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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6）03-000-01
摘 要 文章从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湘西土家族打飞棒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进行分析考究，得出以下结论：打飞棒与湘西土家族居住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信仰礼仪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出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山地民族文化特征；打飞棒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的象征，也是土家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塑造者。
关键词 湘西 土家族 打飞棒 文化
打飞棒是湘西土家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以其具有较高的欣赏性、娱乐性、竞技性向世人展现了土家族丰富的民族文化形式和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本文立足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湘西土家族打飞棒文化进行剖析和研究，以了解土家族的多种文化基因和民族灵魂深处的个性特征，弘扬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促进湘西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打飞棒的物质文化
（一）官方打飞棒活动
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乘虚而入，大肆侵犯我国边境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湘西，征调土司军队赶赴浙江抗倭。士兵们将木棒携带至战地，临阵当做武器，为扭转战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抗倭的明代昭毅将军彭尽苣，操起一根红木瓜树棒打了一套“秦王扫江”棍，带动了军土们学习打飞棒的热潮，涌现了一批打飞棒的好汉。打飞棒活动为土家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疆土作出了贡献。红木瓜树常常作为制作“飞棒”的材料，取其木质坚韧，且富历史意义。现存于张家界永顺的土司城和抗倭纪念石碑 、“东南第一战功”的牌匾，一面刻着“东南第一战功”，一面为“子孙永享”字样，生动形象的重现湘西土司军队的卓越功勋，还可以看出朝廷希望自身基业千秋万代的美好愿望。
土司城里抗倭纪念石碑 朝廷授予的东南第一战功牌匾
（二）民间打飞棒活动
每个民族因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历史际遇不同，其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影响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民族精神，也影响文化的创造。湘西独特的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丰富资源为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器材，树木、柴薪成为其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擅长木制工具的制作也成为湘西土家族的一大特色。秋收季节，湘西的土家族人民遇有鸟兽前来偷吃粮食就会迅速扔出手中木棒，以击走鸟兽。有时以棒击棒发出响声惊走鸟兽。勤劳勇敢的土家族人民，从小就练成了木棒掷远的本领，至此打飞棒逐步在民间形成一种体育运动。
吴树平在其所著《风俗通义.佚文》一书中说：“击垠为木戏。垠，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未戏，先侧一琅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屮琅击之，故曰击垠。”南宋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引[晋]周处《风土记》也说：“烺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垠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垠击之’中者为上。”明朝末年刘侗、于弈正所著《帝京景物略·春场》记有“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遂一击会远，以近为负，曰打拔，古所称击垠者耶[1]。由此可见，打飞棒是可以从相关记载中找到它衍变发展轨迹的。
（三）打飞棒器物
1.棒的制作
湘西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所开展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很少有专门的体育运动器械，大多是就地取材，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房前屋后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土家族体育活动的道具，这些工具简便易取，为土家族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方便。土家族传统体育中较受欢迎的打飞棒是就地取材的典型。传统飞棒的规格一般为长70厘米—100厘米的打棒和若干50厘米—75厘米的飞棒，大小以手握最为适宜，较现代飞棒要长；其次，飞棒质量得到提升。传统打棒和飞棒大都用山茶树枝、木匠做工剩余的木棍做成，也可以用较结实的扁担来取代，韧度大，弹性好，宜击打，但表面粗糙有节，时间长了容易对手造成伤害。
