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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從今（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 川普、杜林普）簽署《美國有關301調查的行動總統備忘錄》，展開美國針對中國貿易戰的序幕，再到6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宣佈，將對中國1102項、合計約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關稅，雙方正式開打。跟著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於7月10日宣佈，對中國另外價值2000億的進口商品，課徵10%關稅。迄今，美中貿易戰已經開打至現在接近半年，究竟這半年的磨擦，對美國和中國產了甚麼影響呢？
美國發起貿易戰有其戰略脈絡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意圖是甚麼？中國方面有不少專家認為，就是對中國這位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外打“一帶一路”，內打“2025中國製造”，以繼續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其實，這些講法沒有錯誤，還大致上是正確的，只是描述得太過簡單，也忽略了時間因素，因為一來特朗普並非深思熟慮、謀定後動的人物，二來美國針對中國的一連串政策，也是經過約十年左右的逐步發展，才慢慢拼拼湊湊成今天稍為有點模樣的狀態，並非一開始便那麼有明確目標的、有系統的、有策略的。
首先，是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中國大陸和對台灣政策），其變動早在2008年初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美國忙於為國內金融危機滅火，中國又在該年8月舉辦北京奧運會，將國家實力暴升的形象，一下子在世界各國面前顯現出來，便已有了苗頭。此事最後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ary Clinton）於2011年在越南公開宣佈的“重返亞洲”，但奧巴馬政府卻因本國經濟都自顧不睱，而無法落實作結。
其次，是中國在最近幾年之內，不斷通過國家級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和媒體的官方及準官方文章，反映出已將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全球戰略方針徹底改變甚至放棄，甚至將“一帶一路”、“2025中國製造”之類暴露國家意圖的國家和跨國發展計劃，捧到“天上有、地下無”。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北京的清華大學國情問題研究院院長胡鞍剛教授。他說“中國經濟、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這是幾十年追蹤計算出來的結果”，“從這十幾年的實際情況看，對中國很多預測不是誇大了，而是保守了”，“我們一直強調原創，而原創常常違反一般人的認識。這也驗證了有時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然而，中國大陸評論員鄧聿文指出：“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論’之所以在社會有一定市場，在於它是打著‘研究’的旗號，根據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所以雖然與常識不符，但帶有一種科學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懷疑它，不是它的問題，而是懷疑者的問題。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問題的，他所設定的模型和選擇的指標看似客觀，卻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嚴謹性。譬如，他在論證中國科技實力超美時，選擇的是國際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以及專利的申請量等指標。的確，中國在這些方面近年來大有前進，然而，他沒有考慮論文質量和專利申請的原創性問題。又如，他對軍事實力的衡量指標是，軍隊人員和軍費支出，這樣得出的結論自然難有說服力。”
不管如何，美國政府內部的“親華派”便日漸被孤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親臺派”反而日益受到重用。到了特朗普上台，更將這些親華官員和專家學者統統轟走，換上對華一向抱持強硬手段的鷹派人物去主持。於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種種對中國大陸實施的制裁和對台灣當局的優惠便陸續有來，借台灣打大陸之舉亦層出不窮，最近還發展到連朝鮮也積極拉攏，圍堵網從北到南，從阿留申群島、日本、朝鮮半島、台灣的第一島鏈，一直拉到下面的東盟十國（特別是菲律賓和越南）。
換言之，如果中國還是乖乖地在生產勞力密集的低檔產品，美國當局覺得中國可以和美國“經濟互補”，美國當局可能還會對中國隱忍不發，但是，當中國的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到像“厲害了，我的國”，要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包括人工智慧、5G技術、區塊鏈、大數據等等高新科技產業，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特朗普政府不搬“大棒”出來，那可能就很奇怪了。
雙層博奕模式的分析
雙層博弈模式是於1988年由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潘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一種分析（analysis）。此模式著重從國際與國內政治互動的角度，來研究外交上的談判行為。
傳統的外交談判研究，往往會把國家看成是一個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這個主體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談判目標。可是，自雙層博弈模式去分析之後，大家才發現，在現實的外交談判過中，任何一個談判主體，都是不是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最高領導層對國內各種集團的利益訴求的一個最後的“調和”（妥協、折衷）結果。
