐标。
眼前张毅敏个人书画展引起的震动，恰好坐落在纵横坐标的时代聚焦点上！
中原文化，农耕文明的天然载承
余秋雨在新书《何谓文化》中说：“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是的，无论宏观上基于社会管理的统一价值观追求，还是微观上基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升级的“狭路相逢”，甚或是国家复兴大业“和而不同”的文化定位，文化都更加显得更加重要，日益迫切。
随着战争的残酷性被人们体验认知，多元世界文化共存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作为惟一没有间断传承的华夏文明已经悄然浮出水面，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的理性诉求，被寄予拯救者的希望。同时厘清文化根脉，并以清晰的声音传递出去，也是与世界对话、最大善意地融入世界的必然需求。寻根文化、家国文化即是基于这种背景下的时代命题。
余秋雨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阐释中华文明时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而“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正是“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这种农耕文明在文化艺术上的突出体现就是田园诗情、家国情怀。中原腹地，基本上就是这种农耕文明得天独厚的承载者。正是这种地域优势，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华夏四千余年的历史中，河南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长达三千年。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优势与非侵略性的农耕文化，护佑着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传至今日的惟一幸存者。其抢先的成熟性文化特质，也使得后来入侵的游牧民族无法实现文化的占领。
在余秋雨关于文化的四个回答—学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中，除了第一个基于文化本身的研究外，其他三个都可以在这里触摸到答案。以至于有人说，这里隐藏着一部“中国历史文化微缩版本”。
比如，我们可以从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触到关于文化的“生命回答”；可以从陈天然的《套耙》、《牛群》、《山地冬播》、《收获》等作品中触到关于文化的“大地回答”；从张毅敏的书画一体的创作中触到关于文化的“古典回答”等。这些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因为原汁原味，更具有了农耕文化图腾的意义。
当人们对本土文化艺术的渴望同样势不可挡、呼之欲出时，张毅敏的书画个展应运而生了！正处于创作巅峰的张毅敏其艺术探索更具有传承的意义。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毅敏本并非专业画家。
但是为何是他？
随着关于文化的系列命题扑面而来，这种需求突破了狭隘意义的专业范畴，成为一种大文化的时尚，它迫切需要和广大受众发生共鸣，进而成为共识。正如文化已经不属于文化专业人士专有，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人们既是体验者，又是创作者。
张毅敏是军旅画家—他参加的是人民武装警察消防部队，内设的文联编制是前几年才有的。书画对于他完全是业余爱好，但是从业余到专业则是水到渠成。他对书画是骨子里的喜爱，创作也一直尊重于内心的感受和真实。
出身农家的张毅敏，从小受当小学美术老师的父亲的影响，喜欢画画涂鸦。一次父亲买了本连环画《红军桥》，他爱不释手，竟然全部临摹了下来，并用母亲的针线缝成“画册”—这是他的第一本绘画作品。后来这本“画册”在同学中传看，被班主任老师发现收走。就在他硬着头皮准备挨批评时，老师却表扬了他。这次表扬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当画家的愿望由此萌生。
由于部队作息时间严格，没有时间画画，这成了张毅敏内心的巨大煎熬。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在熄灯后偷偷爬起来，躲到走廊的灯下画。一次指导员巡夜发现了他，接过他的练习本翻了翻，什么也没说离开了。第二天指导员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屋子一角的一张简陋小桌说，以后想画就来这里画吧。
他至今回忆起来这件事仍感动不已。后来指导员转走了，再也没有见过。而绘画却成为了他终生的职业，并成了生命的常态。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融入生命的热爱，使他回避了许多人为的弯路，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走进、接受、观照真实的生活，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动。而没有功利的创作过程，又使得他谦逊、淡泊、心无旁骛地数十年如一日，沉心于艺术的磨炼—以至于那成熟老到的画技、书法，连书画名家也不无称赞。同时，身在行外也使得他具有了无碍的合作精神，给他的作品推广创造了条件。
少了这许多禁忌约束，他能够直抵创作的源泉—心灵与寄托心灵的自然物象，并能够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和更多的受众产生共鸣。
向古而生，在寻根梦中精神远游
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绘画与基于海洋文明的西方绘画有着特征的不同。在印象派产生之前，西方绘画崇尚客观的模仿写实，被称之为一种“史诗”的品格；中国绘画则一直推崇主观的抒情写意，是一种“抒情诗”的品格。二者除了透视法的不同之外，还突出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技法上。西方画以人物为主，强调人体的美感与写实性，由于解剖学和透视学的发展，十分重视以明暗凸凹的层次技法在平面上反映生活现实的二度空间；中国绘画则以自然（山水、花鸟）为主，求神韵而求不形似，重意象而少用写实，讲求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力主从内在灵感出发，在平面中蕴含无尽，渲染出一种神秘感。
