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之殇:心灵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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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概念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rn四十多年前我师从叶子铭先生研究茅盾,后来又赴京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对茅盾早年大力提倡的“自然主义”极有兴趣,还专门撰写了两篇论文,认为茅盾后来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而艺术”的中坚,其理论溯源就来自于对“自然主义”竭力的鼓吹,因为他早期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进化阐释基础之上的,直到1958年,他在撰写长篇文学思潮史论文《夜读偶记》时,才把这一世界文学思潮史的脉络修正为另一个更廓大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全景公式上,显然,这个公式是与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主流思潮史相吻合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茅盾主动地删除了自己早期对“自然主义”(实则是对纯客观的“原始写实”的现实主义)的主张,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几年前就提出来的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口号,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正确.”从此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奉为文学创作的圭臬.所以,多少年来我们绝大多数从事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学者,也是顺应这种正宗观念去梳理百年文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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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长之常常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名世,其代表作《鲁迅批判》(1936),作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1),经竹内好的推崇而对日本鲁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抗战爆发后,笔耕不辍的他又相继出版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苦雾集》(1941)、《批评精神》(1943)、《韩愈》(1944)、《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1944)、《北欧文学》(1944)、《梦雨集》(1945)、《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7)等文艺批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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