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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韩国敦煌学；敦煌文书；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26-02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敦煌绝不是偏僻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敦煌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远近的僧人和艺人聚集在此地，许多中原文人也来此活动。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地区在地理、商业、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纪后期被吐蕃占领的几十年之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为止，敦煌地区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绵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文书和考古资料不能看作是珍贵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认定为平凡或一般的资料。某个特别地区发现的资料不只代表该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同样，在敦煌和东西方交流的文化流传到中国各地，也对韩国文化起到不少的影响。根据以上内容，韩国敦煌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下面所说的“敦煌”也不是作为特别地区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跃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来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曾经指出，“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首尔中心的方向应该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说是韩国敦煌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中、英、法、俄等国家不同，韩国几乎没有与敦煌学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这是韩国敦煌学本身的研究条件，我们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可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韩国拥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从古以来很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过海把它流传到日本。实际上，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个学术单位和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交流不够，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应有的学术价值，甚至有时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研究计划和内容重复的情况。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最近“国际敦煌项目”首尔中心和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签订共同出版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韩文版，已经集合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人才组建翻译队伍。韩文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仅忠实翻译原文，还要介绍韩国所藏丝绸之路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为此，需要各个学术单位的交流和协助，这样才能实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特点以及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希望能顺利完成此事业，并使之成为韩国丝绸之路学研究的一种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书中有关韩国的资料
韩国人所著敦煌文书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人慧超游记《往五天竺国传》，写本编号为P.3532。该卷的作者和题目是在上世纪初就被认定的。此后，韩国人和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国的敦煌文书中突然发现新罗僧人元晓所著《大乘起信论疏》，因而敦煌遗书在韩国再次引人关注。据中国学僧定源，这些写本是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纪抄写的。实际上，敦煌文书中很难发现韩国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来只发现两种作品。虽然情况如此，不能否定韩国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这两篇在宗教、哲学、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资料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寻找这样的资料。美国梅维恒教授曾经参考编号P.3935敦煌写本和那波利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论文，主张在唐代敦煌地区曾有韩国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种土地请求书，其中说“韩寺地北至大户地”，原文内容就说明韩寺好像占有较大的居住地。当时韩国僧人可能在这个住所学习佛法，在接受当地的文化后，准备去西域长途旅程。据有关资料，唐代不少韩国僧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求法活动。就像西域的许多僧侣来东方布道、写经、译经，韩国的僧人也从相反的方向来敦煌和丝绸之路学习佛教、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韩国使臣也不时到敦煌和中亚地区参加各种活动，该地的壁画就曾描绘他们的形象，而在韩国保存下来的西域和丝绸之路文化可能是这些人带过来的。文化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其交流的过程甚难而时间久远，但一旦适合于本国的国情，便很快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又流传到各个地方。上述的僧人和使臣都可称为另一个“慧超”，对文化交流起到极大的作用，而寻找另一个“慧超”就是韩国丝绸之路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继续关注敦煌和韩国佛教文化相似之处
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都是佛经或者与佛教有关的文书、故事、图画等资料。如果当时韩国人在敦煌或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活动，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了佛经，也想要学习表演、舞蹈、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并把它们都带回韩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对现在的韩国佛教文化和敦煌资料中佛教文化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韩国佛教除了被迫害的一段时间外，从三国时代传入以后到今天，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传统和形式，尤其新罗国虔诚信奉佛教，派遣许多僧侣到中原修学，所以不得不受到唐代佛教的影响。唐代是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时代，甚至可说是任由外来文化传播的时代，这是大国风度的表现，在唐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这样的情况。与唐代同一时代的新罗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统一全国后积极地包容外来文化，而外来的佛教几乎成为国教，当时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围绕着佛教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佛教在韩国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很有可能保留着已经看不到的唐代佛教文化。比如说，唐代敦煌地区的讲经仪式和说唱方式或与韩国的佛教仪式有相似之处，也可能在韩国佛寺里面能够发现敦煌遗书的描述。为此，我们又需要抛开单纯的学术视域，用跨国交流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丝绸之路的存在，既是文明交流的前提，也是必然的产物。”这是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所长郑守一先生的观点。郑先生曾经把东西方文化交流命名为“丝绸之路学”，在韩国出版《丝绸之路学》大作，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的丝绸之路学研究。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第一个韩国弟子，他一直关注东西文化交流史，已到八十高龄仍然不断研究出新的成果，而且东奔西走讲述文化交流的历史和韩国在丝绸之路学上的位置。据郑守一先生的研究，世界各地文化的距离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远，他们都通过陆路和海路接受新的文化，所以，我们不必也不可被约束在一个文化圈之内。文明在不同的地方发源，都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交流，也就没有发展。