2.场地的确立
打飞棒对于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场地只需满足长30米、宽5米的条件即可。在土家族乡村，人们玩飞棒的场所选择也是多样的，只要有闲暇时间，不管身处何处都可以玩。传统劳作后，人们多在田地里休息，打飞棒的场地也相应多在地头或者山路凉亭。现代生活条件的好转和空暇时间的增多使人们对于打飞棒场所的选择愈加舒适化，如自家空旷的前院、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等。
3.服饰的制作
打飞棒时的服饰多是以湘西土家族日常特色衣物为主， 明正德年间的《永顺宣慰司志》记载：“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色服。”“妇女喜垂耳圈，两耳之轮各赘至十；饰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明统志》：“土民服五色斑衣”。这是对湘西土家族日常服饰的较早记载。湘西土家族服饰的用料有葛有麻，有棉有丝，多为土布。衣长齐臀，裙长齐膝，以布缠腿，裙腰不封口，在后腰相超后以带系之，被视为“短衣短裙”。 衣裙饰以众多花边，色泽丰富，被视为“五色斑衣”或“斑斓之衣”。土家族男子头戴青丝帕，身穿对胸衣，裤子是蓝布加白布裤腰。女子头戴青丝，身穿无领满襟衣，胸前外套围裙，围裙前是用五彩丝线织成的花。男女垂髻，把头发挽起高束于头顶脑后，以巾捆扎。妇女喜垂耳环，两耳累累然，各赘至十；又有项圈、手圈、足圈意寓为保平安，象征富贵。质地多为银器，也有玉器和少数金器。不穿袜子，光足穿草鞋。从现代竞技体育的角度看，鲜明的色彩对比和强冲击力的颜色不仅适合打飞棒竞技运动的对抗氛围，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增加打飞棒游戏的娱乐观赏性，赋予人们审美的情趣。
二、打飞棒的制度文化
（一）比赛形式
打飞棒比赛项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团队赛，另一种是个人赛。打飞棒”比赛要根据参赛的人数来准备棍棒，如果是团队比赛，那棍棒就要准备的多些。反之，如果是一对一比赛，准备三到四根长短粗细一致的棍棒就可以了。打飞棒比赛项目有多种形式，以下五种比赛形式如下： 一是“比距离”。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双方同时在起点规定距离（3米）打出棒子，分别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接住棒子，哪方没有接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接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接到棒子，再把起点规定距离加大，（一次加大一米）一直到有一方队员没有接到为止，来确定输赢。
二是“比花样”。 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双方同时在起点规定距离（4米）打出棒子，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上，当棒子打过来时分别做出同样的规定动作后，然后接棒子，没有接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接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接到棒子，那么在提高终点接棒子队员动作难度，如：原地转一圈接棒、前滚翻接棒、前滚翻起身横飞燕接棒、前空翻接棒、后空翻接棒等等，直到一方队员没有接到为止，来确定输赢。
三是“打棒子” 。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由双方各一名队员将架子上放好的棒子放在规定距离（5米）的起点，分别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用手中的棒子去打起点架子上放好的棒子，一方没有打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打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打到棒子，再由终点的队员想办法把棒子从架子的中间穿过，这时，双方各派一名队员在对方的架子前将终点队员打过来的棒子打出，棒子顺利从架子中穿过的就赢了，反之，棒子被对方打出，没有穿过的，过去的就输了。如果双方队员都将对方的棒子打出，就从打出的起点用棒子量出棒子打的距离的长短，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四是“地面敲打”。双方各派多名参赛队员上场，每人准备三根棒子（两大一小），双方同时在起点做准备，将一根棒子（小棒子）架在另一根棒子（大棒子）上，用手中另一根棒子（大棒子）将架在上面的棒子（小棒子）用力敲起来，然后迅速将它在空中打向远处，分别从起点用棒子量出打的距离的长短，计算出双方打出棒子的距离长短的总和，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五是“空中抛打”。双方各派多名参赛队员上场，每人准备两根棒子（一大一小），双方同时在起点做准备，裁判说“开始”，队员将棒子抛起（小棒子），然后用另一根棒子（大棒子）迅速将它在空中打向远处，分别从起点用棒子量出打的距离的长短，计算出双方打出棒子的距离长短的总和，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二）组织制度
家庭、血缘、宗亲是湘西土家族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与生活单位，一般由三代或三代以下组成。土家族的家庭是父系家长制家庭，家长多为父亲或祖父，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妇女也有一定地位，在家庭生活和儿女婚姻等间题上都必须征求她们的意见。根据传统习俗，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小的服从大的，女的服从男的。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打燕棒活动的参与者是男多女少，地位高的先打出第一棒。