当代中国审美理论中，大体存在两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一是“典型性”，一是“意境美”。前者源自西方文艺理论，后者基于中国传统美学，它早已深深地沉淀在中国艺术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而体现这种意境美的题材选择，则受到艺术家主观情志、思想、审美情趣的影响。但它一旦成为抒情客体后，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超出创作者的意志成为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 深具农耕文明意蕴的中原画风，最为触动艺术家的莫过于乡土情结。“故土难离”、“保家卫国”、“叶落归根”等共识被赋予了文化的宗教意义，历数千年不变。即便不得不走出来，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去。所谓“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正是如此。因此，无奈、乡愁便更成了中国文化发挥不尽的精神题材，意境虽各不相同，但总能触动内心的最柔软处。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杜甫的《春望》等，都是照亮历史夜空的绝唱。
李伯安笔下的人物画，很自然让人联想到纵横交错的沟壑、百折不挠的老山树、艰难成熟的红山果，对于出生于伏牛山脚下洛阳的他，这些现场体验是融入生命成长的每一步脚印的。
而出生于杜甫的老家巩县、在太行山脚下黄土高原的窑洞中长大的陈天然，其版画的泥土气息、劳动之美，更是扑面而来。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影响巨大的作品多是他离开故土远在江南的回忆创作，却一次次深深地打动了人文环境迥异的西方受众。
其实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是在深厚的传统滋养中孕育而成的，是一种传承中的创新，并恰如其分地和此时此刻人们的审美期待相契合、共鸣，也由此创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一种创作规律几乎也同时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基于个人生命体验、尊重内心真实、扎根于人文沃土，在寂寞中潜心磨砺，以扎实专业功力，创作出生命的质感，从而契合人类普遍的审美意向。
而令人欣慰的是，十五年后，出身于河南新密的张毅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农耕文明更加浓郁的审美艺术空间。
打动你的记忆点，一定隐藏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地域、历史、社会、个人，生活习惯、文化传播、地理环境及民族心理感情等元素，形成了中国式的审美感受，它在艺术上呈现出来就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美。
讲求留白、虚实相生的国画艺术，在画面布局上大有讲究。陈天然描绘牛群时，将绝大部分空间留给了天；描述归耕时，则将大部分画面留给了深耕的土壤，布局之妙、寓意之深、表达之准令人叹为观止。
这源自画家对自然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尊重。
罗素说过，儿童的直觉可能好于成年人，但人们不能回到森林中茹毛饮血。从浓郁的生活场景中提炼创作素材，体现出画家的审美认知。
绘画艺术走到现代、当代，呈现出流派多元的景观。西方现代艺术诸多流派从形象写实转向内在真实，更加注重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种体验、感觉、愿望、诉求，通过强烈的、变形的、怪诞的甚至非理性、纯直觉和诉诸于下意识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以再现真实、全面、立体的人，以人的内在世界，满足处于特定状态中的人的审美要求，体现出一种本质美与内在美。同样，中国绘画也经过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形式到内涵的探索过程。人们发现，那些打动人的作品不再是纯写意、发古人之幽情、千图一面的传统标准，而是呈现出一种源自个人内心体验的情感结构—一种崭新的和谐再造之美。
这种结构的实现，不仅是技巧问题，它体现出艺术家的价值观念、审美眼光和感觉方式，借助视觉素材与组织布局，赋予一种审美体验的内在规范与秩序，在受众欣然接受的同时，又宣示出艺术家自身的心理与品格，带着强烈的、不可重复的主观色彩。这种审美体验一旦和受众的心理期待高度契合，就会产生不同凡响的审美效果。
这也正是张毅敏画展不同以往的地方。当不同领域的观者蜂拥而至时，受众之间的职业边界消融了—他们重新回到了生命的本来样子，沐浴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向古而生”，正是中原画家一脉相承的艺术探索，他们给作品注入了时代的灵魂，让我们再一次领会到中原画风古朴拙意的勃勃生机！
冷门突破，实力画派的创新法门
“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象征。象征，就是有限形式对无限内容的直观显示。”从这三位画家的素材的选择来看，很容易就辨识出从“人文”到“泥土”再到“果实”的变化，这是一个由远及近、有广角到近景再到微距的过程。无论创作者们有意还是无意，但显然潜伏着某种规律，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看张毅敏的绘画作品，头脑中出现几个关键词：童年、果实、家园。
张毅敏的绘画作品，展现的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情景，它已经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脑海中，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已经符号化，成了生命的基因。
