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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诗社的成员主要由军人组成，其诗论队伍科班出身者甚少。自叶维廉、简政珍这两位外文系出身的学者加入“创世纪”后，改变了“创世纪”诗论队伍的结构，使其诗歌理论涂上了一层浓烈的学院派色彩。其中叶维廉的诗论，不限于诗歌：他由诗歌理论走向比较诗学。简政珍的诗歌理论成就也主要不体现在作家作品的解读上，而是重视放逐诗学一类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
叶维廉、简政珍这两位诗论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所加入的诗社，甚至超出台湾：跨海进入大陆，对彼岸的诗论界、文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叶维廉：从诗论走向诗学
叶维廉是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他的诗和散文创作以及他的翻译成就，皆有目共睹。
叶维廉说：“我基本上是诗人，而非纯学者。”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才是诗人；或者说，他是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化的学者，“诗人”与“学者”在他身上叠合，鱼与熊掌兼得。
和余光中一样，叶维廉也是外文系出身的诗人。和余光中不同的是，他更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诗论和诗作一样，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叶维廉是“纯诗”理论的服膺者与实践者。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他利用文学的音乐性与意象的扩展性，造成一首诗的无限延伸，且在诗中展示出细微而自成体系的秩序，一种超乎名理而又能掌握事物本样的纯粹世界。叶氏的“纯诗”理论，既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张扬，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东方古典美感的经验。一个浸淫在西方文论中的学者，不忽视本民族的艺术经验，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纯诗”仅是叶维廉诗学观的一部分，在其它诗歌理论问题上，叶氏还有许多精湛的见解。比如如何评价现代主义在台湾诗坛崛起，叶维廉并不认为西化诗就是简单的在复制西方艾略特。他并不否认西化诗人曾深受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从中借鉴过他们的技巧和策略，但这并不是当年现代诗运动掀起的主要原因。在叶维廉看来，现代诗是对“战斗文学”及其派生的“反共诗”的一种反动。“反共诗”的出现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但在形式上来说简直恐怖极了，那种诗的写法跟左派写的完全一样，只是政治目标不一样罢了!”这里用“纯诗”观点评“反共诗”，超越意识形态比较左派右派诗的同质性，不仅带有客观性，还同时具有深刻性。这使人联想到夏济安等人也提倡过“纯文学”，其目的是不愿文艺受政治的刚性支配，像当时一样大家都按官方旨意把文艺当作“反共复国”的武器。就不满“战斗文艺”、“反共文学”这一点来说，“纯文学”或“纯诗”的主张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反‘反共文学”’。在白色恐怖下，“反‘反共文学”’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察觉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所以只能用曲线救文艺的方式抵制官方“战斗文艺”的召唤。为了不使对方看出破绽，便给自己加上许许多多艺术上的理由做掩护。正是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叶维廉对当时语言的失真和内心情感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异常不满，却又碍于现实环境，无法从政治上进行超越，便只好提倡不受政治干预的“纯诗”，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用象征的语言形式去表达内心的苦闷。
叶维廉的诗学观不仅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受中国传统的熏陶。他本人对道家的钻研颇深，在创作中也经常将道家的精神和诗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叶维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是道家学说，道家思想可以跟现代各种哲学观念连接起来并行不悖，西方的解构主义和道家的某些观念也不谋而合。叶维廉自己研究文学，就常用若即若离的办法：明明知道不得不用语言来看世界、看历史，但也不能被语言捆住。本来，任何人诠释历史，不论他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纯客观是很难做到的。在西方。有“后设历史”可供参照，但也难找到十全十美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叶维廉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台湾现代诗史，他均希望这种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这里所依靠的便是道家的历史学说。
