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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十个国家发表《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和“ASEAN”）正式成立，确保了东南亚地区的长期稳定，因此也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中最为成功的地区国际组织。①进入21世纪后，区域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中亦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
笔者从东盟国家“中国观”的转变出发，对东盟媒体进行层次化分析，观察其特点和现存问题，并提出我国对东盟传播的可行性策略。
一、东盟国家“中国观”的历史转变
1. 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民族觉醒：迷失在西方的东南亚共识
自15世纪末始，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先后受到殖民主义影响。18世纪后，文化霸权逐步显现。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媒体等领域的介入成为文化渗透的工具。尽管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但因长期受到西方统治，其民主取向受到殖民者理念深刻影响，缅甸、越南等国家均呈现出后殖民主义的色彩。
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语言、宗教等环境复杂多样。以语言为例，印尼本国语言种类就超过600种。马来西亚、菲律宾也有超过150种语言，泰国有近80种语言。在宗教方面，整个东南亚地区所包含的宗教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与印度教等。这种不同维度的多样性，内含了族群分立的潜在危机，也影响着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资源与利益争夺，伴随着明显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因此，不难看出，西方长期的殖民与霸权使得东南亚各国在地缘环境中同时面临共识与冲突。②值得注意的是，自东盟建立后的40年内，成员国之间没有战争与冲突。这得益于成员国共享“东盟方式”，并将此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自20世纪90年代始，东盟成功地将亚太地区主要大国引入到建立在以东盟为核心的一系列正式地区合作框架的进程中，在大国、强者主导的国际政治中，这是东南亚乃至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成果。
2. 东盟共同体的“中国观”：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会论”
20世纪初期，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仍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冷战期间，东南亚的盟友美国在国际事务的沟通中表现出消极态度。与之相较，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再次加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盟的“中国观”在多重干扰因素中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2003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从“友好邻邦”转为“战略合作伙伴”，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关系已日趋成熟。③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也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因此，加强中国对东盟的传播也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
3. 公共外交：媒体再现与文化建构的“中国观”
以建构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形象的“多面性”是形象建构主体、客体和客观局势三方共同构成的结果，东盟媒体的原则、立场、利益相关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局势的主观判断是建构中国形象的内在因素。④从历史角度观察，东盟国家内媒体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三种：殖民统治和军管时期，人民的言论自由受限，媒体受到政府的绝对控制；政权建立之初，政府与媒体勾连，其媒体形式呈现出议会民主制阶段的特点；媒体与政府对立时期，随着腐败现象普遍蔓延、诸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人民对政府日益不满，揭露和抨击成了媒体的主要任务，媒体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出现。⑤ 因此，“中国形象”在东盟媒体中时常出现互相矛盾的解读。
东盟“中国观”的转变即是我国发展在东南亚地区的积极呈现，对媒体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简单依靠传统外交与多元的东盟进行沟通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向公共外交的转变要求媒体议题由政治议题向民生、文化等议题转变，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传播路径和内容的革新。
二、东盟成员国的媒体特征
笔者试图根据东盟成员国受众的媒体接触与使用特点，将其归纳为三个不同类别：偏爱传统媒体的泰国、老挝、柬埔寨；重视新闻节目的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新媒体使用率较高的文莱、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
第一类国家包括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的受众在媒体接触中更偏爱传统媒体，浅平化的娱乐节目和电视连续剧成为跨文化接收的主要方式。据统计，泰国电视的普及率超过90%，比起阅读书籍，54.3%的泰国人更倾向于看电视。⑥老挝、柬埔寨也以国家电视台为核心，电视媒体在所有媒体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国家之间的文化共性，我国电视剧产品在第一类国家中表现出高接受度和传播力，是未来与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可参照路径。
