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都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
　　——阿赫玛托娃《祖国土》

一

　　春日的翠微峰，刚刚在久雨中露出了晴好的面孔。我从密密莽莽的丛林中穿过，从乱石嶙峋的崖壁间穿过，仿佛从时光中穿过，仿佛我一直这样地走着，走了很多年。
　　据史载，明亡后，清初“宁都三魏”——魏际瑞、魏禧、魏礼隐居翠微峰，不仕清廷。他们结交另外六名知名学者邱维屏、李腾蛟、彭任、曾灿、彭士望和林时益，在翠微峰主峰的悬崖峭壁之上建造屋舍、读史讲易、授徒造士，号称易堂九子。最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建房七十二间，收学徒一百多人。其时，易堂九子在全国名声大噪，牵引了全国无数文人士子的目光，易堂学派更被誉为江西三山学派之首。易堂，俨然已是清初一座学术文化交流的大本营。
　　打开时间的卷轴，我们不禁要感叹一群士人坚韧而持久的守望。自一六四六年九子筑寨而居，到一七〇八年九子中最后一位辞世者彭任的骨殖葬于翠微，他们在山上整整坚守了六十二年。六十二年的时光移易，明朝败亡、清兵入关、宁都沦陷……其间多少沧桑世事在大地上一桩桩一件件地打开，他们却裹紧了自己，像一枚坚硬的钢钉，死死地钉牢在山巅之上。
　　当我沐浴着山风，站在九子的碑廊面前，望着他们着长衫、执书卷，或站或坐的画像，我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他们讲经论道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注定了翠微峰不仅仅是一座山，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在历史的来处和去处中，它直指更加浩阔的天地与更加深重的意味。

二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六四四年，这一年的中国遭遇了海啸山崩的剧变：四月二十五日，闯王李自成进京，明思宗自缢；五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在山海关引清兵入关；六月五日，多尔衮攻占北京；九月二十日，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一个朝代的更迭迅速完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排山倒海的变故，对于时年二十一岁的魏禧意味着什么？他十一岁即中秀才，素以古名臣自期，他曾起兵勤王，然而未果。一个前朝的、不肯将就的书生，他所面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首先，他和他的家人可能连性命都难以保住。
　　世间机缘似乎早已在魏禧的人生道路上写下因果。那一年，几个砍樵人借绳索登上翠微峰，其中一人摔死的消息传遍了宁都城，于是，一座四面绝壁，从未被征服过的山峰露出了其中的缝隙和玄机。魏禧决计买山而居，易堂九子中的其余八子，很快与他心意相合，共同参与了买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辟了上山的道路，在山顶建造了可供容身的居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卯？魏禧准确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灾难。几年以后，血淋淋的现实印证了魏禧们的明智：一六五〇年春，宁都城破，清兵屠城，只有翠微峰暂得保全，住在峰顶的九子及其家眷暂无性命之忧。
　　九个性格迥异的人，是如何拧成一股粗大的绳，紧紧地缚住翠微峰这座最后的堡垒呢？
　　魏际瑞、魏禧、魏礼原本为三兄弟，他们出生于宁都一个声望显赫的富贵家族。明嘉靖年间，魏氏祖先因带头赈灾被皇帝亲赐“圣旨魏门”。其父魏兆凤曾在崇祯元年以诸生的资格被学使荐举为孝廉，后又荐举为师儒。据民间传说，魏家时为宁都首富.这也为他们买山筑寨、广泛交游奠定了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魏氏三兄弟皆从小饱学、才气过人，以期实现“金榜题名”之梦，从而报效国家。魏礼后来曾经追述：“当是时，吾兄弟三人谓科名当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节烈风采，彪炳史册。”奈何时势不由人，报效的梦想只能用别样的方式来呈现了。
　　同在宁都的邱维屏、曾灿、李腾蛟和彭任皆为才子，也是望族之后，他们与魏氏一家有世交之谊，从少年求学之时起，七人便意气相投。其中邱维屏家道中落，但并不因此受到冷遇，还深得魏家喜爱，做了魏家的女婿。邱维屏十七岁那年，魏兆凤就决定将女儿嫁给他。有人对魏兆凤说：“他家穷啊，连饭都吃不上。”魏兆凤说：“有我呢！”重义而轻利，以学识人品取人，魏氏风范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
　　九子之间，其中七子都是宁都人，只有彭士望、林时益来自南昌。他们的结交，颇富一番传奇色彩。顺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军即将进入南昌城，彭士望与林时益二人知道城内即将大乱，于是决定前往宁都投靠朋友。彭士望到宁都后才知道朋友并不可靠，甚至准备趁火打劫。他心中极度失望而愤懑，在魏家大屋门前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走。魏禧看见后，觉得此人很有风度.便拦下打问情况。谁知这一问，便问出了终生的交情。初次见面，二人竟然相见恨晚，他们在魏家热烈地交谈起来，从白天直至黑夜，从掌灯直至天亮。甚至彭士望洗脚的时候，魏禧还站在脚盆边说个不停。彭士望动情地说：“先生，真值得托付性命啊！”经过一日一夜的恳切交谈，彭士望决定携家眷前来宁都。告别时，他又问：“还有个亲戚，也是一家子，能一起来吗？”魏禧不假思索，满口答应。
　　这一年，魏禧二十二岁，彭士望三十六岁，匆匆一瞥，便注定了一场忘年之交，多么像爱情里的一见钟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王菲的《传奇》如是唱道。爱情、友情，何其相似。
　　很快，彭士望和林时益携家眷搬到宁都，住进了魏禧家中。日后的易堂九子，也终于在宁都完成了第一次聚首。
　　彭士望、林时益的到来，恰似一泓泉水，给魏禧和他的朋友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相聚在一起，結社吟诗、谈古论今。按说当时参与的诗文同好并不止他们九人，但在相当的学识和共同的志趣牵引之下，九子渐渐成为其间的中坚力量，他们相互交融，结成莫逆之交。
　　我忽然想起某种植物，多股的枝条朝着天空生长，长着长着，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拧成坚硬的一股。从此，它们便有了力量，也有了相同的方向。

