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的代销店，就是村庄的经济活动中心。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充满诱惑的地方。
　　 我们那个村，是个五百多户人家的大村，所以，代销店的规模要比别的村大。小店在庄西头的大巷口，挨着大队部、大会堂。店门朝东开，门头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还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标志;两边的山墙上刷了标语，一边是“发展经济”，一边是“保障供给”。店里不但卖油盐酱醋、糕点、烟酒，还卖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等，吃的用的，各种日用品都有。
　　 走到里面，长长的进深，光线只能照进去一多半。木头柜台从东直到西，北面靠墙是一排货架子。尽西头有个小门，平时一般关着，进去是仓库，也是售货员休息的房间。最里面的货架上，摆的是暖水瓶、书本纸张、衣帽鞋袜、黑白布匹等货物;靠门口的，是家庭常用的小商品，比如扣子、顶针、线绳、白线手套，还有烟酒糖茶等副食品。在长柜台上，倒放着一个很大的雪花膏瓶。那时的雪花膏是散卖的，带上小瓶子来小店，一毛、两毛钱就能装上半瓶或一瓶。柜台中央还摆放着一把乌黑的大算盘。售货员拨拉算盘珠，噼里啪啦一阵响，算好了账，报出钱数。孩子们去小店，好奇地想摸摸算盘，店员从来不让触碰，好像生怕碰坏了他的宝贝。
　　 小店南侧的墙上，一溜儿挂着铁锨、大锹、簸箕、铁锅等物品。墙角最显眼的，是一排口小肚大的坛罐，有酱油坛、香油坛、醋坛、酒坛，坛罐上都罩着竹篾篷盖，搁着端子。端子上部是长长的竹柄，下部是个小圆筒。它既是提取工具也是量具，有一斤端子，也有半斤的、二两的、一两的。去打醋打酱油，店员会给空瓶子套上注口（漏斗），然后将端子伸进坛里，轻晃一下，待沉没后便提起来，慢慢倒入瓶里。
　　 在小店里，空气中总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是由酱油、醋、白酒、蒜头、雪花膏等气味混杂而成的。
　　 我六岁时背上书包去学堂，已经识钱，也会认数了。家里的酱油不多了，妈妈就会拿钱给我，让我去小店打一斤或半斤酱油。
　　 我家住在村庄东头，出门到庄西头的小店，要走过一条长长的乱砖街。一路上，能看到不少有趣的场景：经过剃头店，瘸子师傅举着推剪，扳着小孩的头，小孩哭着不肯剪，在木头转椅上扭来扭去;在豆磨作坊门口，有人正转圈推磨，吱昂吱昂声中，豆浆从两爿磨盘间的沟槽中流下来;来到陆屠户家的肉案桌，有时会看到正在杀猪，猪在嚎叫挣扎，陆老大叼着烟，一刀下去，猪血从腔子里噗噗地喷出来。这一幕幕场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常常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妈妈在灶台前等酱油下锅，左等右等不来，只好放下锅铲出门，沿路叫唤着名字找我。
　　 “你这个伢崽太贪玩，下次不要你打酱油了！”一次次，妈妈生气地跟我说。可过了几天，她就忘记了讲过的狠话，看到灶台上的酱油瓶空了，又吩咐在门口玩耍的我去打酱油。我乐颠颠地提上瓶子，一路小跑着去小店。
　　 小店有两名售货员，一位中年妇女，高大、微胖，大人小孩都称她华大妈，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华大妈家住集镇，平常上白班，由小伙子值夜班。华大妈对人客气，脸上总挂着笑，跟村民们相处得很好。她喜欢小孩子。我们去打酱油或买其他东西，大人不用担心短斤少两。我来到小店，踮起脚扒着木柜台说：“华大妈，打酱油！”
　　 华大妈问：“一斤还是半斤？”
　　 我挠挠头，想了一下：“半斤的吧！”
　　 打了酱油，我想起妈妈是给了一角钱，又说：“是一斤。”华大妈一点不恼，拿起瓶子再打。
　　 小店也收购废铜旧铁和牙膏皮，还收鸡蛋。我有时会到鸡窝里摸个蛋拿去换糖，一个鸡蛋三分钱，可换三块糖。有一次我打了酱油，快到家时，发现口袋破了个洞，糖不见了。我一边哭，一边沿路回头找。快走到小店也没找到，华大妈听到哭声从里面出来了：“细伢崽，哭什么呢？”