第二类国家包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它们在内容上偏重新闻节目，这也为三个国家中多元媒体与“另类媒体”的出现提供了动力。然而，尽管新闻关注度较高，但三个国家的新闻节目多带有较强的政治立场，因此媒体公信度整体较低，导致了新兴媒体的新闻报道与民间组织的发声获得更多关注。第二类国家的媒体特征提示我们，新闻报道是公信力与形象建构的重要渠道，我国对东盟的传播策略中，新闻产品的创新与叙事应该是重要研究领域，如制作时下传播力较强的短视频、时政新闻等。
第三类包括文莱、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四个国家。在新媒体使用上，四个国家体现出巨大的潜力。据2017年1月社交媒体公司的每月活跃用户数据显示，菲律宾民众日均社交媒体使用时长4小时17分，为全球第一。⑦脸书（Facebook）在文莱的市场渗透率也高达54%。⑧同时，这四个国家的媒体都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既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文莱媒体，也有被称为西方民主制度在东方的“橱窗”的菲律宾媒体，文化的多元化和宽松适度的媒体政策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研究者也发现这些国家的媒体存在着共同的问题：
第一，专业人才匮乏，传播技术落后。例如，老挝目前只有三所达到国际标准的大学，而且并未设立专门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全国全职新闻从业人员严重不足，媒体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严重制约了其媒体的多方面发展。⑨柬埔寨的媒体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记者、编辑缺乏专业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伦理训练，文章出现广告化、主观性强、事实性不准确等问题。越南新闻记者受传统思想与经验思维的影响，新闻报道往往缺乏客观性，极端话语频现，无法传播相对客观的别国形象。
第二，网络发展不均衡，数字鸿沟明显。缅甸电力的短缺导致广播电视媒体覆盖率低，以及互联网使用率低下。越南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数字技术的普及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传播技术发展的失衡导致公众的信息鸿沟在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中体现明显。
第三，新媒体使用问题频现，版权意识不强。目前，我国影视节目在东盟国家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得大量点击和转发。然而，相当数量的被转载、传播的视频节目并未获得我国版权允许。与此同时，东盟各国数据使用和信息传播也尚未建立健全的管理规制，信息诈骗、网络犯罪等问题也多有发生。
三、我国对东盟成员国的传播策略
针对东盟国家的媒体特点，笔者认为当下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应在以下方面进行更多调整：
1. 培养并输出复合型专业人才
我国向东盟地区输出的对外传播人才也应具备以下素质：第一，拥有多语言沟通能力，准确还原涉外采访内容。第二，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具有文化自信，在传播过程中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第三，注重人际传播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培养品牌化的传播人才。其中，对于跨文化知识的掌握是重中之重。东盟国家宗教渊源错综复杂，导致传播时常出现误解，在文化交流中常产生障碍。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东盟成员国的媒体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我国已为东盟国家培养媒体人才提供了多种培养方案，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已经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最大的媒体人才教育培训平台。东盟记者的视角将成为东盟成员国受众了解东盟自身发展与中国参与的第一“把关人”。同时，中国对外输出人才也兼具信息把关与加强传播的重要使命。因此，如何将双方人才进行整合，是促进中国与东盟沟通的重要手段。
2. 输出多元中国影视与新闻新产品
在东南亚国家中，我国影视作品因制作精良与内容丰富获得广泛认可。自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以来，我国视频产品在东南亚国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影视作品在古装剧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精神，也在现代剧中体现新时代精神与社会面貌。但目前，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传播呈现较为泛化，尚缺乏细节化处理的影视作品。因此，为有效推动中国主流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以及促进我国公众对东盟成员国的深入理解，对东南亚文化的关注与呈现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在新闻报道问题上，对于已具有网络媒体使用与新闻消费文化的国家，我国应遵循网络媒体与文化规律：首先，增加中国-东盟成员国间相关报道中深度报道的比例。其次，创新报道形式，除了文字报道，短视频、纪录片等具有趣味性、艺术性的报道形式也应列入其中；再次是要引导华文媒体加以创新，如柬埔寨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华商日报》《柬华日报》，先后推出了微信公众账号，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的关注。总之，我国媒体在对东盟传播中应打造叙事平民化、主题多元化、互动社交化的传播模式。
3. 华语媒体的多元开发