叶维廉还在台湾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曾以艾略特的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焚毁的诺墩)的世界》、《艾略特方法论》、《艾略特的批评》和《静止的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在这些文章中，叶维廉介绍了艾略特提倡的浪漫主义、心理时间、诗的戏剧性、意之象、逃避个性和情意等。叶维廉研究艾略特时发现了艾氏评论中产生矛盾的缘由，艾略特与中国诗不可分割的关系。关于前者，艾氏原先大力攻击过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却把华氏当作英诗人中的佼佼者。对尔顿，艾氏是先贬后褒。对这种矛盾现象，叶维廉为之辩护说：“一个对于经验感受特殊的诗人，在他一生不同的阶段中必然会发现不同的世界”；又认为诗人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追索——认可——扬弃”的过程。这里所依据的是《易经》和道家所谓变的道理，亦即梁启超所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为敌之义”。叶维廉指出中国诗“缺乏语格变化、时态及一般‘连结媒介’的特性”，因而产生不同寻常的压缩效果，“而这种压缩方法……正是艾氏的诗之方法的注脚”。叶维廉以孟浩然《宿建德江》等诗，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恩普逊等人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不管怎样，叶维廉把中国诗这方面的特色和艾略特的诗法比较，是非常恰当的”。
叶维廉还有一些重要的诗学论文收在《秩序的生长》。此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始时，追探与试探》，多为他在台湾师大研究所时期写的论文，除前面讲的艾略特研究外，尚有对中国现代诗的批评和田纳西·威廉斯戏剧方面的探讨。第二部分为他留学时期写的论文，思考比过去周密。第三部分为《漏网之鱼：维廉诗话》，是他创作过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其中《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对1959年前后的诗歌作了综合的论析。他指出：当时的一些现代派诗人，一方面高呼反叛传统，一方面大量吸引欧美“现代派”所宣扬的现象说、立体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由于“现代派”诗人对西方各种主义不分青红电白全盘引进，于是使现代诗运动显得复杂、混乱。在他看来，现代诗人的基本精神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现代主义以“情意我”世界为中心；2．现代诗的普遍格调是“孤独”或“遁世”；3．现代诗人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识；4．现代诗人在文字上具有“破坏性”和“实验性”的两面。这种分析，非常符合现代主义诗人的实际。至于现代主义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的地位，叶维廉这样评价“现代主义的来临中国是一种新的希望，因为它很可能帮助我们思想界冲破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制度，而对世界加以重新认识，加以重新建立”。叶维廉还于1961年写了《诗的再认》，后来成为《七十年代诗选》的序言。此文主要探讨诗之本质，其中探讨诗的真实性时，提出了“意义之伏魔”这一极为晦涩的说 法。据陈芳明的解释，它既可以理解为“诗应是不含任何意义的”，也可以理解为“诗的意义应是无限的”或“诗中的意义要隐藏起来”。而当时“现代派”诗人的理解取前一种。这就难怪他们的诗义有多解。此文第三节还讨论了现代诗所表现的四种情怀：矛盾语法的情境、远征的情境、旅行者或者“世界之民”的情境及孤独的歌者。这四种情境，后来都被“创世纪”诗社一些诗人全盘吸收。其中矛盾语法的技巧，常常把两种“似真且谬”的意象结合在一块，产生出互为暗示的相克相生的作用，用得好的确带来极大的张力，但滥用诸如“没有飞翔的翅膀”、“寂静的巨响”之类的意象，则使诗失去了新意。
叶维廉对现代、后现代的解读也很值得重视。从1980年代起，台湾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出现了分歧。这分歧的造成，一方面是有人生搬硬套西方现代主义的定义，去讨论这个更广义的文化网络；另方面有人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笼统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颓废的现代艺术，对现代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那些诡辩性甚高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包括詹明信非常严密完整的批评架构，也有人不加分析的照单全收。对这些，叶维廉表示不赞同。
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什么?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种不同的解释，或因政治理想的差异，或因文化背景的误读，或因接触文类的范围不同引起。通常的看法是：后现代主义是相对现代主义来说的。鉴于全新时期的来临，即资讯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五光十色展览物的社会、后期工业社会的出现，现今的政治经济网络上或文化艺术的网络上，都与现代主义时期截然不同。对于这种绝对化的看法，叶维廉有所保留。他认为，文学上的分期，不能过于机械。如果将现代与后现代截然分开，对表达策略的认定和诠释上就会造成障碍。詹明信等人所提供的传释架构自有其重要的文化观察，但就表达策略的发展网络说，并不完整，还有待补充，而分期的排他性很容易导致一种或只一种主从关系的传释活动。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叶氏在《现代到后现代：传释的架构》中作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另一种书写。叶维廉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主义了解得透彻。正因为不是“半桶水”，所以他不像某些台湾学者以“速食”西方文论、现炒现卖著称，而是不拜倒在詹明信、李欧塔等人的脚下，看到了现代、后现代是一种不断辩证的持续过程，从而敏锐地提醒人们，必须在现代、后现代理论问题上建立不依傍他人的独立诠释体系，才能向客观真理迈进。那些跟在西方学者后面瞎起哄的人，实质上未看到台湾还缺乏后现代主义的阵痛。
《解读现代·后现代》的另一特点是一反单向诠释的模式，将中国与西方文化模子之间的争战与协调置于同构的格局中，通过双向的比较，探讨偶像的质疑与破坏，传统政治美学架构的砸破，语言概括经验存真性的重新反思，语言的重新发明，语言的自主自尊自赏，科学对意识的影响，艺术家在社会上的角色、自我之谜等等题旨的诡异性。这种深讨和研究，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广，工程浩大、艰巨。叶维廉不辞辛劳，广纳博取，披沙拣金，终于对一系列复杂的学术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诠释，其治学精神实为可嘉。
