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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而后者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接受了唯物辩证法的胡秋原在30年代初发表的《贫困的哲学》，是当时辩证唯物论派批判实验主义派的代表性文章之一。该长文主要对实验主义的本体论、真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以胡适的两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为例，批判其运用实验主义方法论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诸多不当之处。在今看来，胡秋原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研究。
[关键词] 辩证唯物论；实验主义；批判；胡秋原；《贫困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6，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52-05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破旧”逐渐转向“立新”，开始探索用“科学”方法建构“民主”社会的方法与途径。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两种思想方法，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在西方原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中国很快盛行，但各自的倡导者，彼此对对方都有激烈辩论、批评之声。其中胡适是中国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因此辩证唯物论者对实验主义的批判往往集中于胡适的实验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派学人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并加入到对实验主义的批判之中，被时人视为“自由人”的胡秋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胡秋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1931年回国后不久，他开始在《读书杂志》连载《贫困的哲学——胡适的方法论之批评》[1]（下文凡引而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本书），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一、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
《贫困的哲学》一文，包括五个部分：其一，“又一个孙行者”。其二，“实验主义之本质：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其三，“破碎的方法论之展开：所谓历史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者”。其四，“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文学史略评”。其五，“胡适之批评辩证法的批评”。其核心主题围绕实验主义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何价值两大问题展开。
胡秋原开门见山提出：实验主义方法不无价值，但此方法并不像胡适本人所言的那样重要。胡适曾言，他以实验主义方法研究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对当时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影响；他还认为，若不以实验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则其研究是难以立足的。胡秋原批判胡适自以为实验主义是“金科玉律”“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方法，犹如孙行者逃不出佛祖“社会科学”之法门。他认为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并不能“真正认识国故是什么东西”，因为实验主义方法“破碎不全”。此外，实验主义方法只是“部分的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方法”“不能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也是胡秋原批判实验主义方法的“重心”所在。
胡秋原在分析实验主义的本质时，认为此方法是一种“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是“亚美利加主义”的反映。他以实验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了实验主义在西方学界兴起以及流变的过程。“实验主义”词根“Pragma”系希腊文“实行”之意，是以“实行为本位”的哲学。1878年美国皮尔士最早提出“实验主义”概念，詹姆士用之于宗教经验，英国史勒将该方法上升为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而杜威则注重方法论层面，称之为工具主义。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物质文明的“罪恶渐著”“道德颓废”；另一方面“劳动运动”兴起，“社会思想”渐盛。在此“社会思想矛盾”的世纪末，尼采的“超人哲学”，倭铿、文德的宗教哲学和理想主义，以及实验主义思潮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代表。尼采学说为资产阶级“打吗啡针”，倭铿哲学有“鸦片性质”，倒是实验主义给资产阶级“以健全实用的世界观”。然而，实验主义以“实益”与“效果”为目标，“实验”是否“实用”，实为“最漂亮的商人哲学”。
胡秋原首先从本体论分析了胡适的方法论本质。他认为，“实证科学曾是有产者宇宙观的基础”，然而其逐渐“威胁有产者之支配”，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提倡“重新估定价值”“否定理论真理之特殊价值，而以实际为准绳”的倾向，其结果导致“从客观实际主义”转向“以主观利害”来评价世界观，从而成为“现代凡俗者之哲学”，这是实验主义的“总秘诀与总弱点”。因此，实验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是“主观的唯心主义”。胡适以“经验为一切究极的本源”，与其他唯心论者“以精神为世界之本体”实无二致，因为实验主义完全站在“观念主义”的立场，是穿着“实用的外衣”的观念论。胡适主张根据人的利益和要求，去感知实践外在世界，以此实践为中心的真理也是“为心理底主观底所限制的”。胡秋原还将实验主义的经验论和马克思的经验论作了一番比较，以此批判实验主义经验论的唯心论本质。他认为实验主义所指的“经验”是“心理底主观底”，马克思所指的“经驗”是“客观上历史上所规定的实在”，因此“意识”不是实验主义所主张的经验之本身，而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存在的一种状态，其自身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
