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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环境与生态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谈判与博弈中的发言权、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是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全球范围内围绕生态环境议题的话语权博弈由来已久，面对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全球争夺，亟待加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对外传播与话语权构建，以及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之下系统地整合与表达中国价值观念，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 对外传播 话语权 媒介逻辑 媒介化
绿水青山的宜居环境是人类对于理想家园的共同追求。然而，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巨大财富、建立起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人类家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重大工业污染事件，如英國伦敦煤烟型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日本水俣湾的慢性甲基汞中毒（水俣病）事件等，在两百多年来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之中不断提醒世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最先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向第三世界转移（即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环境风险向全球扩散。发达国家碧水蓝天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的结果。然而在全球环境议题协商之中，总体及人均能源消耗大大超越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国家，却经常以环保领袖与楷模自居，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抗议或说教，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历史权利并不对等的环境义务。
在这场生态环境保护话语权的角逐中，中国如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生态文明故事？如何传达绿色愿景、展现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道义与担当？如何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本文聚焦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博弈中的地位与表现，探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对外传播与话语权构建，以及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之下系统性地整合与表达中国价值观念，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全球争夺
全球范围内围绕环境议题的话语权冲突由来已久。在气候变化领域，围绕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所形成的国际气候治理的联合国框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权责分配和执行等方面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历史责任的不平等造成各国对减排责任的认同不一致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例如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冲突公开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利益分歧。
各国围绕生态文明话语权的较量在2018年“瑞典环保女孩”事件中再一次表露无遗。当年15岁的瑞典环保女孩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因不满政府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而发起罢课活动，要求瑞典政府根据《巴黎协定》减少碳排放量。这一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支持，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学生罢课响应。格蕾塔成为《时代》杂志评选的2018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青少年之一，被瑞典和美国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被邀请在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发言，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并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讲。包括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知名人士也纷纷支持和表彰格雷塔的勇气和精神。
与格蕾塔在西方世界受到热捧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与公众对于格蕾塔的环保主张并不认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能源论坛上称格蕾塔是被成年人利用的无知青年，并提到“没人向她解释现代世界是复杂的、不同的、并且飞速发展着，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也想要过上跟瑞典一样的富裕日子，这怎么解决？难道要强迫非洲使用太阳能？……有人解释过这要花多少钱吗？……来个人去告诉他们必须再穷20-30年。”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认为格蕾塔声称的巴西砍伐亚马逊森林导致许多土著居民为保护森林而死亡一事不实，并以“臭丫头 （pirralha）”称呼予以回击。格蕾塔在批评中国使用筷子造成毁林之后，于2021年5月指责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强调“除非中国彻底改变（环保）方针，否则我们无法解决气候危机”。事实上，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才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且将大量污染行业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①
环境与生态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谈判与博弈中的发言权、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是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在这一话语权的全球争夺背后，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较量与角逐。在气候变化这个看似远离政治的环境领域，各国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也从未停止。例如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率先号召各国应对全球变暖，通过输出自身的气候治理概念与标准（如“1990年减排基准年”“2℃警戒线”“2020峰值年/转折年”等），成为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引领者。相比之下，美国则因在2001年一意孤行退出《京都议定书》而丧失主导权，不得不重新收复话语权失地，而中国和印度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则在西方国家要求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压力之下，处于亟需谋求话语权的境地。②
二、中国生态环境对外传播与话语权现状
近年来中国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正不断完善。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21年“绿色”发展被国家“十四五”规划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
与政策上的高瞻远瞩相对应，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同时也加入了《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在植树造林、降低能耗、能源结构升级、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要在30年间实现欧盟需要60年、美国需要4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的愿景。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中国的承诺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力度，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态度。 然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雄心与意愿，在西方国家无视中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极力渲染中国的排放总量及增长速度的背景之下，很难有效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使中国在话语权博弈中处于被动的地位。首先，西方国家长期强化中国生态环境的“污染威胁论”将中国描述成世界罪人。例如，在中国空气污染严重的几年中，西方媒体聚焦并放大污染，关于中国环境的威胁论不绝于耳。一些相邻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纷纷指责抱怨被中国的大气污染袭击。而在近几年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之后则鲜少对这些成就予以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1年4月日本政府在未与国际社会妥善协商、单方面擅自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而引起日本国内及周边国家抗议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在推特上表态称：“感谢日本在决定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问题上所做的显而易见的努力。”对于中国污染威胁的选择性放大，与对于发达国家造成的严重国际污染风险的选择性支持，凸显了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正义观中的双重标准。
