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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明远先生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颇多感触！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出过《顺境与逆境》的作文题。对于类似的作文，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有意无意的暗示，几乎所有的同学在作文里都认为：逆境更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材；优裕的生活则会使人心生怠惰，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现在想来，大家之所以对这类作文的“立意”心领神会，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这样写才能表明自己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一旦不这样写，比如说写成“顺境才有利于人的成长与成材”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思想有问题；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即使在今天，说某个学生“思想复杂”也不是什么好的评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在老师的要求下写日记，于是在日记里，我不是今天捡到了一支钢笔，就是明天捡到了一块橡皮（最后当然都是拾金不昧，归还失主）；不是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明天到敬老院给孤寡老人干活，其实，我们那里地处偏僻的乡村，直到今天也没有一条路堪称“马路”，我到哪里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家家都穷得要死，整个小学阶段，我就没发现我的同学中有谁用过钢笔，我到哪里去捡？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指出过我写的东西不真实。大概在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看来，重要的是“思想正确”和“道德正确”，至于真不真实，倒没什么要紧！！
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感觉到，如此对待“顺境与逆境”是很成问题的。固然可以举出很多身处逆境但意志益坚的成功者作为立论的依据，“逆境出人才”似乎也更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到呼应，孟老夫子不早就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他甚至还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那位号称“宋代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不也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话吗？还有那句在民间更广为人知的“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等等；然而即使有一万个这样的成功者，也无法抵消生活本身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人其实是被逆境给毁掉了；更多的人被贫穷毒化了心灵，扭曲了灵魂，甚至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更多的人被苦难湮灭了智慧和才华；更多的人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心肠变得坚硬甚至无耻。
行有余裕、不必为柴米发愁的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升华，对于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其实是更重要的。
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做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虽是以调侃的口气说的，其实也是实情。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鲁迅先生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
中国读书人往往以“君子”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而君子是“谋道不谋食”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大学时，有一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正在上面大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同学胡远君在下面突然插了一句：“谋道还不是为了谋食？”满座哑然。胡远君平时沉默寡言，激愤之间的一句话却戳破了中国士绅文化的某些假面。正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鲁迅对金钱的极度关心才显得那么鲜明而独特。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甚至不惜与先是学生、后是挚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翻脸，从而就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曾一再向自己供职的教育部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之于众。正是牢固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才使得鲁迅能够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才使得鲁迅即使是走着“独战”的道路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无边的黑暗所吞没。陈明远先生感叹说：“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陆游也说“诗穷而后工”。然而鲁迅却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文化人所做的文化的传承、传播、教育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不仅需要创造性的心智与头脑，也需要这种心智和头脑得以运行的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一点本是常识。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比如说古希腊，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正是那些“有闲”的奴隶主阶级创造的，这一点连马克思都是承认的。熟读马列的毛泽东是懂得这一点的。1966年毛泽东办“五七”干校，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毛说：“如果那些老家伙不去怎么办？”毛回答：“不给饭吃！”“左”倾集权时代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权利的剥夺，正是通过对他们经济自主权的剥夺而实现的，由国家出钱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他们靠从政府领工资生活，意味着其生存合法性是由政府赋予的，政府可以赋予知识分子的生存合法性，则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收回。当“谋食”都成了问题，“谋道”就成了不切实际的奢侈品。
中国教育改革几乎是和经济改革同时启动的，然而，勿庸讳言，教育改革的成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喝彩的！其中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对教育劳动的创造性以及教育劳动相对与其他劳动的特殊性估计不足，认识不够。在企业的车间里行之有效的改革方略用在教育领域未必就合适，有时甚至是荒唐！前一阵子有报纸报道了某高校对五十四名正副教授实行解聘或缓聘的事件，惯于闻风而动、缺乏思考能力和担当精神的国内媒体纷纷把这次事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举，迅速跟进。该高校负责此次人事制度改革的官员向媒体表示，让教师“掉下来、聘不上”，并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教授终身制，转换用人机制，使每一名教师在新的机制下都能发挥积极性。他说，过去高校人事过分强调身份管理，资源和收入分配都是以身份为核心；改革以后将变成以岗位管理和绩效管理为中心，“这种改革肯定要坚持下去”。