在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基础上，胡秋原批判了实验主义的真理论。他认为实验主义是“庸俗的折中方法”。胡适认为诸多哲学本体论争论是无意义的，诸如世界之基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自由支配”还是“必然支配”等；他认为应分析各种理论之实际结果，视其在行动上所发生的效果而定，因此，一切理论都应“从效用的观点”来评判其是否是真理，“凡适合人类要求的就是真理”“真理只是行动之适当的武器”。胡适对各家学说的评判，都是依此而行的。由此，胡秋原认为，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实验主义，主张“愈多则愈是真正学说和理论”，这是“商人算盘上的哲学”。他还列举实例，对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进行了批判。例如，若要评判唯心论和唯物论何者正确，以实验主义观点，要视其“适用于实际生活起何种结果”而定。唯物论会产生“机械的人生观”，而唯心论会产生“自由的结果”，由此，实验主义者认为“唯心论自然比唯物论更是真理了”。胡秋原认为此种论说，犹如“帝国主义对于美国有益，所以帝国主义是真理”一样荒诞。 二、对实验主義方法论的批判
实验主义久负盛名的是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以及“实验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胡秋原对实验主义的批判重点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是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对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的批判，当时接受了唯物论的胡秋原从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入手，认为“因主观的唯心论作祟”，其旨在寻求因果关系的历史的方法，并不能求出真正的因。例如，寻求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胡适认为主要有三：一是“个人才性不同”。二是“所处时势不同”。三是“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由于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所以“将个人才性看作决定哲学思想的重大因素”，这无疑是一种“个人史观”（唯心史观）。若此推断，具有相同思想之人，其才性也应相同，由此李斯、韩非应该是才性相同，嵇康、山涛也应是才性相同，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者所认为的客观事实的。胡秋原站在辩证唯物论立场，认为寻求思想沿革变迁初衷，应主要追究时势变迁的最后原因——物质经济生活状态的变化。至于为何“同一时势”状态下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思想，譬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各异，辩证唯物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生活状态”中各“阶级与集团的状态不同”之故，而胡适认为主要是因其“个人才性”不同。此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对“所处时势不同”及“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并没有作详细分析，往往大而化之。譬如若分析老子学说的由来，实验主义派往往会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性情激烈，时势混乱以及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在胡秋原看来，这种分析是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的，也未有明确回答为何有此种时势存在、为何这种时势会有这种思潮存在等根本问题。
以胡适的方法论评判某学说的价值，即是要将该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其具体效果可从三方面考察：其一，该学说对“同时期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有何影响？其二，该学说对“风俗政治”有何影响？其三，该学说对人格塑造有何影响？胡秋原在评判“哲学是否应当用这种方法”之前，先指出胡适方法论的一个矛盾之处：胡适既认同时势影响思想学说，又认同学说影响风俗政治，两者并无主次，由此陷入一种逻辑矛盾与困境，有如“鸡生蛋蛋生鸡”之论。解此逻辑困境，胡秋原认为某种学说对其他思想、风俗政治、或人格的影响，不是理所当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是“社会状态在后面作用”的结果，即胡适所认为的时势影响学说、学说影响风俗政治，是需要客观条件的，而实验主义者并未将其纳入评判某学说之价值的讨论范围。而且，以一种学说的实用价值作为评判某学说的依据，也是不可取的。譬如，以现在的效用评估前人的学说无疑是主观的功利主义，并非胡适所言的“客观的评判”。
对胡适方法论的整体批判，除了对实验主义基本哲学观点、研究方法的批判外，胡秋原认为，还应对胡适的两大巨著即《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进行批判，这两部著作是胡适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秋原认为，因实验主义讲求实际效用，胡适在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时，将“最古的”哲学和文学“一笔勾销”了，如此，他在研究中“既不穷其基础，又不能溯其源泉”。譬如，胡适研究哲学史，开篇从孔孟开始，后又补充追溯至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前，论述哲学史时代背景也只追溯至公元前800年（周宣王末）。而中国文化史在殷商时期已有材料可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但因讲求实用，胡适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大背景舍去不表。而且，胡秋原认为，中国哲学史“只有先秦”部分最容易讲，文学史是“汉到唐”这段时期最容易讲，所以胡适“特别根据实验主义的选择”，先选出这部分运用他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
除了内容取舍过于讲求实用而导致断章取义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因讲究实用便利而产生以偏概全或大而化之的现象。例如胡适在分析中国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仅依据《诗经》考察当时社会的四种现象：一是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是封建社会阶级渐渐消减。三是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是政治黑暗，百姓愁叹。由此时势，便产生“诗人时代”的几种思潮：“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姿派”以及“愤世激烈派”等。胡适说：“当时思潮除了《诗经》外，别无可考。”胡秋原对此批判道，胡适所言的这种“时势”和“思潮”是“各时代很常见的情形”，并非胡适所言是“纪元前8—5世纪的特别的现象”；而且除《诗经》外，《易书》《左传》《国语》等都是考察当时时代背景可用资料，并非胡适所言只有《诗经》可用。