“家园”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在迁移着；同时，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园也在不以人的意志解构、重构着。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家园”的概念淡漠了，那就错了。它似乎在时空大腾挪中日益凸显了，像被微距镜头盯紧了聚焦，成为时人百般难解的纠结。家园重构的渴望几乎成了当下一致的指向。当年，罗素曾经忧惧亚洲的工业文明缺乏西方那样与科学相伴的文艺复兴，而陷入更糟糕的文明破坏。但在对比了中西文化不同后，罗素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
“家园”正是大自然中的最小生活单元，我们的生命之根、漂泊归宿全系于此。看张毅敏的绘画，有种很强烈的被“拉回去”的感觉。它虽然只是某一种植物、果蔬、家禽、某一特定情景的聚焦，但这种恰到好处的精练足够让我们尽情想象，更何况我们对含蓄、暗示、比兴、借喻等这样的审美概念无师自通。
“果实”在张毅敏的绘画中给予微距般的聚焦、渲染，无论素材、技法，在国画中似乎都很难见到。而这个概念其实和“家园”概念密不可分，如果从农耕文化角度解读，似乎更容易理解。
收获，在这片土地上具有仪式般的神圣感，而用果实祭先人、祭天地、祭神仙，则是一种宗教般的至高慰藉。
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劳动，一分收获”、“瓜熟蒂落”等说，更是上升到了人生观的高度，成了一种文明契约。
家园=田园+房舍，“安居乐业”就是农耕文明最崇高、最朴素的理想。
当我们看到给人强烈视觉冲击的“开口石榴”系列画幅时，立刻联想的就是家的温馨、和美、幸福。不是吗？在中原地带，谁家院落里不会种下一棵石榴树呢？屋檐下、墙根处，柔韧的枝条随遇而安，不抢地盘、不争空间，谦逊而坚韧地成长着。当石榴花开的时候，红艳如火，多么吉祥；当石榴成熟的时候，丰满有型，多么诱人；当石榴熟透爆开的时候，颗颗宝石般的红籽密集而有序，多么令人愉悦！当它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亲人，一天一天地长老的时候，它就成了家中最老的亲人！这一切审美效果，你都可以在张毅敏的绘画中体验得到。那细微精致的画工、老道苍劲的质感、雄浑贯通的气脉，显示出画家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水平。而近作《石榴四条屏》，更被赋予了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生命哲理。 那些巨大的南瓜、葳蕤茂盛的紫藤，作者不吝笔墨，大胆渲染，收放自如，其所达到的和谐之美，早已超出了“大雅大俗”的审美评价，达到了更高的美学层面和文化思考。
“童年”，是人类诗意的岁月。回归童年无疑就是一种精神的净化，同时与回归家园的“根文化”相寄而生。哲学家说过，生命就是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奇怪的是，在感情上我们又总是那样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回忆往事，勾连起一种亲切、温馨、纯真的记忆。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就是对童年之梦的反复复制。对于张毅敏来说，他不仅在童年就种植下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童年更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石榴之外，他最为令人关注的素材就是麻雀。
麻雀，这个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精灵，在这里却深深打动了人们。人们甚至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漫长的冬季，候鸟们都南迁了，似乎只有它们依然不走，成了落寞小院的惟一自由飞翔的活物，白雪覆盖的大地上惟一雀跃的精灵。瞧，那悄悄立着的簸箕就是为它们安置的暗器，它们却天真地浑然不知，埋头叨食，全然不知危险将至。—这完全是孩子们的把戏、冬天里的不多的游戏方式，这可是真正的童话故事！
就是这样我们司空见惯的情景故事，张毅敏把全幅的画面都给了它们—这些孩子们不可或缺的小伙伴、我们亦敌亦友、和谐相生的小生灵。正是这些基于人们共同体验的成长记忆创作，唤起了人们普遍而巨大的共鸣；画意的精微入细、画面结构工程之大，又传导出无声的审美震撼；麻雀从人们习惯忽略的“小角色”，置换突出为“大人物”形象，给人带来陌生而好奇的审美体验，又带来画面之外的思索，这与当下张扬的社会价值观不期而遇！身临现场，不禁有一种暗暗叫好的冲动。
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应该是在传承中创新的最高境界！
书画一体，彰显作品的波澜气象
张毅敏的绘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他的书法题字、落款，无论是精匀力道，还是潇洒飘逸，总能随遇而安、恰到好处，这不但给他的绘画增加了浓浓的书卷气，也无疑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厚重感、专业力。他的书法艺术也获得了超越绘画的独立艺术价值，被业内人士称道，和绘画一样被国内外收藏家关注。
“字如其人”、“观其书而知其人”、“心正则笔端”、“心强则字刚”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汉字本身就源于图画，兼具理性和抒情性，从古老的甲骨文到现代简化字，经过漫长的潜移默化，成为中国人观念里根深蒂固的表意符号。
历来书法大家很多，在传承中独树一帜、终成大器者，无不与创立者的人格修炼有关 —那是生命过程的坚韧磨砺。当然，技法则是层次超越的必经门槛。贯穿技法的，是一种笔力；提起笔力的是一种气。成熟的书法会恒定为一种特定的风格，被同好者追随。
