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ＧＤＰ的提出，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理论的重大突破；
　　但在它的光环下，却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
　　那么，再来考量一下ＧＮＰ和ＳＣＣ。
　　我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人们普遍对ＧＤＰ指标提出质疑，认为以ＧＤＰ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主张取消或弱化ＧＤＰ指标，加强社会发展指标。有的学者提出将ＧＤＰ指标改为绿色ＧＤＰ指标，即在现有的ＧＤＰ指标基础上加上一些环保和社会指标。然而，当人们欢欣鼓舞地迎接绿色ＧＤＰ时，却不曾想到，虽然绿色ＧＤＰ闪耀着环保的光环，但却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缺陷。所以，采用这个指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治本的办法是寻求能克服缺陷的替代性指标。
　　本文提出新的地方政府政绩指标是：经济增量指标（ＧＮＰ）＋社会财富存量指标（ＳＣＣ）。
　　
　　绿色ＧＤＰ，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环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把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在已有的ＧＤＰ指标基础上加上一些环保和社会指标。
　　第一个试图打破“ＧＤＰ情结”的，是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１９７２年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它将ＧＤＰ分成好的和坏的，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例如，扣掉污染、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加进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一类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日本则将主要环境污染列入指标，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挪威１９７８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并对统计制度进行了改革。罗伯特·卢佩托则在１９８９年制定了净国内生产总额统计表格。１９９０年，墨西哥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资源环境的核算编成实物指标数据，并通过评估将其转化为货币数据。印尼、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仿效。
　　１９９２年的全球《２１世纪议程》指出：“通常使用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和个别资源污染流量的测算法，不可能充分提供持续性的指标。所以，应在所有国家中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系统，用来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由环境提供的其他贡献的价值。因此，认为国民收入与社会核算应予以扩充，以适应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系统，从而补充传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的方法”，即在传统ＧＤＰ核算体系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反映生态环境的核算体系。
　　１９９３年由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不仅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ＤＰ）的概念，而且通过对国民核算体系中的标准账户加以分解，将实物量核算与货币量的核算连接在一起，计算出环境成本并从ＧＤＰ中扣除，得到绿色ＧＤＰ。绿色ＧＤＰ基本的核算模式＝ＧＤＰ－固定资产消耗－非生产自然资产使用＝传统ＧＤＰ－资源环境损失价值＋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
　　“绿色ＧＤＰ”的提出，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理论的重大突破。在绿色ＧＤＰ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世界各国已经提出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资源与环境账户。例如：自然资源账户、环境支出账户、实物卫星账户、资源和污染流量账户。有的国家还同时考虑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指标。
　　然而，如何计量绿色ＧＤＰ却一直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感到困难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套世界公认的绿色ＧＤＰ指标体系，所以，绿色ＧＤＰ还没有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绿色ＧＤＰ，治标不治本
　　
　　世界各国都统计ＧＤＰ作为宏观调控的参考，但除中国外，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以ＧＤＰ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而以绿色ＧＤＰ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避免ＧＤＰ的种种弊端。
　　例如，追求ＧＤＰ会导致资金流出增加。随着出口增加和外资引进加速，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多。为了防范外汇风险，我国政府以外国政府长期债券形式持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越多，政府持有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这就出现了资金闲置和企业融资困难并存的局面。
　　再比如，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追求ＧＤＰ或绿色ＧＤＰ，地方政府在受到资源制约、遇到管理手段和政策工具约束时，就会与中央政府争夺宏观调控权。不能如愿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加剧，寻求中央政府政策的空隙、打政策的擦边球，这导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中大打折扣，弱化了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和力度。
　　还有，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能够在我国的ＧＤＰ或绿色ＧＤＰ中反映出来，而外商从中国汇回国的利润却无从体现，这就产生以下后果：一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被夸大，而外商投资者国家的增长率则被缩小；二是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被高估，而外国在华投资者所在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则被低估，在外商投资多的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繁荣而个人收入较低的现象；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与潜力被夸大，而跨国公司母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与潜力被缩小，这就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疑虑，增加了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