其次，西方媒体质疑中国环境治理能力，并渲染治理中的问题。例如，2018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指责，中国整治污染行业曾经“畏首畏尾，担心造成大量失业”。但针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控制污染的现状，则又质问“对整体经济而言，这样做会付出多大代价”，并提出两个担忧：“经济增长放缓；减产推升价格，进而导致通货膨胀。”③因此，在这些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环境不治理是错，治理也是错，对于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及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
再次，是对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身份及能力的质疑。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西方媒体声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气候谈判进程中的“阻挠者”，对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怀有负面印象。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或者并未真正认识到碳排放与气候问题的威胁，⑤或者在气候谈判中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⑥同时，国际学术界还将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定义为“环境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并对之进行批评。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政策产出（policy output）比结果 （outcome）更有效⑦，或中国治理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快速产生效果但可能会损坏长效执法机制的建立。同时，由于普遍缺乏问责制、民间社会的弱化以及公众参与的局限性，长期环境目标能否实现仍有待观察。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谋求环境话语权过程中面对重重阻碍。习近平主席2021年4月中旬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体现了对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的战略性判断：“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为了在被动的国际舆论格局中突出重围、主动出击，习近平总书记于5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性，提出要向世界展示真實、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三、生态环境保护对外传播与话语权建构的中国路径
面对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全球争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对外传播与话语权建构亟待加强。
第一，在全球话语权博弈中需要进行话语概念与方式的革新，创造并传播体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生态话语。话语概念的创新首先可以从传统的中国哲学智慧中汲取灵感。例如，“天人合一”（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的中国哲学思想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它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与生态保护、绿色文明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逐渐使人远离了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格格不入，或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即是让人类复归自然，重新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一些广受国际赞誉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李子柒的田园耕作与生活视频等，正是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智慧与审美的关联，唤起了观众的生态意识。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嵌入环境生态保护的当代话语体系，彰显中国价值与追求，才能避免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步人后尘、人云亦云，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与民族自信力。
生态话语的概念与方式创新还可结合当代政治话语的革新之势，体现中国气度与中国担当。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其中生态领域的内涵可以进一步发掘为对于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基础的生命权、健康权与可持续发展权的关注。相对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这是最容易为全球人类接受的“政治正确”的路径。例如针对前文提到的外国媒体对于中国坚决控制污染将导致整体经济代价的批评，我们的对外传播需要摒弃委屈的“受害者”心理或一味的“战狼”反击姿态，主动提供广阔而富有深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解释，阐述为何绿色增长的折衷经济方案是最佳选择，以及为何中国的环境治理既付出代价又能收获红利，使世界上最大人口国家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既展示成绩，也承认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国际舆论中的偏见。此外，“双碳”目标承诺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如何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既是西方国家质疑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展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契机，因而值得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进行充分阐释，体现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还可以参考学习作为气候话语主导者的欧盟的话语策略，例如明确的设置目标、灵活的语言策略、不断完善的标准体系以及多样的话语模式等。⑨
第二，在对外传播中需要构建由政府、NGO、媒体、市场与公众为主体、由传统与社交媒体平台组成的传播矩阵，以环境治理的主人翁姿态，不仅实现中国环境主张的表达与传播，而且实现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的媒介化治理。在“万物皆媒”时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媒体在创造丰富的沟通、协调、互动的机会的同时，也迫使人类关系的组织方式与行为模式更多地服从与依赖于由媒介制度和技术运行方式构成的媒介逻辑，而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媒介化（mediatization）。⑩ 在历次气候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对于媒介逻辑与媒介化方式的理解与运用，事实上决定了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例如，2009年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我方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对于媒介逻辑的共识，各方单兵作战稀释了谈判的整体力量：中国代表团对外交流局限于以单向宣传为主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受政府代表团引导，且主要面向中国受众，在推进谈判和对外交流中的力量微乎其微。甚至对于《卫报》声称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谈判”，中国代表团和媒体也未能及时予以回应，陷入舆论漩涡。这一局面自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方有改善，中国代表团主动约见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代表，面向全球开展论坛、研讨会、展览等活动，邀请包括NGO、企业等多方参与。11由此，政府、NGO、市场与公众通过媒介化方式进行连接与组织，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从基于国家利益的“垂直治理”逐步走向兼顾多方利益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契机。
熟悉和遵循媒介逻辑还有利于市场与民间力量配合国家战略，强化中国环境话语权的“民间维度”。无论是李子柒视频对于中国生态的唯美描绘、云南野生大象一路向北的迁徙直播引来国际媒体争相报道及全球网友的“围观”，还是中国公众通过国际媒介平台如优兔和推特参与对于格蕾塔环保主张的讨论，都体现了民间力量以媒介化方式来改善与重构中国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形象的重要潜力。这些成功的对外传播现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与趣味追求，如诗意之美、动物之萌与情感激发，正是媒介化得以顺利实现的核心要素。此外，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跻身世界环保企业名录等方式而成为传递中国环境观的生力军。例如信息产业技术领域的联想集团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分别登上由加拿大《企业骑士》杂志（Corporate Knights）评选的全球最佳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单，是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提高能见度、推进生态话语建设的代表性力量。这些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以不同于官方的市场视角，布局、参与甚至改写一些国际规则和秩序，强化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环境生态文明传播策划与效果研究”（项目批准号：18BXW088）的阶段性成果。
戴佳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瑞典环保公主，该减减你的碳排放了》，中国日报网，http：//cn.chinadaily.com. cn/a/202105/14/WS609ddf0ca3101e7ce974f264.html？ivk_sa=1023197a，2021年5月14日。
②王爱冬、闫志敏：《论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话语权构建》，《“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2013年11月8日，中国重庆。
③“Painting the map green： As China gets tough on pollution， will its economy suffer？” The Economist， Jan 4th， 2018.