　　 “呜呜呜，我的糖掉了……”
　　 华大妈说：“别哭别哭，大妈买糖补给你。”
　　 拿了糖，我破涕为笑，想到妈妈还在等酱油下锅呢，就赶紧往回跑。跑到家，妈妈问：“酱油打好了吗？”“打好了！”“在哪呢？”
　　 我一看手里，紧紧地攥着几块糖。我一心想着糖，又把酱油瓶忘在小店里了。
　　 一个村的代销店，货品终究有限。比如布匹，小店里顶多是些“白花旗”“黑斜纹”什么的，价格都不贵，而“的卡”布等好布料，就要去乡供销社买。有一些更高档的，还得花上一天，乘坐帮船去县城的大商店。
　　 乡供销社占了镇街的一半，从西往东，依次是生资门市部，里面卖化肥、柴油、农副机械配件、铁钉铁皮、芦扉、毛竹，以及各种农具;日杂门市部，卖各式糕点糖果：桃酥、麻饼、馓子、大京果、大白兔奶糖，卖手电筒、罩子灯、镜子、胶皮套鞋、搪瓷盆碗，卖散装头油和百雀羚、友谊牌等雪花膏。
　　 最热闹的是服装鞋帽门市部，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村民们辛苦了一年，手上虽没余下多少钱，但再怎样都要扯几尺布，给孩子做件新衣服。一捆捆布匹卷成长筒形状，花花绿绿的，有的站在货架里，有的摞在柜台上。大人们排着长队挑选，反复摸捏选好了布料。售货员将布匹“啪”的一下打开，用直尺量下长度，然后拿起大剪子，哧啦啦一裁到头。
　　 集镇很小，但在生资门市部和日杂门市部之间，居然有一家书店，兼卖各种文具。书店是木框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书、簿。一本本画书（连环画）的封面，让我看得发痴，常常赖着不肯走。书店也卖年画、门对子（春联）、挂签儿。腊月里，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年画和门对子，售货员举着长长的叉篙，将顾客选中的挑下来。
　　 我上初中后，家里就不再去买供销社的门对子了。我去小店买来红纸，折叠好裁开，拿毛笔写对联。邻居们也纷纷带来红纸，请我帮他们写对子。这时候，父母就有点得意：“家里终于出一位秀才了。”
　　 1988年，我中师毕业后，回到家乡集镇教书。其时，乡供销社已经初显衰落迹象，但仍是集镇的经济活动中心。在供销社隔壁的街道两侧，聚集了包子铺、糕点店、铁店铺、杂货店、浴室，还有一个个地摊。我的一位初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找关系到供销社开办的饭店做会计，有时请我去聚聚。每次去那里，他就大声吩咐厨师给炒几个菜，很气派的样子。
　　 那时候，我每个月都要拿着粮油本去趟乡供销社。其实，家里种的已经够吃了，不需要再去买米买油，而且供销社的米和油质量也不好，但只有城镇户口才有资格买到定量粮油。在偏远的乡村，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过了四五年，乡供销社的商场关门了，饭店也因连年亏损倒闭了，做会计的同学去苏南打工，自己成了一名厨师，我也不再去供销社买定量粮油了。
　　 1995年，我调到县报做记者，跟供销社的上上下下经常打交道，直到1999年底调离，目睹了县级供销社每况愈下的窘境。
　　 当时，人民商场、农资公司、棉麻公司等几家，仍是县里的规模企业，撑着一副排场，但其他的如物回公司等，已经跌入谷底。县供销社想方设法转型发展，在县城的黄金地段，集中资源新建了颇上档次的大商场，曾经风光一时，但因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等原因，最终只能拍卖抵债。农资公司的家底也耗尽了，几位经理因为侵吞集体资产进了班房。流年逝水，属于供销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前不久，我回老家探亲，发现一种新的为农服务模式——“供销通”，颇受乡亲们欢迎。通过“供销通”平台，城乡居民既能在家门口享受生活便利，还能获得水电煤气费缴费、取款、车船和飞机票的代售代取等服务。乡供销社建立起村级综合服务社，每家村社都由农民自己經营，供销社提供指导和服务。
　　 这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