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群众打成一片
　　谢觉哉祖籍湖南宁乡县，从小学习勤奋，21岁时参加举考试，中了清朝最末科的秀才。1936年6月7日，中央机关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央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
　　谢觉哉十分乐意听取人民的意见。1943年的秋天，一個姓白的老人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反映问题。谢觉哉主动接见他，老人絮絮叨叨地向谢觉哉说道，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节衣缩食才送他读了些书，但六七十岁了，一直没有找到生活出路。老人还说：“我已经老了，你们政府今后对读书人可要重视啊！”谢觉哉不仅不嫌厌烦，还很受触动地说道：“新政权、新制度一定会发挥你们的作用。”之后，谢觉哉把他介绍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又给当地领导同志写了封亲笔信，介绍了他的情况。老人拿到信后非常感激，走到哪里都说边区政府好。
　　2.初创司法制度
　　1937年，谢觉哉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长，当时陕北的司法工作还没有走入正轨，谢觉哉深知司法工作对于巩固边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亲自调查分析了边区司法的状况。调査结果显示：边区人民严重缺乏司法知识和法律观念，司法人员在工作时更是问题多多。有些人硬套书本条文，根本不考虑实际，而有些人则主要依靠经验判案。针对以上问题，谢觉哉经常主持召开司法委员会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还经常亲笔写信给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长，具体指导意见和改进工作的方法。谢觉哉认为司法是专门业务，需要专门人才，因而创办了中国革命司法史上第一个司法讲习班和第一个司法研究会，来培养高理论水平、高业务水平的司法专业人才。
　　谢觉哉在延安时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亲自审理和指导了许多案件，更是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谢觉哉刚当院长不久，省裁判部送来一件案子的卷宗要他批复。谢觉哉仔细审阅卷宗后了解到，案情即一个姓孙（外号叫“驴驹”）的人，伙同两个人拦路抢劫，不仅谋财还害了性命，事实清楚，证据也确凿。但审理此案的机关居然出现两个重大失误：第一，审理法院仅仅判了孙驴驹一年徒刑。谢觉哉批复说：“果真杀人，他是首犯，判一年太轻了！”第二，案件的受害人家属嫌被告赔偿得太少不愿意接受，而原判机关竟然将赔偿的财物给充公了！谢觉哉在批复中又指出：“这是不公正的，应当合理赔偿，照数交还事主。”原审判单位接到批复后，觉得很为难，他们认为此案一旦改判，会使司法机关颜面扫地，老百姓今后再也不信任法院的判决了。谢觉哉得知后十分生气地说道：“前清判案是把批文挂在衙门上，上诉人抄着批子，就可以推翻原审衙门的判决。封建时代都能这样，何况我们现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是否改判！”
　　3.布衣部长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谢觉哉被任命为史央党校副校长。党校坐落于延安小沟坪，不仅条件艰苦，经费也十分缺乏。学员在露天场地蹲着吃饭，学习时把窑洞的窗台当桌子。为了改善学员们的生活，谢觉哉发动大家大力生产粮食蔬菜，自给自足。他还和其他干部商量后积极发动大家起上山伐木，去河边捡鹅卵石，开荒，烧砖，愣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组织大家盖起了餐厅和大礼堂。学生自己生产的菜，送给他一点儿，要他在家里做饭改善生活，但他又将菜送交大灶，要大家改善生活。学员没有被褥，他设法找来送到床前，而他自己的床上却铺着麦草。
　　1940年，陕北的严冬异常寒冷。谢觉哉办公时不停地打寒战，于是秘书就多烧一点儿木炭，使窑洞暖和一些。可是每当炭火烧得通红使人觉得热乎乎时，谢觉哉便把一部分红木炭夹出来，用水泼灭。他说：“革命是长期的，现在困难很多，我们多节约一点儿，就能多为党减轻一点儿困难。”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展后，谢觉哉积极下地干活，他居住的小院落变成了后勤部的生产田地及小型的养鸡场、养猪场。他在处理政务之余就是烧水、送饭，站在鸡棚和猪圈旁数数，以防它们跑出院子。每当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生产小组召开会议总结生产经验、制订生产计划时，谢觉哉都参加并提出意见，让生产小组多想办法完成规定指标。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还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承“上为中央分忧，玉为群众解愁”的信念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法治建设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