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李大钊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努力探求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路径。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等认识，是党的历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李大钊自幼年始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自会说话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读《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895年李大钊入私塾，开始接受正規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前两位塾师皆以博学闻名乡里，第三位老师是出自国子监的鸿儒黄玉堂。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颇有名气的“文童”。李大钊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写得一手好诗文”，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李大钊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继续研习儒学典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
　　正是长期系统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奠定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基础。在李大钊看来，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体系，还是科技发明和中医药学，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珍宝。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历经劫难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正如李大钊所说“天道未改，种姓犹存”，其中饱含着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扬。
　　深受传统文化濡养的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他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大钊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便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共和政体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奋力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二
　　1913—1916年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此时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现代新国家。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绅士之风度”。尽管李大钊为着“科学”“民主”的目标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东方这种海纳百川的“静”的文明能够使西方人变得更深沉、更有内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他们的片面性、机械性。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又不赞同拘泥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但具有互补性。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同时，东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质”之外，增添“精神”气质，“宜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他还指出，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动”的文明融会于东洋“静”的文明之中，“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李大钊对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充满自信，这是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也与他客观、理性的态度和辩证、科学的方法有关。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学万能论”也受到广泛质疑。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和罗素（英国）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战争，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抨击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则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指出，西方这种“疲命于物质之下”的文明“不无趋于自杀倾向”。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凭借、法宝，“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对根据中国社会“实境”吸收、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充满信心。他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民族文化是“实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从“实境”出发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才能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为此他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也十分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到理性地主张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据中国“实境”吸收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