张毅敏的书法则更具理性，也许是军人的气质使然，他的书法稳重而内敛、飘逸而有节。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他临摹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米芾、王铎等诸多书法大家，尤其着意赵孟頫的优美结构、王羲之的洒脱飘逸、王铎的大气磅礴，这使得他能够在题画时根据画的意境自由取舍，或厚重大气，或温婉静雅；并根据画的布局而适宜走笔，收放自如，和谐一体，臻于完美。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传统文人画的气息，又不流于刻意模仿，落入窠臼。
他扎实的书法功底又给他的绘画技法注入了笔力，看他画老树枝干、古藤苍叶，浓、淡、干、湿、焦、枯、润、破，铁骨虬龙，尽显岁月沧桑与生命的坚毅，有力地反衬出了花的爆发、果的丰硕、鸟的机趣、动物的性情。
他的绘画作品题材广泛，向下、向古追溯素材时，并不拒绝苍鹰、猛虎、醒狮等力量型动物，以及梅、兰、竹、菊、牡丹、紫藤这样的传统素材，也由此尽显绘画功底，彰显大家气象。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众不同的专注。你看他的“麻雀”，是否会联想到齐白石的“虾”？是否一样契合现实生活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意境、意趣又完全不同，“工”在两者身上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艺术的本质，看似奇处却平常，微言之处蕴大意。
这分明暗合了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向下、向下、再向下，所谓的“地头力”、“接地气”。但这绝对不是画家的刻意或者蓄意，恰恰是他忠于创作规律、内心真实、审美积淀、寂寞修炼的“自然果实”。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所谓的“创新”，并非是某一时刻的灵光乍现，它是某种劳动流程的必然结果。
“出水才看两腿泥”—一样是农耕文明的审美智慧。“真理是一根线织成的布。所有的事情越简单就越靠近它本来的状态，也就是说越接近真理。”如今，脱掉大校军衔戎装的张毅敏，完全还原了他敦厚谦和的本质，而他的艺术却在退休后迎来了辉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研究大自然，最终乃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所有的收获都是自然的果实，这在生态文明被补进国家战略结构单元的当下中国，“道法自然”就更具有了特殊意义。一脉相承的中原画风，似乎更接近这种文化之本、文明之根，也因此更具有了时代意义，我们有理由对它给予更大、更多的期待。
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华文明之根一直深植这样的沃土，并在适当的时候脱颖而出，给人以无可替代的启发。
许多看起来不关联的事，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当“寄情田园·张毅敏书画作品展”的大幕拉开的时候，人们隐隐看到了蝴蝶的翅膀低低地掠过……
当你站在张毅敏的国画《捉雀》、《寒冬哝语》、《醉石榴》、《秋深瓜老》等作品面前时，打开的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但分明有种异样的审美体验。
它古朴中透着亲切，精致中难掩张力，典雅中彰显活力，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而又分明流淌着和谐的韵律，跳跃着令人怦然心动的节奏。你渐渐地就沉浸在某种特定的氛围里，在淡淡的感伤中，读懂了一段熟悉而陌生、柔婉而绵长的优美行板。
这是传统的花鸟国画吗？但这样的画法—将一向只能作为意境点缀的“配角”麻雀，一举推到前台作为“主角”谋篇布局、精心烘托；将向来不入大家法眼的俗物小景“石榴”、“南瓜”等寻常农家果实，作为主要题材来浓墨重彩、精工描绘，似乎是前无古人、近无比照、现无同侪。
但你无法否认这些作品可能的艺术地位，它毫不逊色于艺术典藏中的鸿篇巨制、洪钟大吕。看这些画，你沉睡在梦中的某个记忆分明被点醒了，心中寂灭已久的烛火被点亮了。你先是意外，然后震撼，继而久久地陷入沉思。就在你对一幅画一步一回头时，又接着被新的画面黏住，重新陷入了回忆中。如此周而复始的心灵激荡，一个丰富而不失高雅的艺术殿堂，就在你的审美逡巡中耸立起来了！
一向被视为失去个性便无以为立的艺术创作，潜伏着某种规律吗？
“任何人在进入圣殿前皆需横穿一座幽黑的洞穴……走出洞穴，忍让之门又将人们引向智慧的光照……”集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于一身的大思想家罗素，机警而形象地提炼出一种探索与创造的过程。
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提起“田园”这样的字眼，总是不由自主地就联想到诗人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其中是否隐含着类似的哲学命题？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片被世界遗忘的地方安详和美，是看得见的人间天堂。而再寻却终不复得的遗憾，则暗含着抵达之路的不可复制性。而这个故事竟然在国学文库中历久弥新，也反证出面对现实与理想的永恒矛盾，而人们却难舍梦想的普遍性。
“天堂只是一道窄门”、“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圣经·新约》反复告诫说。
无论宗教、科学、艺术、思想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一个高度上都有一条相通之道，暗合着抵达事物本质的某种潜规则，而得道者寥寥，多属于寂寞世界中的执著者。
“离你越近的地方，路途越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泰戈尔诗意哲理与“大道至简”的中国古老哲学如出一辙。当人们恍然顿悟时，时光隧道已悄然关闭，要感谢这些带我们来到这“世外桃源”的创造者们。
比如艺术家，他们盘踞着文化之根，栖息着童年梦想，搁浅在远古的记忆黑洞中孜孜以求，以智慧和坚毅捕捉到真理之光，给我们带来明澈的启示与精神慰藉，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
比如这些“向古而生”、聚气成风、聚风成派的土生土长的中原画家们！
中原画风，触动国人的三次表情
