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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近30年来，研究著作与论文成果的与日俱增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盛况。总体上来看，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方向大多趋于追源溯本，即在探索汉文化渊源的同时又对越南汉文小说的本土特色予以肯定。越南汉文小说是“由长期深受中国汉文化濡染的越南人民用汉字创作的，主要反映越南的民族精神和风土人情的小说作品”[1]。基于此，学界对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主要从汉文化渊源与越南民族特色两方面集中展开，细化到汉文化观念、艺术借鉴、民族特色与民族差异等内容。研究的精细化虽能添补某些领域的空白，但终究也会造成思想文化研究上的片面性。朱洁新著《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以儒家视阈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变异的越南汉文小说，“既反映出不同时期儒家文化在越南的变化历程，又折射了本土的越南儒学的民族化特征以及对越南历史与现实的推动与促进作用”[2]。该书对儒家思想与越南汉文小说之间的关系既有宏观的思考又有微观的研究。
一、从思想形态审视文本创作
从本书作者的学术设想看，她是想从思想形态渗透与影响文学创作的视角来审视越南汉文小说的流变。思想是构成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所传达的人文气息、行为准则、风俗礼仪、伦理道德等都跟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只有厘清思想来源，并且梳理出思想的传播、渗透、浸淫等情况，才能既从高处宏观地把握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也从低处微观地对文本的分析研究注以理论支撑。
本书经过考察越南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儒学在越南的思想传播分为四个时期：“北属时代的早期传播时期;李朝至胡朝的稳步发展时期;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独尊儒教时期;阮朝中期以后的儒学衰微时期。”[3]儒学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情况与小说的写作是密不可分的。从早期传播、稳步发展、独尊儒家、后期衰微四个时期来看，这弧形的传播态势既反映了儒家文化被越南人民接受、吸收的过程，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在越南逐渐本土化以及越南人民渐渐认识到自身文化独立的过程。因而，儒家文化虽在越南兴盛一时，但并没有长久存续。本书深谙思想文化对文学作品的渗透与浸淫现象，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历史小说，二是神话小说，三是传奇小说。历史小说主要对照政治与儒生，神话小说反映文化因子，传奇小说则描写了百态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本书的探讨基本上将越南汉文小说中涉及的有关儒家思想的内容都囊括其中，研究全面而深刻。如果没有庞杂的学识和清醒的认知，作者可能不会关注到“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浸透”的学术构想，也不可能以恢宏的气势完成这篇质量上佳的巨著。从学术方法上看，本书从思想形态的视角挖掘作品中浸透的思想内蕴，既是在高屋建瓴中俯瞰细微之处，又是在细微中發掘宏大的思想，可谓大中求细、细中见大，相信会给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二、文史互证剖析文本深意
文史互证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史书与小说的互文，展现了文史互证的叙事渊源”[4]。在本书中，作者主要从儒释嬗变、君主观、人臣观、家庭伦理、人际准则以及女性书写等方面运用文史互证。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梳理出了越南汉文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从细微的历史深处挖掘出作品潜在的精神价值。
论述华夷有别与越南汉文小说的民族观念之中用到了文史互证。本书以辩证的方法，从儒家华夷观在越南汉文小说中的践行、越南对华的矛盾心理、政治独立与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作者先从儒家经典入手，通过引述《左传》《尚书》《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古籍，一窥儒家华夷观的定义、形成、标准、对待方式等内容，借以探明华夷观的渊源与发展流变。之后，再从越南汉文小说中发掘出越南所奉行的“华夷观”。关于此问题的阐述，本书另辟蹊径，采用以己证己的方法，从越南史学家对待中越藩属关系上入手，以越南史学家的视角探索其历史沿革，并通过对比越南汉文小说在此方面的记述，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总结出越南的民族观念。另外，作者还从横向的视阈，将这种“华夷之辨”扩及整个身处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反映出广博的研究视野。
在越南汉文小说的作者研究之中，本书也用到文史互证。本书从考察汉文小说作者的简介入手，不仅分析了作者的生命历程，而且将作者经历与作品写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一笔述史，一笔论文，使史文相补相生，既阐述了作品创作的外因，又从内因对文本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度剖析。
三、从互文性见越南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互文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9年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法。此后，罗兰·巴特对互文理论进行了更清晰地阐述，认为“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5]。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吸收、改写、转换、牵连等方面的关系，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并从时间空间的视角投射出了文学的演变历程。