　　
　　ＧＮＰ，体现以人为本精神
　　
　　与绿色ＧＤＰ存有争议不同，ＧＮＰ是世界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ＧＮＰ比ＧＤＰ更好地体现了国民性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两者的关系为：ＧＤＰ＝ＧＮＰ＋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采用ＧＮＰ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可以克服ＧＤＰ的缺陷，并具有以下优点：
　　１．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自主式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进行生产，其利润和外籍员工的收入等不能计入ＧＮＰ，只有外商投资给本地常住居民带来的收入部分可以计入ＧＮＰ。因而，地方政府会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本地常住居民投资，有利于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从源头和市场基础上扩大了内需，经济转向自主、内生式增长，就业增加，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自主性增强，有利于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２．有利于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控制引进外资规模。地方政府会引进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扩大市场容量并能增加民族企业市场份额、愿意提供高新技术的外资，而与之背道而驰的外资则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引进外资的规模会相应地收缩，引进外资的结构也会不断地优化。
　　３．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由于本地居民投资国外能增加本地的ＧＮＰ，所以，地方政府会主动帮助本地企业到国外投资，通过投资者利润的增加和对外投资收益的回流，增加当地的ＧＮＰ，从而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４．中央政府统计ＧＤＰ，而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用ＧＮＰ，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协调中央与地方责权利关系。ＧＤＰ指标可以反映某个时期社会投资（包括外资）、社会消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就业、物价等经济总量的变化，中央政府需要依据这些可测的、可控的总量信息进行宏观调控。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中，ＧＤＰ指标仍然具有其他指标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政府统计ＧＤＰ，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进行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追求ＧＮＰ，为本地居民造福。两者的职责交叉减少、各司其职，在各自掌控的资源和拥有的权力范围内，完成管理经济的不同目标和任务，从源头上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关系，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协调中央与地方责权利关系和各自职能，有助于舒缓地方政府的压力，减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增进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
　　５．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企业低价出口产品被国外反倾销，不仅企业遭受双重损失，而且减小了ＧＮＰ增幅。为了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民族企业的利润率，利于ＧＮＰ的增加，政府要治理和制止民族企业出口产品低价竞销的现象，鼓励民族企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样，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减少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
　　６．ＧＮＰ指标可以准确、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缓解外国的疑虑和中国承受的压力。ＧＮＰ既计算中国居民从外商投资中取得的收入，真实地反映外资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又计算民族企业的利润和民族企业发展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因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我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采用ＧＮＰ指标后，能够榨去经济增长的水分，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减少了，但增速更实在了，增长潜力更真实了，也弱化了外国对中国的忧虑。
　　
　　增设ＳＣＣ，十分必要
　　
　　然而，不论是ＧＤＰ还是ＧＮＰ，都只是反映经济增量而没有反映社会财富存量。但是，社会财富存量的减少可以和经济增量的增加并行不悖：地方政府新建项目时破坏了文物，政府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可以增加ＧＤＰ、绿色ＧＤＰ和ＧＮＰ，但却会造成社会财富存量损失和浪费，减少了社会财富存量。例如，符合城市规划的居民小区刚建成；由于政府换届，新政府要上马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拓宽街道；拓宽街道要将老马路拓宽取直，需要将新建成的居民小区拆除。拆除新建居民小区的工程和拓宽马路的工程及小区绿化工程都增加了当地的ＧＤＰ、绿色ＧＤＰ和ＧＮＰ，但是，拆除新建小区、修建新马路需要耗费当地资源和财富，给被拆迁户和新购房户造成的个人财富减少和精神损失、处理拆迁纠纷的成本等都导致当地社会综合财富存量的减少。
　　因此，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仅有经济增量指标ＧＮＰ是不够的，还需要增设衡量社会财富存量的指标。国家行政学院的学者王健最近提出，用社会综合资产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财富存量的指标。
　　社会综合资产（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年积累的所有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的总和。国民财产包括过去积累的有形的生产资产（物质资料）和无形的生产资产（包括虚拟资产）等。它既包括国有企业资产又包括个人财产，还包括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价值（如城乡基础设施价值、地产价值、文物价值、人居环境价值、政府信誉和政府品牌价值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力等，以及由这些资源形成的生态环境等。
　　采用ＳＣＣ指标可以度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社会财富存量与生产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财富存量越大，越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提高得越快，社会财富存量越大。因而，社会综合资产的增加和积累，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采用ＧＮＰ＋ＳＣＣ指标，既可以克服ＧＤＰ和绿色ＧＤＰ指标的缺陷，又可以弥补单一ＧＮＰ指标之不足，有利于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