[关键词]韩国敦煌学；敦煌文书；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26-02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敦煌绝不是偏僻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敦煌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远近的僧人和艺人聚集在此地，许多中原文人也来此活动。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地区在地理、商业、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纪后期被吐蕃占领的几十年之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为止，敦煌地区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绵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文书和考古资料不能看作是珍贵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认定为平凡或一般的资料。某个特别地区发现的资料不只代表该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同样，在敦煌和东西方交流的文化流传到中国各地，也对韩国文化起到不少的影响。根据以上内容，韩国敦煌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下面所说的“敦煌”也不是作为特别地区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跃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来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曾经指出，“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首尔中心的方向应该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说是韩国敦煌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中、英、法、俄等国家不同，韩国几乎没有与敦煌学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这是韩国敦煌学本身的研究条件，我们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可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韩国拥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从古以来很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过海把它流传到日本。实际上，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个学术单位和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交流不够，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应有的学术价值，甚至有时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研究计划和内容重复的情况。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最近“国际敦煌项目”首尔中心和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签订共同出版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韩文版，已经集合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人才组建翻译队伍。韩文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仅忠实翻译原文，还要介绍韩国所藏丝绸之路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为此，需要各个学术单位的交流和协助，这样才能实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特点以及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希望能顺利完成此事业，并使之成为韩国丝绸之路学研究的一种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书中有关韩国的资料
韩国人所著敦煌文书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人慧超游记《往五天竺国传》，写本编号为P.3532。该卷的作者和题目是在上世纪初就被认定的。此后，韩国人和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国的敦煌文书中突然发现新罗僧人元晓所著《大乘起信论疏》，因而敦煌遗书在韩国再次引人关注。据中国学僧定源，这些写本是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纪抄写的。实际上，敦煌文书中很难发现韩国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来只发现两种作品。虽然情况如此，不能否定韩国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这两篇在宗教、哲学、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资料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寻找这样的资料。美国梅维恒教授曾经参考编号P.3935敦煌写本和那波利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论文，主张在唐代敦煌地区曾有韩国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种土地请求书，其中说“韩寺地北至大户地”，原文内容就说明韩寺好像占有较大的居住地。当时韩国僧人可能在这个住所学习佛法，在接受当地的文化后，准备去西域长途旅程。据有关资料，唐代不少韩国僧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求法活动。就像西域的许多僧侣来东方布道、写经、译经，韩国的僧人也从相反的方向来敦煌和丝绸之路学习佛教、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韩国使臣也不时到敦煌和中亚地区参加各种活动，该地的壁画就曾描绘他们的形象，而在韩国保存下来的西域和丝绸之路文化可能是这些人带过来的。文化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其交流的过程甚难而时间久远，但一旦适合于本国的国情，便很快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又流传到各个地方。上述的僧人和使臣都可称为另一个“慧超”，对文化交流起到极大的作用，而寻找另一个“慧超”就是韩国丝绸之路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继续关注敦煌和韩国佛教文化相似之处
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都是佛经或者与佛教有关的文书、故事、图画等资料。如果当时韩国人在敦煌或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活动，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了佛经，也想要学习表演、舞蹈、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并把它们都带回韩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对现在的韩国佛教文化和敦煌资料中佛教文化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韩国佛教除了被迫害的一段时间外，从三国时代传入以后到今天，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传统和形式，尤其新罗国虔诚信奉佛教，派遣许多僧侣到中原修学，所以不得不受到唐代佛教的影响。唐代是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时代，甚至可说是任由外来文化传播的时代，这是大国风度的表现，在唐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这样的情况。与唐代同一时代的新罗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统一全国后积极地包容外来文化，而外来的佛教几乎成为国教，当时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围绕着佛教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佛教在韩国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很有可能保留着已经看不到的唐代佛教文化。比如说，唐代敦煌地区的讲经仪式和说唱方式或与韩国的佛教仪式有相似之处，也可能在韩国佛寺里面能够发现敦煌遗书的描述。为此，我们又需要抛开单纯的学术视域，用跨国交流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丝绸之路的存在，既是文明交流的前提，也是必然的产物。”这是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所长郑守一先生的观点。郑先生曾经把东西方文化交流命名为“丝绸之路学”，在韩国出版《丝绸之路学》大作，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的丝绸之路学研究。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第一个韩国弟子，他一直关注东西文化交流史，已到八十高龄仍然不断研究出新的成果，而且东奔西走讲述文化交流的历史和韩国在丝绸之路学上的位置。据郑守一先生的研究，世界各地文化的距离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远，他们都通过陆路和海路接受新的文化，所以，我们不必也不可被约束在一个文化圈之内。文明在不同的地方发源，都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交流，也就没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