尽管《解读现代·后现代》一书理论性非常强，但作者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注意创作实践去印证自己的理论主张。一旦作者把理论探讨与创作实际乃至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他挖掘的深度便非一般性的文章所能比。他总是把问题推向生活的最前沿，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之树常青。比如，在《生活的艺术活动对生活的批评》一文中，提出“‘文本’只是让我们活动的空间”的观点。他在加州大学教授诗创作和比较文学时，发起每周一次的“文学散步”活动，让同学们体验到读诗、听音乐的乐趣等，正是要使他们被冷落、废置不用的感受网的某些层次活醒过来，让他们认识到默读一首诗、解读一首诗所得到的“知”，到吟咏与唱诵所得到的“知”，是相当不同的。像这样别出心裁地研究后现代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诗学理论上是空前的。他往往是通过纷繁复杂的创作现象，析离出本质性的东西，并以此作为阐述己见的根据。
《创世纪》诗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是留洋博士叶维廉的加盟。他充分发挥自己英译中和中译英所长，除把艾略特的《荒原》译介进来，把孤独、虚无、死亡等精神带进台湾诗坛外，还把创世纪同仁的作品介绍到海外。他本身的理论素养再加上一系列的力作，使其成为创世纪诗社除洛夫、痖弦、张默之外的最重要角色。正因为有叶维廉的参与，七八十年代还有张汉良、九十年代另有简政珍的加入，使创世纪不再是“土法炼钢的文学社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叶维廉的诗论对台湾“现代派”诗人影响这么大。像洛夫对诗的纯粹性理解，和叶维廉所倡导的“纯粹经验”便有难解难分的关系。所谓“纯粹经验”，是指一首诗的完成应未受到知性的污染，诗人和自然界溶合在一起，没有特定的时空性，文字也几乎没有分析性的元素。这种理论，自然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完全按这种方法写诗，容易限制诗人的创造性。“创世纪”另几员大将如张默、碧果等诗人，也从叶维廉诗论中吸收过不少营养。叶维廉对“实验与感觉”的论述，还被“现代派”诗人奉为创作经典。不过，叶氏的诗论并未在实验与创新、感觉与诗之间划等号，他还指出了这两种技巧的局限性，可惜一些诗人并未听进去。尤其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叶维廉的诗学观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坚持原先的反传统态度，诗风也由极度晦涩难懂向明朗清晰过渡。在《秩序的生长》“诗话”的末尾，叶维廉说：“有许多人间我是象征主义者，还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印象主义者，我认为，我既是中国人，对中国这类视境又极其深爱的，虽则在写诗或有意或无意地用了象征，但很自然的会以外象的迹线映入内心的迹线这种表现为依归……”这表明了作者向中国现实投入的愿望。从向艾略特取经到向东方回归，向中国靠拢，这就是叶维廉诗论的秩序，同时也是他广义的诗学即文论的秩序。
一些人不理解叶维廉，将其判为“西化诗人”，并认为他的诗论也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其实，叶维廉的诗风不能简单地用“西化”去概括。在1960年代，写诗对叶维廉来说，是一种孤独而极不愉快的事。戒严体制严重窒息了创作自由的空气，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遭遇以及忧伤、孤绝、乡愁、理想，还有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放逐表现得明白晓畅，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当他企图重现凌驾知识的事物，以让读者听见在时代之间穿梭的声音时，只好剔除叙述语言，拒排分析与演绎的写法，强调诗质的纯粹性，这便显得艰涩难懂，读者很难进入他所缔造的艺术世界。是动荡的时代，把他和祖国大陆1930、1940年代的脐带割断，他深沉的忧患意识无法一吐为快，只好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他的诗论，也没有照搬西方，而是将中国的道家哲学和美学运用在文学的诠释 中，用不道、不名、不言的“无语界”去解释诗的语言运用问题。对中国古典诗论的精华：从司空图的旨趣说到严羽的兴趣说，从偏爱王维诗的王士祯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叶维廉均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把它和自己学到的西方文论相结合，用这种不株守传统的方法去把握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属性，给老庄哲学及禅宗的智慧一种全新的现代评价；在强调中国诗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关系时，结合自己的现代诗创作和翻译经验，并从比较文学中吸取充分的养料重新诠释《文心雕龙》和诗话词话，这便获得了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未能达到的效果。
对许多读者来说，读懂叶维廉的文学理论，可能是个难题。难瞳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可一概而论。一种是故弄玄虚，搞名词术语展览，文字艰涩，使人望而却步；另一种是思想深奥，意蕴丰富，不用连自己也似懂非懂的名词唬人。初读时觉得思辨性太强，但一经接触便产生想读下去，探讨其中奥秘的魅力。读一遍并不能立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但愈读愈发现新鲜的感受是如此之多。叶维廉的文学论著大半属于后一类型。因此，读叶氏的著作，既要有耐性，还要有悟性。当然，叶氏论著并非全是艰深的，也有写得明白易懂的，如《解读现代·后现代》一书后面谈散文和散文诗的论文。
二、简政珍：思辨型学者
通常讲的评论家有三种层次：一是紧紧依附创作，追踪作家的前进步伐，缺乏自主意识，更不用说超前性；二是善于从作品中看到底层的意蕴，从中发挥自己独到的见解；三是独立于任何作品之外，从众多的作品中思考文学的本质及有关文学的美学问题。这种思维横跨时空的评论家，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家。《诗的瞬间狂喜》，便是简政珍迈向思辨型学者所走出的第一步。