2012年11月24日，“寄情田园·张毅敏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升达艺术馆隆重举行，开幕式上人头攒动，竟一度发生拥堵，令主办方始料未及。馆长感慨，如此盛况的个展，数十年来前所未有。四天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带着家人来，带着学生来，许多人是连续来看。
国画—一向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画展一向被认为是居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的小众艺术活动。张毅敏先生的画作竟引来如此关注，以至于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艺术界人士暗暗惊叹：这种盛况久违了！
“为什么？”—这无疑成了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集体疑问！
“张毅敏书画的最大特点是专家认可、百姓喜爱，而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境界！”省文联主席、著名书画家马国强触景生情、一语道破了“天机”！
与此同时，相信不少人在追问之后也会陷入深思，那是基于时代大背景下、跨出区域之疆、行业之囿的书画艺术—乃至文化的大命题：国画—中原画派—时代使命—永恒价值—文化之魂……
很显然，在这里，专家认可、百姓喜爱的集中指向是：这些作品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像一个记忆信息的网络键盘，身临现场，你心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不由自主就伸出来点击了，于是瞬间，一条古老的艺术图腾的时代脉象就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启动倒车键，我们应该记得这样两件事—
1999年10月，由146位国内画家鼎力捐助的“李伯安遗作展”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些城市巡回展览，一举引起震动。人们在这幅长121.5米、宽1.88米，描绘着266个形象各异、神态不同的人物的鸿篇巨制《走出巴颜喀拉山》面前惊呆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低回激荡着人们的心扉。有作家含泪说：这是应该跪下来瞻仰的伟大作品；业内称这是20世纪中国画坛扛鼎压卷之笔！与此同时，李伯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画家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
1997年10月，一件艺坛盛事震惊中国画坛—陈天然荣获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特别设立的“凤凰金奖”，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会长片野孝志专程来郑州为其颁奖！
与李伯安生前的籍籍无名相比，年已古稀的陈天然可谓功成名就，其书画艺术早已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人们高度认同他笔下所描绘的中原大地的诗意图景，会不由自主地被引入到一种安详、平静、温暖的意境中，为天、地、人的一种和谐之美而深深地感动。如果说陈天然的绘画更多的是意境的含蓄表达、深情的款款抒发，而其后半生所致力的书法艺术则是基于厚重积淀的爆发。他“道法自然”的独一无二的柿树体书法，苍劲舒卷，激情老道，在业内外掀起一阵飓风，被人津津乐道。 河南书画名家、大家很多。陈天然、李伯安直至张毅敏，他们三个浓墨重笔，显然可以连点成线，其代表性正好契合中国文化的脉象—横坐标。而他们三个创作素材的关注分别从“大地”到“人”再到“果实”的聚焦，也似乎暗合中国文化的脉动—纵坐标。
眼前张毅敏个人书画展引起的震动，恰好坐落在纵横坐标的时代聚焦点上！
中原文化，农耕文明的天然载承
余秋雨在新书《何谓文化》中说：“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是的，无论宏观上基于社会管理的统一价值观追求，还是微观上基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升级的“狭路相逢”，甚或是国家复兴大业“和而不同”的文化定位，文化都更加显得更加重要，日益迫切。
随着战争的残酷性被人们体验认知，多元世界文化共存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作为惟一没有间断传承的华夏文明已经悄然浮出水面，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的理性诉求，被寄予拯救者的希望。同时厘清文化根脉，并以清晰的声音传递出去，也是与世界对话、最大善意地融入世界的必然需求。寻根文化、家国文化即是基于这种背景下的时代命题。
余秋雨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阐释中华文明时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而“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正是“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这种农耕文明在文化艺术上的突出体现就是田园诗情、家国情怀。中原腹地，基本上就是这种农耕文明得天独厚的承载者。正是这种地域优势，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华夏四千余年的历史中，河南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长达三千年。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优势与非侵略性的农耕文化，护佑着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传至今日的惟一幸存者。其抢先的成熟性文化特质，也使得后来入侵的游牧民族无法实现文化的占领。
在余秋雨关于文化的四个回答—学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中，除了第一个基于文化本身的研究外，其他三个都可以在这里触摸到答案。以至于有人说，这里隐藏着一部“中国历史文化微缩版本”。
