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闻伦理是为了解决新闻与伦理之间的矛盾，调节大众媒介与身处的社会、受众之间关系的观念。今天，商品社会环境的利益凸显化，大众媒介的变革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显然，让大众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常常陷入利益与责任的矛盾境地的关键因素是利益冲突。品味与广告费，责任与收视率，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试从当今最红火的情感类谈话节目来谈谈新闻伦理的缺失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央视有两档节目《百姓生活》《艺术人生》，分别是以百姓和名人的生活情感为主要素材的节目，这应该是我国的情感类电视节目的早期代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情感类谈话节目已经走过了多个发展阶段，拥有了多种表现形式和节目形态。
继民生新闻和娱乐选秀的汹涌大潮之后，情感类电视节目以演绎百姓“情感”为主题，凭借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和触动，成为频道改革、提高收视的新生力量。从央视台《艺术人生》到《讲述》《半边天》，从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到《冷暖人生》，一直到河北电视台《真情旋律》、湖北电视台《往事》、湖南电视台《真情》、江苏电视台《人间》、安徽电视台《家人》《庐州人家》《非常情感》《非常经历》等等，近年来，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已是雨后春笋，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快餐。
如果说要给国内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一个定义的话，我想在其诞生时应该可以归纳为，“一种主要以大众的生活为背景，以主要人物的情感为主线，以传奇的经历为内容，以感性的谈话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来展现人类美好的情感和人生的变幻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形式”。而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谈话节目的日趋成熟与发展以及商业因素的介入，一些情感谈话类节目几乎已经变成了“以猎奇为动机，以窥视为目的，以隐私为依托，以媚俗为结果”的荧屏秀场，其制播的宗旨和节目的诚信度以及主持人的媒介素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当然，故事化的节目制作手法是近年来电视节目创新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情感类电视节目在讲故事的同时，其背后动机似乎是在刻意渲染离奇色彩，揭开隐私情节。
情感类谈话节目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蜂拥而来，背后有其特殊原因。一是利益动机。一档节目之所以被争相制作播放，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收视高，广告收益好，媒体效益回收快。二是谈话类节目投资少、见效快，容易出效果，观众又爱看。三是节目制作的含金量不高，创意很容易复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分析情感类谈话节目弊病如下：
第一，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猎奇性和获取信息的知晓性是人类的本能。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来说，显然不能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猎奇和窥私心理，仅仅从商业利益出发，从而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刻意制造传奇和放大当事人隐私。拉斯韦尔和赖特提出的大众媒介的四种社会功能：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遗产传承以及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和娱乐的功能，那么我们媒体在给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要兼具其他功能。媒体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对受众具有强大的渗透和培养力量，如果我们滥用了这个力量会使受众被迫处于一个被污染的无处可逃的最终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淹没在大众媒介营造的“伪环境”里，造成的媒介与受众之间恶性循环的关系。
第二，从制作者的角度来说，如今，在许多电视台，制作情感类节目的人一般都有一本节目制作手册，手册上已经有对节目预先设计的模板，关于悲剧、伤害与被伤害、流泪、温暖、孤独、疲惫、倾诉、真实、假定性、细节等等的比例，在几分钟之内开场，到某一分钟需要设置一个悬念，都有很详细的预设。节目便是主持人和主人公在一个设定的框架里展开，甚至情节的每一步都是预设好的，但是节目还是不断渲染和设计包袱，一旦包袱抖得不好便会给人造成一种表演的虚假感觉。如此发展，情感类节目势必渐渐失去原本吸引人的灵魂：真实的感染和事实的震撼，也势必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三，众所周知，在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刻意避开完全再现现场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免得使当事人的心理遭到第二次的伤害。那么，在情感节目制作的过程中难道就不需要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吗？某卫视的一期情感类节目是关于一个已婚年轻男子伪造身份欺骗了四个姑娘的感情的事情，其中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在节目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对自己的初恋坚定的执着和痛苦的挣扎。镜头前不断闪出对于她的特写，放大她伤心欲绝的每个表情和无措的动作，以及见到男子时的一连串的语无伦次的发问。节目尾声时，摄制组又找到男子的父母家，摄像用镜头极力凸显的是其家庭的贫穷，以及把男子的种种欺骗感情的谎言和行为告诉其老母亲后那位母亲在镜头前的惊慌无助和手足无措，最后带着无辜的小孙女（男子的女儿）凄然离家而去，我们看到的镜头仍然是不屈不挠地跟随着她和幼小的孩子渐渐远去，这期间，所有的特写镜头连起码的马赛克都没有。我想，这种节目制作方法太残忍了。如果媒体缺乏对大众的一种关怀精神，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每个人的尊重和体贴，那么节目的价值也是乏善可存的。从长远看来，只有有责任感的媒体，有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任何时候决不能把受众当作傻子。