胡秋原在《贫困的哲学》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出现的诸多因运用实验主义而出现的种种失误还有很多，以上仅举2例作为例证。此外，针对胡适批判唯物辩证法，胡秋原也对其进行了再批判。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选》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2] 658胡秋原认为这是胡适在“向辩证法宣战”。对此他反驳到：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并不冲突，而且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整个的科学宇宙观”，前者是生物界之法则，后者是人类社会之法则。胡适对此番反驳表示了沉默[3] 76。
除了胡秋原以外，当时参与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还有雷仲坚1931年4月在《新社会》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辩证法与进化论在历史上及在理论上之比较的研究》、彭述之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王礼锡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思想方法论》以及李季在1933年出版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等。“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方法论，由于思想文化界同人对这两种思想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取向偏好的诸多差异，使他们在运用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时，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主张与途径的政治主张不同：持实验主义者，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温和改良”，从而逐步达到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持唯物辩证法者，主张先进行“一反一正”的“流血革命”，认为只有彻底推翻现有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实验主义虽先于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盛行，但在1919-1937年间双方从哲学到政治层面的论战过程中，辩证唯物论后来居上，最终战胜实验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辩证唯物论更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革命性变革的发展趋势。经此论战后，辩证唯物论成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方法论，中国也逐渐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实验主义及其改良主义政治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胡秋原.贫困的哲学[J].读书杂志，1931，（1-3.1-6）.
[2]胡 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 合肥：黄山书社，2008.
[责任编辑：肖偲偲]
[关键词] 辩证唯物论；实验主义；批判；胡秋原；《贫困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6，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52-05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破旧”逐渐转向“立新”，开始探索用“科学”方法建构“民主”社会的方法与途径。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两种思想方法，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在西方原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中国很快盛行，但各自的倡导者，彼此对对方都有激烈辩论、批评之声。其中胡适是中国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因此辩证唯物论者对实验主义的批判往往集中于胡适的实验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派学人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并加入到对实验主义的批判之中，被时人视为“自由人”的胡秋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胡秋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1931年回国后不久，他开始在《读书杂志》连载《贫困的哲学——胡适的方法论之批评》[1]（下文凡引而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本书），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一、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
《贫困的哲学》一文，包括五个部分：其一，“又一个孙行者”。其二，“实验主义之本质：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其三，“破碎的方法论之展开：所谓历史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者”。其四，“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文学史略评”。其五，“胡适之批评辩证法的批评”。其核心主题围绕实验主义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何价值两大问题展开。