本书以互文性的方法比较了中越两国小说在接受儒家思想体现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并提出“接受中的变异和背离，交融中的磨合和吸纳”[6]的观点。
在论述君主观与人臣观时，本书多从历史小说入手，将越南的汉文小说与《三国演义》进行了比较。如在阐述民本思想时，将《皇越春秋》第三十三回中保护百姓的内容与《三国演义》中刘备携民渡江的内容相比较，论证了中越两国相同的儒家观念，即“反复突出和强调统治者应该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敬民、爱民和为民，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众叛亲离，政权灭亡”[7]。在阐述明尊卑、守职分时，将《皇越春秋》中的写法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塑造进行了对比，认为这种相似的艺术手法都是以维护正统、批判僭越的正面典例而进行的人物刻画。
笔记小说一般是笔记式的短篇故事，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繁杂，尤其适合描写生活琐事、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和妇人故事等。此外，笔记小说还具有散文化的叙事维度，在这样的记述空间中，作者不仅可以描写故事，还能透过故事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议论的功效。故而，从笔记小说探寻创作者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很直观的选择。本书在论述家庭伦理、人际准则、女性书写时多从文人笔记入手，将越南的汉文笔记小说与中国的笔记小说进行了比较。如在阐述孝感动天时，将《夷坚志》丁志卷十二《陈十四父子》中的陈十四密谋与妻子残忍杀害亲生母亲的故事与《太平广记》中的类似故事进行比较，反映了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以“孝”为大的思想观念。关于拾金不昧的问题，将明代三言两拍中的很多故事与《慕泽宰相记》《郢计状元记》等故事进行比较，诠释了儒家重视伦理道德教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在委婉讽谏的论述之中，本书追溯了《松柏说话》故事的根源，论述该故事的最初情节来源于中国唐代无名氏的《玉泉子》，再被《太平广记》《类说》《型世言》等多部小说、类书所载，借以诠释《松柏说话》故事鲜明的袭用特点。 著作在阐述从引文用典看越南汉文小说对儒家思想的接受这个问题时，所比较的文本就更加丰富了。在引文摘句、历史典籍、历史人物、文化典故等方面，将庞杂的中国文学文本与越南汉文小说一一比较，用以论证越南汉文小说运用中国典故的痕迹。书中引用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研究视角的探新与拓展
作者将研究视域扩展到了思想文化的领域，即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影响。这一理论上的拔高，将有利于填补文学思想研究上的不足，为后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尤显者有三。
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从儒家视阈来研究越南汉文小说，也是从儒文化这个角度，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渗透做深入研究。实际上，“儒家思想在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所起的進步作用，还是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所起的阻碍作用，都是巨大的”[8]。这种巨大的影响，“渗透和支配了越南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9]。越南汉文小说作为越南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儒家思想，而且在客观上也可视为对中国文化的吸纳与变异。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特定的价值，在思想文化史上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来看，本书从九个专题入手，着重探讨了儒释嬗变对汉文小说的影响、“尚德”与“爱民”的君主观、“忠君”与“爱国”的人臣观、“孝”与“悌”的家庭伦理、“义”与“信”的人际准则、为妇之道与女性书写、华夷之辨与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民族观念、儒家思想与越南汉文小说作者、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引文用典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等问题，深入挖掘了越南汉文小说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研究内容涉及作品取材、作者履历、故事架构、人物塑造等方方面面，又能从社会外因联系到作品的创作内因，并对其做了一个总体考察与研究，可见本书的研究视域之广，关注领域之丰，涉及理论之庞。
最后，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让我们在研究东亚周边（日本、朝鲜、韩国等）诸国，即以汉字为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字文化圈时，有了一个特定的研究范本。往小处说，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汉文小说所渗透的儒家思想。往大处说，也可以将此法推广到释道等宗教的研究视阈中去。相信该书不仅会有力地推动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进程，而且对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东亚周边诸国的传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19页。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第35页。