《诗的瞬间狂喜》标志着简政珍的爆发期的来临。先前的拘谨与青涩逐渐逝去，代之而来的是严密的思索和有着延伸意义的超越性。这种带有海阔天空的超越，使他不再去重复先人讲过多次的“诗是一种最精炼的语言艺术”、“诗变形地反映生活”这类话，而改换不同视角，在不同场合提出“诗是一场纸上风云”、“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诗是诗人和语言的对话”、“诗是感觉的智慧”、“诗是诗人意识对客体世界的投射”以及“写诗是一种独自中吐露时代的声音”……这些思考，均带有简政珍的艺术个性。以“纸上风云”这个比喻来说，诗人不能躲进象牙之塔，必须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去改变现实。诗虽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把“纸上风云”当作现实的风暴就过分夸大了诗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简政珍完全否认诗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所谓“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讲的是诗重整现实，尤其是想担负摧毁现实既有世界的功能时，必然会受到思想僵化保守的政治家的干预。这种干预“不是把诗人视为社会‘进化’的祭品，就是刻意淡化诗的影响力”。为了不当“祭品”，诗人应讲究斗争策略，在干预生活时要写得委婉曲折，而不宜大声疾呼。由于是带着枷锁跳舞，说起话来未免欲言又止，因而使人感到似懂非懂。尤其是那些拒绝迎合现实的趣味和大众的口味、思辨性非常强的诗，更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诗集必然卖不出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简政珍认为：“在这个时代当一个严肃的诗人面临自己诗集畅销时，都应该认真考虑到自杀。在这个时代，诗集畅销是严肃诗人最感到羞愧的事。”简政珍还把诗集的畅销看作是奇耻大辱，这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应注意的是，作者这段话是指当时特定时空的特有现象，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众多畅销书差不多都是迎合小市民的庸俗产物。至于在法国，艰深的Dessida的解构理论一度还成为畅销书，不免对法国人肃然起敬。再看台湾当代诗坛，诗集难得畅销，但少数畅销的诗集，几乎都是“情绪散文”之作。好的诗不一定要艰涩，但面对麦当劳的庸俗时代和选秀的劣质社会，诗集一旦畅销，严肃的诗人的确应反过来考虑自己的诗集是否有媚俗的倾向。
如果说，对意象的着重与经营是简政珍诗法的核心，那么，追求“感觉的智慧”，则是简政珍诗论的特色。他的多处论述受到海德格尔及胡塞尔的影响，讲求论诗和写诗一样，要意味隽永，能给读者精致的品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论“也是声音后的沉默，因为它是一种独白”。
对诗人来说，诗集的问世等于缔造了一个艺术世界；对评论家来说，评论集的出版应该意味着另一个更完整、更富于思想性的艺术世界的诞生。人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个政客说谎、话语贬值的世纪末，简政珍先是拥有了“放逐诗学”这么一个独立完整的评论天地，以后以“濒死的心情”制作了一个“语言与文学空间”，还陪同读者进入缪思所管辖的神秘住所，邂逅瞬间的狂喜。他始终反对文学是一种游戏的观点，严肃地对待创作和评论，“希望自己对文学的思考是透过语言对人生真诚的感受，而且不是为了演练一套游戏法则或理论”。这点应充分肯定。以《放逐诗学》为例，“放逐”是指作者由于种种原因离乡背井出走，转化为对乌托邦的寻求，而这种放逐心境伴随着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浪迹天涯所带来的孤独感，便成了创作的重要题材。作者认为，书写故土再现家园，使放逐处境变成一刹那的跳脱，虽然放逐文学无法解决放逐者的漂泊处境，但是成功地书写放逐就是一个反放逐者。在此书中，作者通过风格多变的余光中、及善于让诗的意符浮动的叶维廉等五位作家，针对他们的放逐意识进行条分缕析的诠释，试图为台湾的当代文学建构出具有美学意义的放逐诗学。
简政珍认为：“诗是诗人与现实的辩证，是现实与人生‘哲学化’的结果。”这里讲的哲学，不是人生的意象化，而是经由形象思维后的提升。基于这种观点，作者的《放逐诗学》不是将“语言事件演化为现实事件”，以诗例印证时代的步伐，把诗学研究弄成历史学、社会学的翻版，而是让美学与历史对话，以“物象的观照”以及“现实的观照”去书写1950至1970年代的台湾诗史，在关注后现代风景及长诗创作时，不以预设的立场为诗人定位，不以标签作为现代诗的图腾，而注重那些“天然去雕饰”的作品，这便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既展现出“史”的磅礴，又游刃有余地保持着研究与批评的态势。
在新世纪的台湾新诗研究历程中，简政珍的力作显出了一种先导性，其后来出版的《台湾现代诗美学》，超越了自己，也超越别人。正如陈大为所说：“《台湾现代诗美学》一书，无论在后现代诗学的分析、导读、诠释，都超过国内的相关学术著作，更修正了读者对后现代理论的若干误解，可说是后现代主义诗学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原因如下：第一个原因是简政珍直接阅读，并充分掌握了许多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原典；其次，简政珍对后现代始终抱持着超然的批判省思的态度，因此更能够发现台湾批评家的缺失；其三，他能够兼顾文学理论和诗歌美学之间的平衡；最后，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一项主张——‘后现代的双重视野’，让上一代曾经受困于‘卷标化’或‘表列化’的读者，以及新一代对后现代依旧陌生的读者，更能把握住后现代的‘精神’——一个充满批判性和自我反省的双向辩证。‘双重视野’的独到见解，也让这部《台湾现代诗美学》成为台湾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美学，最重要的学术专著。”
综观简政珍的诗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是建设性的，而非“爆破型”的。他不像老生代诗论家那样，在论战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破中有立，而是从学术建设着眼，而非从批判他人观点出发。2．具有系统性。老生代诗论家，忙于与他人论争，写的论文大都是檄文，缺乏系统性。简政珍也不像同代的诗论家，用论文汇编冒充体系性的著作。他的诗论均是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带有学院派的系统性与慎密性。3．从单一理论命题走向全面的美学探讨，超越了他自己过去语言与文学空间之类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宏观的气势。4．简政珍虽属“创世纪”诗社，但他的论述不是为小集团鼓吹，而是从整个台湾诗坛出发进行研究。他立足于台湾，但其影响超越了台湾，因而像《台湾现代诗美学》这样的专著，不仅是属于台湾的，也是属于大陆的，属于整个中国诗坛和华文诗坛的。