胡秋原开门见山提出：实验主义方法不无价值，但此方法并不像胡适本人所言的那样重要。胡适曾言，他以实验主义方法研究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对当时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影响；他还认为，若不以实验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则其研究是难以立足的。胡秋原批判胡适自以为实验主义是“金科玉律”“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方法，犹如孙行者逃不出佛祖“社会科学”之法门。他认为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并不能“真正认识国故是什么东西”，因为实验主义方法“破碎不全”。此外，实验主义方法只是“部分的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方法”“不能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也是胡秋原批判实验主义方法的“重心”所在。
胡秋原在分析实验主义的本质时，认为此方法是一种“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是“亚美利加主义”的反映。他以实验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了实验主义在西方学界兴起以及流变的过程。“实验主义”词根“Pragma”系希腊文“实行”之意，是以“实行为本位”的哲学。1878年美国皮尔士最早提出“实验主义”概念，詹姆士用之于宗教经验，英国史勒将该方法上升为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而杜威则注重方法论层面，称之为工具主义。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物质文明的“罪恶渐著”“道德颓废”；另一方面“劳动运动”兴起，“社会思想”渐盛。在此“社会思想矛盾”的世纪末，尼采的“超人哲学”，倭铿、文德的宗教哲学和理想主义，以及实验主义思潮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代表。尼采学说为资产阶级“打吗啡针”，倭铿哲学有“鸦片性质”，倒是实验主义给资产阶级“以健全实用的世界观”。然而，实验主义以“实益”与“效果”为目标，“实验”是否“实用”，实为“最漂亮的商人哲学”。
胡秋原首先从本体论分析了胡适的方法论本质。他认为，“实证科学曾是有产者宇宙观的基础”，然而其逐渐“威胁有产者之支配”，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提倡“重新估定价值”“否定理论真理之特殊价值，而以实际为准绳”的倾向，其结果导致“从客观实际主义”转向“以主观利害”来评价世界观，从而成为“现代凡俗者之哲学”，这是实验主义的“总秘诀与总弱点”。因此，实验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是“主观的唯心主义”。胡适以“经验为一切究极的本源”，与其他唯心论者“以精神为世界之本体”实无二致，因为实验主义完全站在“观念主义”的立场，是穿着“实用的外衣”的观念论。胡适主张根据人的利益和要求，去感知实践外在世界，以此实践为中心的真理也是“为心理底主观底所限制的”。胡秋原还将实验主义的经验论和马克思的经验论作了一番比较，以此批判实验主义经验论的唯心论本质。他认为实验主义所指的“经验”是“心理底主观底”，马克思所指的“经驗”是“客观上历史上所规定的实在”，因此“意识”不是实验主义所主张的经验之本身，而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存在的一种状态，其自身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
在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基础上，胡秋原批判了实验主义的真理论。他认为实验主义是“庸俗的折中方法”。胡适认为诸多哲学本体论争论是无意义的，诸如世界之基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自由支配”还是“必然支配”等；他认为应分析各种理论之实际结果，视其在行动上所发生的效果而定，因此，一切理论都应“从效用的观点”来评判其是否是真理，“凡适合人类要求的就是真理”“真理只是行动之适当的武器”。胡适对各家学说的评判，都是依此而行的。由此，胡秋原认为，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实验主义，主张“愈多则愈是真正学说和理论”，这是“商人算盘上的哲学”。他还列举实例，对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进行了批判。例如，若要评判唯心论和唯物论何者正确，以实验主义观点，要视其“适用于实际生活起何种结果”而定。唯物论会产生“机械的人生观”，而唯心论会产生“自由的结果”，由此，实验主义者认为“唯心论自然比唯物论更是真理了”。胡秋原认为此种论说，犹如“帝国主义对于美国有益，所以帝国主义是真理”一样荒诞。 二、对实验主義方法论的批判
实验主义久负盛名的是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以及“实验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胡秋原对实验主义的批判重点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是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对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的批判，当时接受了唯物论的胡秋原从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入手，认为“因主观的唯心论作祟”，其旨在寻求因果关系的历史的方法，并不能求出真正的因。例如，寻求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胡适认为主要有三：一是“个人才性不同”。二是“所处时势不同”。三是“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由于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所以“将个人才性看作决定哲学思想的重大因素”，这无疑是一种“个人史观”（唯心史观）。若此推断，具有相同思想之人，其才性也应相同，由此李斯、韩非应该是才性相同，嵇康、山涛也应是才性相同，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者所认为的客观事实的。胡秋原站在辩证唯物论立场，认为寻求思想沿革变迁初衷，应主要追究时势变迁的最后原因——物质经济生活状态的变化。至于为何“同一时势”状态下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思想，譬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各异，辩证唯物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生活状态”中各“阶级与集团的状态不同”之故，而胡适认为主要是因其“个人才性”不同。此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对“所处时势不同”及“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并没有作详细分析，往往大而化之。譬如若分析老子学说的由来，实验主义派往往会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性情激烈，时势混乱以及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在胡秋原看来，这种分析是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的，也未有明确回答为何有此种时势存在、为何这种时势会有这种思潮存在等根本问题。