比如，我们可以从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触到关于文化的“生命回答”；可以从陈天然的《套耙》、《牛群》、《山地冬播》、《收获》等作品中触到关于文化的“大地回答”；从张毅敏的书画一体的创作中触到关于文化的“古典回答”等。这些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因为原汁原味，更具有了农耕文化图腾的意义。
当人们对本土文化艺术的渴望同样势不可挡、呼之欲出时，张毅敏的书画个展应运而生了！正处于创作巅峰的张毅敏其艺术探索更具有传承的意义。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毅敏本并非专业画家。
但是为何是他？
随着关于文化的系列命题扑面而来，这种需求突破了狭隘意义的专业范畴，成为一种大文化的时尚，它迫切需要和广大受众发生共鸣，进而成为共识。正如文化已经不属于文化专业人士专有，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人们既是体验者，又是创作者。
张毅敏是军旅画家—他参加的是人民武装警察消防部队，内设的文联编制是前几年才有的。书画对于他完全是业余爱好，但是从业余到专业则是水到渠成。他对书画是骨子里的喜爱，创作也一直尊重于内心的感受和真实。
出身农家的张毅敏，从小受当小学美术老师的父亲的影响，喜欢画画涂鸦。一次父亲买了本连环画《红军桥》，他爱不释手，竟然全部临摹了下来，并用母亲的针线缝成“画册”—这是他的第一本绘画作品。后来这本“画册”在同学中传看，被班主任老师发现收走。就在他硬着头皮准备挨批评时，老师却表扬了他。这次表扬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当画家的愿望由此萌生。
由于部队作息时间严格，没有时间画画，这成了张毅敏内心的巨大煎熬。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在熄灯后偷偷爬起来，躲到走廊的灯下画。一次指导员巡夜发现了他，接过他的练习本翻了翻，什么也没说离开了。第二天指导员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屋子一角的一张简陋小桌说，以后想画就来这里画吧。
他至今回忆起来这件事仍感动不已。后来指导员转走了，再也没有见过。而绘画却成为了他终生的职业，并成了生命的常态。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融入生命的热爱，使他回避了许多人为的弯路，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走进、接受、观照真实的生活，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动。而没有功利的创作过程，又使得他谦逊、淡泊、心无旁骛地数十年如一日，沉心于艺术的磨炼—以至于那成熟老到的画技、书法，连书画名家也不无称赞。同时，身在行外也使得他具有了无碍的合作精神，给他的作品推广创造了条件。
少了这许多禁忌约束，他能够直抵创作的源泉—心灵与寄托心灵的自然物象，并能够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和更多的受众产生共鸣。
向古而生，在寻根梦中精神远游
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绘画与基于海洋文明的西方绘画有着特征的不同。在印象派产生之前，西方绘画崇尚客观的模仿写实，被称之为一种“史诗”的品格；中国绘画则一直推崇主观的抒情写意，是一种“抒情诗”的品格。二者除了透视法的不同之外，还突出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技法上。西方画以人物为主，强调人体的美感与写实性，由于解剖学和透视学的发展，十分重视以明暗凸凹的层次技法在平面上反映生活现实的二度空间；中国绘画则以自然（山水、花鸟）为主，求神韵而求不形似，重意象而少用写实，讲求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力主从内在灵感出发，在平面中蕴含无尽，渲染出一种神秘感。
当代中国审美理论中，大体存在两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一是“典型性”，一是“意境美”。前者源自西方文艺理论，后者基于中国传统美学，它早已深深地沉淀在中国艺术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而体现这种意境美的题材选择，则受到艺术家主观情志、思想、审美情趣的影响。但它一旦成为抒情客体后，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超出创作者的意志成为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 深具农耕文明意蕴的中原画风，最为触动艺术家的莫过于乡土情结。“故土难离”、“保家卫国”、“叶落归根”等共识被赋予了文化的宗教意义，历数千年不变。即便不得不走出来，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去。所谓“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正是如此。因此，无奈、乡愁便更成了中国文化发挥不尽的精神题材，意境虽各不相同，但总能触动内心的最柔软处。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杜甫的《春望》等，都是照亮历史夜空的绝唱。
李伯安笔下的人物画，很自然让人联想到纵横交错的沟壑、百折不挠的老山树、艰难成熟的红山果，对于出生于伏牛山脚下洛阳的他，这些现场体验是融入生命成长的每一步脚印的。
而出生于杜甫的老家巩县、在太行山脚下黄土高原的窑洞中长大的陈天然，其版画的泥土气息、劳动之美，更是扑面而来。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影响巨大的作品多是他离开故土远在江南的回忆创作，却一次次深深地打动了人文环境迥异的西方受众。
其实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是在深厚的传统滋养中孕育而成的，是一种传承中的创新，并恰如其分地和此时此刻人们的审美期待相契合、共鸣，也由此创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一种创作规律几乎也同时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基于个人生命体验、尊重内心真实、扎根于人文沃土，在寂寞中潜心磨砺，以扎实专业功力，创作出生命的质感，从而契合人类普遍的审美意向。
