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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
中国经济已经在2009年第四季度到达V型复苏的拐点,恢复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如果全球经济遭遇新的衰退,中国也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可能性
托马斯•罗斯基教授(Thomas G. Rawski)是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著名学者,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长期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超过四十年的持续研究,曾撰写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最近的作品则是合作主编的百科全书式巨著《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久,罗斯基曾经撰文《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对中国的GDP增长数据提出质疑,引发了一轮“中国崩溃论”。时隔十年,中国再次面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前景,对此他又有何评论呢?《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此专访了来京参加亚洲经济史年会的罗斯基教授。
面对危机,先出手,后买单
《财经国家周刊》: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你曾经对中国的经济作出一些引人注意的评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你觉得这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何不同?
罗斯基:首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上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到了中国对印尼、泰国、韩国这些市场的出口,而这次影响到的是美国、欧洲这些一级市场。而且这十年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也大大加强了。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冲击(hit)的话,这次的冲击就足以称为重击(shock)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和十年前不一样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更强大,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官员对于经济调控的经验也更丰富了。中国的经济学在这期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学者们能够提出许多政策建议。
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1997年中国收回了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对于货币市场的调控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是世界央行网络的一员,中国的货币当局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对货币政策有了更好的理解。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罗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很及时的。我知道对此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刺激,将来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比如巨大而匆忙的投资必然带来很多的浪费。这些投资很多又流入了国有经济,这对将来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巨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先出手,后买单(stop the recession first, pay the cost later)”。因为在危机时期,如果不迅速扭转局势,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就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加剧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V型或U型的复苏,或者还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W型)?
罗斯基:我相信中国经济已经在2009年第四季度到达了V型复苏的拐点,恢复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当然,如果全球经济遭遇新的衰退,中国也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海外又出现了不少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言论,你对此如何看待?
罗斯基:你要知道,西方比如说美国的言论市场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路,这都很正常。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判断来进行投机,不过我不清楚他们这样判断的理由何在。
《财经国家周刊》: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和泡沫破灭前的日本经济相似。
罗斯基:我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和中国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日本的经济体系是合一的。比如一名日本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很可能就一生都在里面工作,这家企业与关联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也是持续的,企业和政府、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这种体制有助于经济的稳定,但是在经济需要调整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阻力,就是中国人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看日本邮政改革的过程就知道了,事实上这个改革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
相比日本,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要大很多,我不认为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知道,十年前,你也曾质疑过中国经济的增长。
罗斯基:在2000年的那篇文章里,我主要是从统计数据的矛盾出发质疑中国的GDP,并非要说“中国崩溃”抑或“中国威胁”。我只是个学者。事实上,现在我也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相信,其中有着太多的政治成分。
最大问题在投资领域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判断,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罗斯基: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所以我习惯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角度去看问题。对于金融泡沫这样的具体问题,我并不是专家。
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前景,我在2006年曾提出,中国一直到2025年都能保持平均6%到8%的经济增长,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你认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
罗斯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模式”,就是说别的国家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中国这样大,人口这样多,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任何国家都多。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几十万个社队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们的财务管理都很完善,做会计的也就是农民中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我也去过非洲一些地方,许多外来援建的企业,都找不到一个能进行财务核算的当地人。
另外,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对于来投资的跨国企业就能提出许多要求,比如要提供多少最新的技术,跨国企业为了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就要做出让步。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罗斯基: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存在于投资领域,包括投资的管理、项目的选择、金融的支持和最终执行情况等等。在这些领域里,成功的转型是有限的,因此导致了巨大的季节波动、较低的投资回报率、升高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就业率的增长缓慢,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奇特或者说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就业。你去问任何一个政府,都能告诉你一套促进就业的计划。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去观察他们实际的行为,产业规划也好,信贷支持也好,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那些高技术、高资本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不能促进就业的。
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里,有一個研究就是关于国有经济和就业的。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省份,就业的增加就慢。所以中国政府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更加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建议。
中国经济已经在2009年第四季度到达V型复苏的拐点,恢复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如果全球经济遭遇新的衰退,中国也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可能性
托马斯•罗斯基教授(Thomas G. Rawski)是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著名学者,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长期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超过四十年的持续研究,曾撰写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最近的作品则是合作主编的百科全书式巨著《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久,罗斯基曾经撰文《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对中国的GDP增长数据提出质疑,引发了一轮“中国崩溃论”。时隔十年,中国再次面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前景,对此他又有何评论呢?《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此专访了来京参加亚洲经济史年会的罗斯基教授。
面对危机,先出手,后买单
《财经国家周刊》: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你曾经对中国的经济作出一些引人注意的评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你觉得这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何不同?