呜呼，改革，改革，多少荒唐假汝之名以行！如果说实行“教授终身制”会导致一小部分教授消极怠惰，不思进取，那么，打破“教授终身制，转换用人机制，使每一名教师在新的机制下都能发挥积极性”这种所谓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导致更多地产生学术垃圾，更多地制造学术泡沫，更多地滋生学术腐败，这样的更严重的后果又将如何解决？所谓的通过激励机制，鼓励竞争，无非是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然而这些改革的倡导者难道看不见，鉴于目下业已形成的浮躁学风，该是倡导在出学术成果的速度上比慢，从而鼓励出学术精品才算是对症之药啊！已故的宗白华先生一辈子写了一本书（还是论文集《美学散步》），然而一本书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史上不可摇撼的地位，出成果如此之少、如此之慢的宗先生肯定不会入现在的某些高校行政领导层的法眼。“绩效管理”，说得好听，在中国目前漏洞百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有多少“绩效”、有怎么样的“绩效”还不是由行政权力说了算！我们能期望那些看着行政长官的脸色搞出来的学术成果有多大的含金量？好在还有林少华这样的善思考、有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站出来驳斥这种以改革面目出现的所谓“制度创新”，相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欢欣鼓舞和媒体的肤浅乐观，林教授的发言犹如空谷足音，显得孤绝无侣：
外界或许不知，大学行政系统的运作程序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若再赋予其教授解聘权，那么，不但对教授的主体地位和精神状态、日常生计构成险恶的威胁，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研究机关的性质，导致大学精神、大学灵魂的沦丧。说起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终身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教授在没有后顾之忧、在不必看长官和行政当局脸色的情况下专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进而保证教授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大学所更需要的吗？有必要把一小部分教授“不思进取”看得那么重吗？
1948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6月1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宣言上称：“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朱自清的胃病当时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签名前几天，体重减轻到三十八点八公斤。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在贫病交迫中溘然长逝，享年不满五十岁。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阴郁得让人窒息的历史岁月；朱自清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沉重得让人不敢翻动的一页。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真正地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抉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谋食”与“谋道”不能两全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道”，留下了多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佳话！眷顾道德、系念家国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然而在继承这种精神遗产的同时，我们能否小心翼翼地对这些精神遗产提出一些问题？在有些历史关口，“谋道”与“谋食”果真就是先贤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对原则和立场的持守真的就必须以放弃对自身生存权的争取作为代价吗？美国的面粉并没有贴着“帝国主义”的阶级标签，面粉本身并无阶级性，美国的面粉和中国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都能活人——不是吗？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美国当时确有扶日的政策，但把“美援面粉”和“扶日政策”联系起来就显得牵强，说“美援面粉”是“收买灵魂”也并无确据；就算真的是“收买灵魂”吧，为什么就不能“面粉我则吃之，灵魂还是我的”？当然这样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洒脱和文化上的自信。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洒脱和自信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缺少的素质。从1927年到1932年，鲁迅一直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按月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领取薪俸，每月三百元（陈明远先生据购买力估算，三百元相当于今一万一千元左右），这其实也是可以被神经过敏地理解为“收买灵魂”的，但鲁迅照收不误，也没见鲁迅为此出卖过灵魂（鲁迅没有为中央研究院写过一个字，因此在1932年1月被以“绝无成绩”为由取消了这笔薪俸）。
巴尔扎克曾经发誓要“赚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铜币”；伏尔泰发达的商业头脑最后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相比之下，受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濡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争取经济权、生存权时总显得太忸怩，太缺少我所说的“精神上的洒脱与文化上的自信”。
我知道我的这篇小文已经被我带入了一个我无以胜任的论题，就此打住。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感觉到，如此对待“顺境与逆境”是很成问题的。固然可以举出很多身处逆境但意志益坚的成功者作为立论的依据，“逆境出人才”似乎也更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到呼应，孟老夫子不早就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他甚至还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那位号称“宋代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不也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话吗？还有那句在民间更广为人知的“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等等；然而即使有一万个这样的成功者，也无法抵消生活本身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人其实是被逆境给毁掉了；更多的人被贫穷毒化了心灵，扭曲了灵魂，甚至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更多的人被苦难湮灭了智慧和才华；更多的人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心肠变得坚硬甚至无耻。
行有余裕、不必为柴米发愁的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升华，对于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其实是更重要的。
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做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虽是以调侃的口气说的，其实也是实情。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鲁迅先生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