张慧敏：《基于文史互证的文史渊源研究—论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化》，《西部学刊》2019年第10期。
[法] 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2页。
朱洁：《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孙衍峰：《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刘稚：《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兼谈儒家文化与越南的现代化》，《当代亚太》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从思想形态审视文本创作
从本书作者的学术设想看，她是想从思想形态渗透与影响文学创作的视角来审视越南汉文小说的流变。思想是构成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所传达的人文气息、行为准则、风俗礼仪、伦理道德等都跟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只有厘清思想来源，并且梳理出思想的传播、渗透、浸淫等情况，才能既从高处宏观地把握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也从低处微观地对文本的分析研究注以理论支撑。
本书经过考察越南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儒学在越南的思想传播分为四个时期：“北属时代的早期传播时期;李朝至胡朝的稳步发展时期;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独尊儒教时期;阮朝中期以后的儒学衰微时期。”[3]儒学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情况与小说的写作是密不可分的。从早期传播、稳步发展、独尊儒家、后期衰微四个时期来看，这弧形的传播态势既反映了儒家文化被越南人民接受、吸收的过程，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在越南逐渐本土化以及越南人民渐渐认识到自身文化独立的过程。因而，儒家文化虽在越南兴盛一时，但并没有长久存续。本书深谙思想文化对文学作品的渗透与浸淫现象，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历史小说，二是神话小说，三是传奇小说。历史小说主要对照政治与儒生，神话小说反映文化因子，传奇小说则描写了百态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本书的探讨基本上将越南汉文小说中涉及的有关儒家思想的内容都囊括其中，研究全面而深刻。如果没有庞杂的学识和清醒的认知，作者可能不会关注到“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浸透”的学术构想，也不可能以恢宏的气势完成这篇质量上佳的巨著。从学术方法上看，本书从思想形态的视角挖掘作品中浸透的思想内蕴，既是在高屋建瓴中俯瞰细微之处，又是在细微中發掘宏大的思想，可谓大中求细、细中见大，相信会给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二、文史互证剖析文本深意
文史互证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史书与小说的互文，展现了文史互证的叙事渊源”[4]。在本书中，作者主要从儒释嬗变、君主观、人臣观、家庭伦理、人际准则以及女性书写等方面运用文史互证。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梳理出了越南汉文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从细微的历史深处挖掘出作品潜在的精神价值。
论述华夷有别与越南汉文小说的民族观念之中用到了文史互证。本书以辩证的方法，从儒家华夷观在越南汉文小说中的践行、越南对华的矛盾心理、政治独立与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作者先从儒家经典入手，通过引述《左传》《尚书》《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古籍，一窥儒家华夷观的定义、形成、标准、对待方式等内容，借以探明华夷观的渊源与发展流变。之后，再从越南汉文小说中发掘出越南所奉行的“华夷观”。关于此问题的阐述，本书另辟蹊径，采用以己证己的方法，从越南史学家对待中越藩属关系上入手，以越南史学家的视角探索其历史沿革，并通过对比越南汉文小说在此方面的记述，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总结出越南的民族观念。另外，作者还从横向的视阈，将这种“华夷之辨”扩及整个身处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反映出广博的研究视野。
在越南汉文小说的作者研究之中，本书也用到文史互证。本书从考察汉文小说作者的简介入手，不仅分析了作者的生命历程，而且将作者经历与作品写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一笔述史，一笔论文，使史文相补相生，既阐述了作品创作的外因，又从内因对文本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度剖析。
三、从互文性见越南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互文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9年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法。此后，罗兰·巴特对互文理论进行了更清晰地阐述，认为“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5]。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吸收、改写、转换、牵连等方面的关系，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并从时间空间的视角投射出了文学的演变历程。
本书以互文性的方法比较了中越两国小说在接受儒家思想体现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并提出“接受中的变异和背离，交融中的磨合和吸纳”[6]的观点。