三

　　如果不是亲自绕着峰顶走过一遭，山下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山上会有如许宽阔的洞天。虽然当年所筑的屋寨早已倾颓，但这平阔的地势、密布的竹林、深邃的水井，足以让人嗅到十足的人间烟火味。 　　九子中，邱维屏深谙《易经》，擅长占卜。这一天，他们聚集在翠微峰的公堂中，按古法用蓍草占卜，卜得离之乾的卦象，预示着遵从正道必定能得到发展，于是把公堂命名为易堂。因此便有了后人尊其为“易堂九子”的称谓。
　　乱世读易，本是士人的传统，但我们今天重新来看这一个“易”字，会发现它的篆书恰巧是“日”“月”的上下组合，而“明”字即是“日”“月”的左右组合，因此“易堂”实为“明堂”。一个“易”字，如此巧妙地表明了九子的政治立场，也暗示着在他们心中.翠微峰顶依然是明朝的土地。
　　朝代更替.对每一个人都将形成一种严峻的考验。生或死，臣服或敌对.一些不愿意向死又不甘心臣服的人，他们知道明朝大势已去，他们又不能够以武力来抵抗这一切，于是唯有隐匿这一条路好走了。无论如何，他们至死都从心里认定自己是大明王朝的人。这一点，是他们最笃定也最强硬的坚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子们在山中的生活可谓是诗意盎然的。人称“勺庭先生”的魏禧，在易堂的东边盖起一栋草堂，堂前用石头垒起了一汪水池，水池像一柄勺子，池中种着荷花。他又在草堂门楣上挂了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勺庭”二字。他还在草堂的西侧建了一个西阁，用于聚会赏景；在草堂的正前方建了一个石阁，用于藏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讲究。即便落魄，也还是要讲究。
　　有了这么些个风雅的好去处，易堂九子便常常在易堂或勺庭聚会。有时眺望远山，观落叶飞花；有时穿戴明朝官服，打起鼓来，扮演明代故事；有时摆起酒席.吟唱古人诗歌，动情处竟一个个泪水打湿衣衫；而更多的时候是研讨经典，切磋学问，谈论古今得失，有不同意见就大声争论。
　　邱维屏是其中较为沉默寡言的人，他平时一般不大发言，可是一旦争论起来，他立即变成了一头狮子，几近咆哮，脾气和嗓门比谁都大。一六四八年的某个夜晚，邱维屏因为清朝科考会不会继续采用八股文这个问题和魏禧争执不休，以致整晚都没有停止，其声之大，把整座山的人都给吵醒了。当是时，易堂的八仙桌上，一盏油灯亮到凌晨。邱维屏在爭论中脸红耳赤，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根根有筷子粗细。
　　所幸的是，争论过后，他们不仅没有绝交，反而加深了情谊。因为，所有的争论都因着对学问的操守，而非人身攻击。易堂真气，在一场又一场毫不客气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山间的生活又是清苦甚至艰险的。
　　其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水和粮食的问题。山上土地稀缺，最多种点时蔬，种粮根本无从谈起，所有的粮食都得从山下购买背上山来。此外.山上时而苦旱，时而苦雨，虽然他们开凿有多处水井水塘，但干旱时仍然难以满足一二百人所需。更兼春夏多雨之季，山洪时常突然而至，冲毁屋舍，冲走鸡鸭猪狗，甚至连人也时时面临被冲走的险境。
　　那些年里，这样的凶险想来远不止这一桩。当我们回想九子及其家眷们居住的环境，所经历的苦难和危险，对于他们用六十二年的时间来证明的坚韧和操守，便有了更为深挚的礼拜和敬意。