中国读书人往往以“君子”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而君子是“谋道不谋食”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大学时，有一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正在上面大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同学胡远君在下面突然插了一句：“谋道还不是为了谋食？”满座哑然。胡远君平时沉默寡言，激愤之间的一句话却戳破了中国士绅文化的某些假面。正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鲁迅对金钱的极度关心才显得那么鲜明而独特。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甚至不惜与先是学生、后是挚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翻脸，从而就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曾一再向自己供职的教育部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之于众。正是牢固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才使得鲁迅能够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才使得鲁迅即使是走着“独战”的道路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无边的黑暗所吞没。陈明远先生感叹说：“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陆游也说“诗穷而后工”。然而鲁迅却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文化人所做的文化的传承、传播、教育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不仅需要创造性的心智与头脑，也需要这种心智和头脑得以运行的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一点本是常识。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比如说古希腊，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正是那些“有闲”的奴隶主阶级创造的，这一点连马克思都是承认的。熟读马列的毛泽东是懂得这一点的。1966年毛泽东办“五七”干校，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毛说：“如果那些老家伙不去怎么办？”毛回答：“不给饭吃！”“左”倾集权时代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权利的剥夺，正是通过对他们经济自主权的剥夺而实现的，由国家出钱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他们靠从政府领工资生活，意味着其生存合法性是由政府赋予的，政府可以赋予知识分子的生存合法性，则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收回。当“谋食”都成了问题，“谋道”就成了不切实际的奢侈品。
中国教育改革几乎是和经济改革同时启动的，然而，勿庸讳言，教育改革的成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喝彩的！其中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对教育劳动的创造性以及教育劳动相对与其他劳动的特殊性估计不足，认识不够。在企业的车间里行之有效的改革方略用在教育领域未必就合适，有时甚至是荒唐！前一阵子有报纸报道了某高校对五十四名正副教授实行解聘或缓聘的事件，惯于闻风而动、缺乏思考能力和担当精神的国内媒体纷纷把这次事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举，迅速跟进。该高校负责此次人事制度改革的官员向媒体表示，让教师“掉下来、聘不上”，并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教授终身制，转换用人机制，使每一名教师在新的机制下都能发挥积极性。他说，过去高校人事过分强调身份管理，资源和收入分配都是以身份为核心；改革以后将变成以岗位管理和绩效管理为中心，“这种改革肯定要坚持下去”。
呜呼，改革，改革，多少荒唐假汝之名以行！如果说实行“教授终身制”会导致一小部分教授消极怠惰，不思进取，那么，打破“教授终身制，转换用人机制，使每一名教师在新的机制下都能发挥积极性”这种所谓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导致更多地产生学术垃圾，更多地制造学术泡沫，更多地滋生学术腐败，这样的更严重的后果又将如何解决？所谓的通过激励机制，鼓励竞争，无非是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然而这些改革的倡导者难道看不见，鉴于目下业已形成的浮躁学风，该是倡导在出学术成果的速度上比慢，从而鼓励出学术精品才算是对症之药啊！已故的宗白华先生一辈子写了一本书（还是论文集《美学散步》），然而一本书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史上不可摇撼的地位，出成果如此之少、如此之慢的宗先生肯定不会入现在的某些高校行政领导层的法眼。“绩效管理”，说得好听，在中国目前漏洞百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有多少“绩效”、有怎么样的“绩效”还不是由行政权力说了算！我们能期望那些看着行政长官的脸色搞出来的学术成果有多大的含金量？好在还有林少华这样的善思考、有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站出来驳斥这种以改革面目出现的所谓“制度创新”，相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欢欣鼓舞和媒体的肤浅乐观，林教授的发言犹如空谷足音，显得孤绝无侣：
外界或许不知，大学行政系统的运作程序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若再赋予其教授解聘权，那么，不但对教授的主体地位和精神状态、日常生计构成险恶的威胁，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研究机关的性质，导致大学精神、大学灵魂的沦丧。说起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终身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教授在没有后顾之忧、在不必看长官和行政当局脸色的情况下专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进而保证教授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大学所更需要的吗？有必要把一小部分教授“不思进取”看得那么重吗？
1948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6月1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宣言上称：“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朱自清的胃病当时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签名前几天，体重减轻到三十八点八公斤。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在贫病交迫中溘然长逝，享年不满五十岁。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阴郁得让人窒息的历史岁月；朱自清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沉重得让人不敢翻动的一页。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真正地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抉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谋食”与“谋道”不能两全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道”，留下了多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佳话！眷顾道德、系念家国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然而在继承这种精神遗产的同时，我们能否小心翼翼地对这些精神遗产提出一些问题？在有些历史关口，“谋道”与“谋食”果真就是先贤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对原则和立场的持守真的就必须以放弃对自身生存权的争取作为代价吗？美国的面粉并没有贴着“帝国主义”的阶级标签，面粉本身并无阶级性，美国的面粉和中国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都能活人——不是吗？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美国当时确有扶日的政策，但把“美援面粉”和“扶日政策”联系起来就显得牵强，说“美援面粉”是“收买灵魂”也并无确据；就算真的是“收买灵魂”吧，为什么就不能“面粉我则吃之，灵魂还是我的”？当然这样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洒脱和文化上的自信。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洒脱和自信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缺少的素质。从1927年到1932年，鲁迅一直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按月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领取薪俸，每月三百元（陈明远先生据购买力估算，三百元相当于今一万一千元左右），这其实也是可以被神经过敏地理解为“收买灵魂”的，但鲁迅照收不误，也没见鲁迅为此出卖过灵魂（鲁迅没有为中央研究院写过一个字，因此在1932年1月被以“绝无成绩”为由取消了这笔薪俸）。
巴尔扎克曾经发誓要“赚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铜币”；伏尔泰发达的商业头脑最后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相比之下，受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濡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争取经济权、生存权时总显得太忸怩，太缺少我所说的“精神上的洒脱与文化上的自信”。
我知道我的这篇小文已经被我带入了一个我无以胜任的论题，就此打住。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