第四，从媒体工作者角度来说，这个群体历来被称作“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监督者”的化身，这些称号无疑都是在凸显其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由于谈话类节目的时间较长，情节衔接性较强，许多主持人的文化功底、新闻素养的缺失便被凸显在镜头前。许多主持人俨然一副卫道士的面孔，对主人公做出各种评判和指责；有的主持人甚至明显在故意误导主人公的话语，想要制造出情节的曲折；更有主持人和外拍记者“唯恐天下不乱”，不断激化节目涉及的人物双方的矛盾，甚至让双方在镜头前大打出手，摄像忙的镜头乱颤。这只能反映出主持人和记者的媒介素养的缺失。当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情感类节目制作得越来越八卦和媚俗，当所有的情节只是充满眼泪、争吵、欺骗或是畸形婚恋，最后却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的时候，受众的眼睛得到了什么呢？
第五，缺乏观众本位的立场。情感类谈话节目的选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媒体主动搜寻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挖掘；二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求助媒体，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解决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主要分析第二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诸于众，让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呢？这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在两个方面存在缺失：一、公民缺乏使用正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的意识，很多文化程度偏低的百姓把媒体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唯一求助途径，简单地认为，自己是无助的，而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求助媒体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二、无数涉及道德、伦理、法律等关于婚姻、爱情、第三者等等的非正常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教育存在缺失。我们主流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宣传方式和宣传力量上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其实，情感类节目在宣传真善美的方式和水平上并没有很大提高，大多都是宣传者处于高高在上的强势的姿态向大众宣传，只不过角色从政府换到媒体或者说主持人而已，但是媒体采取的是通过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显然要更通俗易懂，不需要太多文化底蕴，可是表面上交流实为说教的方式也未必能够使伦理和法制教育深入人心。
广播电视协会张君昌主任认为，情感类的谈话节目是给人提供一个释放感情，而且是在公众关注下释放感情的渠道。有些情感类栏目一味地追求主人公苦难的生活、传奇的经历或者是节节攀高的矛盾激化程度，却让人感觉不到通过媒体的介入当事人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改变，也看不到人物在镜头前给予我们任何抗争命运的努力和向上的力量。而作为一档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节目，它最终的目的还是应该激励人们更好地去生活。■
（作者单位：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央视有两档节目《百姓生活》《艺术人生》，分别是以百姓和名人的生活情感为主要素材的节目，这应该是我国的情感类电视节目的早期代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情感类谈话节目已经走过了多个发展阶段，拥有了多种表现形式和节目形态。
继民生新闻和娱乐选秀的汹涌大潮之后，情感类电视节目以演绎百姓“情感”为主题，凭借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和触动，成为频道改革、提高收视的新生力量。从央视台《艺术人生》到《讲述》《半边天》，从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到《冷暖人生》，一直到河北电视台《真情旋律》、湖北电视台《往事》、湖南电视台《真情》、江苏电视台《人间》、安徽电视台《家人》《庐州人家》《非常情感》《非常经历》等等，近年来，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已是雨后春笋，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快餐。
如果说要给国内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一个定义的话，我想在其诞生时应该可以归纳为，“一种主要以大众的生活为背景，以主要人物的情感为主线，以传奇的经历为内容，以感性的谈话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来展现人类美好的情感和人生的变幻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形式”。而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谈话节目的日趋成熟与发展以及商业因素的介入，一些情感谈话类节目几乎已经变成了“以猎奇为动机，以窥视为目的，以隐私为依托，以媚俗为结果”的荧屏秀场，其制播的宗旨和节目的诚信度以及主持人的媒介素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当然，故事化的节目制作手法是近年来电视节目创新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情感类电视节目在讲故事的同时，其背后动机似乎是在刻意渲染离奇色彩，揭开隐私情节。
情感类谈话节目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蜂拥而来，背后有其特殊原因。一是利益动机。一档节目之所以被争相制作播放，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收视高，广告收益好，媒体效益回收快。二是谈话类节目投资少、见效快，容易出效果，观众又爱看。三是节目制作的含金量不高，创意很容易复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分析情感类谈话节目弊病如下：