首先，中央政府的決策者要同時協調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在對外政策上，既面臨戰略機遇，也面臨戰略挑戰。其次，中央政府的決策者都會將外交談判分為國際談判、國內談判兩個層次，對這兩個層次的談判，決策者都要同等認真對待，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因素，否則協議就得不到外國的接受或國內的批准。
不但如此，相對來說，國內層次的博弈更為重要，因為決策者關於國際談判的立場，是由他們對國內能否批准的考量來決定的。外交談判能否成功、國際合作能否實現，取決於各自的獲勝集合是否存在交集。換言之，外交談判一定是一種“雙層博弈”，亦即一種存在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模式。
具體言之，每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出現在兩張談判桌上。在國際談判桌的對面，坐著外國談判對手，在領導人的旁邊坐著外交官和國際事務顧問。在國內談判桌周圍，領導人的後面坐著執政黨黨員、國會議員、主要利益集團的代表、最高領導人的政治顧問。
雙層博弈的異常複雜性，便在於一個棋手在這一個棋盤上的行動是合理的（如美國不對中國出口高新科技零件），在另一個棋盤對同一個棋手來說也許就是不明智的。在國際談判桌上對談判結果不滿意的首席代表，可以導致談判失敗。相反地，未能滿足國內談判桌上的人的利益訴求的任何領導人，都有馬上被迫下台的危險。
如果以此模式去分析最近中美貿易戰的狀況，首先要指出的是，即使中國有點賴皮，遲遲未能落實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可是，美國提出的條件實在太過咄咄逼人，不管哪一個領導人答應，都很可能馬上便被國內其他利益集團轟至體無完膚。其次，從“自保”的角度出發，中國最高領導層是絕對不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很快鬆口的。因為，只要立場稍為有點軟弱，很可能便馬上被迫下台，除非先擺平國內的各路諸侯。故此，在對美貿易談判上，中國目前就是“只能硬，不能軟”，絕對不能示弱，一定不易低頭。
總結：不必燒錢，也是好事
總而言之，中美貿易戰是有利有弊的。弊的方面，當然是對中國的股市、債市和樓市造成即時的打擊，如果大家有觀察最近中國大陸的股市、債市和樓市，應該都看到這三大市場都在“死下死下”，人民的消費能力也在逐漸削弱之中，不必多說。
利的方面則是，中國已經為“一帶一路”付出昂貴投資成本，對中亞、南亞和委內瑞拉作出不少投資計劃，但是，這些投資計劃目前已有3成將出現虧本，在緬甸、巴基斯坦等地的投資，預估虧本更高達5成和8成。本來中國計劃還會在未來10至15年內，投入5萬億美元（約39萬億港元）到“一帶一路”計劃中，一旦這些建議落實，便勢必造成中國財政的重大負擔，甚至小規模的無法如期償還債務本息，都可能令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並進而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現在為了與美國大打貿易戰，這些風險較高的投資計劃統統或叫停或暫緩，讓中國可以慢慢地先去整頓好內部的經濟環境，也是一件絕大的好事。
對現屆澳門特區政府來說，那就是先搞好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配套工程，再如期落實和“粵澳新通道”有關的過境建設，全力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做好自己份內應做的事情。至於其他未完成的大型基建（特別是內港治水計劃），那就留給下屆澳門特區政府去做，就足夠了。
從今（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 川普、杜林普）簽署《美國有關301調查的行動總統備忘錄》，展開美國針對中國貿易戰的序幕，再到6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宣佈，將對中國1102項、合計約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關稅，雙方正式開打。跟著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於7月10日宣佈，對中國另外價值2000億的進口商品，課徵10%關稅。迄今，美中貿易戰已經開打至現在接近半年，究竟這半年的磨擦，對美國和中國產了甚麼影響呢？
美國發起貿易戰有其戰略脈絡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意圖是甚麼？中國方面有不少專家認為，就是對中國這位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外打“一帶一路”，內打“2025中國製造”，以繼續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其實，這些講法沒有錯誤，還大致上是正確的，只是描述得太過簡單，也忽略了時間因素，因為一來特朗普並非深思熟慮、謀定後動的人物，二來美國針對中國的一連串政策，也是經過約十年左右的逐步發展，才慢慢拼拼湊湊成今天稍為有點模樣的狀態，並非一開始便那麼有明確目標的、有系統的、有策略的。
首先，是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中國大陸和對台灣政策），其變動早在2008年初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美國忙於為國內金融危機滅火，中國又在該年8月舉辦北京奧運會，將國家實力暴升的形象，一下子在世界各國面前顯現出來，便已有了苗頭。此事最後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ary Clinton）於2011年在越南公開宣佈的“重返亞洲”，但奧巴馬政府卻因本國經濟都自顧不睱，而無法落實作結。
其次，是中國在最近幾年之內，不斷通過國家級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和媒體的官方及準官方文章，反映出已將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全球戰略方針徹底改變甚至放棄，甚至將“一帶一路”、“2025中國製造”之類暴露國家意圖的國家和跨國發展計劃，捧到“天上有、地下無”。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北京的清華大學國情問題研究院院長胡鞍剛教授。他說“中國經濟、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這是幾十年追蹤計算出來的結果”，“從這十幾年的實際情況看，對中國很多預測不是誇大了，而是保守了”，“我們一直強調原創，而原創常常違反一般人的認識。這也驗證了有時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然而，中國大陸評論員鄧聿文指出：“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論’之所以在社會有一定市場，在於它是打著‘研究’的旗號，根據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所以雖然與常識不符，但帶有一種科學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懷疑它，不是它的問題，而是懷疑者的問題。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問題的，他所設定的模型和選擇的指標看似客觀，卻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嚴謹性。譬如，他在論證中國科技實力超美時，選擇的是國際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以及專利的申請量等指標。的確，中國在這些方面近年來大有前進，然而，他沒有考慮論文質量和專利申請的原創性問題。又如，他對軍事實力的衡量指標是，軍隊人員和軍費支出，這樣得出的結論自然難有說服力。”
