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到她90岁的时候，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她桌上有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的是“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拦阻。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那什么才是读书人的样子呢？
　　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抓获。6月18日，监刑官走进他的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已在狱中完成《多余的话》的瞿秋白，此刻正在伏案写诗，听了头也没抬，答：“我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直到把诗写完后，才起身去刑场。到了刑场，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坐下后，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慷慨就义，是读书人的样子。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早知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眭，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疾病就改变。每天一叠书带进去，一叠书带出来。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妻子签完所有的字，去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床头柜上的书，还翻覆盖着，停在最后一次被读到的地方。死亡，割切时间，使其成为“生前”与“死后”，阅读，又令时间永恒，永恒到一句话、一条画过的横线。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也是读书人的样子。
　　最令人钦羡的死亡，当数董鼎山。
　　2015年年初，93岁高龄的董鼎山给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他老了，退休都三十多年了。死亡一直在追着他，那与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软弱、病痛……都在追着他。
　　“我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到了93岁，生活小节都有困难；……我对报章、杂志、书本、时事、电视、电影等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死亡渐渐追上他，握住他的衣袖，绊住他的脚，他再也走不动了。
　　他谢过最后几位专栏编辑、出版编辑与有心文友，最后一句话是：“再会了，读者朋友们。如有来讯，将使我非常开心，以解除我的寂寞。”
　　作为读书人的他，先行离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静默。
　　这是我能想象的，身为作家，最体面优雅的死亡：结束最后一部连载、停下最后一个专栏、结束最后一部书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记信件烧毁，想留存后世的交给助手。半生收藏的书籍有价值的移交给图书馆，其他的，你们谁爱看谁拿去。向所有人说过再见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真是至大福气。但愿我有。
　　（摘自《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