东盟成员国中，华侨与使用华语的群体具有相当规模。目前，东盟国家的电台内容主要以本地媒体与西方媒体生产的节目为主。在华语媒体中，虽然广播仍是东盟国家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华语电台目前在东盟国家数量有限，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华语媒体，特别是华语广播电台的开发与传播亟待提高，这也为丰富东盟华侨的文化生活与对东盟传播开辟更多可持续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另外，新兴媒体平台与移动数字终端的软件开发、程序应用等也可成为推进华语学习、华语信息传播的新渠道。
4. 加大乡村地区的传播力度
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其农业生产占据重要地位，乡村地区众多。研究发现，由于基础设施与网络技术的区域差异，这些地区往往缺乏关注，也并未被纳入重点传播范围。然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东南亚占比较高。在对东盟传播中，开拓对其村镇的媒体到达率，加大广播的传播力度将是未来的重点。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中，农业领域是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因此，向成员国提供包含农业技术、新知识与地区需求的信息，可以促进在农业领域的多方交流，也可以建构我国农业领域的良好形象。
四、结语
综上，东盟国家虽与我国地缘接近、文化相通，但国别之间政治、经济、语言、宗教差异与矛盾不可忽视。目前，我国对东盟的关注与传播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但在双方合作的不断推进中，传播策略的不断完善与调整也会同步提高。东盟成立后的52年里，中国与各成员国在多个领域进行交往互动，就政治领域如非传统安全议题、南海问题、核武器问题，经济领域如农业合作、旅游、空中运输，社会领域如“一带一路”倡议、艺术年展、青年交换项目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这些合作的动态与成果都应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传播的议题。
因此，针对多元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东盟受众，我们应实行有针对性、独具特色、聚焦文化传播与形象建立的系统策略，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与我国在区域组织乃至世界舞台的重要地位。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项目“政治与媒体的共同建构：东盟中国观的演变”阶段性成果。项目号：AMRC2017-3）
「注释」
①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pp.5，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②李异平：《论东盟国家媒体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③[西]奥斯卡？马蒂：《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④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爭端为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⑤同③。
⑥李法宝：《论中国电视剧在泰国的传播》，《现代视听》2016年第5期。
⑦光明网：《菲律宾人使用社交媒体时间全球第一》，2017年2月4日，http：//news. gmw.cn/2017-02/04/content_23626479.htm。
⑧本韦斯：《社交媒体的未来在亚洲》，《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年第14期。
⑨阿芳：《老挝新闻业现状及存在问题浅析》，《新闻传播》2013年第3期。
笔者从东盟国家“中国观”的转变出发，对东盟媒体进行层次化分析，观察其特点和现存问题，并提出我国对东盟传播的可行性策略。
一、东盟国家“中国观”的历史转变
1. 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民族觉醒：迷失在西方的东南亚共识
自15世纪末始，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先后受到殖民主义影响。18世纪后，文化霸权逐步显现。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媒体等领域的介入成为文化渗透的工具。尽管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但因长期受到西方统治，其民主取向受到殖民者理念深刻影响，缅甸、越南等国家均呈现出后殖民主义的色彩。
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语言、宗教等环境复杂多样。以语言为例，印尼本国语言种类就超过600种。马来西亚、菲律宾也有超过150种语言，泰国有近80种语言。在宗教方面，整个东南亚地区所包含的宗教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与印度教等。这种不同维度的多样性，内含了族群分立的潜在危机，也影响着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资源与利益争夺，伴随着明显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因此，不难看出，西方长期的殖民与霸权使得东南亚各国在地缘环境中同时面临共识与冲突。②值得注意的是，自东盟建立后的40年内，成员国之间没有战争与冲突。这得益于成员国共享“东盟方式”，并将此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自20世纪90年代始，东盟成功地将亚太地区主要大国引入到建立在以东盟为核心的一系列正式地区合作框架的进程中，在大国、强者主导的国际政治中，这是东南亚乃至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成果。
2. 东盟共同体的“中国观”：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会论”
20世纪初期，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仍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冷战期间，东南亚的盟友美国在国际事务的沟通中表现出消极态度。与之相较，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再次加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盟的“中国观”在多重干扰因素中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2003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从“友好邻邦”转为“战略合作伙伴”，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关系已日趋成熟。③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也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因此，加强中国对东盟的传播也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
