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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后来，列宁从方法论上强调，“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生产力理论的新阐释，深化了对当代中国“生产力的水平”的理解，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大责任的承诺
改革開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生产力问题，特别是怎样理解生产力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等。问题倒逼，邓小平对此作出新的思考、新的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后来又提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讲全”生产力问题，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之际，习近平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庄严宣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后不久，在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阐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担重大“责任”、履行庄重承诺的基本立场。
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蕴
在新形势下，要适应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要求，实现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结合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对生产力理论作出新的理解。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谈到要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原理，即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基本观点时，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作了深刻阐释。
习近平从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意义上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习近平注重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上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把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动因和矛盾节点。中国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整体理解和判断的结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融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之中，由此而获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的动力和新的作用。
习近平从要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关系的意义上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也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习近平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如何学习和把握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基本观点，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进而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提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视野，是“新常态”经济发展中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保护生产力”与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
在《资本论》第一卷谈到生产力作用过程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构成生产力过程和生产率优化的基本的也是决定的因素。由于生产力过程的一般状况往往表现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自然条件往往被当作人的劳动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甚至过度开发似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就如习近平多次引述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力过程的五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当时提到“自然条件”，最基本的是土地，因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最主要的也是土地，因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释中，习近平不仅注重土地问题，在“保护生产力”意义上提出了“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的观点，而且还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情况，高度关注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理解，拓展了“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因素的新内涵。
如果说改革開放之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判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因素理解的延伸；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进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保护生产力”的判断，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自然条件”作用观点的拓展。
解放和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对生产力问题阐释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习近平对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他以“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主题，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意义作出新探索。
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了“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从工程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阐释入手，提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强调“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习近平指出，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 工程科技实现了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的直接结合，使工程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也真正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还表现为向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和扩展，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还联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他提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几天后，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对这一观点作了新的展开论述。他提到：“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显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是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引擎，也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向新境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跃升与“新常态”经济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作了阐释，强调要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上，理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涵。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上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解，成为习近平提出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重要观点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关系上，对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作出新的分析，对中国经济转型格局和发展方向作出新的阐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几次引用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诗句，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作了总体分析。他清醒地看到，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征程中，既有过去“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也有现在和未来面对的“硬骨头”和“险滩”，经济改革和发展实在需要一种既坚守已有成就和经验的经济“常态”，又能不断开拓进取的“新”态势。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显然，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最关键的就在于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始终坚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之后不久，7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提到：“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要求我们能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适应“新常态”更要求我们“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在“应对各种新挑战”中，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新常态”经济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新的表达，是对中国经济新态势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也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的阐释。
（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沈 聪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大责任的承诺
改革開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生产力问题，特别是怎样理解生产力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等。问题倒逼，邓小平对此作出新的思考、新的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后来又提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讲全”生产力问题，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之际，习近平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庄严宣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后不久，在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阐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担重大“责任”、履行庄重承诺的基本立场。
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蕴
在新形势下，要适应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要求，实现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结合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对生产力理论作出新的理解。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谈到要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原理，即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基本观点时，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作了深刻阐释。
习近平从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意义上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习近平注重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上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把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动因和矛盾节点。中国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整体理解和判断的结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融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之中，由此而获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的动力和新的作用。
习近平从要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关系的意义上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也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习近平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如何学习和把握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和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基本观点，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进而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提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视野，是“新常态”经济发展中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保护生产力”与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
在《资本论》第一卷谈到生产力作用过程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构成生产力过程和生产率优化的基本的也是决定的因素。由于生产力过程的一般状况往往表现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自然条件往往被当作人的劳动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甚至过度开发似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就如习近平多次引述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力过程的五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当时提到“自然条件”，最基本的是土地，因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最主要的也是土地，因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释中，习近平不仅注重土地问题，在“保护生产力”意义上提出了“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的观点，而且还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情况，高度关注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理解，拓展了“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因素的新内涵。
如果说改革開放之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判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因素理解的延伸；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进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保护生产力”的判断，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自然条件”作用观点的拓展。
解放和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对生产力问题阐释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习近平对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他以“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主题，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意义作出新探索。
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了“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从工程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阐释入手，提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强调“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习近平指出，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 工程科技实现了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的直接结合，使工程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也真正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还表现为向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和扩展，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还联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他提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几天后，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对这一观点作了新的展开论述。他提到：“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显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是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引擎，也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向新境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跃升与“新常态”经济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作了阐释，强调要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上，理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涵。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上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解，成为习近平提出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重要观点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关系上，对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作出新的分析，对中国经济转型格局和发展方向作出新的阐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几次引用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诗句，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作了总体分析。他清醒地看到，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征程中，既有过去“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也有现在和未来面对的“硬骨头”和“险滩”，经济改革和发展实在需要一种既坚守已有成就和经验的经济“常态”，又能不断开拓进取的“新”态势。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显然，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最关键的就在于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始终坚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之后不久，7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提到：“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要求我们能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适应“新常态”更要求我们“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在“应对各种新挑战”中，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新常态”经济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新的表达，是对中国经济新态势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也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的阐释。
（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沈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