叶维廉、简政珍这两位诗论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所加入的诗社，甚至超出台湾：跨海进入大陆，对彼岸的诗论界、文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叶维廉：从诗论走向诗学
叶维廉是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他的诗和散文创作以及他的翻译成就，皆有目共睹。
叶维廉说：“我基本上是诗人，而非纯学者。”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才是诗人；或者说，他是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化的学者，“诗人”与“学者”在他身上叠合，鱼与熊掌兼得。
和余光中一样，叶维廉也是外文系出身的诗人。和余光中不同的是，他更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诗论和诗作一样，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叶维廉是“纯诗”理论的服膺者与实践者。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他利用文学的音乐性与意象的扩展性，造成一首诗的无限延伸，且在诗中展示出细微而自成体系的秩序，一种超乎名理而又能掌握事物本样的纯粹世界。叶氏的“纯诗”理论，既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张扬，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东方古典美感的经验。一个浸淫在西方文论中的学者，不忽视本民族的艺术经验，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纯诗”仅是叶维廉诗学观的一部分，在其它诗歌理论问题上，叶氏还有许多精湛的见解。比如如何评价现代主义在台湾诗坛崛起，叶维廉并不认为西化诗就是简单的在复制西方艾略特。他并不否认西化诗人曾深受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从中借鉴过他们的技巧和策略，但这并不是当年现代诗运动掀起的主要原因。在叶维廉看来，现代诗是对“战斗文学”及其派生的“反共诗”的一种反动。“反共诗”的出现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但在形式上来说简直恐怖极了，那种诗的写法跟左派写的完全一样，只是政治目标不一样罢了!”这里用“纯诗”观点评“反共诗”，超越意识形态比较左派右派诗的同质性，不仅带有客观性，还同时具有深刻性。这使人联想到夏济安等人也提倡过“纯文学”，其目的是不愿文艺受政治的刚性支配，像当时一样大家都按官方旨意把文艺当作“反共复国”的武器。就不满“战斗文艺”、“反共文学”这一点来说，“纯文学”或“纯诗”的主张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反‘反共文学”’。在白色恐怖下，“反‘反共文学”’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察觉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所以只能用曲线救文艺的方式抵制官方“战斗文艺”的召唤。为了不使对方看出破绽，便给自己加上许许多多艺术上的理由做掩护。正是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叶维廉对当时语言的失真和内心情感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异常不满，却又碍于现实环境，无法从政治上进行超越，便只好提倡不受政治干预的“纯诗”，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用象征的语言形式去表达内心的苦闷。
叶维廉的诗学观不仅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受中国传统的熏陶。他本人对道家的钻研颇深，在创作中也经常将道家的精神和诗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叶维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是道家学说，道家思想可以跟现代各种哲学观念连接起来并行不悖，西方的解构主义和道家的某些观念也不谋而合。叶维廉自己研究文学，就常用若即若离的办法：明明知道不得不用语言来看世界、看历史，但也不能被语言捆住。本来，任何人诠释历史，不论他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纯客观是很难做到的。在西方。有“后设历史”可供参照，但也难找到十全十美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叶维廉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台湾现代诗史，他均希望这种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这里所依靠的便是道家的历史学说。
叶维廉还在台湾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曾以艾略特的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焚毁的诺墩)的世界》、《艾略特方法论》、《艾略特的批评》和《静止的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在这些文章中，叶维廉介绍了艾略特提倡的浪漫主义、心理时间、诗的戏剧性、意之象、逃避个性和情意等。叶维廉研究艾略特时发现了艾氏评论中产生矛盾的缘由，艾略特与中国诗不可分割的关系。关于前者，艾氏原先大力攻击过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却把华氏当作英诗人中的佼佼者。对尔顿，艾氏是先贬后褒。对这种矛盾现象，叶维廉为之辩护说：“一个对于经验感受特殊的诗人，在他一生不同的阶段中必然会发现不同的世界”；又认为诗人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追索——认可——扬弃”的过程。这里所依据的是《易经》和道家所谓变的道理，亦即梁启超所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为敌之义”。叶维廉指出中国诗“缺乏语格变化、时态及一般‘连结媒介’的特性”，因而产生不同寻常的压缩效果，“而这种压缩方法……正是艾氏的诗之方法的注脚”。叶维廉以孟浩然《宿建德江》等诗，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恩普逊等人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不管怎样，叶维廉把中国诗这方面的特色和艾略特的诗法比较，是非常恰当的”。