在打燕棒活动中也有明确的分工。男子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妇女主要起着类似现代裁判员的各种工作，男孩主要寻找打棒和飞棒，女孩则是在旁观看。
三、打飞棒的精神文化
（一）打飞棒演变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形成
打飞棒是土家族先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受野兽、鸟类的损毁而创造的。每当秋收季节，湘西土家族人，特别是青年，身背鸟铳、弓箭、棍棒，昼夜守护在田边地头。遇有鸟兽前来偷吃粮食即将收割的成熟的谷物时，就迅速扔出手中木棒，以击走鸟兽。有时距离太远，凭自己的手力劲投掷不到，他们就用以棒击棒的办法，不仅掷得远，而且能发出响声惊走鸟兽。“打飞棒”有打棒和飞棒之分。打飞棒既需要眼法和手法的准度，也需要个人的勇气和胆魄。土家族的祖先凭借一根木棒，就能把山里的野鸡打死。为了练就一身打飞棒的功夫，土家族人从小就跟随父叔辈习练打飞棒技术。打飞棒，这种简单形象的称谓，使我们体会到土家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卫自己的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飞棒的器具传承了土家族的思维在社会中原生态意义的展现，是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的象征，反映出湘西大地农业文明的律动。
（二）打飞棒文化、功能流变
打飞棒的服饰也能窥探到农耕文化的端倪。打飞棒服饰大都宽大宽松，有利于身体活动和汗水挥发，适宜山区生活劳作，反映了土家人的日常生产环境。女人挽发髻，男人包帕子、戴帽子，使头发在生产劳作过程得到保护，并能在山间小道上自由穿行，显得利索。因土家族居住地山高，粮食以小麦、粟米为主，虽环境封闭，但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所以在服饰花纹上可以常见生活中的图案。
从打飞棒的功能上看，反映了湘西土家族人征服自然，与现实抗争的进取精神。打飞棒在民间起源的说法起源于击走野兽，保护庄稼，是以劳动中的活动形式为原材料，迅速扔出手中木棒或以棒击棒，发出响声惊走鸟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不满而怨天尤人，而是在于实践，一种力求改变生存现状的积极奋斗的实践，是对个人力量的彰显和个人价值的肯定，显示了土家族人高度的自信以及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征服欲，打飞棒就是土家族人为生存而战最好的体现。
（三）打飞棒活动形式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集体主义观念
从打飞棒的活动形式上看，反映了互相帮助，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特性。土家族长期居住于山地，聚族而居，多以血缘为纽带，邻里间互助也较为平常，历来就有互帮互助的传统。生产活动中的集群活动也是如此，同治《来凤县志·风俗》记载：“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打飞棒活动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其参与者就构成活动运行的一部分，参加者之间的互动便是最主要的内容，无论男女、老幼都广泛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其热情与积极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打飞棒比赛中，参与者要想赢得比赛，除了个人行为的参与，还必须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有效的协调配合，把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的群体接力，虽然位置分工有所不同，但每名打接棒队员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所有的队员统一思想，互助协作，才能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才能促进整队的效益最大化。就打飞棒整体运行而言，参加者之间的相互帮助推动了比赛的运行和循环。
四、小结
打飞棒文化的发展，是在湘西土家族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民间文化为主要构成的一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土家族民众的推动下，打飞棒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上表现得更为丰富和成熟。打飞棒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土司制度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其表现不仅局限于形式、组织和制度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走向成熟，造就了独特的湘西土家族民族性格。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挖掘与创编——以打燕棒为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文宝.从《击壤歌》说起—古游戏探微之一[J].民间文化论坛.2011（3）：53-56.
[2] 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106·子部·艺术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 杨建英.武术传统中的自然生态剖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6）：63-67.