3. 公共外交：媒体再现与文化建构的“中国观”
以建构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形象的“多面性”是形象建构主体、客体和客观局势三方共同构成的结果，东盟媒体的原则、立场、利益相关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局势的主观判断是建构中国形象的内在因素。④从历史角度观察，东盟国家内媒体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三种：殖民统治和军管时期，人民的言论自由受限，媒体受到政府的绝对控制；政权建立之初，政府与媒体勾连，其媒体形式呈现出议会民主制阶段的特点；媒体与政府对立时期，随着腐败现象普遍蔓延、诸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人民对政府日益不满，揭露和抨击成了媒体的主要任务，媒体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出现。⑤ 因此，“中国形象”在东盟媒体中时常出现互相矛盾的解读。
东盟“中国观”的转变即是我国发展在东南亚地区的积极呈现，对媒体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简单依靠传统外交与多元的东盟进行沟通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向公共外交的转变要求媒体议题由政治议题向民生、文化等议题转变，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传播路径和内容的革新。
二、东盟成员国的媒体特征
笔者试图根据东盟成员国受众的媒体接触与使用特点，将其归纳为三个不同类别：偏爱传统媒体的泰国、老挝、柬埔寨；重视新闻节目的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新媒体使用率较高的文莱、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
第一类国家包括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的受众在媒体接触中更偏爱传统媒体，浅平化的娱乐节目和电视连续剧成为跨文化接收的主要方式。据统计，泰国电视的普及率超过90%，比起阅读书籍，54.3%的泰国人更倾向于看电视。⑥老挝、柬埔寨也以国家电视台为核心，电视媒体在所有媒体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国家之间的文化共性，我国电视剧产品在第一类国家中表现出高接受度和传播力，是未来与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可参照路径。
第二类国家包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它们在内容上偏重新闻节目，这也为三个国家中多元媒体与“另类媒体”的出现提供了动力。然而，尽管新闻关注度较高，但三个国家的新闻节目多带有较强的政治立场，因此媒体公信度整体较低，导致了新兴媒体的新闻报道与民间组织的发声获得更多关注。第二类国家的媒体特征提示我们，新闻报道是公信力与形象建构的重要渠道，我国对东盟的传播策略中，新闻产品的创新与叙事应该是重要研究领域，如制作时下传播力较强的短视频、时政新闻等。
第三类包括文莱、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四个国家。在新媒体使用上，四个国家体现出巨大的潜力。据2017年1月社交媒体公司的每月活跃用户数据显示，菲律宾民众日均社交媒体使用时长4小时17分，为全球第一。⑦脸书（Facebook）在文莱的市场渗透率也高达54%。⑧同时，这四个国家的媒体都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既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文莱媒体，也有被称为西方民主制度在东方的“橱窗”的菲律宾媒体，文化的多元化和宽松适度的媒体政策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研究者也发现这些国家的媒体存在着共同的问题：
第一，专业人才匮乏，传播技术落后。例如，老挝目前只有三所达到国际标准的大学，而且并未设立专门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全国全职新闻从业人员严重不足，媒体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严重制约了其媒体的多方面发展。⑨柬埔寨的媒体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记者、编辑缺乏专业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伦理训练，文章出现广告化、主观性强、事实性不准确等问题。越南新闻记者受传统思想与经验思维的影响，新闻报道往往缺乏客观性，极端话语频现，无法传播相对客观的别国形象。
第二，网络发展不均衡，数字鸿沟明显。缅甸电力的短缺导致广播电视媒体覆盖率低，以及互联网使用率低下。越南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数字技术的普及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传播技术发展的失衡导致公众的信息鸿沟在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中体现明显。
第三，新媒体使用问题频现，版权意识不强。目前，我国影视节目在东盟国家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得大量点击和转发。然而，相当数量的被转载、传播的视频节目并未获得我国版权允许。与此同时，东盟各国数据使用和信息传播也尚未建立健全的管理规制，信息诈骗、网络犯罪等问题也多有发生。
三、我国对东盟成员国的传播策略
针对东盟国家的媒体特点，笔者认为当下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应在以下方面进行更多调整：
1. 培养并输出复合型专业人才