④Buzan， Barry，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3 （1）， 5-36.
⑤Tilt， Bryan， “Response to Eduard Vermeer’s review of dam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oral economy of water and power”， China information， 2016， 30 （1）， 99-100.
⑥Ash， Robert F. & Edmonds， Richard Louis. “China’s l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 Quarterly. 1998， 1 （1）， 156.
⑦Gilley， Bruce，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and Chin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2， 21（2）， 287-307.
⑧Kostka， Genia & Zhang， Chunman， “Tightening the gri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Xi Jinp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8， 27（5）， 769-781.
⑨柳思思：《歐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德国研究》， 2016年第2期，32-43页。
⑩Hjarvard， Stig， “The mediatization of religion：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religious change.” Northern Lights： Film & Media Studies Yearbook， 2008， 6 （1）： 9-26. Mazzoleni， Gianpietro & Schulz， Winfried.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 16 （3）： 247-261.
11吴雨浓：《从哥本哈根到巴黎：气候治理的中国路径》，“中外对话”网站，https：//chinadialogue.net/zh/3/72528/ ，2021年7月14日。
责编：谭震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 对外传播 话语权 媒介逻辑 媒介化
绿水青山的宜居环境是人类对于理想家园的共同追求。然而，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巨大财富、建立起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人类家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重大工业污染事件，如英國伦敦煤烟型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日本水俣湾的慢性甲基汞中毒（水俣病）事件等，在两百多年来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之中不断提醒世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最先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向第三世界转移（即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环境风险向全球扩散。发达国家碧水蓝天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的结果。然而在全球环境议题协商之中，总体及人均能源消耗大大超越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国家，却经常以环保领袖与楷模自居，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抗议或说教，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历史权利并不对等的环境义务。
在这场生态环境保护话语权的角逐中，中国如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生态文明故事？如何传达绿色愿景、展现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道义与担当？如何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本文聚焦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博弈中的地位与表现，探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对外传播与话语权构建，以及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之下系统性地整合与表达中国价值观念，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全球争夺
全球范围内围绕环境议题的话语权冲突由来已久。在气候变化领域，围绕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所形成的国际气候治理的联合国框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权责分配和执行等方面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历史责任的不平等造成各国对减排责任的认同不一致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例如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冲突公开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利益分歧。
各国围绕生态文明话语权的较量在2018年“瑞典环保女孩”事件中再一次表露无遗。当年15岁的瑞典环保女孩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因不满政府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而发起罢课活动，要求瑞典政府根据《巴黎协定》减少碳排放量。这一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支持，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学生罢课响应。格蕾塔成为《时代》杂志评选的2018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青少年之一，被瑞典和美国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被邀请在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发言，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并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讲。包括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知名人士也纷纷支持和表彰格雷塔的勇气和精神。
与格蕾塔在西方世界受到热捧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与公众对于格蕾塔的环保主张并不认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能源论坛上称格蕾塔是被成年人利用的无知青年，并提到“没人向她解释现代世界是复杂的、不同的、并且飞速发展着，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也想要过上跟瑞典一样的富裕日子，这怎么解决？难道要强迫非洲使用太阳能？……有人解释过这要花多少钱吗？……来个人去告诉他们必须再穷20-30年。”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认为格蕾塔声称的巴西砍伐亚马逊森林导致许多土著居民为保护森林而死亡一事不实，并以“臭丫头 （pirralha）”称呼予以回击。格蕾塔在批评中国使用筷子造成毁林之后，于2021年5月指责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强调“除非中国彻底改变（环保）方针，否则我们无法解决气候危机”。事实上，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才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且将大量污染行业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①