叶维廉还有一些重要的诗学论文收在《秩序的生长》。此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始时，追探与试探》，多为他在台湾师大研究所时期写的论文，除前面讲的艾略特研究外，尚有对中国现代诗的批评和田纳西·威廉斯戏剧方面的探讨。第二部分为他留学时期写的论文，思考比过去周密。第三部分为《漏网之鱼：维廉诗话》，是他创作过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其中《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对1959年前后的诗歌作了综合的论析。他指出：当时的一些现代派诗人，一方面高呼反叛传统，一方面大量吸引欧美“现代派”所宣扬的现象说、立体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由于“现代派”诗人对西方各种主义不分青红电白全盘引进，于是使现代诗运动显得复杂、混乱。在他看来，现代诗人的基本精神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现代主义以“情意我”世界为中心；2．现代诗的普遍格调是“孤独”或“遁世”；3．现代诗人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识；4．现代诗人在文字上具有“破坏性”和“实验性”的两面。这种分析，非常符合现代主义诗人的实际。至于现代主义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的地位，叶维廉这样评价“现代主义的来临中国是一种新的希望，因为它很可能帮助我们思想界冲破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制度，而对世界加以重新认识，加以重新建立”。叶维廉还于1961年写了《诗的再认》，后来成为《七十年代诗选》的序言。此文主要探讨诗之本质，其中探讨诗的真实性时，提出了“意义之伏魔”这一极为晦涩的说 法。据陈芳明的解释，它既可以理解为“诗应是不含任何意义的”，也可以理解为“诗的意义应是无限的”或“诗中的意义要隐藏起来”。而当时“现代派”诗人的理解取前一种。这就难怪他们的诗义有多解。此文第三节还讨论了现代诗所表现的四种情怀：矛盾语法的情境、远征的情境、旅行者或者“世界之民”的情境及孤独的歌者。这四种情境，后来都被“创世纪”诗社一些诗人全盘吸收。其中矛盾语法的技巧，常常把两种“似真且谬”的意象结合在一块，产生出互为暗示的相克相生的作用，用得好的确带来极大的张力，但滥用诸如“没有飞翔的翅膀”、“寂静的巨响”之类的意象，则使诗失去了新意。
叶维廉对现代、后现代的解读也很值得重视。从1980年代起，台湾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出现了分歧。这分歧的造成，一方面是有人生搬硬套西方现代主义的定义，去讨论这个更广义的文化网络；另方面有人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笼统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颓废的现代艺术，对现代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那些诡辩性甚高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包括詹明信非常严密完整的批评架构，也有人不加分析的照单全收。对这些，叶维廉表示不赞同。
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什么?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种不同的解释，或因政治理想的差异，或因文化背景的误读，或因接触文类的范围不同引起。通常的看法是：后现代主义是相对现代主义来说的。鉴于全新时期的来临，即资讯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五光十色展览物的社会、后期工业社会的出现，现今的政治经济网络上或文化艺术的网络上，都与现代主义时期截然不同。对于这种绝对化的看法，叶维廉有所保留。他认为，文学上的分期，不能过于机械。如果将现代与后现代截然分开，对表达策略的认定和诠释上就会造成障碍。詹明信等人所提供的传释架构自有其重要的文化观察，但就表达策略的发展网络说，并不完整，还有待补充，而分期的排他性很容易导致一种或只一种主从关系的传释活动。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叶氏在《现代到后现代：传释的架构》中作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另一种书写。叶维廉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主义了解得透彻。正因为不是“半桶水”，所以他不像某些台湾学者以“速食”西方文论、现炒现卖著称，而是不拜倒在詹明信、李欧塔等人的脚下，看到了现代、后现代是一种不断辩证的持续过程，从而敏锐地提醒人们，必须在现代、后现代理论问题上建立不依傍他人的独立诠释体系，才能向客观真理迈进。那些跟在西方学者后面瞎起哄的人，实质上未看到台湾还缺乏后现代主义的阵痛。
《解读现代·后现代》的另一特点是一反单向诠释的模式，将中国与西方文化模子之间的争战与协调置于同构的格局中，通过双向的比较，探讨偶像的质疑与破坏，传统政治美学架构的砸破，语言概括经验存真性的重新反思，语言的重新发明，语言的自主自尊自赏，科学对意识的影响，艺术家在社会上的角色、自我之谜等等题旨的诡异性。这种深讨和研究，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广，工程浩大、艰巨。叶维廉不辞辛劳，广纳博取，披沙拣金，终于对一系列复杂的学术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诠释，其治学精神实为可嘉。