我国向东盟地区输出的对外传播人才也应具备以下素质：第一，拥有多语言沟通能力，准确还原涉外采访内容。第二，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具有文化自信，在传播过程中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第三，注重人际传播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培养品牌化的传播人才。其中，对于跨文化知识的掌握是重中之重。东盟国家宗教渊源错综复杂，导致传播时常出现误解，在文化交流中常产生障碍。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东盟成员国的媒体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我国已为东盟国家培养媒体人才提供了多种培养方案，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已经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最大的媒体人才教育培训平台。东盟记者的视角将成为东盟成员国受众了解东盟自身发展与中国参与的第一“把关人”。同时，中国对外输出人才也兼具信息把关与加强传播的重要使命。因此，如何将双方人才进行整合，是促进中国与东盟沟通的重要手段。
2. 输出多元中国影视与新闻新产品
在东南亚国家中，我国影视作品因制作精良与内容丰富获得广泛认可。自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以来，我国视频产品在东南亚国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影视作品在古装剧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精神，也在现代剧中体现新时代精神与社会面貌。但目前，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传播呈现较为泛化，尚缺乏细节化处理的影视作品。因此，为有效推动中国主流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以及促进我国公众对东盟成员国的深入理解，对东南亚文化的关注与呈现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在新闻报道问题上，对于已具有网络媒体使用与新闻消费文化的国家，我国应遵循网络媒体与文化规律：首先，增加中国-东盟成员国间相关报道中深度报道的比例。其次，创新报道形式，除了文字报道，短视频、纪录片等具有趣味性、艺术性的报道形式也应列入其中；再次是要引导华文媒体加以创新，如柬埔寨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华商日报》《柬华日报》，先后推出了微信公众账号，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的关注。总之，我国媒体在对东盟传播中应打造叙事平民化、主题多元化、互动社交化的传播模式。
3. 华语媒体的多元开发
东盟成员国中，华侨与使用华语的群体具有相当规模。目前，东盟国家的电台内容主要以本地媒体与西方媒体生产的节目为主。在华语媒体中，虽然广播仍是东盟国家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华语电台目前在东盟国家数量有限，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华语媒体，特别是华语广播电台的开发与传播亟待提高，这也为丰富东盟华侨的文化生活与对东盟传播开辟更多可持续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另外，新兴媒体平台与移动数字终端的软件开发、程序应用等也可成为推进华语学习、华语信息传播的新渠道。
4. 加大乡村地区的传播力度
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其农业生产占据重要地位，乡村地区众多。研究发现，由于基础设施与网络技术的区域差异，这些地区往往缺乏关注，也并未被纳入重点传播范围。然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东南亚占比较高。在对东盟传播中，开拓对其村镇的媒体到达率，加大广播的传播力度将是未来的重点。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中，农业领域是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因此，向成员国提供包含农业技术、新知识与地区需求的信息，可以促进在农业领域的多方交流，也可以建构我国农业领域的良好形象。
四、结语
综上，东盟国家虽与我国地缘接近、文化相通，但国别之间政治、经济、语言、宗教差异与矛盾不可忽视。目前，我国对东盟的关注与传播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但在双方合作的不断推进中，传播策略的不断完善与调整也会同步提高。东盟成立后的52年里，中国与各成员国在多个领域进行交往互动，就政治领域如非传统安全议题、南海问题、核武器问题，经济领域如农业合作、旅游、空中运输，社会领域如“一带一路”倡议、艺术年展、青年交换项目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这些合作的动态与成果都应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传播的议题。
因此，针对多元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东盟受众，我们应实行有针对性、独具特色、聚焦文化传播与形象建立的系统策略，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与我国在区域组织乃至世界舞台的重要地位。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项目“政治与媒体的共同建构：东盟中国观的演变”阶段性成果。项目号：AMRC2017-3）
「注释」
①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pp.5，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②李异平：《论东盟国家媒体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③[西]奥斯卡？马蒂：《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④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爭端为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⑤同③。
⑥李法宝：《论中国电视剧在泰国的传播》，《现代视听》2016年第5期。
⑦光明网：《菲律宾人使用社交媒体时间全球第一》，2017年2月4日，http：//news. gmw.cn/2017-02/04/content_23626479.htm。
⑧本韦斯：《社交媒体的未来在亚洲》，《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年第14期。
⑨阿芳：《老挝新闻业现状及存在问题浅析》，《新闻传播》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