而令人欣慰的是，十五年后，出身于河南新密的张毅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农耕文明更加浓郁的审美艺术空间。
打动你的记忆点，一定隐藏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地域、历史、社会、个人，生活习惯、文化传播、地理环境及民族心理感情等元素，形成了中国式的审美感受，它在艺术上呈现出来就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美。
讲求留白、虚实相生的国画艺术，在画面布局上大有讲究。陈天然描绘牛群时，将绝大部分空间留给了天；描述归耕时，则将大部分画面留给了深耕的土壤，布局之妙、寓意之深、表达之准令人叹为观止。
这源自画家对自然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尊重。
罗素说过，儿童的直觉可能好于成年人，但人们不能回到森林中茹毛饮血。从浓郁的生活场景中提炼创作素材，体现出画家的审美认知。
绘画艺术走到现代、当代，呈现出流派多元的景观。西方现代艺术诸多流派从形象写实转向内在真实，更加注重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种体验、感觉、愿望、诉求，通过强烈的、变形的、怪诞的甚至非理性、纯直觉和诉诸于下意识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以再现真实、全面、立体的人，以人的内在世界，满足处于特定状态中的人的审美要求，体现出一种本质美与内在美。同样，中国绘画也经过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形式到内涵的探索过程。人们发现，那些打动人的作品不再是纯写意、发古人之幽情、千图一面的传统标准，而是呈现出一种源自个人内心体验的情感结构—一种崭新的和谐再造之美。
这种结构的实现，不仅是技巧问题，它体现出艺术家的价值观念、审美眼光和感觉方式，借助视觉素材与组织布局，赋予一种审美体验的内在规范与秩序，在受众欣然接受的同时，又宣示出艺术家自身的心理与品格，带着强烈的、不可重复的主观色彩。这种审美体验一旦和受众的心理期待高度契合，就会产生不同凡响的审美效果。
这也正是张毅敏画展不同以往的地方。当不同领域的观者蜂拥而至时，受众之间的职业边界消融了—他们重新回到了生命的本来样子，沐浴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向古而生”，正是中原画家一脉相承的艺术探索，他们给作品注入了时代的灵魂，让我们再一次领会到中原画风古朴拙意的勃勃生机！
冷门突破，实力画派的创新法门
“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象征。象征，就是有限形式对无限内容的直观显示。”从这三位画家的素材的选择来看，很容易就辨识出从“人文”到“泥土”再到“果实”的变化，这是一个由远及近、有广角到近景再到微距的过程。无论创作者们有意还是无意，但显然潜伏着某种规律，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看张毅敏的绘画作品，头脑中出现几个关键词：童年、果实、家园。
张毅敏的绘画作品，展现的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情景，它已经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脑海中，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已经符号化，成了生命的基因。
“家园”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在迁移着；同时，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园也在不以人的意志解构、重构着。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家园”的概念淡漠了，那就错了。它似乎在时空大腾挪中日益凸显了，像被微距镜头盯紧了聚焦，成为时人百般难解的纠结。家园重构的渴望几乎成了当下一致的指向。当年，罗素曾经忧惧亚洲的工业文明缺乏西方那样与科学相伴的文艺复兴，而陷入更糟糕的文明破坏。但在对比了中西文化不同后，罗素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
“家园”正是大自然中的最小生活单元，我们的生命之根、漂泊归宿全系于此。看张毅敏的绘画，有种很强烈的被“拉回去”的感觉。它虽然只是某一种植物、果蔬、家禽、某一特定情景的聚焦，但这种恰到好处的精练足够让我们尽情想象，更何况我们对含蓄、暗示、比兴、借喻等这样的审美概念无师自通。
“果实”在张毅敏的绘画中给予微距般的聚焦、渲染，无论素材、技法，在国画中似乎都很难见到。而这个概念其实和“家园”概念密不可分，如果从农耕文化角度解读，似乎更容易理解。
收获，在这片土地上具有仪式般的神圣感，而用果实祭先人、祭天地、祭神仙，则是一种宗教般的至高慰藉。
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劳动，一分收获”、“瓜熟蒂落”等说，更是上升到了人生观的高度，成了一种文明契约。
家园=田园+房舍，“安居乐业”就是农耕文明最崇高、最朴素的理想。
当我们看到给人强烈视觉冲击的“开口石榴”系列画幅时，立刻联想的就是家的温馨、和美、幸福。不是吗？在中原地带，谁家院落里不会种下一棵石榴树呢？屋檐下、墙根处，柔韧的枝条随遇而安，不抢地盘、不争空间，谦逊而坚韧地成长着。当石榴花开的时候，红艳如火，多么吉祥；当石榴成熟的时候，丰满有型，多么诱人；当石榴熟透爆开的时候，颗颗宝石般的红籽密集而有序，多么令人愉悦！当它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亲人，一天一天地长老的时候，它就成了家中最老的亲人！这一切审美效果，你都可以在张毅敏的绘画中体验得到。那细微精致的画工、老道苍劲的质感、雄浑贯通的气脉，显示出画家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水平。而近作《石榴四条屏》，更被赋予了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生命哲理。 那些巨大的南瓜、葳蕤茂盛的紫藤，作者不吝笔墨，大胆渲染，收放自如，其所达到的和谐之美，早已超出了“大雅大俗”的审美评价，达到了更高的美学层面和文化思考。