环境与生态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谈判与博弈中的发言权、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是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在这一话语权的全球争夺背后，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较量与角逐。在气候变化这个看似远离政治的环境领域，各国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也从未停止。例如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率先号召各国应对全球变暖，通过输出自身的气候治理概念与标准（如“1990年减排基准年”“2℃警戒线”“2020峰值年/转折年”等），成为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引领者。相比之下，美国则因在2001年一意孤行退出《京都议定书》而丧失主导权，不得不重新收复话语权失地，而中国和印度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则在西方国家要求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压力之下，处于亟需谋求话语权的境地。②
二、中国生态环境对外传播与话语权现状
近年来中国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正不断完善。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21年“绿色”发展被国家“十四五”规划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
与政策上的高瞻远瞩相对应，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同时也加入了《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在植树造林、降低能耗、能源结构升级、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要在30年间实现欧盟需要60年、美国需要4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的愿景。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中国的承诺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力度，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态度。 然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雄心与意愿，在西方国家无视中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极力渲染中国的排放总量及增长速度的背景之下，很难有效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使中国在话语权博弈中处于被动的地位。首先，西方国家长期强化中国生态环境的“污染威胁论”将中国描述成世界罪人。例如，在中国空气污染严重的几年中，西方媒体聚焦并放大污染，关于中国环境的威胁论不绝于耳。一些相邻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纷纷指责抱怨被中国的大气污染袭击。而在近几年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之后则鲜少对这些成就予以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1年4月日本政府在未与国际社会妥善协商、单方面擅自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而引起日本国内及周边国家抗议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在推特上表态称：“感谢日本在决定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问题上所做的显而易见的努力。”对于中国污染威胁的选择性放大，与对于发达国家造成的严重国际污染风险的选择性支持，凸显了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正义观中的双重标准。
其次，西方媒体质疑中国环境治理能力，并渲染治理中的问题。例如，2018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指责，中国整治污染行业曾经“畏首畏尾，担心造成大量失业”。但针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控制污染的现状，则又质问“对整体经济而言，这样做会付出多大代价”，并提出两个担忧：“经济增长放缓；减产推升价格，进而导致通货膨胀。”③因此，在这些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环境不治理是错，治理也是错，对于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及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
再次，是对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身份及能力的质疑。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西方媒体声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气候谈判进程中的“阻挠者”，对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怀有负面印象。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或者并未真正认识到碳排放与气候问题的威胁，⑤或者在气候谈判中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⑥同时，国际学术界还将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定义为“环境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并对之进行批评。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政策产出（policy output）比结果 （outcome）更有效⑦，或中国治理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快速产生效果但可能会损坏长效执法机制的建立。同时，由于普遍缺乏问责制、民间社会的弱化以及公众参与的局限性，长期环境目标能否实现仍有待观察。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谋求环境话语权过程中面对重重阻碍。习近平主席2021年4月中旬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体现了对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的战略性判断：“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为了在被动的国际舆论格局中突出重围、主动出击，习近平总书记于5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性，提出要向世界展示真實、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三、生态环境保护对外传播与话语权建构的中国路径
面对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全球争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对外传播与话语权建构亟待加强。
第一，在全球话语权博弈中需要进行话语概念与方式的革新，创造并传播体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生态话语。话语概念的创新首先可以从传统的中国哲学智慧中汲取灵感。例如，“天人合一”（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的中国哲学思想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它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与生态保护、绿色文明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逐渐使人远离了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格格不入，或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即是让人类复归自然，重新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一些广受国际赞誉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李子柒的田园耕作与生活视频等，正是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智慧与审美的关联，唤起了观众的生态意识。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嵌入环境生态保护的当代话语体系，彰显中国价值与追求，才能避免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步人后尘、人云亦云，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与民族自信力。