尽管《解读现代·后现代》一书理论性非常强，但作者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注意创作实践去印证自己的理论主张。一旦作者把理论探讨与创作实际乃至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他挖掘的深度便非一般性的文章所能比。他总是把问题推向生活的最前沿，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之树常青。比如，在《生活的艺术活动对生活的批评》一文中，提出“‘文本’只是让我们活动的空间”的观点。他在加州大学教授诗创作和比较文学时，发起每周一次的“文学散步”活动，让同学们体验到读诗、听音乐的乐趣等，正是要使他们被冷落、废置不用的感受网的某些层次活醒过来，让他们认识到默读一首诗、解读一首诗所得到的“知”，到吟咏与唱诵所得到的“知”，是相当不同的。像这样别出心裁地研究后现代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诗学理论上是空前的。他往往是通过纷繁复杂的创作现象，析离出本质性的东西，并以此作为阐述己见的根据。
《创世纪》诗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是留洋博士叶维廉的加盟。他充分发挥自己英译中和中译英所长，除把艾略特的《荒原》译介进来，把孤独、虚无、死亡等精神带进台湾诗坛外，还把创世纪同仁的作品介绍到海外。他本身的理论素养再加上一系列的力作，使其成为创世纪诗社除洛夫、痖弦、张默之外的最重要角色。正因为有叶维廉的参与，七八十年代还有张汉良、九十年代另有简政珍的加入，使创世纪不再是“土法炼钢的文学社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叶维廉的诗论对台湾“现代派”诗人影响这么大。像洛夫对诗的纯粹性理解，和叶维廉所倡导的“纯粹经验”便有难解难分的关系。所谓“纯粹经验”，是指一首诗的完成应未受到知性的污染，诗人和自然界溶合在一起，没有特定的时空性，文字也几乎没有分析性的元素。这种理论，自然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完全按这种方法写诗，容易限制诗人的创造性。“创世纪”另几员大将如张默、碧果等诗人，也从叶维廉诗论中吸收过不少营养。叶维廉对“实验与感觉”的论述，还被“现代派”诗人奉为创作经典。不过，叶氏的诗论并未在实验与创新、感觉与诗之间划等号，他还指出了这两种技巧的局限性，可惜一些诗人并未听进去。尤其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叶维廉的诗学观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坚持原先的反传统态度，诗风也由极度晦涩难懂向明朗清晰过渡。在《秩序的生长》“诗话”的末尾，叶维廉说：“有许多人间我是象征主义者，还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印象主义者，我认为，我既是中国人，对中国这类视境又极其深爱的，虽则在写诗或有意或无意地用了象征，但很自然的会以外象的迹线映入内心的迹线这种表现为依归……”这表明了作者向中国现实投入的愿望。从向艾略特取经到向东方回归，向中国靠拢，这就是叶维廉诗论的秩序，同时也是他广义的诗学即文论的秩序。
一些人不理解叶维廉，将其判为“西化诗人”，并认为他的诗论也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其实，叶维廉的诗风不能简单地用“西化”去概括。在1960年代，写诗对叶维廉来说，是一种孤独而极不愉快的事。戒严体制严重窒息了创作自由的空气，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遭遇以及忧伤、孤绝、乡愁、理想，还有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放逐表现得明白晓畅，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当他企图重现凌驾知识的事物，以让读者听见在时代之间穿梭的声音时，只好剔除叙述语言，拒排分析与演绎的写法，强调诗质的纯粹性，这便显得艰涩难懂，读者很难进入他所缔造的艺术世界。是动荡的时代，把他和祖国大陆1930、1940年代的脐带割断，他深沉的忧患意识无法一吐为快，只好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他的诗论，也没有照搬西方，而是将中国的道家哲学和美学运用在文学的诠释 中，用不道、不名、不言的“无语界”去解释诗的语言运用问题。对中国古典诗论的精华：从司空图的旨趣说到严羽的兴趣说，从偏爱王维诗的王士祯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叶维廉均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把它和自己学到的西方文论相结合，用这种不株守传统的方法去把握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属性，给老庄哲学及禅宗的智慧一种全新的现代评价；在强调中国诗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关系时，结合自己的现代诗创作和翻译经验，并从比较文学中吸取充分的养料重新诠释《文心雕龙》和诗话词话，这便获得了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未能达到的效果。
对许多读者来说，读懂叶维廉的文学理论，可能是个难题。难瞳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可一概而论。一种是故弄玄虚，搞名词术语展览，文字艰涩，使人望而却步；另一种是思想深奥，意蕴丰富，不用连自己也似懂非懂的名词唬人。初读时觉得思辨性太强，但一经接触便产生想读下去，探讨其中奥秘的魅力。读一遍并不能立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但愈读愈发现新鲜的感受是如此之多。叶维廉的文学论著大半属于后一类型。因此，读叶氏的著作，既要有耐性，还要有悟性。当然，叶氏论著并非全是艰深的，也有写得明白易懂的，如《解读现代·后现代》一书后面谈散文和散文诗的论文。
二、简政珍：思辨型学者
通常讲的评论家有三种层次：一是紧紧依附创作，追踪作家的前进步伐，缺乏自主意识，更不用说超前性；二是善于从作品中看到底层的意蕴，从中发挥自己独到的见解；三是独立于任何作品之外，从众多的作品中思考文学的本质及有关文学的美学问题。这种思维横跨时空的评论家，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家。《诗的瞬间狂喜》，便是简政珍迈向思辨型学者所走出的第一步。
