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21年度理事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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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4-25日,“敦煌论坛:\'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21年度理事会会议”在敦煌举办.会议从佛教艺术与考古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和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等方面展开学术探讨,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总结学术经验,引发和带动学者对敦煌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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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
当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存在着作为国别研究的“朝鲜学-韩国学”和作为东方区域研究的“韩国学”这两种学术形态.前者主要关注现实问题,以报道、评论、预测分析为主要形态;后者以国别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对朝鲜半岛进行整体研究,主要是在东亚区域的框架内对韩国之“学”的研究,而最能代表韩国之学的是“实学”与“诗学”.将韩国实学与诗学分别置于东亚儒学与东亚文学的视域中,探求韩国之学的东亚普遍性与韩国特性,确认中韩共有的历史、相通的文化,形成了作为东方学的中国“韩国学”的学术特色.
在古代社会,建筑不单单是作为住所存在的,它从设计、选材、题名等方面都会与居住者的审美趣味紧密结合.可以说,建筑是古人审美情趣的直观外化.李奎报的诗文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庭园、楼、轩、堂等方面的诗文,展现了李奎报对于建筑之美以及建筑与修身之间关系的思考,表现了东亚士人对建筑自然之美、德行之美、和谐之美的追求.
贯穿朝鲜半岛传统社会的文化信仰有两大体系:以男性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信仰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巫俗信仰.巫俗信仰因其不合理性、非伦理性、非经济性,在朝鲜朝受到儒教文化的打压和排斥.但是国家对待巫俗信仰的政策和态度自相矛盾,如组织巫觋参与一些祈福禳灾、医病祛毒活动,并给予这些巫觋相应的身份认可.同时官署和宫中嫔妃好巫、民间崇信巫俗信仰.朝鲜朝后期,儒教文化与巫俗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对立与争夺进入胶着状态,乡村社会文化信仰二重结构逐渐形成.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精神,“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成立“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组,论证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的总体目标、实施原则、数字化标准、数字资源获取模式和实施步骤等内容.
西汉时期,骏马贸易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统治者对良马的渴望,更直接关乎着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敦煌正处于西汉至西域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与骏马贸易有着密切关系.汉武帝时期,军队的士卒为了迎合武帝对天马的喜好,曾先后编造出余吾水出天马与渥洼水出天马的传说.随着张骞的通使,西域各国的良马得以进贡入中原,并由此引发了西汉与大宛国的战争,由李广利率兵先后两次征伐大宛得胜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方得以正常进行,这些西域良马通过敦煌进入中原,改良了西汉的马种,迅速提高了西汉的兵力.
关于莫高窟第464窟后室所绘的“观音现身”画面,学界一直认为是一铺观音经变.但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新说,认为是据《大乘庄严宝王经》所绘,故而将其定名为大“乘庄严宝王经变”,并推论南壁所绘“上师”人物形象为该经中提到的“阿苏啰”、诸多头戴冠饰的形象为“日天”“月天”诸天神.文章通过详细比较、分析这两种不同的定名,并对敦煌发现的西夏文《观音经》绘图刻本进行研究后认为,后室“观音现身”是根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所绘,仍然是一铺观音经变,画面中出现所绘“国师”或“帝师”形象很可能与窟主个人有关.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后
针对莫高窟早期忍冬纹的样式,通过两条线索来追溯其源流:一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犍陀罗传来的艺术样式;二是先秦两汉以来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及南北朝时期来自中原的新艺术风格.通过忍冬纹样式的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演变,可以看出西方与东方两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反映出敦煌艺术在不同文化、不同审美意识发展交融中形成的丰富艺术特色.
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以来,日本作为老龄化大国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老年人以传承战争体验、传递和平理念为使命积极参与政府、媒体、出版界和自发性活动,以老年人独有的经历为下一代传递和平理念,并以此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日本老年人的做法为我国的积极老龄化实践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印度佛典对“末法”一词并未给出明晰和准确的定义,导致学术界近百年来关于“末法”的定义屡经修改而仍难统一.印度佛教认为自佛灭之年开始,就进入佛法逐渐衰亡的时期,此即“末法”时期.中国佛教认为自佛灭之年算起,要先经过“正法”“像法”两个阶段,然后才会进入“末法万年”阶段.日本佛教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接受“正像末三时说”,且“末法”意识对日本佛教和日本社会影响深刻.20世纪初期日本佛教学者对“末法”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末法思想”的理解,也造成对“末法”概念产生种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