[5] 何星亮.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摘 要 文章从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湘西土家族打飞棒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进行分析考究，得出以下结论：打飞棒与湘西土家族居住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信仰礼仪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出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山地民族文化特征；打飞棒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的象征，也是土家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塑造者。
关键词 湘西 土家族 打飞棒 文化
打飞棒是湘西土家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以其具有较高的欣赏性、娱乐性、竞技性向世人展现了土家族丰富的民族文化形式和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本文立足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湘西土家族打飞棒文化进行剖析和研究，以了解土家族的多种文化基因和民族灵魂深处的个性特征，弘扬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促进湘西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打飞棒的物质文化
（一）官方打飞棒活动
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乘虚而入，大肆侵犯我国边境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湘西，征调土司军队赶赴浙江抗倭。士兵们将木棒携带至战地，临阵当做武器，为扭转战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抗倭的明代昭毅将军彭尽苣，操起一根红木瓜树棒打了一套“秦王扫江”棍，带动了军土们学习打飞棒的热潮，涌现了一批打飞棒的好汉。打飞棒活动为土家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疆土作出了贡献。红木瓜树常常作为制作“飞棒”的材料，取其木质坚韧，且富历史意义。现存于张家界永顺的土司城和抗倭纪念石碑 、“东南第一战功”的牌匾，一面刻着“东南第一战功”，一面为“子孙永享”字样，生动形象的重现湘西土司军队的卓越功勋，还可以看出朝廷希望自身基业千秋万代的美好愿望。
土司城里抗倭纪念石碑 朝廷授予的东南第一战功牌匾
（二）民间打飞棒活动
每个民族因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历史际遇不同，其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影响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民族精神，也影响文化的创造。湘西独特的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丰富资源为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器材，树木、柴薪成为其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擅长木制工具的制作也成为湘西土家族的一大特色。秋收季节，湘西的土家族人民遇有鸟兽前来偷吃粮食就会迅速扔出手中木棒，以击走鸟兽。有时以棒击棒发出响声惊走鸟兽。勤劳勇敢的土家族人民，从小就练成了木棒掷远的本领，至此打飞棒逐步在民间形成一种体育运动。
吴树平在其所著《风俗通义.佚文》一书中说：“击垠为木戏。垠，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未戏，先侧一琅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屮琅击之，故曰击垠。”南宋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引[晋]周处《风土记》也说：“烺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垠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垠击之’中者为上。”明朝末年刘侗、于弈正所著《帝京景物略·春场》记有“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遂一击会远，以近为负，曰打拔，古所称击垠者耶[1]。由此可见，打飞棒是可以从相关记载中找到它衍变发展轨迹的。
（三）打飞棒器物
1.棒的制作
湘西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所开展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很少有专门的体育运动器械，大多是就地取材，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房前屋后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土家族体育活动的道具，这些工具简便易取，为土家族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方便。土家族传统体育中较受欢迎的打飞棒是就地取材的典型。传统飞棒的规格一般为长70厘米—100厘米的打棒和若干50厘米—75厘米的飞棒，大小以手握最为适宜，较现代飞棒要长；其次，飞棒质量得到提升。传统打棒和飞棒大都用山茶树枝、木匠做工剩余的木棍做成，也可以用较结实的扁担来取代，韧度大，弹性好，宜击打，但表面粗糙有节，时间长了容易对手造成伤害。
