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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金融活动的管理一直表现出比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若长此以往就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口号呼应口号、原则照套原则、空泛代替空泛，以口号代替措施，以目标代替方案。
金融业的管理需要保持活、稳的特点，但在实际监管中却常常表现为要么大水漫灌，要么一刀切、急刹车，由此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难想象。如前一段时间欠缺清晰时间表、路线图的去杠杆就颇有可讨论之处。
近年来围绕金融业的发展、改革、防控风险、提升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可以说有多种多样的目标或要求，抛开其是否可行，谁去落实这些要求，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谁去制定将各类金融目标、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可评价的方案，谁去督导这些方案得到执行落实等问题，主管机构或监管部门从体制机制上恐怕多年來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或者说是一个并不明晰的问题。
大国应有大国的金融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不强的国家一定无法深度推进市场开放，也一定是一个无法给投资者长久信心的经济体。
金融是一个内涵深广的复合性概念，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资源管理要求和风险控制要求。不夸张地讲，原则上提出一些针对金融业的要求或目标并不是多难的事，但如何保证一项金融政策从内容到出台时机的精准，保证一个拟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及操作指向的有的放矢、无懈可击，确保监管体系保持严谨性及到位的监管刚性，却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具备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深厚的制度建设能力及制度推进能力，要具备把有关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能力，任何不能落实的目标、方案都是一纸空文，劳民伤财。
同样是去杠杆，美国和欧盟是怎么做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可以说全球同步进入加杠杆轨道。但当危机基本消除、经济复苏迹象出现后，美欧则有所默契地开始谋划从之前的加杠杆状态逐步摆脱出来。但处理方式并不是随意或粗暴的，而是先向市场喊话，提前给市场打好预防针，之后才开始推出可进退的收回市场流动性的计划，如美联储的缩表、欧盟减少买债，两大经济体都预先明确：若遇超过预期的经济状况，有关部门将暂缓计划的执行，以免市场失去信心。
2017年9月，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10月开始缩减总额高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当时的声明，从10月13日起，美联储将缩减国债到期再投资，最初上限为每个月60亿美元，并将在12个月内，以3个月为间隔增加60亿美元，直到达到300亿美元/月的偿付额。同时，对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缩减到期再投资40亿美元，并将在12个月内以3个月为间隔增加40亿美元，直到达到200亿美元/月。
这实际上是一种慢缩表政策，之所以如此，正如耶伦所言，相比于传统加息，美联储对于缩表影响的预测能力大幅落后，而加息作为常用政策工具，有着明确的数量目标（温和通胀率）和完备的前瞻指引，能够将政策信号高效传递至市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前期，由于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错配，美联储亟须动态平衡呵护复苏、平抑通胀、化解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所以政策工具必须高度精准有效。效率高、不确定小的加息无疑会首先受到美联储倚重。等到政策利率达到温和通胀率后，加息必要性降低，美联储才会转而加快缩表步伐。同时采取这样的政策安排也可获取最大化政策收益。
为刺激欧元区经济复苏，欧洲央行自2015年3月开始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计划，购债总规模为2.28万亿欧元，该计划于2017年底到期。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但将延长每月的购债计划，同时从2018年1月开始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的削减计划，从600亿欧元削减至300亿欧元，期限为9个月，但在必要情况下，欧央行也可能扩大购债规模或延长购债时间。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历时已久，但迄今可以说未有多大程度改善。香港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从2012年5月起透过按揭证券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特别优惠措施”，该项目是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为目的的专门安排，以极优惠的担保费，在政府提供1000亿港元保证额的情况下，向合资格的中小企贷款提供最高八成担保。换言之，一旦贷款变成坏账，参加该计划的银行或贷款机构只须承担坏账的两成，余下八成则由政府承担。获得担保的贷款同一时间不得超过1200万港元，最长还款期为5年。
截至2016年3月底的数据显示，已批出超过1.08万宗申请，涉及437亿元贷款额及349亿元的信贷保证额，惠及接近6800家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及超过17.5万名雇员。上述已批出的贷款中，只有不足3%的贷款提供实质抵押品，换言之，逾九成贷款中欠缺“砖头”的中小企亦能获得其所需的营运融资。
目前，“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已经延长一年至2019年2月28日，以协助企业应付资金周转的需要、把握经济机遇和提升竞争力。
考虑香港是重要国际贸易枢纽，其实香港政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设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局，专门解决一部分中小企业出口贸易融资需要及担保问题。
像美欧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那样，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金融问题上形成严谨的、可预期的、可操作的计划方案，这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对一些苗头性的或趋势性的问题也绝不能应对拖沓、应对失误，不然就会发生像前不久大面积“爆雷”的P2P平台这样的金融险情。
中国金融出现问题并不在于目标设计得不漂亮，而在于有些部门常常以传统衙门的方式管理经济，各种文件报告表面上无可挑剔，但很多要求都无明确清晰的内涵，而且提出一段时间就变成可有可无、虎头蛇尾也见怪不怪。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金融活动同样要首先明确干什么、为谁干、如何干。否则，谈多少目标都是镜花水月、竹篮打水。
好的金融目标确立后，一定要在具体行动方案上精雕细刻、下大功夫。
从体制上和机制上确保能有一贯到底、不会被偷工减料、偷机取巧的刚性约束，这样才能使所谓的目标达至预期目的、政府的施政才会变得愈发有价值。对事关某一领域发展的金融支撑能力的建设问题，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市场。如在重要的进出口省市设立专门的供应链银行，以创造规模服务效应；对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可考虑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在其他金融活动的引导管理上，政府要分清发展和控制的问题，谈发展就一定要讲清发展路径，讲控制就要讲清控制的目标、措施、方式及标准。