生态话语的概念与方式创新还可结合当代政治话语的革新之势，体现中国气度与中国担当。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其中生态领域的内涵可以进一步发掘为对于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基础的生命权、健康权与可持续发展权的关注。相对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这是最容易为全球人类接受的“政治正确”的路径。例如针对前文提到的外国媒体对于中国坚决控制污染将导致整体经济代价的批评，我们的对外传播需要摒弃委屈的“受害者”心理或一味的“战狼”反击姿态，主动提供广阔而富有深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解释，阐述为何绿色增长的折衷经济方案是最佳选择，以及为何中国的环境治理既付出代价又能收获红利，使世界上最大人口国家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既展示成绩，也承认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国际舆论中的偏见。此外，“双碳”目标承诺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如何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既是西方国家质疑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展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契机，因而值得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进行充分阐释，体现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还可以参考学习作为气候话语主导者的欧盟的话语策略，例如明确的设置目标、灵活的语言策略、不断完善的标准体系以及多样的话语模式等。⑨
第二，在对外传播中需要构建由政府、NGO、媒体、市场与公众为主体、由传统与社交媒体平台组成的传播矩阵，以环境治理的主人翁姿态，不仅实现中国环境主张的表达与传播，而且实现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的媒介化治理。在“万物皆媒”时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媒体在创造丰富的沟通、协调、互动的机会的同时，也迫使人类关系的组织方式与行为模式更多地服从与依赖于由媒介制度和技术运行方式构成的媒介逻辑，而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媒介化（mediatization）。⑩ 在历次气候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对于媒介逻辑与媒介化方式的理解与运用，事实上决定了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例如，2009年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我方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对于媒介逻辑的共识，各方单兵作战稀释了谈判的整体力量：中国代表团对外交流局限于以单向宣传为主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受政府代表团引导，且主要面向中国受众，在推进谈判和对外交流中的力量微乎其微。甚至对于《卫报》声称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谈判”，中国代表团和媒体也未能及时予以回应，陷入舆论漩涡。这一局面自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方有改善，中国代表团主动约见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代表，面向全球开展论坛、研讨会、展览等活动，邀请包括NGO、企业等多方参与。11由此，政府、NGO、市场与公众通过媒介化方式进行连接与组织，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从基于国家利益的“垂直治理”逐步走向兼顾多方利益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契机。
熟悉和遵循媒介逻辑还有利于市场与民间力量配合国家战略，强化中国环境话语权的“民间维度”。无论是李子柒视频对于中国生态的唯美描绘、云南野生大象一路向北的迁徙直播引来国际媒体争相报道及全球网友的“围观”，还是中国公众通过国际媒介平台如优兔和推特参与对于格蕾塔环保主张的讨论，都体现了民间力量以媒介化方式来改善与重构中国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形象的重要潜力。这些成功的对外传播现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与趣味追求，如诗意之美、动物之萌与情感激发，正是媒介化得以顺利实现的核心要素。此外，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跻身世界环保企业名录等方式而成为传递中国环境观的生力军。例如信息产业技术领域的联想集团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分别登上由加拿大《企业骑士》杂志（Corporate Knights）评选的全球最佳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单，是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提高能见度、推进生态话语建设的代表性力量。这些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以不同于官方的市场视角，布局、参与甚至改写一些国际规则和秩序，强化中国的环境议题话语权。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环境生态文明传播策划与效果研究”（项目批准号：18BXW088）的阶段性成果。
戴佳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瑞典环保公主，该减减你的碳排放了》，中国日报网，http：//cn.chinadaily.com. cn/a/202105/14/WS609ddf0ca3101e7ce974f264.html？ivk_sa=1023197a，2021年5月14日。
②王爱冬、闫志敏：《论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话语权构建》，《“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2013年11月8日，中国重庆。
③“Painting the map green： As China gets tough on pollution， will its economy suffer？” The Economist， Jan 4th， 2018.
④Buzan， Barry，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3 （1）， 5-36.
⑤Tilt， Bryan， “Response to Eduard Vermeer’s review of dam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oral economy of water and power”， China information， 2016， 30 （1）， 99-100.
⑥Ash， Robert F. & Edmonds， Richard Louis. “China’s l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 Quarterly. 1998， 1 （1）， 156.
⑦Gilley， Bruce，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and Chin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2， 21（2）， 287-307.
⑧Kostka， Genia & Zhang， Chunman， “Tightening the gri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Xi Jinp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8， 27（5）， 769-781.
⑨柳思思：《歐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德国研究》， 2016年第2期，32-43页。
⑩Hjarvard， Stig， “The mediatization of religion：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religious change.” Northern Lights： Film & Media Studies Yearbook， 2008， 6 （1）： 9-26. Mazzoleni， Gianpietro & Schulz， Winfried.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 16 （3）： 247-261.
11吴雨浓：《从哥本哈根到巴黎：气候治理的中国路径》，“中外对话”网站，https：//chinadialogue.net/zh/3/72528/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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