在论述君主观与人臣观时，本书多从历史小说入手，将越南的汉文小说与《三国演义》进行了比较。如在阐述民本思想时，将《皇越春秋》第三十三回中保护百姓的内容与《三国演义》中刘备携民渡江的内容相比较，论证了中越两国相同的儒家观念，即“反复突出和强调统治者应该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敬民、爱民和为民，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众叛亲离，政权灭亡”[7]。在阐述明尊卑、守职分时，将《皇越春秋》中的写法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塑造进行了对比，认为这种相似的艺术手法都是以维护正统、批判僭越的正面典例而进行的人物刻画。
笔记小说一般是笔记式的短篇故事，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繁杂，尤其适合描写生活琐事、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和妇人故事等。此外，笔记小说还具有散文化的叙事维度，在这样的记述空间中，作者不仅可以描写故事，还能透过故事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议论的功效。故而，从笔记小说探寻创作者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很直观的选择。本书在论述家庭伦理、人际准则、女性书写时多从文人笔记入手，将越南的汉文笔记小说与中国的笔记小说进行了比较。如在阐述孝感动天时，将《夷坚志》丁志卷十二《陈十四父子》中的陈十四密谋与妻子残忍杀害亲生母亲的故事与《太平广记》中的类似故事进行比较，反映了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以“孝”为大的思想观念。关于拾金不昧的问题，将明代三言两拍中的很多故事与《慕泽宰相记》《郢计状元记》等故事进行比较，诠释了儒家重视伦理道德教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在委婉讽谏的论述之中，本书追溯了《松柏说话》故事的根源，论述该故事的最初情节来源于中国唐代无名氏的《玉泉子》，再被《太平广记》《类说》《型世言》等多部小说、类书所载，借以诠释《松柏说话》故事鲜明的袭用特点。 著作在阐述从引文用典看越南汉文小说对儒家思想的接受这个问题时，所比较的文本就更加丰富了。在引文摘句、历史典籍、历史人物、文化典故等方面，将庞杂的中国文学文本与越南汉文小说一一比较，用以论证越南汉文小说运用中国典故的痕迹。书中引用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研究视角的探新与拓展
作者将研究视域扩展到了思想文化的领域，即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影响。这一理论上的拔高，将有利于填补文学思想研究上的不足，为后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尤显者有三。
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从儒家视阈来研究越南汉文小说，也是从儒文化这个角度，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渗透做深入研究。实际上，“儒家思想在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所起的進步作用，还是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所起的阻碍作用，都是巨大的”[8]。这种巨大的影响，“渗透和支配了越南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9]。越南汉文小说作为越南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儒家思想，而且在客观上也可视为对中国文化的吸纳与变异。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特定的价值，在思想文化史上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来看，本书从九个专题入手，着重探讨了儒释嬗变对汉文小说的影响、“尚德”与“爱民”的君主观、“忠君”与“爱国”的人臣观、“孝”与“悌”的家庭伦理、“义”与“信”的人际准则、为妇之道与女性书写、华夷之辨与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民族观念、儒家思想与越南汉文小说作者、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引文用典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等问题，深入挖掘了越南汉文小说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研究内容涉及作品取材、作者履历、故事架构、人物塑造等方方面面，又能从社会外因联系到作品的创作内因，并对其做了一个总体考察与研究，可见本书的研究视域之广，关注领域之丰，涉及理论之庞。
最后，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让我们在研究东亚周边（日本、朝鲜、韩国等）诸国，即以汉字为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字文化圈时，有了一个特定的研究范本。往小处说，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汉文小说所渗透的儒家思想。往大处说，也可以将此法推广到释道等宗教的研究视阈中去。相信该书不仅会有力地推动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进程，而且对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东亚周边诸国的传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19页。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第35页。
张慧敏：《基于文史互证的文史渊源研究—论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化》，《西部学刊》2019年第10期。
[法] 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2页。
朱洁：《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孙衍峰：《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刘稚：《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兼谈儒家文化与越南的现代化》，《当代亚太》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