金融业的管理需要保持活、稳的特点，但在实际监管中却常常表现为要么大水漫灌，要么一刀切、急刹车，由此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难想象。如前一段时间欠缺清晰时间表、路线图的去杠杆就颇有可讨论之处。
近年来围绕金融业的发展、改革、防控风险、提升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可以说有多种多样的目标或要求，抛开其是否可行，谁去落实这些要求，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谁去制定将各类金融目标、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可评价的方案，谁去督导这些方案得到执行落实等问题，主管机构或监管部门从体制机制上恐怕多年來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或者说是一个并不明晰的问题。
大国应有大国的金融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不强的国家一定无法深度推进市场开放，也一定是一个无法给投资者长久信心的经济体。
金融是一个内涵深广的复合性概念，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资源管理要求和风险控制要求。不夸张地讲，原则上提出一些针对金融业的要求或目标并不是多难的事，但如何保证一项金融政策从内容到出台时机的精准，保证一个拟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及操作指向的有的放矢、无懈可击，确保监管体系保持严谨性及到位的监管刚性，却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具备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深厚的制度建设能力及制度推进能力，要具备把有关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能力，任何不能落实的目标、方案都是一纸空文，劳民伤财。
去杠杆、服务中小企业，怎么解决的他山之石
同样是去杠杆，美国和欧盟是怎么做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可以说全球同步进入加杠杆轨道。但当危机基本消除、经济复苏迹象出现后，美欧则有所默契地开始谋划从之前的加杠杆状态逐步摆脱出来。但处理方式并不是随意或粗暴的，而是先向市场喊话，提前给市场打好预防针，之后才开始推出可进退的收回市场流动性的计划，如美联储的缩表、欧盟减少买债，两大经济体都预先明确：若遇超过预期的经济状况，有关部门将暂缓计划的执行，以免市场失去信心。
2017年9月，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10月开始缩减总额高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当时的声明，从10月13日起，美联储将缩减国债到期再投资，最初上限为每个月60亿美元，并将在12个月内，以3个月为间隔增加60亿美元，直到达到300亿美元/月的偿付额。同时，对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缩减到期再投资40亿美元，并将在12个月内以3个月为间隔增加40亿美元，直到达到200亿美元/月。
这实际上是一种慢缩表政策，之所以如此，正如耶伦所言，相比于传统加息，美联储对于缩表影响的预测能力大幅落后，而加息作为常用政策工具，有着明确的数量目标（温和通胀率）和完备的前瞻指引，能够将政策信号高效传递至市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前期，由于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错配，美联储亟须动态平衡呵护复苏、平抑通胀、化解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所以政策工具必须高度精准有效。效率高、不确定小的加息无疑会首先受到美联储倚重。等到政策利率达到温和通胀率后，加息必要性降低，美联储才会转而加快缩表步伐。同时采取这样的政策安排也可获取最大化政策收益。
为刺激欧元区经济复苏，欧洲央行自2015年3月开始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计划，购债总规模为2.28万亿欧元，该计划于2017年底到期。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但将延长每月的购债计划，同时从2018年1月开始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的削减计划，从600亿欧元削减至300亿欧元，期限为9个月，但在必要情况下，欧央行也可能扩大购债规模或延长购债时间。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历时已久，但迄今可以说未有多大程度改善。香港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从2012年5月起透过按揭证券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特别优惠措施”，该项目是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为目的的专门安排，以极优惠的担保费，在政府提供1000亿港元保证额的情况下，向合资格的中小企贷款提供最高八成担保。换言之，一旦贷款变成坏账，参加该计划的银行或贷款机构只须承担坏账的两成，余下八成则由政府承担。获得担保的贷款同一时间不得超过1200万港元，最长还款期为5年。
截至2016年3月底的数据显示，已批出超过1.08万宗申请，涉及437亿元贷款额及349亿元的信贷保证额，惠及接近6800家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及超过17.5万名雇员。上述已批出的贷款中，只有不足3%的贷款提供实质抵押品，换言之，逾九成贷款中欠缺“砖头”的中小企亦能获得其所需的营运融资。
目前，“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已经延长一年至2019年2月28日，以协助企业应付资金周转的需要、把握经济机遇和提升竞争力。
考虑香港是重要国际贸易枢纽，其实香港政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设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局，专门解决一部分中小企业出口贸易融资需要及担保问题。
目标与措施
像美欧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那样，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金融问题上形成严谨的、可预期的、可操作的计划方案，这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对一些苗头性的或趋势性的问题也绝不能应对拖沓、应对失误，不然就会发生像前不久大面积“爆雷”的P2P平台这样的金融险情。
中国金融出现问题并不在于目标设计得不漂亮，而在于有些部门常常以传统衙门的方式管理经济，各种文件报告表面上无可挑剔，但很多要求都无明确清晰的内涵，而且提出一段时间就变成可有可无、虎头蛇尾也见怪不怪。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金融活动同样要首先明确干什么、为谁干、如何干。否则，谈多少目标都是镜花水月、竹篮打水。
好的金融目标确立后，一定要在具体行动方案上精雕细刻、下大功夫。
从体制上和机制上确保能有一贯到底、不会被偷工减料、偷机取巧的刚性约束，这样才能使所谓的目标达至预期目的、政府的施政才会变得愈发有价值。对事关某一领域发展的金融支撑能力的建设问题，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市场。如在重要的进出口省市设立专门的供应链银行，以创造规模服务效应；对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可考虑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在其他金融活动的引导管理上，政府要分清发展和控制的问题，谈发展就一定要讲清发展路径，讲控制就要讲清控制的目标、措施、方式及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