第一，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猎奇性和获取信息的知晓性是人类的本能。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来说，显然不能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猎奇和窥私心理，仅仅从商业利益出发，从而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刻意制造传奇和放大当事人隐私。拉斯韦尔和赖特提出的大众媒介的四种社会功能：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遗产传承以及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和娱乐的功能，那么我们媒体在给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要兼具其他功能。媒体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对受众具有强大的渗透和培养力量，如果我们滥用了这个力量会使受众被迫处于一个被污染的无处可逃的最终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淹没在大众媒介营造的“伪环境”里，造成的媒介与受众之间恶性循环的关系。
第二，从制作者的角度来说，如今，在许多电视台，制作情感类节目的人一般都有一本节目制作手册，手册上已经有对节目预先设计的模板，关于悲剧、伤害与被伤害、流泪、温暖、孤独、疲惫、倾诉、真实、假定性、细节等等的比例，在几分钟之内开场，到某一分钟需要设置一个悬念，都有很详细的预设。节目便是主持人和主人公在一个设定的框架里展开，甚至情节的每一步都是预设好的，但是节目还是不断渲染和设计包袱，一旦包袱抖得不好便会给人造成一种表演的虚假感觉。如此发展，情感类节目势必渐渐失去原本吸引人的灵魂：真实的感染和事实的震撼，也势必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三，众所周知，在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刻意避开完全再现现场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免得使当事人的心理遭到第二次的伤害。那么，在情感节目制作的过程中难道就不需要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吗？某卫视的一期情感类节目是关于一个已婚年轻男子伪造身份欺骗了四个姑娘的感情的事情，其中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在节目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对自己的初恋坚定的执着和痛苦的挣扎。镜头前不断闪出对于她的特写，放大她伤心欲绝的每个表情和无措的动作，以及见到男子时的一连串的语无伦次的发问。节目尾声时，摄制组又找到男子的父母家，摄像用镜头极力凸显的是其家庭的贫穷，以及把男子的种种欺骗感情的谎言和行为告诉其老母亲后那位母亲在镜头前的惊慌无助和手足无措，最后带着无辜的小孙女（男子的女儿）凄然离家而去，我们看到的镜头仍然是不屈不挠地跟随着她和幼小的孩子渐渐远去，这期间，所有的特写镜头连起码的马赛克都没有。我想，这种节目制作方法太残忍了。如果媒体缺乏对大众的一种关怀精神，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每个人的尊重和体贴，那么节目的价值也是乏善可存的。从长远看来，只有有责任感的媒体，有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任何时候决不能把受众当作傻子。
第四，从媒体工作者角度来说，这个群体历来被称作“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监督者”的化身，这些称号无疑都是在凸显其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由于谈话类节目的时间较长，情节衔接性较强，许多主持人的文化功底、新闻素养的缺失便被凸显在镜头前。许多主持人俨然一副卫道士的面孔，对主人公做出各种评判和指责；有的主持人甚至明显在故意误导主人公的话语，想要制造出情节的曲折；更有主持人和外拍记者“唯恐天下不乱”，不断激化节目涉及的人物双方的矛盾，甚至让双方在镜头前大打出手，摄像忙的镜头乱颤。这只能反映出主持人和记者的媒介素养的缺失。当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情感类节目制作得越来越八卦和媚俗，当所有的情节只是充满眼泪、争吵、欺骗或是畸形婚恋，最后却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的时候，受众的眼睛得到了什么呢？
第五，缺乏观众本位的立场。情感类谈话节目的选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媒体主动搜寻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挖掘；二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求助媒体，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解决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主要分析第二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诸于众，让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呢？这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在两个方面存在缺失：一、公民缺乏使用正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的意识，很多文化程度偏低的百姓把媒体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唯一求助途径，简单地认为，自己是无助的，而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求助媒体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二、无数涉及道德、伦理、法律等关于婚姻、爱情、第三者等等的非正常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教育存在缺失。我们主流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宣传方式和宣传力量上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其实，情感类节目在宣传真善美的方式和水平上并没有很大提高，大多都是宣传者处于高高在上的强势的姿态向大众宣传，只不过角色从政府换到媒体或者说主持人而已，但是媒体采取的是通过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显然要更通俗易懂，不需要太多文化底蕴，可是表面上交流实为说教的方式也未必能够使伦理和法制教育深入人心。
广播电视协会张君昌主任认为，情感类的谈话节目是给人提供一个释放感情，而且是在公众关注下释放感情的渠道。有些情感类栏目一味地追求主人公苦难的生活、传奇的经历或者是节节攀高的矛盾激化程度，却让人感觉不到通过媒体的介入当事人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改变，也看不到人物在镜头前给予我们任何抗争命运的努力和向上的力量。而作为一档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节目，它最终的目的还是应该激励人们更好地去生活。■
（作者单位：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