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欧宁就像他的名字，宁静祥和，心静致远。胖胖的，短发近乎没有，带一副黑框眼镜，话音柔和，态度诚恳。
　　曾经有记者在巴金先生去世后问他的想法。他说知道巴金，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所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记者紧追不放，非要问他巴金对这个时代的贡献。他只好回答：“听说写过一部忏悔录，特别真诚，这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也许就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吧。”
　　但他在博客上说，自己没看过这本书，却要这样说，实在太不负责。
　　十几年前的欧宁并不是这个样子。来自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作为家中的大哥，他还有1个妹妹，3个弟弟。36岁生日这一天，他写到，“在这个我降生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我的家，我成长的地方，至今老父老妈仍然厮守在那里。可恨的是，一个离家太远太久的人，总是望不见自己的起点和来路，家乡在我心中已成模糊一片。”
　　“这些年来，拍纪录片的时候，无论在广州的城中村还是北京的贫民窟，当我越接近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我就越思念我自己的根。……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并非只是报纸或电视新闻里的标题，而是时代的通病，最终与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就像我目睹中国大城市贫困社区的残酷现实后总是联想起我曾经穷困的家庭，那种关系如同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我们在这个世界兜了一个大圈，最后都会回到起点。36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穿透眼前的迷雾，找到自己的起点，找回自己的精神大后方。”
　　长子的责任、贫穷的家庭给了这个少年更多的敏感，而诗歌给了他追求理想的空间。也是因为写诗，他被保送到深圳大学。
　　那是一个真把写诗当作事业的时代。欧宁说，自费出地下诗刊，与天南地北的人交往，可以闷在宿舍里为推敲一个韵脚而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看到很多只会写字的人都自称是诗人之后，幻觉便破灭了，因为他始终把诗人看得无比重要，认为他们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
　　有同学嘲笑说，诗人只能回湛江农村去，让他忿忿不平。他也因此成了班里第一个为工作奔波的人。“我不相信在这个商业社会上立不住脚！”
　　于是，从广告公司小文案作起，换了无数的工作，一步一步腾挪攀升，直到今天这样一种状态：可以靠兴趣来养活自己——一种自由时尚的生活方式。
　　谈到未来的理想，欧宁依然平静，首先要把案头的活做好。“希望的是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形式上并不固定。”
　　在欧宁凌乱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一部60年代瑞士出产的8毫米手提摄影机、带液晶显示的苹果Power Book手提电脑、一些黑胶唱片和一部唱机。尽管不再写诗了，可还在看，有时也会把自己当年的旧作拿出来翻翻，放在博客上给大家看。
　　
　　人物周刊：现在靠什么赚钱？
　　欧宁：主要是做设计，比如给《周末画报》做别册。他们一碰到难度高或特别隆重的工作就找我，比如说举办周年活动什么的，要出特刊、拍电视广告片，都要我来做。有一次做一个别册共80页，我就只发表了一篇王梆应约而写的小说，叫《媒体兽》，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讽喻媒体工业的。我收集了很多和媒体有关的影象作为插图放入其中，比如说周铁海做的假冒的《时代》和《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爱慕杜华的电影《KIKA》里的狗仔队服装，刘铮拍的9·11幸存者（这个在影棚里完成的作品其实是媒体影像的倒影）。我是想表达一种媒体工业对人的异化。我同时也为许多艺术家设计他们的作品集，为许多国外的美术馆和画廊设计展览场刊，还为不同的出版社工作。
　　人物周刊：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众的人吗？
　　欧宁：挺小众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东西就能成为主流。开头的时候我们推广，小众，但最后都普及了。
　　人物周刊：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欧宁：主流文化太强大了，几乎垄断了所有人的选择，这样大家的选择就变得很单一。我的工作就是想在主流之外找寻一些新锐的东西，让他们能发出一个声音。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会有一个多元的选择。不然你听音乐就只能听周杰伦。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世界不是很无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