2.场地的确立
打飞棒对于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场地只需满足长30米、宽5米的条件即可。在土家族乡村，人们玩飞棒的场所选择也是多样的，只要有闲暇时间，不管身处何处都可以玩。传统劳作后，人们多在田地里休息，打飞棒的场地也相应多在地头或者山路凉亭。现代生活条件的好转和空暇时间的增多使人们对于打飞棒场所的选择愈加舒适化，如自家空旷的前院、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等。
3.服饰的制作
打飞棒时的服饰多是以湘西土家族日常特色衣物为主， 明正德年间的《永顺宣慰司志》记载：“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色服。”“妇女喜垂耳圈，两耳之轮各赘至十；饰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明统志》：“土民服五色斑衣”。这是对湘西土家族日常服饰的较早记载。湘西土家族服饰的用料有葛有麻，有棉有丝，多为土布。衣长齐臀，裙长齐膝，以布缠腿，裙腰不封口，在后腰相超后以带系之，被视为“短衣短裙”。 衣裙饰以众多花边，色泽丰富，被视为“五色斑衣”或“斑斓之衣”。土家族男子头戴青丝帕，身穿对胸衣，裤子是蓝布加白布裤腰。女子头戴青丝，身穿无领满襟衣，胸前外套围裙，围裙前是用五彩丝线织成的花。男女垂髻，把头发挽起高束于头顶脑后，以巾捆扎。妇女喜垂耳环，两耳累累然，各赘至十；又有项圈、手圈、足圈意寓为保平安，象征富贵。质地多为银器，也有玉器和少数金器。不穿袜子，光足穿草鞋。从现代竞技体育的角度看，鲜明的色彩对比和强冲击力的颜色不仅适合打飞棒竞技运动的对抗氛围，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增加打飞棒游戏的娱乐观赏性，赋予人们审美的情趣。
二、打飞棒的制度文化
（一）比赛形式
打飞棒比赛项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团队赛，另一种是个人赛。打飞棒”比赛要根据参赛的人数来准备棍棒，如果是团队比赛，那棍棒就要准备的多些。反之，如果是一对一比赛，准备三到四根长短粗细一致的棍棒就可以了。打飞棒比赛项目有多种形式，以下五种比赛形式如下： 一是“比距离”。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双方同时在起点规定距离（3米）打出棒子，分别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接住棒子，哪方没有接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接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接到棒子，再把起点规定距离加大，（一次加大一米）一直到有一方队员没有接到为止，来确定输赢。
二是“比花样”。 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双方同时在起点规定距离（4米）打出棒子，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上，当棒子打过来时分别做出同样的规定动作后，然后接棒子，没有接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接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接到棒子，那么在提高终点接棒子队员动作难度，如：原地转一圈接棒、前滚翻接棒、前滚翻起身横飞燕接棒、前空翻接棒、后空翻接棒等等，直到一方队员没有接到为止，来确定输赢。
三是“打棒子” 。双方各派两名参赛队员上场，由双方各一名队员将架子上放好的棒子放在规定距离（5米）的起点，分别由本方队员在终点规定位子，用手中的棒子去打起点架子上放好的棒子，一方没有打到棒子就输了，反之，打到棒子的一方就赢得比赛。如果双方都打到棒子，再由终点的队员想办法把棒子从架子的中间穿过，这时，双方各派一名队员在对方的架子前将终点队员打过来的棒子打出，棒子顺利从架子中穿过的就赢了，反之，棒子被对方打出，没有穿过的，过去的就输了。如果双方队员都将对方的棒子打出，就从打出的起点用棒子量出棒子打的距离的长短，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四是“地面敲打”。双方各派多名参赛队员上场，每人准备三根棒子（两大一小），双方同时在起点做准备，将一根棒子（小棒子）架在另一根棒子（大棒子）上，用手中另一根棒子（大棒子）将架在上面的棒子（小棒子）用力敲起来，然后迅速将它在空中打向远处，分别从起点用棒子量出打的距离的长短，计算出双方打出棒子的距离长短的总和，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五是“空中抛打”。双方各派多名参赛队员上场，每人准备两根棒子（一大一小），双方同时在起点做准备，裁判说“开始”，队员将棒子抛起（小棒子），然后用另一根棒子（大棒子）迅速将它在空中打向远处，分别从起点用棒子量出打的距离的长短，计算出双方打出棒子的距离长短的总和，打得远的一方就获胜。
（二）组织制度
家庭、血缘、宗亲是湘西土家族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与生活单位，一般由三代或三代以下组成。土家族的家庭是父系家长制家庭，家长多为父亲或祖父，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妇女也有一定地位，在家庭生活和儿女婚姻等间题上都必须征求她们的意见。根据传统习俗，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小的服从大的，女的服从男的。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打燕棒活动的参与者是男多女少，地位高的先打出第一棒。
在打燕棒活动中也有明确的分工。男子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妇女主要起着类似现代裁判员的各种工作，男孩主要寻找打棒和飞棒，女孩则是在旁观看。