四

　　大势已去，武力的抗争终究无望，九子们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径就是设馆教学，游历游说。
　　他们先是在易堂设馆教学，由于九子声名皆大，一时间“远近之士归之如流水，望之如泰山乔岳”。这“远近之士”，有遗民、隐逸之人、侠士，更多的是学生，当时仅师从魏禧的就达数百人，可谓声誉日隆。由于学生太多，很快翠微主峰就住不下这么多师生了。于是魏禧就搬到山下的水庄设水庄学馆，邱维屏在隔河相望的塘角村设易堂学馆，李腾蛟、彭任则在邻近的三懒峰设馆，由李腾蛟主持。三个学馆并称为“易堂三馆”，它们呈三足鼎立之势，集中了数百志同道合之士，在当时的江西乃至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更值一提的是，魏禧还制订了“易堂三馆教式”，相当于今天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当属于重大创新和发明了。易堂三馆的教学强调立志、肃规、勤课、广益。所谓广益，就是养成虚心勤问的好习惯，多向老师、同学请教，多切磋探讨。切磋的，不仅是学问，也包括德行。
　　其中体现九子之志的还有老师和学生的穿着。他们全都穿戴明朝的衣冠，几十年不变。比如李腾蛟在三巘峰教学二十多年，从不穿当时流行的衣服，他和学生们一样，穿着明代宽大的长衫，戴着笋壳制作的帽子，早晚吟唱诗歌。进入课堂，师生们就照古人的礼节入座，教室里充满了一片和睦的儒家氛围。
　　讲学之余，九子四处出游，遍访遗民志士，互通声气，同时考察天下险阻，心存恢复意念。
　　魏禧在康熙元年开始了第一次出游。“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在九子看来，出游正是交友的重要途径。魏禧五次出游，目标都在江浙，因为江浙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地，也是民众抗清最激烈、战事最为惨烈之地。于是魏禧在那儿拜祭了忠烈史可法，结交了汪讽等著名遗民，也结交了朱彝尊、归元恭等知名文人。
　　九子中，除林时益因为身体不太好，很少外出游历外，其余均有时长不等的出游经历。最早出游的是彭士望，他从山居的第二年开始，几乎年年出游。而游历最广的是魏礼，他南渡大海，北上华山，遍访天下豪杰，用诗笔描述了沿途风土人情和出游感悟，记录了所谓盛世下人民的苦难。
　　自然，今天当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九子们的所为无法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构成拐点，甚至有些蚍蜉撼树或堂吉诃德的意味。翻开十七世纪的世界史：一六四九年，英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是啊，那些年世界发生这么多事，他们还在以翠微峰顶为中心的大地上读书教学、四出游说，做着明朝的光复之梦。
　　他们说：“托一身于天下，任天下于一身。”他们说：“易堂虽小，吾等却胸怀万里江山。”面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唯有死亡能叫它停歇下来。
　　一六八八年，李腾蛟病逝；一六七七年，魏际瑞死于兵难；一六七八年，林时益病逝；一六七九年，邱维屏病逝；康熙十九年，即公元一六八〇年，魏禧在游历的途中病逝，遗体由长江至赣江而梅江，逆十八滩而上，回到家乡；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一六八二年，彭士望在翠微峰下青草湖病逝；一六八八年，曾灿客死于北京，遗体亦运回宁都安葬；一六九五年，魏礼病逝于山下养病之所“瓶斋”；享年最高的彭任于一七〇八年病逝于三巘峰。
　　其间魏禧、彭士望和邱维屏多次为清政府征召，但他们至死不愿入清为宫。整整六十二年过去，一群士人的光复梦想降下了帷幕。

五

　　我在山间行走的时候，一次次地遇见深不可见底的蓄水池，如今弥漫的水面上落满了枯枝和败叶。那些喂哺过九子们灵魂的山泉，已经无人问津了。一些树木的枝干上，密密地长满了天然木耳，九子们的家眷和仆人再不会来采摘和食用它们。时间一遍遍地淘洗、冲刷着过往的人和事，一座乱世中的诺亚方舟只留下更多的凄清。
　　我捡拾起一块单薄残缺的砖瓦，那上面爬上了青苔，我嗅到它体内的潮湿和经年的寂寞。山风摇过，我仰起脸来，任树上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眼睛里，仿若与古人完成一次气息的接通。
　　终究是荒芜了啊，时间将菜圃、屋舍、鸡犬处处的村落抹得只剩下断壁残垣。而一群人贯穿六十二年的坚守，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起魏禧在诗中写道的：“隐当为太公，不当为伯夷。择地钓渭水，乃为西伯师。”是的，他们并不想做隐士，并不想做饿死首阳山的叔齐伯夷，而是要做姜子牙一类的人物，垂钓渭水，待时而动。
　　时间相对于亘古的宇宙是平等的，潮水推动着历史前行的节拍，一些过往终究要为新的人和事让出道路。是的，易堂九子至死没有盼来成功的希望。但是因为他们的守望，大地愈加坚实，民族的血液愈加滚烫，人民的骨头愈加坚硬，就像这座曾经矗立于翠微峰顶的易堂，真气袅袅。
　　如今，他们的疼痛，他们的渴望，他们的操守，他们为自己坚持的事业所付出的毕生努力，已化身为一个动词，构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也是时间的一部分。我们说，易堂九子在历史深处发出的光亮，并没有沉沦大海销声匿迹，而是更加辉煌地映照在翠微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