《诗的瞬间狂喜》标志着简政珍的爆发期的来临。先前的拘谨与青涩逐渐逝去，代之而来的是严密的思索和有着延伸意义的超越性。这种带有海阔天空的超越，使他不再去重复先人讲过多次的“诗是一种最精炼的语言艺术”、“诗变形地反映生活”这类话，而改换不同视角，在不同场合提出“诗是一场纸上风云”、“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诗是诗人和语言的对话”、“诗是感觉的智慧”、“诗是诗人意识对客体世界的投射”以及“写诗是一种独自中吐露时代的声音”……这些思考，均带有简政珍的艺术个性。以“纸上风云”这个比喻来说，诗人不能躲进象牙之塔，必须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去改变现实。诗虽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把“纸上风云”当作现实的风暴就过分夸大了诗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简政珍完全否认诗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所谓“诗是最危险的持有物”，讲的是诗重整现实，尤其是想担负摧毁现实既有世界的功能时，必然会受到思想僵化保守的政治家的干预。这种干预“不是把诗人视为社会‘进化’的祭品，就是刻意淡化诗的影响力”。为了不当“祭品”，诗人应讲究斗争策略，在干预生活时要写得委婉曲折，而不宜大声疾呼。由于是带着枷锁跳舞，说起话来未免欲言又止，因而使人感到似懂非懂。尤其是那些拒绝迎合现实的趣味和大众的口味、思辨性非常强的诗，更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诗集必然卖不出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简政珍认为：“在这个时代当一个严肃的诗人面临自己诗集畅销时，都应该认真考虑到自杀。在这个时代，诗集畅销是严肃诗人最感到羞愧的事。”简政珍还把诗集的畅销看作是奇耻大辱，这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应注意的是，作者这段话是指当时特定时空的特有现象，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众多畅销书差不多都是迎合小市民的庸俗产物。至于在法国，艰深的Dessida的解构理论一度还成为畅销书，不免对法国人肃然起敬。再看台湾当代诗坛，诗集难得畅销，但少数畅销的诗集，几乎都是“情绪散文”之作。好的诗不一定要艰涩，但面对麦当劳的庸俗时代和选秀的劣质社会，诗集一旦畅销，严肃的诗人的确应反过来考虑自己的诗集是否有媚俗的倾向。
如果说，对意象的着重与经营是简政珍诗法的核心，那么，追求“感觉的智慧”，则是简政珍诗论的特色。他的多处论述受到海德格尔及胡塞尔的影响，讲求论诗和写诗一样，要意味隽永，能给读者精致的品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论“也是声音后的沉默，因为它是一种独白”。
对诗人来说，诗集的问世等于缔造了一个艺术世界；对评论家来说，评论集的出版应该意味着另一个更完整、更富于思想性的艺术世界的诞生。人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个政客说谎、话语贬值的世纪末，简政珍先是拥有了“放逐诗学”这么一个独立完整的评论天地，以后以“濒死的心情”制作了一个“语言与文学空间”，还陪同读者进入缪思所管辖的神秘住所，邂逅瞬间的狂喜。他始终反对文学是一种游戏的观点，严肃地对待创作和评论，“希望自己对文学的思考是透过语言对人生真诚的感受，而且不是为了演练一套游戏法则或理论”。这点应充分肯定。以《放逐诗学》为例，“放逐”是指作者由于种种原因离乡背井出走，转化为对乌托邦的寻求，而这种放逐心境伴随着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浪迹天涯所带来的孤独感，便成了创作的重要题材。作者认为，书写故土再现家园，使放逐处境变成一刹那的跳脱，虽然放逐文学无法解决放逐者的漂泊处境，但是成功地书写放逐就是一个反放逐者。在此书中，作者通过风格多变的余光中、及善于让诗的意符浮动的叶维廉等五位作家，针对他们的放逐意识进行条分缕析的诠释，试图为台湾的当代文学建构出具有美学意义的放逐诗学。
简政珍认为：“诗是诗人与现实的辩证，是现实与人生‘哲学化’的结果。”这里讲的哲学，不是人生的意象化，而是经由形象思维后的提升。基于这种观点，作者的《放逐诗学》不是将“语言事件演化为现实事件”，以诗例印证时代的步伐，把诗学研究弄成历史学、社会学的翻版，而是让美学与历史对话，以“物象的观照”以及“现实的观照”去书写1950至1970年代的台湾诗史，在关注后现代风景及长诗创作时，不以预设的立场为诗人定位，不以标签作为现代诗的图腾，而注重那些“天然去雕饰”的作品，这便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既展现出“史”的磅礴，又游刃有余地保持着研究与批评的态势。
在新世纪的台湾新诗研究历程中，简政珍的力作显出了一种先导性，其后来出版的《台湾现代诗美学》，超越了自己，也超越别人。正如陈大为所说：“《台湾现代诗美学》一书，无论在后现代诗学的分析、导读、诠释，都超过国内的相关学术著作，更修正了读者对后现代理论的若干误解，可说是后现代主义诗学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原因如下：第一个原因是简政珍直接阅读，并充分掌握了许多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原典；其次，简政珍对后现代始终抱持着超然的批判省思的态度，因此更能够发现台湾批评家的缺失；其三，他能够兼顾文学理论和诗歌美学之间的平衡；最后，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一项主张——‘后现代的双重视野’，让上一代曾经受困于‘卷标化’或‘表列化’的读者，以及新一代对后现代依旧陌生的读者，更能把握住后现代的‘精神’——一个充满批判性和自我反省的双向辩证。‘双重视野’的独到见解，也让这部《台湾现代诗美学》成为台湾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美学，最重要的学术专著。”
综观简政珍的诗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是建设性的，而非“爆破型”的。他不像老生代诗论家那样，在论战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破中有立，而是从学术建设着眼，而非从批判他人观点出发。2．具有系统性。老生代诗论家，忙于与他人论争，写的论文大都是檄文，缺乏系统性。简政珍也不像同代的诗论家，用论文汇编冒充体系性的著作。他的诗论均是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带有学院派的系统性与慎密性。3．从单一理论命题走向全面的美学探讨，超越了他自己过去语言与文学空间之类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宏观的气势。4．简政珍虽属“创世纪”诗社，但他的论述不是为小集团鼓吹，而是从整个台湾诗坛出发进行研究。他立足于台湾，但其影响超越了台湾，因而像《台湾现代诗美学》这样的专著，不仅是属于台湾的，也是属于大陆的，属于整个中国诗坛和华文诗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