不管如何，美國政府內部的“親華派”便日漸被孤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親臺派”反而日益受到重用。到了特朗普上台，更將這些親華官員和專家學者統統轟走，換上對華一向抱持強硬手段的鷹派人物去主持。於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種種對中國大陸實施的制裁和對台灣當局的優惠便陸續有來，借台灣打大陸之舉亦層出不窮，最近還發展到連朝鮮也積極拉攏，圍堵網從北到南，從阿留申群島、日本、朝鮮半島、台灣的第一島鏈，一直拉到下面的東盟十國（特別是菲律賓和越南）。
換言之，如果中國還是乖乖地在生產勞力密集的低檔產品，美國當局覺得中國可以和美國“經濟互補”，美國當局可能還會對中國隱忍不發，但是，當中國的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到像“厲害了，我的國”，要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包括人工智慧、5G技術、區塊鏈、大數據等等高新科技產業，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特朗普政府不搬“大棒”出來，那可能就很奇怪了。
雙層博奕模式的分析
雙層博弈模式是於1988年由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潘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一種分析（analysis）。此模式著重從國際與國內政治互動的角度，來研究外交上的談判行為。
傳統的外交談判研究，往往會把國家看成是一個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這個主體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談判目標。可是，自雙層博弈模式去分析之後，大家才發現，在現實的外交談判過中，任何一個談判主體，都是不是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最高領導層對國內各種集團的利益訴求的一個最後的“調和”（妥協、折衷）結果。
首先，中央政府的決策者要同時協調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在對外政策上，既面臨戰略機遇，也面臨戰略挑戰。其次，中央政府的決策者都會將外交談判分為國際談判、國內談判兩個層次，對這兩個層次的談判，決策者都要同等認真對待，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因素，否則協議就得不到外國的接受或國內的批准。
不但如此，相對來說，國內層次的博弈更為重要，因為決策者關於國際談判的立場，是由他們對國內能否批准的考量來決定的。外交談判能否成功、國際合作能否實現，取決於各自的獲勝集合是否存在交集。換言之，外交談判一定是一種“雙層博弈”，亦即一種存在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模式。
具體言之，每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出現在兩張談判桌上。在國際談判桌的對面，坐著外國談判對手，在領導人的旁邊坐著外交官和國際事務顧問。在國內談判桌周圍，領導人的後面坐著執政黨黨員、國會議員、主要利益集團的代表、最高領導人的政治顧問。
雙層博弈的異常複雜性，便在於一個棋手在這一個棋盤上的行動是合理的（如美國不對中國出口高新科技零件），在另一個棋盤對同一個棋手來說也許就是不明智的。在國際談判桌上對談判結果不滿意的首席代表，可以導致談判失敗。相反地，未能滿足國內談判桌上的人的利益訴求的任何領導人，都有馬上被迫下台的危險。
如果以此模式去分析最近中美貿易戰的狀況，首先要指出的是，即使中國有點賴皮，遲遲未能落實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可是，美國提出的條件實在太過咄咄逼人，不管哪一個領導人答應，都很可能馬上便被國內其他利益集團轟至體無完膚。其次，從“自保”的角度出發，中國最高領導層是絕對不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很快鬆口的。因為，只要立場稍為有點軟弱，很可能便馬上被迫下台，除非先擺平國內的各路諸侯。故此，在對美貿易談判上，中國目前就是“只能硬，不能軟”，絕對不能示弱，一定不易低頭。
總結：不必燒錢，也是好事
總而言之，中美貿易戰是有利有弊的。弊的方面，當然是對中國的股市、債市和樓市造成即時的打擊，如果大家有觀察最近中國大陸的股市、債市和樓市，應該都看到這三大市場都在“死下死下”，人民的消費能力也在逐漸削弱之中，不必多說。
利的方面則是，中國已經為“一帶一路”付出昂貴投資成本，對中亞、南亞和委內瑞拉作出不少投資計劃，但是，這些投資計劃目前已有3成將出現虧本，在緬甸、巴基斯坦等地的投資，預估虧本更高達5成和8成。本來中國計劃還會在未來10至15年內，投入5萬億美元（約39萬億港元）到“一帶一路”計劃中，一旦這些建議落實，便勢必造成中國財政的重大負擔，甚至小規模的無法如期償還債務本息，都可能令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並進而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現在為了與美國大打貿易戰，這些風險較高的投資計劃統統或叫停或暫緩，讓中國可以慢慢地先去整頓好內部的經濟環境，也是一件絕大的好事。
對現屆澳門特區政府來說，那就是先搞好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配套工程，再如期落實和“粵澳新通道”有關的過境建設，全力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做好自己份內應做的事情。至於其他未完成的大型基建（特別是內港治水計劃），那就留給下屆澳門特區政府去做，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