以胡适的方法论评判某学说的价值，即是要将该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其具体效果可从三方面考察：其一，该学说对“同时期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有何影响？其二，该学说对“风俗政治”有何影响？其三，该学说对人格塑造有何影响？胡秋原在评判“哲学是否应当用这种方法”之前，先指出胡适方法论的一个矛盾之处：胡适既认同时势影响思想学说，又认同学说影响风俗政治，两者并无主次，由此陷入一种逻辑矛盾与困境，有如“鸡生蛋蛋生鸡”之论。解此逻辑困境，胡秋原认为某种学说对其他思想、风俗政治、或人格的影响，不是理所当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是“社会状态在后面作用”的结果，即胡适所认为的时势影响学说、学说影响风俗政治，是需要客观条件的，而实验主义者并未将其纳入评判某学说之价值的讨论范围。而且，以一种学说的实用价值作为评判某学说的依据，也是不可取的。譬如，以现在的效用评估前人的学说无疑是主观的功利主义，并非胡适所言的“客观的评判”。
对胡适方法论的整体批判，除了对实验主义基本哲学观点、研究方法的批判外，胡秋原认为，还应对胡适的两大巨著即《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进行批判，这两部著作是胡适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秋原认为，因实验主义讲求实际效用，胡适在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时，将“最古的”哲学和文学“一笔勾销”了，如此，他在研究中“既不穷其基础，又不能溯其源泉”。譬如，胡适研究哲学史，开篇从孔孟开始，后又补充追溯至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前，论述哲学史时代背景也只追溯至公元前800年（周宣王末）。而中国文化史在殷商时期已有材料可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但因讲求实用，胡适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大背景舍去不表。而且，胡秋原认为，中国哲学史“只有先秦”部分最容易讲，文学史是“汉到唐”这段时期最容易讲，所以胡适“特别根据实验主义的选择”，先选出这部分运用他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
除了内容取舍过于讲求实用而导致断章取义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因讲究实用便利而产生以偏概全或大而化之的现象。例如胡适在分析中国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仅依据《诗经》考察当时社会的四种现象：一是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是封建社会阶级渐渐消减。三是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是政治黑暗，百姓愁叹。由此时势，便产生“诗人时代”的几种思潮：“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姿派”以及“愤世激烈派”等。胡适说：“当时思潮除了《诗经》外，别无可考。”胡秋原对此批判道，胡适所言的这种“时势”和“思潮”是“各时代很常见的情形”，并非胡适所言是“纪元前8—5世纪的特别的现象”；而且除《诗经》外，《易书》《左传》《国语》等都是考察当时时代背景可用资料，并非胡适所言只有《诗经》可用。
胡秋原在《贫困的哲学》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出现的诸多因运用实验主义而出现的种种失误还有很多，以上仅举2例作为例证。此外，针对胡适批判唯物辩证法，胡秋原也对其进行了再批判。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选》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2] 658胡秋原认为这是胡适在“向辩证法宣战”。对此他反驳到：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并不冲突，而且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整个的科学宇宙观”，前者是生物界之法则，后者是人类社会之法则。胡适对此番反驳表示了沉默[3] 76。
除了胡秋原以外，当时参与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还有雷仲坚1931年4月在《新社会》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辩证法与进化论在历史上及在理论上之比较的研究》、彭述之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王礼锡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思想方法论》以及李季在1933年出版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等。“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方法论，由于思想文化界同人对这两种思想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取向偏好的诸多差异，使他们在运用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时，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主张与途径的政治主张不同：持实验主义者，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温和改良”，从而逐步达到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持唯物辩证法者，主张先进行“一反一正”的“流血革命”，认为只有彻底推翻现有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实验主义虽先于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盛行，但在1919-1937年间双方从哲学到政治层面的论战过程中，辩证唯物论后来居上，最终战胜实验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辩证唯物论更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革命性变革的发展趋势。经此论战后，辩证唯物论成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方法论，中国也逐渐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实验主义及其改良主义政治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胡秋原.贫困的哲学[J].读书杂志，1931，（1-3.1-6）.
[2]胡 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 合肥：黄山书社，2008.
[责任编辑：肖偲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