罗斯基:首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上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到了中国对印尼、泰国、韩国这些市场的出口,而这次影响到的是美国、欧洲这些一级市场。而且这十年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也大大加强了。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冲击(hit)的话,这次的冲击就足以称为重击(shock)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和十年前不一样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更强大,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官员对于经济调控的经验也更丰富了。中国的经济学在这期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学者们能够提出许多政策建议。
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1997年中国收回了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对于货币市场的调控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是世界央行网络的一员,中国的货币当局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对货币政策有了更好的理解。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罗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很及时的。我知道对此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刺激,将来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比如巨大而匆忙的投资必然带来很多的浪费。这些投资很多又流入了国有经济,这对将来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巨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先出手,后买单(stop the recession first, pay the cost later)”。因为在危机时期,如果不迅速扭转局势,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就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加剧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V型或U型的复苏,或者还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W型)?
罗斯基:我相信中国经济已经在2009年第四季度到达了V型复苏的拐点,恢复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当然,如果全球经济遭遇新的衰退,中国也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海外又出现了不少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言论,你对此如何看待?
罗斯基:你要知道,西方比如说美国的言论市场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路,这都很正常。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判断来进行投机,不过我不清楚他们这样判断的理由何在。
《财经国家周刊》: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和泡沫破灭前的日本经济相似。
罗斯基:我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和中国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日本的经济体系是合一的。比如一名日本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很可能就一生都在里面工作,这家企业与关联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也是持续的,企业和政府、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这种体制有助于经济的稳定,但是在经济需要调整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阻力,就是中国人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看日本邮政改革的过程就知道了,事实上这个改革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
相比日本,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要大很多,我不认为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知道,十年前,你也曾质疑过中国经济的增长。
罗斯基:在2000年的那篇文章里,我主要是从统计数据的矛盾出发质疑中国的GDP,并非要说“中国崩溃”抑或“中国威胁”。我只是个学者。事实上,现在我也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相信,其中有着太多的政治成分。
最大问题在投资领域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判断,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罗斯基: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所以我习惯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角度去看问题。对于金融泡沫这样的具体问题,我并不是专家。
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前景,我在2006年曾提出,中国一直到2025年都能保持平均6%到8%的经济增长,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你认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
罗斯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模式”,就是说别的国家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中国这样大,人口这样多,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任何国家都多。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几十万个社队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们的财务管理都很完善,做会计的也就是农民中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我也去过非洲一些地方,许多外来援建的企业,都找不到一个能进行财务核算的当地人。
另外,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对于来投资的跨国企业就能提出许多要求,比如要提供多少最新的技术,跨国企业为了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就要做出让步。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罗斯基: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存在于投资领域,包括投资的管理、项目的选择、金融的支持和最终执行情况等等。在这些领域里,成功的转型是有限的,因此导致了巨大的季节波动、较低的投资回报率、升高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就业率的增长缓慢,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奇特或者说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就业。你去问任何一个政府,都能告诉你一套促进就业的计划。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去观察他们实际的行为,产业规划也好,信贷支持也好,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那些高技术、高资本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不能促进就业的。
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里,有一個研究就是关于国有经济和就业的。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省份,就业的增加就慢。所以中国政府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更加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