“童年”，是人类诗意的岁月。回归童年无疑就是一种精神的净化，同时与回归家园的“根文化”相寄而生。哲学家说过，生命就是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奇怪的是，在感情上我们又总是那样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回忆往事，勾连起一种亲切、温馨、纯真的记忆。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就是对童年之梦的反复复制。对于张毅敏来说，他不仅在童年就种植下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童年更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石榴之外，他最为令人关注的素材就是麻雀。
麻雀，这个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精灵，在这里却深深打动了人们。人们甚至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漫长的冬季，候鸟们都南迁了，似乎只有它们依然不走，成了落寞小院的惟一自由飞翔的活物，白雪覆盖的大地上惟一雀跃的精灵。瞧，那悄悄立着的簸箕就是为它们安置的暗器，它们却天真地浑然不知，埋头叨食，全然不知危险将至。—这完全是孩子们的把戏、冬天里的不多的游戏方式，这可是真正的童话故事！
就是这样我们司空见惯的情景故事，张毅敏把全幅的画面都给了它们—这些孩子们不可或缺的小伙伴、我们亦敌亦友、和谐相生的小生灵。正是这些基于人们共同体验的成长记忆创作，唤起了人们普遍而巨大的共鸣；画意的精微入细、画面结构工程之大，又传导出无声的审美震撼；麻雀从人们习惯忽略的“小角色”，置换突出为“大人物”形象，给人带来陌生而好奇的审美体验，又带来画面之外的思索，这与当下张扬的社会价值观不期而遇！身临现场，不禁有一种暗暗叫好的冲动。
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应该是在传承中创新的最高境界！
书画一体，彰显作品的波澜气象
张毅敏的绘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他的书法题字、落款，无论是精匀力道，还是潇洒飘逸，总能随遇而安、恰到好处，这不但给他的绘画增加了浓浓的书卷气，也无疑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厚重感、专业力。他的书法艺术也获得了超越绘画的独立艺术价值，被业内人士称道，和绘画一样被国内外收藏家关注。
“字如其人”、“观其书而知其人”、“心正则笔端”、“心强则字刚”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汉字本身就源于图画，兼具理性和抒情性，从古老的甲骨文到现代简化字，经过漫长的潜移默化，成为中国人观念里根深蒂固的表意符号。
历来书法大家很多，在传承中独树一帜、终成大器者，无不与创立者的人格修炼有关 —那是生命过程的坚韧磨砺。当然，技法则是层次超越的必经门槛。贯穿技法的，是一种笔力；提起笔力的是一种气。成熟的书法会恒定为一种特定的风格，被同好者追随。
张毅敏的书法则更具理性，也许是军人的气质使然，他的书法稳重而内敛、飘逸而有节。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他临摹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米芾、王铎等诸多书法大家，尤其着意赵孟頫的优美结构、王羲之的洒脱飘逸、王铎的大气磅礴，这使得他能够在题画时根据画的意境自由取舍，或厚重大气，或温婉静雅；并根据画的布局而适宜走笔，收放自如，和谐一体，臻于完美。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传统文人画的气息，又不流于刻意模仿，落入窠臼。
他扎实的书法功底又给他的绘画技法注入了笔力，看他画老树枝干、古藤苍叶，浓、淡、干、湿、焦、枯、润、破，铁骨虬龙，尽显岁月沧桑与生命的坚毅，有力地反衬出了花的爆发、果的丰硕、鸟的机趣、动物的性情。
他的绘画作品题材广泛，向下、向古追溯素材时，并不拒绝苍鹰、猛虎、醒狮等力量型动物，以及梅、兰、竹、菊、牡丹、紫藤这样的传统素材，也由此尽显绘画功底，彰显大家气象。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众不同的专注。你看他的“麻雀”，是否会联想到齐白石的“虾”？是否一样契合现实生活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意境、意趣又完全不同，“工”在两者身上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艺术的本质，看似奇处却平常，微言之处蕴大意。
这分明暗合了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向下、向下、再向下，所谓的“地头力”、“接地气”。但这绝对不是画家的刻意或者蓄意，恰恰是他忠于创作规律、内心真实、审美积淀、寂寞修炼的“自然果实”。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所谓的“创新”，并非是某一时刻的灵光乍现，它是某种劳动流程的必然结果。
“出水才看两腿泥”—一样是农耕文明的审美智慧。“真理是一根线织成的布。所有的事情越简单就越靠近它本来的状态，也就是说越接近真理。”如今，脱掉大校军衔戎装的张毅敏，完全还原了他敦厚谦和的本质，而他的艺术却在退休后迎来了辉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研究大自然，最终乃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所有的收获都是自然的果实，这在生态文明被补进国家战略结构单元的当下中国，“道法自然”就更具有了特殊意义。一脉相承的中原画风，似乎更接近这种文化之本、文明之根，也因此更具有了时代意义，我们有理由对它给予更大、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