三、打飞棒的精神文化
（一）打飞棒演变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形成
打飞棒是土家族先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受野兽、鸟类的损毁而创造的。每当秋收季节，湘西土家族人，特别是青年，身背鸟铳、弓箭、棍棒，昼夜守护在田边地头。遇有鸟兽前来偷吃粮食即将收割的成熟的谷物时，就迅速扔出手中木棒，以击走鸟兽。有时距离太远，凭自己的手力劲投掷不到，他们就用以棒击棒的办法，不仅掷得远，而且能发出响声惊走鸟兽。“打飞棒”有打棒和飞棒之分。打飞棒既需要眼法和手法的准度，也需要个人的勇气和胆魄。土家族的祖先凭借一根木棒，就能把山里的野鸡打死。为了练就一身打飞棒的功夫，土家族人从小就跟随父叔辈习练打飞棒技术。打飞棒，这种简单形象的称谓，使我们体会到土家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卫自己的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飞棒的器具传承了土家族的思维在社会中原生态意义的展现，是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的象征，反映出湘西大地农业文明的律动。
（二）打飞棒文化、功能流变
打飞棒的服饰也能窥探到农耕文化的端倪。打飞棒服饰大都宽大宽松，有利于身体活动和汗水挥发，适宜山区生活劳作，反映了土家人的日常生产环境。女人挽发髻，男人包帕子、戴帽子，使头发在生产劳作过程得到保护，并能在山间小道上自由穿行，显得利索。因土家族居住地山高，粮食以小麦、粟米为主，虽环境封闭，但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所以在服饰花纹上可以常见生活中的图案。
从打飞棒的功能上看，反映了湘西土家族人征服自然，与现实抗争的进取精神。打飞棒在民间起源的说法起源于击走野兽，保护庄稼，是以劳动中的活动形式为原材料，迅速扔出手中木棒或以棒击棒，发出响声惊走鸟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不满而怨天尤人，而是在于实践，一种力求改变生存现状的积极奋斗的实践，是对个人力量的彰显和个人价值的肯定，显示了土家族人高度的自信以及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征服欲，打飞棒就是土家族人为生存而战最好的体现。
（三）打飞棒活动形式是湘西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集体主义观念
从打飞棒的活动形式上看，反映了互相帮助，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特性。土家族长期居住于山地，聚族而居，多以血缘为纽带，邻里间互助也较为平常，历来就有互帮互助的传统。生产活动中的集群活动也是如此，同治《来凤县志·风俗》记载：“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打飞棒活动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其参与者就构成活动运行的一部分，参加者之间的互动便是最主要的内容，无论男女、老幼都广泛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其热情与积极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打飞棒比赛中，参与者要想赢得比赛，除了个人行为的参与，还必须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有效的协调配合，把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的群体接力，虽然位置分工有所不同，但每名打接棒队员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所有的队员统一思想，互助协作，才能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才能促进整队的效益最大化。就打飞棒整体运行而言，参加者之间的相互帮助推动了比赛的运行和循环。
四、小结
打飞棒文化的发展，是在湘西土家族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民间文化为主要构成的一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土家族民众的推动下，打飞棒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上表现得更为丰富和成熟。打飞棒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土司制度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其表现不仅局限于形式、组织和制度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走向成熟，造就了独特的湘西土家族民族性格。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挖掘与创编——以打燕棒为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文宝.从《击壤歌》说起—古游戏探微之一[J].民间文化论坛.2011（3）：53-56.
[2] 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106·子部·艺术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 杨建英.武术传统中的自然生态剖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6）：63-67.
[5] 何星亮.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