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秋风动，荆襄落日斜。江云骚客国，一酬吊长沙。”1899年的秋天，一位28岁的日本年轻人准备动身前往中国旅行，友人为他写下这首送行诗。
　　这年是光绪二十五年，戊戌变法已告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带子陈三立、孙陈寅恪等回到了江西老家，次年“忽以微疾卒”，坊间盛传是慈禧赐死，真相至今成谜。同年也是明治三十二年，明治宪法正式颁布的第十个年头，日后以科技兴国的那个现代日本已经初见眉目——日本第一家与外资合办的公司日本电气（NEC）在这一年成立。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位年轻人从山东烟台上岸，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游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等地，拜访了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罗振玉等政坛文坛领袖，而后将其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游记《燕山楚水》。
　　他就是内藤湖南，现代日本最重要的汉学家，或许没有之一，其首创的“唐宋变革说”至今仍在引导中国中古史的解释。由于内藤的职业和学术背景——1907年前有长达20年的新闻记者经历，后长期担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教授——这本游记不仅仅是旅行观光，也是他对晚清时局的深度报道、对中华大地风土人情的历史考察。
　　对喜欢旅行的人来说，读《燕山楚水》是一场穿越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之旅。内藤在中国各地的地理、建筑、人文、风物着墨甚多，比同时代游历中国的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抱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有些旅途见闻，今天读来依然令人会心，比如他通过北京和上海的字体来观察南北风气：北京、上海的店铺招牌都用院体（馆阁体），这是清代科举考试的官方字体，但上海还有很多人使用秦篆、汉八分（隶书）、魏晋楷行等，连贴纸声明也用奇逸的六朝字体，可见“北方人质朴近于迟钝，凡事讨厌变化；南方人敏锐而多轻薄，凡事喜欢新异”。
　　日本学者游历中国，免不了要将两国的风景进行比较。在内藤的笔下，19世纪末的中国很难看到清澄秀朗的景色，中国风景的特点是“苍茫、宏阔、雄健、幽眇”，只有少数地方如杭州西湖才具有“明丽、秀媚、细腻、曲折”的风景，但和日本京畿地区比起来还是“略显暗淡”。今天看来，内藤的风景观免不了有一些国族主义，但他对当时中国城市缺乏科学而整洁的规划、城郊和乡村多数破败不堪的描述，和当时游历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记载一致。风景的衰败，恰恰是帝制中国内部问题最重要的表征。
　　从内藤的游记可见，中国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过程是动荡和不安的，而历史并没有随着1899年的结束或1900年的开始而拥有新气象。
　　1899年9月中旬，内藤在天津见到了严复和王修植。采访结束后，内藤请严复介绍其他采访对象，希望多了解当时中国的时事。严复答曰：“（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们都钳口结舌，哪里有谈时事的人？”当问及有无再次变法的可能时，王修植的回答是“放长双眼”：“大约十年以后，列强会频频紧逼，即便上边不变，下边也会变的。”
　　1900年后，内藤还多次来华考察时政，这些游历和访学经历最终深刻地融入到他的历史观和学术关怀里。历史学家张广达指出，内藤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的开端，是着眼于此时平民主义的崛起与贵族政治的衰落，而这一历史潜流到清末民初再次勃兴，社会革命和文化运动纷至沓来，共和政治实乃千年“大势之必然，自然之所成”（内藤语）。
　　今天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几乎是人类史上战爭罪孽最深重的一个世纪，这些是否为历史之必然？我们已经无从请教内藤湖南了。1934年内藤湖南离世，同年，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复辟帝制，已经踏上了扩张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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